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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宗教与神话 / eucharist

圣餐

圣餐是基督徒为纪念耶稣基督而举行的领受饼酒的礼仪,被理解为圣事、祭献、感恩或团契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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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是基督徒领受饼和酒的礼仪,遵循的是据传由耶稣基督在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发出的命令:“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基督教的大多数传统中,圣餐是集体崇拜的主要仪式,也是基督、教会及其成员之间关系的核心表达。基督徒一致认同,圣餐与耶稣之死以及信徒群体对他的宣告密切相关;但对于基督如何临在、这一礼仪产生何种功效、谁有资格主持以及谁可以领受,各方看法不一。

“圣餐”一词所对应的原文源自希腊语 eucharistia,意为感恩。它可以指整场礼仪、祝圣后的饼和酒,也可以指领受饼酒的行为。“圣体共融”(Holy Communion)强调信徒与基督的结合,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的团契;“主餐”(Lord’s Supper)则强调耶稣所设立的聚餐。天主教和东方基督教传统将圣餐理解为圣事和祭献;新教各传统的理解则不尽相同,有些坚信基督以身体或属灵的方式临在,有些则主要将其视为纪念仪式。圣餐的历史涵盖了对《圣经》的诠释、崇拜礼仪的发展、有关圣餐所用饼酒及基督临在方式的争论,以及为实现基督徒合一而持续作出的努力。

名称、圣经依据与最后的晚餐

主要的圣经记载见于新约:《马太福音》26:26–29、《马可福音》14:22–25、《路加福音》22:14–20,以及《哥林多前书》11:23–26。使徒保罗所传述的记载写于公元一世纪中叶前后,是现存最早记述圣餐设立的文字。保罗将其表述为自己所领受并传承下来的传统。耶稣拿起饼,祝谢后掰开,称之为自己的身体;杯则与以他的血所立的新约相联系。这一行动应当反复举行,以纪念他,并宣告他的死,“直等到他来”,从而将过去的事件、当下的实践与未来的盼望联系起来。

这顿晚餐的背景是一世纪的犹太教;在这一背景下,为食物祝福、共同进餐、盟约、祭献和纪念,本就具有宗教意义。对观福音将最后的晚餐描述为逾越节晚餐。《约翰福音》所呈现的时间顺序则似乎有所不同,将耶稣之死置于预备逾越节的背景之中。因此,最后的晚餐与逾越节晚餐之间确切的历史关系,至今仍有争论。若将这一事件简单描述为现代犹太教的逾越节家宴,便是将后世习俗套用于古代,因为这种家宴的后世形式是在此后数个世纪中逐渐形成的。

其他经文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礼仪的圣经背景。在《哥林多前书》10:16–17中,保罗将杯与饼称为对基督之血与身体的共同参与,即 koinōnia,并将同一个饼与信徒群体的合一联系起来。在第11章中,他谴责群体内部的分裂:有人饱食,另一些人却挨饿。这些经文表明,群体与伦理层面是圣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非次要因素。关于耶稣复活后与人同席进餐的记载,尤其是《路加福音》第24章中门徒在以马忤斯认出耶稣的故事,也成为基督徒诠释圣餐敬拜的重要依据。

《约翰福音》在叙述最后一餐时,并未记载圣餐的设立,而是记述了耶稣为门徒洗脚,并在此前的第6章中收录了关于生命之粮的讲论。许多基督教传统从圣餐的角度解读这段讲论,不过,诠释者对于它直接讨论的主题,以及它与更广义的信仰之间的关系,仍有不同看法。同样,《使徒行传》中的“擘饼”和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爱筵”等用语,也需要结合语境理解:并非每一处提及共同进餐的文字,都必然是在描述一种已经标准化的圣餐礼仪。

圣经的这些表述确立了持久的主题,却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礼仪手册。感恩、纪念、盟约、共同参与、宣告和盼望,是各宗派反复强调的主题。各宗派对这些主题的侧重有所不同,而“身体”“血”和“纪念”的含义,则一直是后来神学争论的核心问题。

早期教会的敬拜与诠释

最早的基督教圣餐形成于在信徒家中聚会的团体之中,这些聚会将祈祷、教导、物质援助和共同进餐结合在一起。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批评,既表明了这一聚餐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围绕它产生的社会矛盾。随着时间推移,圣餐与普通的团体聚餐或称为“爱筵”的聚餐逐渐有了更明确的区分。这一发展在各地的进程并不一致,现存文献所记载的是地方惯例,而非一套普遍施行的统一程序。

