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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苏萨街复兴运动

阿苏萨街复兴运动于1906年在洛杉矶兴起,是推动五旬节派向全球传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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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苏萨街复兴运动是1906年在洛杉矶开始的一系列基督教奋兴聚会,由非裔美国圣洁派传道人威廉·J.西摩领导。这场复兴运动以阿苏萨街312号的使徒信心会为中心,成为推动五旬节派向世界各地扩展的重要力量。参与者强调圣灵的洗、说方言、神医,以及相信当代基督徒仍可领受新约中记载的属灵恩赐。一般认为,这场复兴运动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是1906年至1909年,不过此后使徒信心会仍继续运作。

在一个种族隔离盛行的社会中,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女性与男性、移民以及来自不同宗派的访客共同敬拜,并共同承担宗教领导职责,这使阿苏萨街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有关这场运动的报道通过一份免费报纸传播,往来的访客也将五旬节派的教导带到了美国各地及海外。阿苏萨街并非五旬节派的唯一起源:它承袭了此前的圣洁运动、早期说方言的实践,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复兴运动背景。其重要性在于,它将这些要素汇聚起来,形成了一个格外引人注目、人员往来活跃且影响深远的宗教网络。

圣洁运动根源与复兴背景

这场复兴运动源于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尤其深受循道宗影响的传统。圣洁派基督徒强调归信、严守宗教生活规范以及成圣;在卫斯理宗传统中,成圣被理解为一项独立的恩典工作,使信徒内在的罪得到洁净。营会、祷告聚会、作见证和巡回布道共同营造了一种宗教文化,使普通信徒也能宣称自己直接经历了上帝的能力。许多参与者也期待身体得到医治,以及圣经所记载的属灵恩赐重新显现。

到了十九世纪末,一些圣洁派团体开始对既有宗派感到不满,认为它们对灵性复兴不够投入。独立传道机构和小型宗教团体为传统堂区体制提供了替代选择。这些团体的成员常用“使徒信仰”一词,来表达回归最初使徒时代基督教的追求。这种复原主义表述起初并不指向某个特定宗派,而是表达了一种信念:最早期教会的实践,包括医治、预言和圣灵的非凡彰显,也应成为当今基督徒生活的特征。

一个重要的直接先声是查尔斯·福克斯·帕勒姆的教导。在他位于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圣经学校,学生们将说方言与圣灵的洗联系起来。据称,1901年1月1日,艾格尼丝·奥兹曼在接受祷告和按手后说起了方言。此后,帕勒姆教导说,方言是圣灵之洗的圣经凭据。这一立场使他的运动有别于其他圣洁派团体:后者虽然也用类似的语言谈论圣灵,却不要求以方言作为圣灵之洗的标志。帕勒姆最初还认为,这些话语是真实的外语,能让传教士无需经过常规语言学习便开展传教工作。

这一运动的广阔背景并不限于帕勒姆的活动。1904至1905年的威尔士复兴运动引起了国际关注,使人们更加期待另一场宗教大觉醒的到来。有关热切祷告、自发作见证和大批人归信的记述,通过福音派出版物广泛流传。来自印度等其他地区的复兴报道,也助长了这种期待氛围。这些运动并非全都属于后来教义意义上的五旬节运动,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化为一条单一的影响链。不过,它们确实促成了一批受众,使这些人更愿意将不寻常的宗教经历理解为全球复兴的征兆。

洛杉矶为这样的运动提供了格外有利的条件。人口迅速增长、移民涌入、铁路交通的发展以及多元的宗教格局,将背景各异、对宗教机构的归属尚未固定的人们汇聚在一起。独立传道机构能够吸引那些对现有教会不满,或被排除在教会领导层之外的信徒。洛杉矶在全国及太平洋交通网络中的位置,也意味着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会众群体就可能成为各地访客的聚集之所;这些访客随后的旅程,又将其信息带到远离南加利福尼亚的地方。

西摩与洛杉矶的早期发展

威廉·约瑟夫·西摩于1870年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父母都曾为奴。在信仰形成过程中,他接触过多个基督教传统,并日益深入地参与圣洁运动。迁往加利福尼亚州之前,他于1905至1906年冬季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听帕勒姆授课。由于种族限制,西摩不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坐在教室里;据记载,他是在毗邻的空间听课的。这段经历使他接触到帕勒姆的教导,也让他亲身体会到,这一运动所宣称的属灵合一与其所处的种族秩序之间存在矛盾。

