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是以水施行、使人加入基督教的仪式,通常伴随着对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的呼求。大多数基督教传统认为,洗礼使受洗者成为教会成员,并使其与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相联。对于洗礼本身是否带来赦罪与新生命、是否表达已经领受的信仰,或是否作为上帝应许的记号与印证,各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们也在是否应为婴儿施洗,以及是否必须采用浸水方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英语中的“baptism”一词最终源于希腊语 baptizein,意为蘸入、浸没或洗涤。基督教洗礼是在古代犹太教洁净礼的宗教背景和施洗约翰所宣讲的洗礼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通过基督徒对耶稣的宣讲而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其历史涵盖了皈依模式的变迁、围绕罪与救恩的神学辩论、有关教会权威的争议,以及繁复礼仪与建筑的发展。由于洗礼界定了谁属于基督徒群体,它也对家庭生活、法律、政治权威以及各教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圣经依据与犹太教渊源
在基督教出现以前,用水洁净已是犹太教中确立的惯例。圣经律法规定,人若因各种情形在礼仪上成为不洁,就须洗濯;考古发现也充分证实,第二圣殿时期已有通常称为 miqva’ot 的浸洗池。这类做法通常旨在恢复礼仪上的洁净,而非使人加入新的宗教。与死海古卷有关的群体将洁净与顺服、悔改相联系,明确否认单靠洗濯就能洁净那些执意作恶的人。这些相似之处表明,洗礼具有犹太教背景,但并不能证明基督教洗礼源自某一种特定制度。犹太教为皈依者施行的浸洗究竟何时成为标准化的入教仪式,至今仍有争议。
据《马可福音》1:4和《路加福音》3:3记载,施洗约翰宣讲一种与悔改和赦罪相关的洗礼。他在约旦河一带的活动,将洗濯与迫切呼吁人们改变品行相结合,以迎接上帝的审判。关于耶稣受洗的记述赋予这一事件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圣灵的降临,以及天上宣告耶稣为上帝之子的声音,成为基督教诠释的核心要素。《马太福音》还记载了约翰起初不愿为耶稣施洗的情节,反映出后世神学家所探讨的一个问题:一个被认为无罪的人,为何要接受悔改的洗礼?
新约并未提供一套统一、标准化的洗礼仪式。《马太福音》28:19吩咐人们使万民作门徒,并“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相比之下,《使徒行传》则多次描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或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这些经文有的被理解为对基督徒归属的互补描述,有的被视为施洗用语逐渐发展的证据;在某些群体中,它们则被看作对不同施洗措辞的规定。《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件顺序也不尽相同:在2:38中,洗礼与罪得赦免及领受圣灵的恩赐相联系;而在第10章中,哥尼流一家尚未接受水洗,圣灵就已降临在他们身上。
使徒保罗提出了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洗礼神学诠释。《罗马书》6:3–4将洗礼描述为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并与他一同埋葬,使信徒能够以崭新的生命行事为人。《加拉太书》3:27谈到披戴基督,《哥林多前书》12:13则将洗礼与归入同一个身体联系起来。《歌罗西书》2:11–12把洗礼与埋葬、复活及割礼相联系。其他经文又提供了不同的意象:《约翰福音》3:5谈到从水和圣灵而生,不过这句话究竟如何指向洗礼,仍有争议;《彼得前书》3:21将洗礼与得救相联系,同时将其与普通的洗去污垢区别开来。这些经文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表述语言,却未能消除后世对于洗礼如何生效、哪些人适宜受洗的分歧。
早期教会洗礼实践的形成
《十二使徒遗训》是一部早期基督教会手册,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其中保存了《新约》以外最早的一批关于洗礼实际操作的记述。其第七章主张优先使用“活水”,即流动的水施洗,必要时也可使用其他水;如果水量不足,则允许在受洗者头上浇水三次。该章规定要奉父、子、圣灵之名施洗,并要求事先禁食。这些记载表明,当时既已形成清晰可辨的共同模式,也很早就愿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施洗方式。
