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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基督教

皈依基督教是接受基督教信仰与生活方式,涉及信仰、悔改、入教及成为基督徒群体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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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基督教是指接受基督教信仰,并相应地重新确立自身的宗教身份、信仰归属和宗教实践。这通常包括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离弃罪恶,以及加入基督徒群体;加入群体通常通过洗礼完成。对于皈依与上帝的作为、个人抉择、入教圣礼及终身灵性成长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各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皈依”一词可以指一次突如其来的体验、一段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可以指事后对多年间所发生变化的诠释。

从基督教最初作为古代犹太教内部的一场运动,到后来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皈依始终影响着它的历史进程。皈依既是一个神学概念,也是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基督教的论述关注人如何回应上帝并获得救恩;学术研究还考察人际关系、生活习惯、制度及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些视角彼此交叠,却并不采用完全相同的判断标准:可以观察到的宗教归属变化,并不能证实内在的灵性转变;而自述经历了深刻皈依的人,也可能早已受洗,并在形式上成为基督徒。

皈依的含义与界限

在基督教语境中,皈依通常不只是接受一套信仰主张,还包括与上帝关系的改变、行为方向的转变,以及对一个以基督教敬拜和教导为核心的群体的认同。希腊语中常被译为“悔改”或“转向”的词语——metanoia 以及 epistrephō 的各种形式——为描述这一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圣经用语。这些词的含义取决于具体语境:“悔改”涉及内在取向的改变,而“转向”则可以指回归上帝、弃绝偶像,或回应基督教的宣讲。

不过,皈依仍有几种可以区分的含义。一个在无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成为基督徒;原本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可能改信基督教;受过洗的基督徒也可能将日后信仰的更新称为皈依。在日常用语中,从一个基督教宗派转入另一个宗派有时也被称为皈依,但教会往往会将这种转会与最初成为基督徒区分开来。例如,一个人从新教教会转入天主教会,可能会被称为进入完全共融,而不是从头接受基督教入教礼仪。

当宗教身份由传承而来、以共同体为基础,或并不排斥其他宗教身份时,皈依的界限尤其复杂。基督教由犹太教发展而来,最早的耶稣追随者起初并不认为自己加入了一个与犹太生活完全分离的宗教。在其他情境中,有些人在接受基督教敬拜的同时,仍保留家族仪式或传统习俗。某种具体做法究竟属于可以接受的文化延续、尚未解决的冲突,还是与基督教不相容的宗教归属,取决于相关的基督徒群体以及该做法本身。

皈依也不同于群体层面的基督教化。统治者受洗、教会的建立,或基督教获得法律承认,都可能改变一个社会,却未必立即或一致地改变个人的信仰归属。反过来,一个由虔诚皈依者组成的小群体,也可能在并未显著改变周围宗教秩序的情况下存在。因此,历史学家会区分制度层面的扩张、公开的身份认同,以及日常宗教生活的变化。

没有任何一种可观察到的事件,能够判定所有情况下是否发生了皈依。在许多传统中,洗礼是公开且持久的标志;另一些传统则强调明确的信仰宣认,或个人记忆中的悔改经历。研究者也可能采用自我认同、参与情况,或调查记录中的变化作为衡量标准。每种标准反映的侧面各不相同。因此,最好将皈依视为一组彼此相关的转变,其神学、仪式、个人生命历程和社会层面的变化,并不总是同时发生。

圣经依据与典范叙事

《新约》通过多样的叙事和意象呈现皈依,而非规定一套统一的步骤。耶稣在《马可福音》1:15的宣告中,将悔改与相信福音联系起来。门徒离开原有职业的故事,展现了他们效忠对象的转变;而涉及赦罪、医治及社会关系修复的相遇,则将对耶稣的回应与行为的改变联系起来。例如,《路加福音》第19章中撒该的故事,就把他接待耶稣与慷慨施予和赔偿他人联系在一起。

