实体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用来区分凭自身而存在的事物与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的性质、状态、关系或事件。一个人、一匹马或一棵树都可以被视为实体;相应地,其高度、颜色或暂时所处的位置就是该实体的属性。哲学上的实体并不等同于化学物质,也不等同于物质:有些理论承认心灵、灵魂或上帝是实体,另一些理论则否认物质对象具有传统上赋予实体这一范畴的独立性。
这一概念将几个未必有相同答案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究竟什么是根本存在的,什么承载着属性,什么使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统一的事物,以及什么在变化中保持同一。因此,实体概念的历史包含彼此竞争的多种解释,而非一套单一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将实体置于对存在的探究的核心;中世纪哲学家将其与创世及神学教义联系起来;近代早期思想家争论实体的数量与本性;后来的哲学家则质疑,是否有必要设定某种作为属性之基础的承载者。
当代讨论往往不再使用这一历史术语,而是转向有关对象、依赖、构成及持续存在的更专门的问题。在一些哲学传统中,尽管其范畴无法与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直接对应,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贯穿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实在是否必须包含持续存在、相对独立的个体,还是可以通过属性、过程、事件和关系来理解。
含义、独立性与属性的主体
实体(subst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 substantia,含有位于下方或起支撑作用的意思。希腊哲学中的相关词汇则更为复杂。亚里士多德使用的主要术语 ousia 与表示“是”或“存在”的动词有关,也可译为“存在”或“本质”。Hypokeimenon 则指作为基础的主体。尽管这些术语在后来的哲学中紧密相连,它们表达的观念却并不完全相同。承载属性的主体未必是最根本的一类存在者,而根本的存在者也未必是持续存在的物质对象。
一种颇有影响的界定将实体视为属性的承载者。在“苹果是红的”这句话中,苹果处于主语位置,红色则被述说为苹果的属性。形而上学主张的含义比这一语法观察更强:红色总是作为某物的红色而存在,苹果却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作为另一主体的属性而存在。然而,单凭语法无法确立这一区分。“红色是一种颜色”同样有语法上的主语,却不能由此表明红色是实体。因此,哲学家区分了语言上的述谓关系与本体论赋予事物及其属性的依存关系。
第二种界定诉诸独立性。这里的独立性可以指不依赖于某物所依存的主体,不依赖于其他受造物,或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这些是不同的要求。一棵树的生存依赖水和阳光,但它仍可能被视为实体,因为它不是另一个对象的变状。一个受造的心灵也可能符合这一标准,却不符合更强的要求,即不依赖于创造者。因此,绝对独立性比通常赋予日常对象的独立性要严格得多。
第三种界定强调个体性与统一性。实体不只是一个集合,而是一个统一的事物,其组织方式能够解释各部分何以结合为一体。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有机体、人造物、聚合体和制度是否具有同一种统一性?活的动物整合自身各部分的方式,似乎不同于一堆石头,但要在两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就需要对组织、功能或因果整合作出说明。
这些标准并不必然相伴。一个存在者可能是根本的,却不持续存在;也可能持续存在,却并非根本的。因此,在本体论中,必须明确“实体”究竟是指独立的存在者、终极主体、统一的个体,还是在变化中持续存在的承载者。许多分歧源于对这些角色赋予了不同的权重,而非直接争论日常事物是否存在。
亚里士多德:第一存在者、形式与生命的组织性
亚里士多德写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范畴篇》,对第一实体给出了经典说明:第一实体是具体的个体,例如某一个人或某一匹马。它们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人和动物这样的种与属则是第二实体:它们表明第一实体是什么。相比之下,某个具体的语法知识存在于灵魂之中,而白色这样的性质则属于一个物体。第一实体之所以具有优先地位,是因为其他范畴都依赖于它们。
“述说”一个主体与“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区别至关重要。种述说个体,是因为种的定义适用于该个体。属性存在于主体之中,并不是作为空间上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无法脱离其承载者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因此,这一说明比将存在者区分为具体与抽象两类更为精细。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多种依赖关系与述谓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一切有形之物都归为实体。