1906年2月,西摩应邀来到洛杉矶,向朱莉娅·哈钦斯带领的一个小型圣洁派会众讲道。他教导说,受圣灵的洗会伴随说方言的现象,但这一教导遭到抵制,尤其是因为他本人当时尚未声称有过这种经历。不久,他便无法再使用该会众的聚会场所。支持者于是转到私人住宅中聚集祷告,最后在北邦尼布雷街214号理查德与露丝·阿斯伯里夫妇家中聚会。

据称,1906年4月9日,邦尼布雷街聚会中的几位参与者开始说方言。爱德华·S. 李是最早有此经历的人之一;后来与西摩结婚的珍妮·埃文斯·穆尔,也成为聚会中的重要人物。据记载,西摩本人在几天后也开始说方言。聚会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敬拜活动从屋内延伸到门廊及周边区域。这处住宅很快便容纳不下前来参加聚会的人群。

4月中旬,这群人迁至阿苏萨街312号。那是一栋简朴的两层建筑,先前曾是非洲人卫理公会的一处聚会场所,后来又改作其他用途。敬拜空间陈设简陋,座位是临时拼凑的,讲道区域也十分简单。楼上的房间则用于祷告和传道站的其他活动。建筑外观的平凡与人们赋予其中聚会的重大属灵意义形成鲜明对照,成为目击者记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1906年4月18日,《洛杉矶每日时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报道,标题为《怪异的方言喧嚣》。报道将聚会描绘得混乱而古怪,但这番宣传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传道站。同一天,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一些复兴运动参与者从末世论的角度解读这场灾难,将其视为上帝审判的警告,以及催促人悔改的信号。地震并非这场复兴运动的起因,因为运动此前已经展开;不过,它加剧了运动早期扩展过程中弥漫的紧迫感。

敬拜、属灵恩赐与教义

阿苏萨街的敬拜,与那些以固定礼仪、受过训练的诗班和一场按时进行的讲道为中心的礼拜截然不同。聚会包括祷告、作见证、讲道、唱诗,以及等候他们所理解的圣灵引导的时段。礼拜可能持续数小时,一场接一场的聚会占据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西摩有时会把头埋在临时搭建的讲台后面或里面祷告,而不是始终站在台上。相关记述强调,谁来带领应当取决于属灵的感动,而不是社会地位或所受的正规教育。

其中最具特色的实践是方言现象,即参与者认为由圣灵赐予的言语表达。信徒尤其将其与《使徒行传》第2章联系起来,其中记载使徒在五旬节说起别种语言。早期五旬节派信徒常将当时出现的方言理解为说话者未经学习便能说出的人类语言,有时称之为“异语现象”,并期待这些语言有助于传福音。另一些话语则被视为祷告、赞美,或需要翻译的信息。历史记载能够证实参与者曾提出这些说法,却不能独立证明这些话语确实是可辨认的外语。

该布道所的教导是在卫斯理宗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归信使人借着耶稣基督获得赦免与新生命;完全成圣被理解为进一步的恩典之工;圣灵的洗则赋予人为信仰作见证和服事的能力。这一三阶段模式,使西摩的立场有别于后来那些不承认完全成圣是一次独立、决定性经历的五旬节派教导。圣灵的洗也不同于水洗;后者仍是基督教的一项礼仪,并不等同于有关被圣灵充满的记述中所描述的经历。

神医在见证和祷告中占有重要地位。参与者讲述自己从疾病中康复的经历,并将其理解为基督仍借着信心和祷告施行医治的证据。布道所的报纸既刊登归信和说方言的记述,也宣传医治见证。这些记述记录了该群体的期待及其宗教解释,不应被当作经过独立核实的临床证据。医治也是更广泛的圣洁运动文化的一部分,并非始创于阿苏萨街。

这场复兴运动的教导将属灵恩赐与道德行为及基督徒的爱联系在一起。西摩并不认为引人注目的外在表现足以证明一个人在灵性上已经成熟。声称受到圣灵感动的言行需要加以分辨;若带领者认为会众中的某些行为扰乱秩序,或不符合基督教教导,便会予以纠正。因此,尽管布道所推崇自发性,却并非全无权威或界限。圣经讲解、牧者的判断和群体的期望,与个人见证共同发挥作用。