《使徒行传》将皈依与宣讲耶稣的死而复活、悔改、受洗及领受圣灵联系起来。五旬节时,彼得呼吁听众悔改并受洗;《使徒行传》2:41记载,约有三千人加入了这个群体。在其他地方,叙事中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使徒行传》第10章中,哥尼流一家在受洗前便领受了圣灵;第8章中,撒马利亚人则先受洗,之后才由使徒为他们按手。这些差异促成了后世有关信、洗礼与圣灵三者关系的分歧。

使徒保罗的经历成为影响尤为深远的皈依叙事。《使徒行传》分别在第9、22及26章,三次叙述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保罗自己的书信则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描述这一事件:《加拉太书》1:15–16将其表述为上帝向保罗启示自己的儿子,使他能在外邦人中传扬基督。由于保罗采用了先知蒙召的表述,并继续认同自己属于以色列,学者们对于将这一事件描述为皈依、蒙召,还是兼具两者,何者更为恰当,存在争论。

保罗的书信还提供了一些神学意象,后来成为基督教阐述皈依的核心。《罗马书》第6章将洗礼与有份于基督的死及新生命联系起来;《哥林多后书》5:17则谈到“新造的人”。这些意象所关乎的是归入基督以及生命存在方式的转变,而不仅仅是观点的改变。《约翰福音》第3章引入了“从上头生”或“重生”的说法;其希腊语原文具有这两种含义,后来的基督教诠释以不同方式加以发挥。

圣经叙事并未规定,每个皈依者都必须经历类似保罗的危机性事件。《使徒行传》也描写了教导、全家共同参与、经文阐释以及认识逐渐明晰的过程。《使徒行传》第16章将吕底亚的回应描述为主开导了她的心,使她接受保罗所传的信息。这类经文为强调上帝主动作为的解释提供了依据,而劝人悔改并相信的经文则支持人作出回应的重要性。基督教各传统通过综合理解这些不同经文,形成各自对皈依的认识,而不是诉诸某一具有普遍决定性意义的叙事。

恩典、信仰、悔改与救赎

皈依的神学意义取决于它与基督教的救赎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救赎指脱离罪恶,并恢复与上帝同在的生命。大多数基督教传统都肯定,皈依有赖于基督教的恩典,但对于恩典如何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救赎的次序相联系,各传统看法不一。它们也将皈依与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历程加以区分:皈依开启或更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仍会通过敬拜、道德塑造和成圣不断发展。

希波的奥古斯丁在约于397至400年间写成的《忏悔录》中,对意志的分裂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他的叙述在386年的花园场景中达到高潮:一个孩童般的声音促使他拿起书来阅读,于是他读到了《罗马书》13章13至14节。随后,奥古斯丁于387年复活节在米兰接受安布罗斯施洗,使这一个人的转变落实于教会的入教礼仪之中。他后来反对伯拉纠主义的著作强调,信仰的开端本身便有赖于上帝的帮助,而非人凭自身力量取得的成就。

天主教神学认为,皈依由恩典促成,同时也包含人真实的回应。特利腾大公会议于1547年颁布的称义法令,将成年人的预备过程描述为信仰、盼望、悔改以及领受洗礼的意愿等内在活动。该法令否认人能凭自身的自然能力使自己称义。天主教教导还区分最初的皈依与已受洗基督徒持续不断的悔改;后者包括犯下重罪后通过和好圣事与上帝和好。

在新教内部,皈依与称义的关系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成为核心议题。路德宗传统强调,罪人是靠恩典、藉信心称义,而非凭有功德的行为称义;信心则借着上帝的圣言和圣礼而生。改革宗传统通常认为,有效呼召与属灵重生产生信心和悔改。卫斯理宗及其他阿民念主义传统强调先行恩典,认为它使人能够作出回应,但人仍可能抗拒这一恩典。这些立场虽对因果关系持有不同见解,却未必否认皈依包含对基督的信靠以及人生方向的转变。