在《形而上学》中,尤其是第七至第九卷,探究变得更加复杂。亚里士多德将质料、形式及二者的复合体,与本质和作为基底的主体一道,视为实体的可能答案。他的质形论将日常的物理事物解释为质料与形式的复合体。青铜构成青铜雕像的质料,而雕像有组织的构型则提供了它的形式。在生物中,形式不仅是外在形状,更是使身体具有其特有能力与活动的原理。
仅以质料作为答案并不充分,因为若撇开一切规定性来考察质料,它并不能解释一个事物是什么。形式在解释上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它使质料成为某一特定种类的事物。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也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了质疑:许多个体共有的共相本身可以是第一意义上的实体。这一主张与形式的优先地位、个别复合体的地位之间有何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诠释难题。不能无视《范畴篇》与《形而上学》各自所探讨问题的差异,将二者压缩为同一个公式。
这一理论还区分了偶性变化与实体变化。一个人的脸色变得苍白时,仍然是同一个实体,只是获得了一种不同的性质。然而,当一个生物体死亡时,变化涉及的却是使它成为那一种生物的组织原理。质料仍然存在,但存在的未必还是同一个实体。这一区分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现实以及四因说的论述相联系。
自然生物为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实体统一性最有力的例证,因为它们的各个部分与活动都服务于整体的生命。人工制品的情况则更为棘手,因为其组织原理往往来自外在的制作者。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中对独立存在的、非物质的现实性的讨论,进一步表明实体并不限于物体。这一范畴所关涉的是第一性的存在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物质构成。
中世纪的转变:创造、本质与神学用法
中世纪的讨论沿着希腊、阿拉伯和拉丁思想传统展开。将 ousia 译为 substantia,有助于确立拉丁经院哲学的术语体系,但神学用法引入了一些无法归结为亚里士多德原有范畴的区分。在有关三位一体的争论中,希腊语的 ousia 与 hypostasis 逐渐承担了不同的作用:“一个本质、三个位格”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在通常的哲学意义上存在三个彼此独立的神圣实体。拉丁语中 substantia、essentia 和 persona 的用法,则有着部分不同的术语演变历程。
在伊斯兰哲学中,阿维森纳(伊本·西那)(980—1037)区分了实体与偶性,同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本质与存在学说。就其自身而言,可能存在者的本质并不能解释它为何存在。这样的存在者需要一个原因,而必然存在者的存在则不依赖任何他者。这就将范畴意义上的实体与终极的自足性区分开来:受造实体可以不依附于某个主体而存在,却仍然依赖某个原因。因此,“在自身中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存在无须任何外在解释。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同样区分实体与偶性,但并不认为受造实体是绝对独立的。实体在自身中存在,而不是存在于作为其主体的他物之中,但它的存在由上帝赋予。阿奎那还主张,受造存在者的本质与其存在活动有别。因此,他的立场将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意义上的存在的学说,与神学的创造论结合起来,将每一个有限实体都置于一种更深层的依赖关系之中。
人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阿奎那认为,人是由身体和理性灵魂构成的单一实体,而不是两个完整实体的暂时结合。灵魂是身体的实体形式。同时,他认为,理智活动为灵魂能够在肉体死亡后继续自存提供了论据。这并不意味着与身体分离的灵魂就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一学说区分了自存与作为某一自然种类成员的完整性。
圣餐教义为实体与偶性提供了另一种专门的应用。在变质说中,饼与酒的实体转变为基督的身体与血,而其可感的外观保持不变。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采用了变质说的表述。包括阿奎那在内的经院哲学家探讨了:借助神的力量,偶性如何能在失去原有实体主体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这些讨论表明,为何不能简单地将中世纪的实体等同于某种不可见的物质内核。实体既是存在的一个范畴,也是对自然事物统一性的说明,还是一个用以阐明创造与圣事教义中各种区分的框架。即使共享许多术语,不同神学流派对于实体形式、个体化以及偶性的地位,仍持有不同意见。
理性主义体系:笛卡尔、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
在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中,实体成为组织各种相互竞争的实在理论的核心概念。勒内·笛卡尔在《哲学原理》(1644年)中将实体定义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以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便能存在的方式而存在。他随即对这一定义作了限定:严格来说,它只适用于上帝。受造实体依赖上帝的维持才能继续存在,但仍可称为实体,因为它们并不像属性依赖其主体那样依赖其他受造物。