对基督即将再来的期盼,使这些实践更具紧迫感。许多参与者相信,这场复兴是时代终结之前圣灵最后一次浇灌。因此,获得属灵能力与承担宣教责任紧密相连:信徒应当迅速将福音传给尚未听闻的人。敬拜、教义和跨国布道,构成了同一宗教观念中彼此相连的几个部分。

种族、性别与宗教权威

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种族环境下,阿苏萨街的跨种族性质格外引人注目。南方的种族隔离、种族暴力,以及就业和住房方面的歧视,影响着许多参与者的生活。洛杉矶虽然没有照搬南方的所有法律制度,但种族排斥仍是当地社会制度的一大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由一位黑人牧师带领一个有白人信徒参与的会众群体,意味着宗教权威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重新分配。

当时的记述描述了黑人与白人参与者一同祷告、分享见证,并认可彼此属灵恩赐的情景。拉丁裔及其他移民参与者也构成了这场复兴运动多元环境的一部分。由于缺乏可靠、连续的统计资料,如今无法还原聚会者的确切构成,也不应将赞颂性的描述当作人口统计调查。不过,会众跨种族共同敬拜的事实已有充分依据,无论是抱有好感的来访者,还是怀有敌意的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推动这场复兴运动的白人圣洁运动作家弗兰克·巴特尔曼,后来用“种族界线在宝血中被洗去了”这句话概括其种族意义。这句话表达了一种以基督救赎之工为根基的属灵团契理想。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已抛弃既有的种族观念,也不意味着这场复兴运动形成了持久推进政治平等的纲领。阿苏萨街对种族隔离的挑战,更多体现在共同敬拜和共享权威之中,而非有组织地推动修改民事法律。

女性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珍妮·埃文斯·穆尔是敬拜活动中的重要人物,后来成为西摩的妻子,并接任其牧职。黑人圣洁运动同工露西·法罗与西摩在休斯敦的人脉圈有联系,在早期五旬节派祷告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还前往利比里亚。弗洛伦斯·克劳福德成为一位知名布道家,克拉拉·拉姆则协助编印传道所的报纸。女性所作的见证、祷告事工、编辑工作和海外宣教,都是这场复兴运动得以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男性领导工作之外无关紧要的补充。

《圣经》中关于圣灵浇灌儿女的记载,为女性公开参与宗教活动提供了依据。即使未经按立、未受过高等教育,或不具备公认的社会地位,一个人也可以凭借属灵恩赐获得发言的权柄。然而,这并未使新兴的各五旬节派组织形成统一的性别平等教义。一些教会团体后来限制女性担任教会职分,另一些则继续认可女性担任布道家、牧师和宣教士。因此,阿苏萨街相对开放的实践,与对教会秩序的不同理解并存。

传道所跨越社会界限的实践也始终脆弱。白人参与者有时会另立事工,而随着五旬节派组织的发展,种族分化也日益明显。西摩后来对传道所作出的安排,旨在保留黑人的领导地位。这场复兴运动的意义,既不在于它彻底废除了社会等级,也不只在于作出了象征性的姿态:它让人们切实经历了共同敬拜与共享权威,只是这些实践后来能否在制度层面延续,各处情况不一。

印刷出版、见证与复兴网络的形成

这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印刷传播媒介是《使徒信仰报》(The Apostolic Faith)。这份免费报纸于1906年9月在洛杉矶创刊,将阿苏萨街的经历呈现为使徒时代基督教信仰正在复兴的明证。报纸内容包括教义阐释、聚会记述、归信故事、医治见证、说方言的报道,以及来自各地的信件。它并未将这处布道所视为一个孤立的会众团体,而是将其描绘为圣灵不断扩展其工作的中心之一。

创刊号宣告:“五旬节已经来临。”这样的措辞将当下发生的事件置于《使徒行传》的圣经叙事之中,并引导远方读者将洛杉矶的报道与自身的宗教生活联系起来。这份报纸不只是回顾性地记述聚会,还鼓励读者祈求类似的经历、到访布道所、分发报纸,并寄来更多消息。因此,报纸的传播也促成了后来各期所记述的活动。