东正教通常将皈依置于悔改、通过圣事加入教会,以及贯穿一生的医治与转化这一整体过程中;这种转化常被称为“神化”(theosis),即分享上帝的生命。东正教通常不会像某些西方神学体系那样,按照同一套范畴次序来组织整个过程。在各个传统中,关于自由意志与恩典的争论,始终与一些实际问题相联系:人能否抗拒皈依,皈依后能否失落,以及凭什么确信皈依已经发生。各教会以不同方式结合教义教导、圣事参与、道德生活的果实及个人的确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入教礼仪、教导与教会成员身份

皈依基督教通常具有群体和礼仪层面。教导帮助有意入教者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敬拜、伦理要求,以及融入教会群体的方式。在大多数传统中,洗礼标志着进入教会,但洗礼与个人信仰的确切关系各有不同。有些教会为婴儿施洗,随后培育他们的信仰;另一些教会则只为能够亲自宣认信仰的人施洗。这种差异影响着人们对皈依的理解:皈依应当发生在洗礼之前,通过洗礼表达,还是在基督徒身份已经确立之后才得到明确表述。

在早期教会中,慕道制度为准备领洗者提供了一段有组织的预备期。其时长和要求因地区与时代而异。到了四世纪,各大城市的教会已开展密集教导,尤其是在四旬期,并且常在复活节举行洗礼。候洗者学习基督教教义,参与预备礼仪,而有关圣礼教导的某些内容则在入教后才加以讲解。与耶路撒冷的西里尔有关的现存教理讲授,为了解当时的教导情形提供了详尽史料。

在当代天主教实践中,未受洗成年人的入教通常遵循一套有组织的程序,依次经历信仰探询、培育、净化和洗后教导等阶段。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呼吁恢复成人慕道制度,修订后的入教礼于1972年颁布。成人入教通常将洗礼、坚振礼和初次领受圣餐结合在一起。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若要加入天主教共融,则遵循不同的程序,因为被认定为有效的洗礼不会重复施行。

东正教各教会同样将入教与信仰宣认、洗礼、傅圣膏礼和领受圣餐联系起来,但接纳已受洗基督徒的方式因教会管辖区和具体情况而异。有些人通过傅圣膏礼或信仰宣认被接纳,另一些人则需要受洗。这些差异反映的是对东正教会与其他基督教团体之间关系的不同判断,而不是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形的东正教统一程序。

在浸信会和许多福音派群体中,个人见证和信仰宣认通常先于洗礼。路德宗、圣公会及其他为婴儿施洗的教会,也会提供教导,并举行坚信礼或信仰确认礼。贵格会和救世军是两个值得注意的基督教团体,它们不要求成员接受作为外在圣礼的水洗。这些差异说明,不能仅凭某一种仪式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基督教。

入教也意味着承担持续的责任。皈依者可能会获得入教保证人、教父母或导师的陪伴,或成为当地堂会的成员。他们学习祈祷、阅读圣经、共同敬拜和慈善服务等实践。因此,研究者常将皈依视为习得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程:公开宣认信仰可能发生在某一天,而熟悉基督徒的实践并学会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皈依与基督教化

在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通过城市、家庭、交通网络、教导和人际关系,在罗马帝国境内及境外传播。基督教文献记述了与宣讲、医治、经文论辩以及信徒榜样有关的皈依经历。有关基督教殉道的记述,也将信徒在迫害下的坚定不移呈现为基督教真理的见证。这些史料有助于理解基督徒的理想,但由于它们具有护教目的,在据此还原皈依的普遍程度或动机时,需要谨慎。

君士坦丁的皈依及其带来的帝国变革,改变了基督教扩展的条件。他转而信奉基督教,通常被认为与312年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后的事件有关,不过,他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推行的措施确立了对基督徒的宗教宽容,并规定归还其被没收的财产;君士坦丁本人则在337年去世前不久受洗。帝国的支持增加了基督教机构的资源,提升了其声望,但并未使全体民众立即成为基督徒。