笛卡尔将思想确定为心灵的主要属性,将广延确定为物体的主要属性。具体的判断或想象活动是思想实体的样态;形状与运动则是广延实体的样态。这一区分为身心二元论提供了依据,但其适用范围需要谨慎理解。笛卡尔并不是只设定了一个个体心灵和一个个体物体。这一区分涉及的是受造实体的种类;至于如何将广延物体划分为个体,由于他将物质理解为连续的广延,这一问题仍然十分复杂。
巴鲁赫·斯宾诺莎采用了更严格的实体概念。在1677年出版的《伦理学》中,实体被界定为在自身之内存在并通过自身而被理解的东西。相比之下,样态存在于他物之中,并通过那个他物而被理解。斯宾诺莎主张,只有一个实体,即上帝或自然,它具有无限多的属性。人类认识思想和广延这两种属性,但二者都不是独立的实体。具体的心灵与物体都是这唯一实体的有限样态。
这改变了独立性的含义。日常事物虽然在自然之中仍可彼此区分,但从终极意义上说,并不是自立存在的个体。思想与广延是在不同属性下表达同一实在,而不是作为两个实体相互作用。因此,斯宾诺莎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笛卡尔式的划分,而不只是反对某一种关于身心相互作用的解释。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主张存在多个单纯实体,即单子。他认为,既然广延包含部分,具有广延的物质本身就不可能构成实在的终极单位。单子是不具广延的知觉与欲求中心,其状态依照内在原则发展。单子之间不会通过因果作用将状态传递给彼此。世界所呈现的协调一致,则通过预定和谐来解释。
莱布尼茨的理论还将实体与完整的个体概念联系起来。一个个体的概念包含所有能够真实地归属于该个体的谓词,尽管有限的认识者通常无法完全把握这样的概念。这引出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他通过区分不同的可能世界以及不同种类的真理来处理这些问题。他诉诸充足理由律,从而将实体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要求之中:事实必须有可理解的解释。因此,这三个体系的分歧不仅在于存在多少实体,还在于究竟应以广延、内在活动,还是解释上的绝对独立性来界定实体性的存在。
经验主义者的批判:洛克、贝克莱与休谟
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从人类理解能力的限度出发考察实体。我们通过经常一同出现的性质组合来认识个别实体。例如,一块黄金呈现出颜色、重量、延展性及其他可观察能力的特定组合。由于人们通常不认为这些性质能够独立存在,心灵便假定有某种承托者,让它们共同依存于其中。洛克将这种承托者描述为某种未知的“东西”,这一著名说法表达了实体这一一般观念的晦暗不明。
这并不等于直接否认实体的存在。洛克区分了两件事:我们不了解事物的内在构造,却仍有对事物进行分类和研究的实际能力。他对名义本质与实在本质的区分至关重要。名义本质是用于划分某一类事物(如黄金)的抽象特征复合体。实在本质则是产生这些特征的内部构造,而这种构造可能不为人知。因此,对实体的分类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以及自然探究的限度联系起来。
乔治·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中否定了物质实体。按照他的观点,可感对象由心灵所感知的观念构成;一个未被感知的物质承托者既不与这些观念相似,也无法为它们提供可理解的解释。贝克莱并未摒弃所有类型的实体。他保留了能够感知并具有意志的能动精神,并将其与被动的观念区分开来。精神本身并不是一种像颜色或声音那样可供审视的观念。
贝克莱的立场说明,对物质实体的批判未必会导向一种只承认属性的本体论。他否定物质基底,却仍在实体层面上区分感知者与被感知者。上帝的活动解释了感官经验何以具有稳定且不随人的意愿转移的秩序。因此,他的非物质论既与通常的唯物主义截然不同,也与将心灵还原为经验集合的理论迥异。
大卫·休谟在《人性论》(1739—1740年)中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批判。他要求观念必须能够追溯到印象,而在运用这一要求时,他发现,对于作为一组性质之基础的实体,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独立印象。所谓实体观念,倒可以被理解为借助想象联结在一起、并被赋予一个名称的集合。在讨论人格同一性时,他指出,内省揭示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知觉,而不是一个能够独立被发现、持续存在的自我。
休谟的立场常与束理论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理论,对象是属性或经验的集合,而不是在这些属性或经验之外、作为其基础的承载者。不过,这种解读需要加以限定。休谟还考察了记忆、相似性和因果关系如何使人们将同一性归于事物,并在《人性论》的附录中承认,他对自我的解释仍存在尚未解决的困难。因此,经验主义者的争论既涉及经验呈现了什么,也涉及心灵是否有理由引入超出经验所呈现内容的某种东西。
康德及后康德时期的重新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通过追问实体在使经验成为可能的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改变了这场争论的方向。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二版1787年)中,实体属于关系范畴。它的应用通过一个时间图式——持存性——得到说明:要经验到变化,就必须区分发生变化的东西与据以确定变化的参照。因此,实体并不是独立发现的某种隐藏对象,而是组织现象所必需的要素。