《使徒信仰报》免费发行,依靠自愿捐助维持。历史记述通常称,其发行量曾达到约五万份,但这类数字并不等同于经过独立审计核实的读者人数。一份报纸可能由多人传阅,在不同会众团体之间流转,或被带往海外。因此,这份报纸的重要性不能仅以印刷份数衡量:它将分散各地、缺乏中央化宗派组织的圣洁运动信徒联系了起来。

见证是这一网络中最主要的证据形式。个人关于归信、得医治或领受圣灵之洗的叙述,可以通过刊载传达给从未见过讲述者的读者。报道中提及的地点与往来各地的人物,将地方性的经历串联成一个日益国际化的故事。与此同时,报纸也依照布道所的宗教宗旨来筛选和编排这些叙述。它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史料,但同时也是一份传福音的文献,其报道需要与书信、其他报纸、宗派档案及其他存世材料相互参照。

印刷传播与人员的面对面往来相辅相成。来访者带着报纸报道引发的疑问抵达,离开时则带走了故事、出版物和人际联系。书信可以为布道者的到访铺路,布道者也能为报纸开拓新的读者群。因此,这处布道所与其说是一所组织完备的教会总部,不如说是一个枢纽,人员、文本和宗教实践在此汇聚流转。

后来,对这些传播渠道的控制成为冲突的焦点。1908年,克拉拉·拉姆离开洛杉矶,出版活动以及对邮寄名单的使用权限转移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弗洛伦斯·克劳福德当时正在那里开展独立的传道事工。关于这次决裂的个人动机和具体情形,各种记述说法不一。其实际影响则较为明确:西摩的布道所失去了与分散各地的支持者保持联系的一项主要手段。这一事件表明,一场对繁复组织架构抱有戒心的复兴运动,仍然离不开物质资源、编辑劳动与行政管理权。

传教活动的扩展与新兴教会

阿苏萨街的国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到访者。他们将自己在洛杉矶的经历视为一种授权,因而前往其他地方开创或改革事工。这个布道所并未统筹一项具有统一培训、薪酬和地域分工的全球事业。相反,布道者沿着已有的圣洁运动人脉、移民社群、家庭关系和差会网络四处传道。有些人建立了新的会众团体,也有人将五旬节派的实践引入自己原本所属的教会。

最有影响力的到访者之一是托马斯·鲍尔·巴拉特,他出生于英国,是一位在挪威事奉的卫理公会牧师。1906年访美期间,他接触到有关五旬节运动的报道,并在纽约有了五旬节式的属灵体验。随后,他前往洛杉矶,与阿苏萨街建立了直接联系。返回挪威后,他成为五旬节运动在欧洲的重要推动者。他的活动影响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相关网络,也推动了英国的发展,包括亚历山大·A. 博迪在桑德兰开展的工作。

基督里上帝的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哈里森·梅森于1907年到访阿苏萨街,并接受了五旬节派教导。他因此与查尔斯·普赖斯·琼斯及其他圣洁运动同工产生分歧,促成了这一运动内部的分裂。梅森一派后来发展为一个主要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重要五旬节派教派。其历史表明,阿苏萨街往往是通过改变现有的圣洁运动组织来发挥影响,而非建立由洛杉矶直接控制的分支机构。

其他传播路径延伸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阿尔弗雷德·加尔和莉莲·加尔前往印度,随后又赴亚洲其他地方。露西·法罗的工作使利比里亚在早期便与阿苏萨街建立了联系。约翰·G. 莱克和托马斯·赫兹马尔哈尔奇都与这场复兴运动更广泛的人际网络有关,他们于1908年参与创立了南非使徒信心会。这些联系并不意味着当地信徒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本土布道者、翻译者、会众以及当地的宗教期待,共同塑造了五旬节运动在各地的具体形态。

早期信徒相信,说方言能够让传教士直接获得传教所需的语言,但这种信念在实践中遭遇了困难。传教士常常发现,听众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因此仍有必要以通常的方式学习语言。五旬节派的解释逐渐作出调整,更明确地区分了作为祷告或属灵凭据的方言,以及通过学习掌握、用于公开交流的语言。这种调整并不同步,也不是某项普遍获认可的决定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单一机构能够主导整个运动的诠释。