此后几个世纪,帝国政策日益偏向基督教,并限制了一些非基督教习俗。狄奥多西一世的立法,包括380年支持尼西亚派基督教的敕令,推动了宗教秩序的变化。然而,官方法律、地方执行情况与民间习俗并不总是一致。考古与文献证据显示,不同宗教之间长期存在共存、调适与冲突。即使有受洗人数的记录,也不能仅凭这些数字判断宗教教导的深入程度,或认定旧有习俗已经消失。

在中世纪欧洲,统治者及政治关系网络往往发挥着显著作用。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于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确切日期至今仍有争议。奥古斯丁于597年开始在肯特传教,并受益于王室关系,其中包括已经信奉基督教的贝尔莎王后。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于988年受洗,通常被视为其领地基督教化的标志性事件,但基督教制度与习俗在民众中的推广,历经数代才得以实现。

政治支持可以与劝导、教育、物质激励或武力并存。查理曼在八世纪末对撒克逊人发动的战争,就包括强迫受洗和遵行宗教规范的措施。这类事例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完全自愿的信仰转变。与此同时,其他传教活动则通过宣讲、翻译、建立修道院,以及与地方当局协商建立关系来推进。

因此,对集体皈依的研究需要从多个层面展开。君主受洗可能有助于巩固联盟、重新界定统治的合法性,并为教会提供资金,却无法解释个别家庭为何接受基督教。丧葬方式、命名习惯、历法、婚俗和礼拜场所的变化提供了更多证据,但没有哪一种证据能够直接揭示个人内心的信仰。政治整合与宗教转型之间并不同步的关系,是理解基督教化历史的核心。

全球背景下的传教与皈依

自近代早期起,基督教传教活动借助海上航行、商业网络、帝国扩张计划及地方倡议不断拓展。传教士代表着不同的教会,采用的方法也存在分歧。有些注重对个人的教导和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另一些则在与殖民当局关系密切的机构内开展工作。皈依者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诠释基督教教义、建立教会团体、翻译文本,有时也抵制外国传教士所设定的优先事项。

方济各·沙勿略于1549年抵达日本,开启了天主教在当地传教的一个重要阶段。日本皈依者建立的信仰群体后来遭到禁制与迫害,尤其是在17世纪初德川当局逐步收紧限制之后。在中国,1583年入境的利玛窦尝试通过学术交流,并对中国的某些习俗采取适应态度,来传播基督教。围绕祭孔与祭祖礼仪是否与基督教信仰相容的分歧,逐渐演变为中国礼仪之争。

朝鲜则提供了一个由本土人士主动推动的对照案例。李承薰于1784年在北京受洗;在尚未有神职人员常驻之前,早期天主教团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由研读基督教文献的朝鲜平信徒推动。在其他地方,本地教师、传道员、妇女网络和巡回布道者,也经常在传教士无法直接触及的地区维系信仰群体。因此,仅关注欧洲神职人员的传教史,会遗漏推动皈依的重要参与者。

翻译的影响尤为深远。将圣经、祷文和教义文本译成本地语言,意味着必须为上帝、灵、罪、牺牲与救赎等概念选择相应的词语。这些选择影响了人们对基督教的理解,也塑造了基督教与既有宗教范畴之间的关系。学校、印刷业、医疗机构以及新兴的读写文化,也为人们接触基督徒群体提供了场所与途径。这些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而接触此类机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皈依。

近现代的宗教复兴运动带来了更多吸引信众和作见证的方式。18世纪的福音派运动强调重生,19世纪的复兴运动布道家则发展出有组织的布道活动,并提供公开表达信仰委身的机会。兴起于20世纪初的五旬节派强调对圣灵的体验、医治与属灵恩赐;1906年的阿苏萨街复兴成为其国际发展历程中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节点。此后,地方教会和跨境移民将五旬节派的皈依模式传播到远离其早期中心的地区。