“经验的第一类比”将变化与某种持存的东西联系起来。康德的论证关乎现象在时间中的客观秩序,而不只是期待连续性的心理习惯。时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可被感知、可据以衡量变化的对象。因此,要确定相继与共存,就必须在经验之内有一个持存的要素。他在第二版中的表述还指出,自然界中实体的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不过,这一主张与具体物理守恒定律之间的关系仍需审慎解读。
这一说明既为实体范畴辩护,也对其加以限制。实体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具有正当的认识用途;但不能径直将它扩展到对事物本身的描述,仿佛可以撇开经验的条件。在“谬误推理”部分,康德批判了这样一种推论:从“我思”的统一性出发,在理论上证明灵魂是单纯而不朽的实体。思维的逻辑主体本身,并不能确立一个具有这些属性的相应的形而上学主体。
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而言,实体依然重要,但不能将它理解为纯然惰性的基础。《精神现象学》(1807年)的序言提出,必须不仅将真理理解为实体,也将其理解为主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须通过自我发展、中介,以及各种规定性由以产生并发生转化的活动来理解实体。他的《逻辑学》通过因果性和交互作用来展开实体性关系,而非将其视为思考的最终止步之处。
后康德时期的其他进路则更直接地质疑实体模型的优先地位。马丁·海德格尔尤其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批判了主要将存在者理解为承载属性的现成在手之物的倾向。在他看来,把持存之物的模型套用于一切类型的存在者,并不能充分把握人的生存及其实践参与。
这些批判并不都主张对象是不实在的。它们质疑的是,实体—属性框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是否在解释上具有基础地位。康德限定了这一框架的使用条件,黑格尔在对可理解性的动态说明中重构了它,而海德格尔则挑战了它在阐释存在时的主导地位。
印度哲学中的实体及其替代观念
与印度哲学进行比较时,需要留意其自身的术语。梵语 dravya 常被译为“实体”,但其含义因学派而异。正理派与胜论传统发展出了一套细致的实在论体系,其中实体、性质、运动及其他范畴各有不同的作用。古典胜论承认九类实体: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这一分类兼顾了世界的物理、心理和结构性特征,并非现代物质对象与非物质对象之分的翻版。
在这一框架中,实体承载性质与运动。颜色等性质并非脱离承载者而独立存在;“和合”关系有助于解释性质如何归属于实体,以及部分如何构成整体。原子实体用来说明某些物理构成,而时间与空间则承担着不同的解释功能。因此,这一范畴在充当属性载体的意义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但两个体系在实体种类、构成理论及有关自我的论证方面各不相同。
耆那教同样赋予 dravya 以核心地位。其本体论包括有生命的实体,即 jīva(命),以及若干种无生命的实体。标准分类区分了物质、空间、运动媒介、静止媒介和时间,不过对时间的处理有所不同。实体在经历变异的同时持续存在:恒常与变化并不相互排斥,因为二者涉及同一实在的不同方面。运动媒介和静止媒介是宇宙论中的专门范畴,而非道德原则。
相比之下,佛教的分析通过无我学说质疑恒存的自我。对人的分析着眼于身心过程,而不是这些过程背后一个不变的拥有者。不过,一些阿毗达磨传统仍然详细阐述了作为经验或实在之基本要素的“法”。因此,把所有佛教哲学都视为对一切类似实体的范畴一概予以否定,是不准确的。
中观的批判尤其与龙树密切相关,它借助空性以及对 svabhāva(通常译为“自性”,即内在本性或自有)的否定,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分析。事物并不具有独立于条件、关系与概念安立之外、自行成立的存在。这并不只是说世俗事物不存在;其批判所针对的是赋予这些事物的那种独立存在方式。此外,svabhāva 与“实体”也不能互换使用:这一批判涉及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自性成立。
不二吠檀多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思路,将变化的显象与作为终极实在的梵区分开来。尽管与实体一元论的比较有助于阐明这一观点的某些方面,但它对意识、无明和解脱的论述不能归结为斯宾诺莎的体系。跨传统比较最有成效的做法,是辨明各传统共同关注的具体问题——依存、持续存在,以及性质与承载者的关系——而不是预设一个单一的普遍范畴。
当代关于对象与属性的理论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历史上的实体问题往往被拆分为关于对象、属性及其依赖关系的问题。一个基本的理论选择是:对象是否是在其属性之外另有的某种东西。基底理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属性需要一个承载者,而这个承载者不能还原为它所承载的属性的集合。束理论则否认需要这一额外要素,转而通过一组有组织的属性来解释对象,这些属性通常由共现关系联结在一起。