后来成立的教派借助了这些网络,但并非阿苏萨街布道所在组织上的简单延续。1914年在阿肯色州温泉城成立的神召会,汇集了来自多个五旬节派背景的牧者。另一些教会则保留了更接近西摩立场的圣洁教导,还有一些教会发展出了不同的教义立场。阿苏萨街提供了共同的记忆、人际联系和实践方式,但新兴的五旬节运动逐渐形成了多个权威中心,对自身起源的叙述有时也彼此竞争。

批评、教义争议与组织分裂

反对之声几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世俗报纸在报道这场复兴运动时,常常使用带有种族偏见的丑化描写,对参与者的身体举止大加渲染,并预设体面的宗教活动应当井然有序、克制内敛。一些基督徒批评者认为,这些聚会情绪过于激烈,或在教义上有所偏差。另一些人则否认说方言应当作为圣灵之洗的凭据。因此,充满敌意的报道有助于了解公众的反应,但不能将其措辞直接视为对实际情况的如实描述。

帕勒姆于1906年10月到访,使一道尤为重大的裂痕显露出来。尽管西摩关于以说方言为凭据的教导承自帕勒姆,帕勒姆却谴责洛杉矶聚会中的某些做法,并反对不同种族共同参与聚会。他试图以纠正者的权威介入,却未能将布道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次决裂表明,共同的教义起点并不意味着在敬拜、种族关系或领导权问题上必然达成一致。它也促使阿苏萨街确立了自身的中心地位,与帕勒姆的事工区分开来。

参与者自身也面临如何判断各种属灵表现是否真实的问题。如果敬拜者相信圣灵可以借普通人说话,就同样需要一套标准,将神的启示与模仿、个人热情或扰乱秩序的行为区分开来。圣经、道德品格、对这些表现的诠释,以及牧者的辨识,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的检验标准。这些问题并非阿苏萨街所独有,但布道所受到的广泛关注及其开放的聚会形式,使这些问题格外引人注目。

围绕威廉·H.德罕的“已成之工”教导,一场重大的神学争议逐渐浮现。德罕是芝加哥的一位牧师,曾于1907年到访阿苏萨街。他反对卫斯理宗对完全成圣的理解,即将其视为归信之后一次独立而明确的经历。他转而强调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之工,以及信徒成圣与归信和持续的基督徒生活之间的关系。1911年,德罕在洛杉矶讲道时,他的立场吸引了一批支持者,却与西摩的教导发生冲突。西摩反对在布道所传播这一教导。

这场争议促成了卫斯理宗圣洁派五旬节信徒与“已成之工”派五旬节信徒之间更广泛的分裂。争议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出现属灵恩赐;双方都肯定五旬节式的属灵经历。分歧所涉及的是救恩与成圣的次序和本质。这一区别后来成为不同宗派教义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共同的复兴记忆未能促成一个统一的五旬节教会。

其他裂痕则涉及独立事工、个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出版渠道,以及对财产和组织的控制权。克劳福德和拉姆的离去削弱了西摩的联络网络,而各地会众团体的增多,也削弱了布道所作为这场运动主要聚集地的地位。因此,不应将其衰落归因于某一个事件或某一场神学分歧。复兴的热度、组织的扩张、种族压力,以及相互竞争的领导方式,都影响了这场运动从集中聚会向分散发展转变的过程。

鼎盛时期之后的布道所

大约到1909年,阿苏萨街已不再具有复兴运动最初几年那种高度集中的影响力。五旬节派的活动正在其他地方扩展,来访者不再主要依赖洛杉矶来接触这一运动。各地会众有了更稳定的礼拜安排和组织架构。尽管阿苏萨街这一地址仍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布道所却日益成为众多地方教会中的一个。

西摩继续担任牧师,并持续阐述强调圣洁的五旬节派立场。他于1908年5月13日与珍妮·埃文斯·穆尔结婚。这桩婚姻将复兴运动早期历史中的两位核心人物结合在一起,但也遭到了一些同工的反对。人们对这桩婚姻的个人反应,是1908年各种紧张关系的一部分;不过,现存证据不足以据此全面解释布道所在组织运作上遭遇的困难,或其报刊传播网络的丧失。