全球皈依史也包含强迫与文化破坏。有时,殖民机构将基督教化与压制原住民语言、习俗或家庭结构联系在一起。另一些基督徒则反对殖民暴行,或通过读写教育与出版活动帮助保存本地语言。面对这些不同的历史,必须区分传教士、政府、教会与皈依者,而不能将基督教在全球的扩展视为一个完全一致的过程。

体验、见证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皈依叙事通常将人生划分为“之前”与“之后”。此前的生活可能被理解为迷惘、疏离或罪的状态,而转折点则被描述为有所发现、获得宽恕、得到解脱,或与上帝建立了新的关系。这类叙事既能准确传达重要的转变,也会将复杂的事件整理成一种可辨识的模式。其形式受到讲道、圣经中的事例、教会的期待以及作见证时的具体情境的影响。

对皈依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兴起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埃德温·迪勒·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于1899年出版,威廉·詹姆斯则在1902年出版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广泛讨论了皈依。詹姆斯区分了突发性转变与渐进性转变,并探讨了原本相互割裂的关切如何围绕一个新的宗教核心重新组织起来。他采用的证据包括自传和个人体验的记述;这些材料提供了丰富的描述,却不构成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

后来的研究不再只关注危机与情绪,而是拓宽了视野。有些人描述了强烈的确信、释然、异象、梦境,或极其强烈地感受到上帝临在;另一些人则讲述了持续的研习、逐渐建立的信赖,或人际关系日积月累的影响。无论情绪的强度还是转变的速度,都不能可靠地判定一次皈依能否持久。戏剧性的体验之后可能是长期的不确定,而平静的转变也可能带来持久的行为变化。

作见证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会众可能期待皈依者说明以往的信仰,指出一次决定性的相遇,并描述可以观察到的变化。在另一些教会中,叙述的核心可能是洗礼和持续的信仰培育,而非某个发生时间可以明确界定的内在事件。在将骤然皈依的故事视为标准模式的环境中,自幼信奉基督教的人有时会发现自己的经历难以与之契合。由此产生的叙事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信仰投入程度有所不同。

皈依可以通过改变道德上的优先考量、人际关系、身体习惯以及对苦难的理解,重塑人格同一性。这些变化可能包括对待工作、消费、性、家庭义务和时间运用的新方式。不同教派中的此类变化并不完全相同,也并非总是彻底的。皈依者可能会在新的宗教身份与对亲属的既有义务或传承下来的习俗之间感受到冲突。

心理学解释与神学诠释处于不同的层面。心理学家可能研究记忆、情绪和社会强化,而基督徒则将同样的事件理解为上帝的作为。单凭心理学描述,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一神学主张。皈依本身也不是一种临床诊断:研究必须区分普通的宗教体验与特定的症状和功能损害,而不能仅因某些信仰令人感到陌生,就认定它们表明存在疾病。

社会关系、皈依过程与测量

社会学研究考察皈依如何在友谊、亲属、婚姻、迁徙及与机构接触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成为可能。宗教观念很少脱离人际关系而独立传播。一个人可能先通过亲属或同事接触基督教礼拜,之后才探究其教义。反过来,如果加入教会意味着要在人际关系或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那么即使对基督教有思想上的兴趣,也可能不会正式皈依。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信仰不真诚,而是表明信仰与社会生活相互作用。

约翰·洛夫兰与罗德尼·斯塔克于1965年对一个小型新兴宗教运动开展的研究,因强调人际纽带及有利于吸纳新成员的条件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研究结果并不构成基督教皈依的普遍规律,却帮助学界将注意力从孤立的内心体验转向社会过程。刘易斯·兰博在1993年出版的《理解宗教皈依》中提出了一个框架,涵盖情境、危机、寻求、相遇、互动、委身和后果。这些是分析维度,而非每位皈依者都必须按固定顺序经历的阶段。