基底理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释承载者,而又不把它描述成完全没有特征的东西。如果每一种特征都归属于它所承载的属性,那么,是什么使底层主体成为这个而非另一个个体?某些版本区分了两者:一是撇开其性质来考察的“薄”殊相,二是由该殊相及其性质共同构成的具体对象。批评者认为,这样做有引入一种晦暗不明的存在者的风险。支持者则回应说,承载者是从具有性质的普通对象中抽象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独立观察到的赤裸之物。
束理论面临一个与之对应的问题。如果属性是可重复例示的共相,那么,两个对象是否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却在数目上仍是两个不同的对象?马克斯·布莱克在1952年的论文《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中,设想了一个对称的宇宙,其中包含两个除此之外无法区分的球体,以此质疑“性质上不可分辨便足以保证同一性”的主张。束理论者可以诉诸空间关系、对共现关系的不同解释,或对何谓完整属性集合施加限制。每种回应都需要作出额外的理论承诺。
殊相理论将属性视为个别化的实例,而非可重复例示的共相,由此改变了可供选择的理论方案。一个苹果的红色与另一个苹果完全相似的红色,在数目上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对象便可以被理解为一束彼此关联的殊相。这或许能够在不诉诸无属性基底的情况下解释数目上的区别,但也引出了有关相似性、属性束的统一性,以及联结殊相的关系是否需要进一步引入存在者等问题。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理论则强调实体种类与组织结构。一个生物有机体不只是随意列出的一组属性的承载者:它是什么,有助于解释它能够经历哪些变化而继续存在、它具有哪些典型能力,以及为何它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个体。这类理论往往将实体与本质主义联系起来,区分对象保持其同一性所必需的特征与偶然特征。它们并不一定主张,每一种常见分类都对应着一个真正的实体种类。
另一个发展方向是通过本体论依赖和形而上学奠基来分析实体。一种理论可以不要求完全的因果独立性,而是追问: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或同一性,是否依赖于某种更基本的东西。孔洞依赖于它所依附的物体;某个具体的微笑依赖于展露微笑的人。棘手的案例是普通对象,因为它们的存在也依赖于组成部分、历史、环境或组织条件。对依赖关系的不同解释,会为实体范畴划定不同的边界。
持存、过程与科学的诠释
实体与持存密切相关:一个事物如何能够在属性发生变化时,仍在数值上保持同一。全存论认为,一个普通的持存对象在其存在的每一时刻都完整地在场。一棵树并不像在空间上分出枝干那样,被划分为时间部分。相比之下,延存论将持存对象分析为在时间上延展、具有不同时间部分的实体。按照这种观点,树在较早和较晚时刻的状态,分别属于同一个延展整体的不同时间部分。
这场争论并不等同于关于实体的争论。理论家可以在保留持久存在的实体的同时,修正对属性归属的说明;也可以将一个在时间上延展的整体视为实体性的个体。然而,变化仍会对简单的理论表述构成挑战。如果一片叶子在夏天是绿色的,在秋天是褐色的,理论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不相容的属性不会导致矛盾。全存论者可以诉诸带有时间限定的述谓,或事物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延存论者则将这些属性分别归于不同的时间部分。
物质构成问题又带来了另一重困难。一尊雕像与构成它的那团黏土可以占据同一区域,却似乎具有不同的持存条件。将其压扁,可能会毁掉雕像,却保留下黏土。一些哲学家由此推断,雕像与黏土团是两个彼此重合却不同的对象;另一些哲学家则否认这一推断,或对相关谓词作出重新解释。研究部分与整体的部分与整体理论为这些争论提供了工具,但仅凭它本身,无法确定哪些集合构成了真正的实体性统一体。
过程哲学颠倒了传统的解释优先次序。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1929)中,根本的不是持久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现实机缘。我们熟悉的持存事物,要通过这些机缘之间有结构的接续及其相互关系来理解。其他以过程为导向的进路同样将稳定性视为持续活动的产物。例如,有机体表面上的恒常性,依赖的是新陈代谢、调节、修复以及与环境的交换,而不是始终保留完全相同的物质成分。
物理学的发展,使得将实体等同于持久存在的微小物质块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量子力学对经典理论中有关个体粒子及其可独立确定的属性的假设施加了限制。一般而言,不能通过为纠缠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各自指定一个纯态来表征整个系统。量子场论也使粒子、场与底层本体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实质性的诠释问题。
这些科学进展本身既不能证成实体形而上学,也不能证成对它的否定。按照某些定义,场、有结构的系统或通过动态活动维持自身的有机体可以算作实体,按照另一些定义则不可以。结构实在论强调关系与结构在科学本体论中的作用,而为对象辩护的人则追问,究竟是什么承载或例示了这种结构。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持续的争论集中于:究竟是对象解释了稳定的模式,还是模式构成了对象,以及哪些形式的依赖关系与真正的个体存在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