十二使徒遗训通常被认为成书于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其中收录了为杯和擘开的饼所作的感恩祷文,并以散落的麦粒聚为一体作为意象。该书规定,只有受过洗的人才能参与。书中聚餐祷文与后世圣餐礼仪的确切关系仍有争论,但它是了解早期基督徒感恩祈祷和团体认同的重要见证。二世纪初,安提阿的依纳爵将圣餐与基督的肉身联系起来,反对否认基督以肉身真实受难的教导。他还认为,正当的圣餐庆典应由主教或其授权的代表主持。

约在二世纪中叶,殉道者游斯丁在《第一护教辞》中描述了罗马的主日敬拜。他的记述包括诵读使徒回忆录和先知著作、劝勉、共同祈祷、呈上饼和掺水的酒、由主礼者祝谢、会众回应“阿们”,以及由执事分送圣餐。执事还会将部分圣餐送给未能出席的成员。游斯丁也记述了为孤儿、寡妇、囚犯、异乡人及其他有需要者募集捐献的做法。这一记载已经清楚呈现出宣读圣经、圣餐祈祷、领受圣餐与照顾弱势者之间的联系。

教父们对圣餐的解释并未采用一套统一的概念和术语。里昂的爱任纽以圣餐反驳那些贬低物质受造界的宗教二元论:饼和酒之所以能够承载上帝的祝福,是因为受造界本就属于上帝。耶路撒冷的区利罗在四世纪的教理讲授中,向新入教的基督徒讲解了神圣的礼品及其领受方式。希波的奥古斯丁既强调圣事的标记,也强调教会被纳入基督的身体。他关于标记的论述,不应简单等同于后世所谓“仅仅是象征”的理解,因为圣事的标记能够传达其所指向的实在。

四世纪,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城市中的大型会众不断增长,圣餐庆典的举行环境也随之改变。教会逐渐发展出更为繁复的礼仪职分、仪式动作和圣餐祷文。平安之吻、代祷、奉献礼品以及祈求上帝施行作为的祷文,在各地礼仪中的次序各有不同。因此,早期证据既表明圣餐庆典的核心行动具有显著的延续性,也显示其编排和诠释存在相当大的多样性。

中世纪的发展与圣礼变化的表述

中世纪,拉丁西方的圣餐神学日益严密,敬礼实践也更加重视祝圣后的圣饼。九世纪,围绕帕斯卡修斯·拉德伯图斯与拉特拉姆努斯展开的辩论,探讨了圣礼中的身体与基督在历史中的身体有何关系,以及属灵实在如何能临在于可见的标记之下。不应将这些争论简化为现代意义上“字面理解”与“象征理解”的对立:双方对于圣礼效力的基本认识,与后来许多争论所依据的观念并不相同。

十一世纪,图尔的贝伦加尔的教导引发了关于饼酒变化的进一步争论。此后,实体转变一词在西方神学中确立下来。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宣告,基督的身体与血真实地存在于圣礼中,呈现为饼酒的外形,而饼酒已借天主的能力发生实体转变。这一表述区分了信仰所确认的临在实在与仍可通过视觉、味觉和触觉感知的属性。

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对这一教义作了系统阐述。他借鉴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发展的概念区分,主张饼酒的实体转变为基督的身体与血,而其偶性,即可感知的属性,则保持不变。因此,这种变化并非普通的物理转化,基督的身体也并非通过在空间上被压缩进圣饼而临在。阿奎那认为,这是一种圣礼性的临在方式,要凭信德来领会,而非凭感官检验来证实。

西方的敬礼实践也发生了变化。祝圣后高举圣饼成为弥撒中的重要时刻,基督圣体节也在十三世纪逐渐推广。保存圣体原本与向缺席者和病人送圣体密切相关,后来则日益发展出引人注目的敬礼形式,包括圣体游行,以及更晚出现的以圣体光供奉圣体。与此同时,许多平信徒领圣体的次数相对较少。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要求信徒至少在复活节期间领一次圣体,这规定的是最低义务,并非将不常领受视为理想。

西方平信徒领圣血的做法逐渐减少,其神学依据是:无论领受饼形还是酒形,所领受的都是完整的基督。十五世纪,兼领饼酒两形的诉求成为胡斯运动的重要议题。使用有酵饼还是无酵饼的分歧,也加剧了中世纪拉丁教会与拜占庭教会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这些争论不仅涉及饼的成分,也涉及对传统、教会权威,以及如何恰当表达基督的生命与牺牲的不同理解。