不同环境下,起突出作用的过程也各不相同。迁徙可能使人接触到以其母语举行礼拜、提供实际帮助和新社会关系网络的教会群体。婚姻可能促使一个人探究配偶的信仰,但也可能形成宗教信仰不同的家庭,而不发生皈依。大型布道会、广播布道和数字媒体可以促成最初的接触,而要长期维持成员身份,通常有赖于持续的人际联系和宗教实践。

测量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询问受访者当前宗教归属和童年宗教信仰的调查,可以识别某些形式的宗教转换,却可能遗漏不同教派之间的转变,或同一宗教归属内信仰投入的重新加强。洗礼登记册记录的是一项仪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受洗者改变了原有的宗教身份。教会成员统计可能包括不再参与活动的成员,而自我认同为基督徒的人也可能参与教会生活,却未列入成员名册。

有关皈依人数的说法,还必须区分流入总量与净变化。一个教会可能接纳了许多皈依者,同时又因成员离开、脱离宗教或转入其他教会而流失了相近的人数。基督徒总人口的增长,可能更多反映的是出生、死亡和迁徙,而非皈依。在比较不同组织的成员总数时,如果一个组织将受洗婴儿计入其中,另一个却只统计公开认信的成年成员,直接比较就尤其困难。

纵向研究资料可以显示变化是否持久,以及信仰投入如何发展。多次访谈可能揭示,看似一次性的决定,其实是更漫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可能发现,最初加入的教会后来被另一种宗教归属所取代。离开、回归和多次皈依,使简单的单向模型变得复杂。因此,人口学、民族志和传记研究方法回答的是彼此互补的问题,而不是为同一事件提供可相互替代的测量结果。

自由、强迫及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皈依涉及宗教自由问题,包括信奉、保持、改变宗教信仰或不信奉任何宗教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保障人人享有信奉或接受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并禁止以强迫手段损害这一自由。这些原则区分了个人内心的确信与因威胁或法律惩罚而作出的顺从。

基督教历史上既有对自愿信仰的维护,也有强迫信教的做法。在某些社会和历史时期,曾出现强迫洗礼、向宗教少数群体施压,以及使非基督徒身份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这类政策可能使人在没有自由认同的情况下,公开以基督徒自居。中世纪教会法通常反对强迫不愿受洗的成年人接受洗礼,但同时也制定了规则,将某些在强迫情境下施行的洗礼视为具有约束力。这两种立场并存,可能导致个人承担并非出于自由意愿而寻求的义务。

现代基督教声明更加明确地强调不受强迫的自由。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于1965年颁布的《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确认,宗教自由意味着在适当限度内,不受个人、社会团体及任何人间权力的强迫。2011年,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和世界福音联盟共同发布《多宗教世界中的基督徒见证》。该文件讨论了基督徒作见证时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包括尊重自由,以及拒绝暴力和不当利诱。

劝服与强迫之间的界限,并非总能仅凭宗教信息的内容来判断。权力关系、对工作或援助的依赖、家庭关系受到威胁,以及退出群体所受的限制,都可能实质性地影响个人选择。不附带宗教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与以表明信仰或参与宗教活动为条件的援助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教育、医疗、友谊或物质生活改善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皈依并非出于自愿。

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又涉及进一步的区分。传福音可以指传播基督教信仰,而“劝人改宗”(proselytism)一词的用法并不统一:有时中性地指争取他人皈依,有时则带有贬义,指操纵他人或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招揽信徒。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对话,尤其受到迫害犹太人和强迫改宗这段历史的影响。各教会对这段历史的神学意涵,以及见证与对话之间应有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

在不同的法律和习俗制度下,皈依还可能影响婚姻、继承、社群地位和人身安全。因此,评估皈依问题时,既要关注成为基督徒的自由,也要关注拒绝信教、重新考虑信仰或离开基督教的自由。普世教会运动中有关相互承认洗礼的协议,所处理的是一个范围较窄的问题:这些协议可以避免基督徒转入不同教会时重复接受入教仪式,但并未解决教义、权威及成员资格方面的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