1915年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阿苏萨街使徒信心布道所教义与规章》,表明布道所逐渐形成了更加明确的机构定位。这个以自发敬拜闻名的布道所,如今也有了成文的教义和治理规定。这些安排旨在解决延续运作、会友资格、教牧权威和资源管理等实际问题。这说明,运动早期对属灵自由的重视,并没有消除其对持久组织架构的需要。

西摩于1922年9月28日去世。珍妮·西摩在他去世后继续布道所的工作,并一直参与教牧领导事务,直至1936年去世。阿苏萨街原有的建筑于1931年被拆除。建筑的消失使复兴运动失去了原来的实体场所,却没有抹去这一会众在五旬节派集体记忆中的地位。不过,仍应将原布道所的历史,与后来使用“阿苏萨”之名的教会及纪念组织的历史区分开来。

布道所自身规模日益缩小,与那些认同其传承的五旬节派教会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形成了鲜明对照。许多参与者从未打算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宗派总部。他们期待基督即将再来,因此更倾向于四处奔走、传福音,以及迅速传播宗教体验,而非从事长期的行政管理。来访者一旦将信息带往别处,原有会众的地位便可能下降,而与之相关的实践却继续广泛传播。

要理解这段历史的时间脉络,就必须区分地方机构与国际网络。将这场影响深远的复兴运动定于1906至1909年,并不意味着敬拜活动在1909年便停止了。反过来,布道所在此后数十年继续存在,也不意味着来访者、宣传报道和宣教人员外派高度集中的盛况始终未变。不同的年代界定,描述的是不同的历史现象:最初的兴起、鼎盛时期的复兴网络,以及此后会众的延续发展。

历史阐释与公共记忆

阿苏萨街在五旬节运动的历史书写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历史学家会区分两种说法:一是将其视为运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中心,二是将其认定为运动唯一的发源地。托皮卡1901年的事件发生在前,而其他地区的复兴运动和本土宗教活动也推动了五旬节运动的发展。后来的一些运动与洛杉矶只有间接联系。因此,全球史视角既考察这一运动的多重起源,也承认阿苏萨街凭借其异常广泛的联系,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汇聚点。

主要史料包括《使徒信仰》各期刊物、当时的报纸、书信、教会文献及参与者的回忆。弗兰克·巴特尔曼于1925年出版的《五旬节如何临到洛杉矶》,对后世叙述的形成尤其具有影响力。这类回忆录保存了其他资料中未见的观察记录,但它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写成的,也反映了作者所持的神学立场。历史学家会将其与同时代的证据相互比照,而不会把记忆中的对话、出席人数估计或对上帝旨意的解释,当作已获独立证实的事实。

早期叙述有时过分关注那些后来创立了重要机构的白人来访者。后来的研究则更加重视西摩的领导作用、非裔美国人的宗教传统、女性的付出,以及复兴运动所处的种族环境。这些研究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样的实践在参与者看来是属灵的解放,在抱有敌意的观察者眼中却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它们也将该布道所跨种族共融的实际经历,与后来声称五旬节派机构始终延续了这一传统的说法区分开来。

这场复兴运动与后来的灵恩运动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同样审慎地看待。自20世纪中叶起,说方言、医治祷告和说预言等实践,在既有的新教教会及天主教会内部传播开来。这些发展并非最初洛杉矶会众群体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其他领袖、机构以及神学调适的推动下兴起的。阿苏萨街成为其历史背景的一部分,有时也成为其纪念话语的一部分,但实践上的延续并不能证明组织上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

公众纪念的形式包括出版物、历史纪念标志、周年纪念礼拜和国际聚会。2006年的百周年纪念,使西摩以及这场复兴运动的跨种族联系再次受到关注。不同的五旬节派群体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宣教拓展、圣洁教义、属灵恩赐、黑人领袖的领导作用,或跨越种族界限的和解。这些纪念活动表明,过去不仅提供历史信息,也为宗教身份认同提供依据。

声称当今世界各地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信众都可直接追溯至阿苏萨街,超出了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人数估计因定义而异,宽泛的分类可能将古典五旬节派、各宗派内的灵恩派,以及历史背景各异的独立教会都包括在内。要确立阿苏萨街有史料可证的重要性,更可靠的依据是能够确认的来访者、出版物、宣教联系和组织发展,而不是将当代一整类宗教人口都归因于单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