天主教关于临在、祭献与圣事的教导

天主教会教导,圣体圣事在饼酒的形态下包含基督自身——祂的身体、宝血、灵魂和天主性。这里的“形态”是指祝圣后仍然保留的外观或感官可察觉的特征。为回应宗教改革引发的争论,特伦托大公会议,尤其是在1551年和1562年的会期中,重申了实体转变说以及弥撒的祭献性质。天主教的教导并不将这种转变理解为可检测到的化学变化:这一主张涉及的是圣事的实在,而非通常可测量属性的改变。

圣体圣事被理解为一种纪念,使基督一次而永远完成的祭献成为当下的临在,而不是重新将基督钉上十字架,也不是为某种不充分的祭献作补充。弥撒所奉献的,被认为正是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的同一位基督,只是以不流血的圣事方式奉献。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与反复举行的礼仪庆典之间的关系,通过“纪念”(anamnesis)这一概念来表达;这种纪念并不只是个人的追忆。感恩、奉献、代祷和共融同属一个敬礼行动,而不是彼此分离、相互竞争的解释。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将圣体圣事称为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会议颁布的《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1963年)呼吁信友充分、自觉而主动地参与礼仪。此后对罗马礼的改革扩充了圣经读经的周期,增设了感恩经,并大幅扩大了本地语言的使用,同时仍将拉丁语保留在教会的礼仪传统中。天主教的圣体敬礼也包括东方天主教各礼仪,其祷文与仪式形式有别于罗马礼。

在天主教圣事神学中,祝圣由领受圣秩的主教或司铎主持;他以基督元首的身份,并以教会的名义行事。执事和获授权的平信徒送圣体员可以协助分送圣体,但这项职务有别于祝圣。圣事的效力并不被认为仅仅取决于施行者个人的圣德。然而,领受者的内在准备会影响领受圣事能否结出果实;因此,天主教的纪律将领圣体与洗礼、教会归属及适当的灵性准备联系起来。

礼仪结束后,祝圣过的饼酒仍受到敬奉。圣体保存在圣体柜中,供弥撒之外领用,尤其是为病人送圣体,也供信友朝拜。天主教的教导将这种朝拜与对圣人或圣物的敬礼加以区分:前者指向的是教会相信临在于圣事中的基督。仅领饼形或酒形中的一种,也被视为领受了完整的基督;不过,在规定的情形下,教会允许并鼓励兼领饼酒两形,因为这能更充分地表达宴席的标记。

东方基督教传统

在东正教中,圣餐居于事奉圣礼的中心,被理解为真实地分享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东正教神学明确肯定饼酒的转变,但通常不认为任何一种特定的哲学解释足以穷尽其意义。一些东正教信仰宣言曾使用与“实体转变”相当的措辞,尤其是在十七世纪;不过,东正教的阐述通常更强调奥秘、圣灵的作用,以及整篇圣餐祷文的统一性。

拜占庭礼最常采用金口约翰和大巴西略的礼仪。礼仪包括预备祭品、连祷、诵读经文、奉献饼酒的进堂礼、诵念信经、献祭经即核心感恩祷文、领圣餐及遣散。在献祭经中,教会纪念基督的救赎工程,并祈求圣灵降临于敬拜者和所奉献的饼酒之上。这一祈求称为“呼求圣灵祷文”(epiclesis),在东方神学的阐释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若将整个祝圣过程简化为东方与西方各自一种祷文之间的较量,就会掩盖两种传统各自的礼仪结构。

拜占庭礼东正教会使用有酵饼和掺水的葡萄酒。祝圣后的饼被放入圣爵,平信徒通常用圣餐匙同时领受饼酒。领圣餐前,会在称为“注温水礼”(zeon)的仪式中,向圣爵内加入少量温水。婴儿在受洗并领受傅圣膏礼后即可领圣餐,这体现了将三者共同视为基督徒入教礼的理解。这与天主教拉丁礼的惯例有所不同:后者通常要等到儿童具备适当程度的理解能力后,才让其初领圣体。

东方基督教的礼仪并不一致。东方正统教会,包括科普特、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传统,各有独特的献祭经、礼仪语言、历法及教规习俗。亚美尼亚传统使用无酵饼,这说明不能单凭饼的种类来简单划分东方与西方。在历史上与东方教会相联系的东叙利亚传统中,《阿代与马里献祭经》尤为重要。其古老形式并不包含按西方常见方式编排的、连贯完整的圣餐设立叙事。

2001年,天主教主管当局承认亚述东方教会所用的《阿代与马里献祭经》有效,并解释说,圣餐设立的意义以分散的祷文形式贯穿整篇经文。这一决定表明,评估古代礼仪时,应将其视为完整统一的祈祷,而不应要求每一种传统都照搬同一种文本模式。在东方各教会中,圣餐共融也表达教会共融:同领一爵通常以同属一个教会共融体为前提,而不仅仅取决于个人对基督临在的信念。

宗教改革时期的争论与新教的诠释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改变了圣餐的教义与实践,却未形成统一的新教立场。争议涉及基督的临在、弥撒中的祭献用语、传统的权威、圣杯的使用、私人弥撒,以及信仰与领受圣礼之间的关系。在新教内部,许多教会仍然强调圣餐的圣礼性质,另一些教会则着重将这一礼仪视为出于顺服的纪念行为。用“象征性”来概括往往并不恰当,因为象征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使人切实参与其中的有效途径,而不只是用于说明的事物。

马丁·路德肯定,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确实与饼酒一同赐下。路德宗神学通常以“圣礼联合”来描述这一点,并不将“变质说”作为必须接受的解释。外界虽然常以“同质说”称呼这一立场,但这并非路德宗信条通常使用的术语,而且可能造成误解。路德反对将弥撒理解为人为了获得上帝恩宠而献上的功业,同时强调基督的应许,以及凭信心领受的恩赐。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肯定,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在圣餐中真实临在,并分赐给领受者。

乌尔里希·慈运理强调纪念、信仰告白,以及信徒群体对基督的忠诚。他与路德之间的分歧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谈中明确显现:双方虽然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却未能就“这是我的身体”的含义取得一致。约翰·加尔文既反对将圣餐仅仅理解为纪念,也反对认为基督得荣耀的身体在空间上被包含于饼酒之中的观念。按照他的解释,信徒借着圣灵真实地以基督为粮;圣灵使他们与升天的基督联合。因此,改革宗信条所说的是属灵上真实的参与,尽管后来的改革宗实践各有不同。

圣公会的信仰规范文献则保留了另一系列侧重点。《三十九条信纲》第二十八条否定变质说,并指出,基督的身体是以属天和属灵的方式被领受的,而信心是领受的途径。《公祷书》通过本地语言的祷文以及兼领饼酒的圣餐方式,塑造了敬拜实践。此后的圣公会传统发展出福音派、改革宗及安立甘大公派的不同诠释。循道宗发源于圣公会背景,继续强调圣餐是施恩的途径,约翰·卫斯理也鼓励信徒经常领餐。

许多浸信会及独立福音派教会将主餐称为“礼仪”而非“圣礼”,强调基督的命令、纪念、宣告以及会众之间的团契。即便在这些群体内部,对于属灵参与和领餐资格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一些五旬节派教会同样将纪念性的表述与在圣餐中与上帝相遇的期待结合起来。救世军和许多贵格会群体不举行外在形式的圣餐礼,而是通过基督徒生活与敬拜的其他形式来理解圣餐所指向的实质。这些例外表明,圣餐在整个基督教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不意味着所有基督徒群体都举行这一礼仪。

礼仪形式、所用材料与领餐资格

尽管各教会的圣餐礼差异很大,许多礼仪仍有一套清晰可辨的共同次序:聚集、宣读圣经、祈祷、呈献饼酒、感恩、擘饼、分领和遣散。在重视圣礼的传统中,礼仪通常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常称为圣道礼仪和圣餐礼仪。其他教会则将主餐安排在讲道聚会中,或另行举行。举行频率也各不相同:许多天主教团体每日举行,其他教会则可能每周、每月、每季度举行,或不定期举行。仅凭频率,并不能可靠地判断一个教会对这项礼仪的重视程度。

饼和葡萄酒是传承下来的礼仪材料,但具体形式有所不同。拉丁礼天主教使用无酵小麦饼,拜占庭礼则使用有酵小麦饼。许多新教教会使用普通面包、薄饼或预先单独备好的小块饼。一些新教群体采用未经发酵的葡萄汁,这尤其受到十九世纪禁酒运动的推动。分领时,可以共用一个杯,也可以使用各自的小杯;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采用蘸领,即将饼蘸入葡萄酒中。这些选择体现了各教会对传统、象征意义、实际需要和群体参与的不同考量。

各教会对于什么材料适合用于圣餐,有着不同的规定。例如,天主教的规章允许使用符合要求的低麸质小麦面饼,也允许在获准后使用停酵葡萄汁(mustum),即发酵过程已被中止的葡萄汁;但完全不含麸质、以非小麦原料制成的替代品,则不被视为可有效祝圣的饼。其他宗派则允许使用替代原料。这些差异表明,饼酒等物质要素并非无关紧要:它们关系到如何理解基督所设立的礼仪、圣礼的延续性,以及教会调整传承实践的权柄。

领餐资格通常与洗礼相联系,但各教会对这种联系有不同理解。视教会而定,“开放圣餐”可以指邀请所有已受洗的基督徒、所有自认信奉基督的人,或范围更广的人群领餐。“封闭圣餐”一般将领餐资格限于某一特定教会或共融体的成员;“有限开放圣餐”有时则指以共同信仰和教会秩序为基础、设有限制的领餐邀请。这些术语并无统一定义。一些浸信会会众要求领餐者接受符合其自身理解的洗礼,而许多卫理公会教会则广泛邀请人们领餐。

领餐前的准备可能包括禁食、告解、和好、自我省察或教导。东方教会普遍让婴儿领餐,而许多西方教会则将初领圣餐与儿童时期的教理讲授相联系。有些教会要求领餐前先接受坚振礼,有些则没有这一要求。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保障了临终者领受最后一次圣餐的权利,反映出教会长期以来对临终圣餐的重视,即在临近死亡时领受的圣餐。纵观这些不同实践,领餐资格从来不只是行政管理问题:它体现了一个教会对入教、信仰、纪律及成员身份的理解。

教会合一、社会意义与普世对话

圣餐既表达了基督徒的合一,也显露出这种合一的局限。保罗以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作的比喻,支持了一种教会观:共同敬拜是构成群体认同的根本要素。然而,即使基督徒彼此承认对方的洗礼,也可能仍无法同领圣餐。尤其对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而言,共领圣餐通常以在信仰、圣礼和圣职事奉上达到足够完整的合一为前提。许多新教教会则认为,共领圣餐是促进合一的途径,即使这种合一在制度上尚未完全实现。

现代普世教会运动力求在不掩盖未决分歧的同时,找出各方趋同之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于1982年在利马通过的《洗礼、圣餐与职事》,围绕向圣父感恩、纪念基督、呼求圣灵、信徒共融和天国筵席这几个方面展开圣餐论述。这种进路表明,在专门的神学表述上存在分歧的传统,往往仍能认同一个更广泛的共同模式。然而,各方的回应也揭示出,在真实临在、祭献、使徒职事,以及教会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承认彼此所举行的圣餐等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

双边对话则致力于达成更具体的共识。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于1971年发表的圣餐教义声明,以及随后于1979年发表的阐释文件,探讨了祭献、纪念与临在等问题。路德宗与天主教之间的讨论同样区分了两类情况:一类是从十六世纪延续下来的分歧,另一类则是对方已不再持守、或从未正式教导过的立场。此类文件并不会自动使相互领受圣餐获得许可:对话委员会所形成的共识声明,其权威及实际影响取决于参与教会的接纳。

在新教内部,1973年的《莱恩贝格协议》使欧洲许多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建立了教会共融关系,包括彼此同领主餐和承认对方的职事。该协议并不要求所有神学表述完全一致,而是阐明了一种足以建立共融关系的共同理解。其他协议则在特定地区将圣公会、路德宗、卫理宗和改革宗教会联系起来。这些协议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说明圣餐上的相互承认可以通过地区性或双边安排来实现,而不必依靠一项全球统一协议。

这一礼仪的社会意义并不限于正式的普世教会关系。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斥责,一再启发基督徒反思贫困、排斥、和解与物质分享等问题。圣餐器皿、祭坛、音乐、游行,以及对最后晚餐的描绘,也塑造了艺术、建筑和公共宗教文化。当代学术研究在探讨圣餐的神学主张之余,也将其视为一种仪式、身体实践和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这些视角关注由谁预备圣餐桌、由谁主持、由谁领受,以及一个群体所宣认的合一,与其实际的权威结构和接纳方式之间有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