到二世纪中叶,殉道者游斯丁记述,准备受洗者先接受教导,祈祷并禁食,然后奉三一之名受水洗。受洗后,他们便参与教会团体的祈祷和圣餐。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教会逐渐建立了慕道制度,让有意皈依者在一段有组织的预备期内学习基督教教义,并以行为上的改变表明自己的转变。这一时期的长短和组织形式各不相同。在四世纪的耶路撒冷、米兰等城市,留存下来的教理讲授词显示,当时的预备过程安排周密,包括公开弃绝邪恶,以及在入教仪式前后紧接着进行的礼仪讲解。
由于洗礼与基督的死亡及复活相联系,它也越来越多地与复活节联系在一起。准备受洗者可能要经历禁食、驱魔、傅油、弃绝撒但、宣认信仰、受水洗,以及获准加入圣餐聚会等环节。后来被视为独立圣礼的一些礼仪,最初都是入教过程内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传统上称为《使徒传统》的文献保存了对此类安排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记述,但其作者、成书年代及汇编形成的过程均有争议,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三世纪普遍通用的礼仪书。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扩展,改变了洗礼所处的社会环境。成年人皈依仍然十分重要,但随着基督徒家庭代代延续,为婴儿施洗也日益成为惯例。尽管如此,一些成年人仍推迟受洗,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洗礼能够赦免此前所犯的罪,而受洗后犯下的严重罪行则可能需要艰苦的补赎。君士坦丁皇帝于337年临终前不久受洗,是晚年受洗的著名例子,不过个人的具体动机并非总能还原。
围绕洗礼是否取决于施洗者身份的争议,也对洗礼实践提出了考验。三世纪,迦太基的居普良主张,不应承认真正教会以外施行的洗礼;罗马主教斯德望则反对为已经接受过合宜洗礼的人再次施洗。后来围绕多纳图斯派的冲突,使礼仪本身的神圣性与施礼者的道德品格之间的区别更加明确,并推动西方教会确立了一项原则:施礼者的过错本身并不会使洗礼无效。
圣礼意义、恩典与救恩
大多数历史悠久的教会都将洗礼视为一项圣礼,即上帝借以赐予恩典的外在行动。洗礼的主要意义包括罪得赦免、重生或获得新生命、归入基督、领受圣灵,以及加入教会。这些意义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赦罪关乎罪责;重生描述一种新的属灵状态;归入基督则关乎分享基督的生命并参与基督徒群体。即使使用相同的术语,不同传统对于这些果效如何产生、又如何与信心相关,仍可能存在分歧。
在天主教会的神学中,洗礼赦免原罪及受洗前所犯的一切本罪,赋予圣化恩宠,并建立持久的圣事纽带。洗礼并不消除人类处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死亡、苦难和犯罪的倾向依然存在。因此,天主教教义区分了圣事所带来的洁净与道德挣扎的即时消除。洗礼还赋予不可磨灭的属灵印记,这一教义有助于解释洗礼为何不能重复领受。托马斯·阿奎那将水视为这项圣事的质料,将施洗时所说的话视为其形式,从而把洗礼纳入对神圣与工具性因果关系的系统论述之中。
东正教同样认为,洗礼使人切实参与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而不只是宣告取得教会成员身份。东正教通常将洗礼、傅圣膏礼和圣餐礼连为一套完整的入教礼仪,婴儿也不例外。东方传统的阐释往往强调摆脱死亡与败坏,以及进入一种更新的生命状态。不应夸大这种表述与西方用语之间的差异:两种传统都将洗礼与赦罪、圣灵及教会成员身份联系起来,只是在对所承袭的罪及其后果的历史性解释上有所不同。
在新教内部,对洗礼的理解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路德宗认为,洗礼藉着上帝的应许提供并传递赦罪与救恩,而人凭信心领受这些恩赐。改革宗教会通常称洗礼为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既反对将洗礼简化为人的见证,也反对每次施洗都会自动使人重生的说法。许多浸信会信徒及其他福音派基督徒主要将洗礼视为基督所命定的礼仪,用以公开表达悔改、信心以及与基督的认同。“命定礼仪”不一定意味着空洞的象征;使用这一术语的群体可能将洗礼理解为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既体现顺服,也表达群体的认可。
洗礼与救恩的关系,也使各传统在特殊情形上作出不同区分。天主教传统承认殉道中的血洗以及愿洗,同时坚持水洗在通常情况下的重要地位。其他教会对例外情形的阐述则有所不同。许多传统都区分蓄意拒绝受洗与无法领受洗礼。这些限定旨在阐明:一方面,洗礼是受命施行的礼仪;另一方面,上帝的作为并不限于通常的圣礼施行方式。
水、礼文与仪式的安排
洗礼主要有浸入水中、将水浇在身上和洒水三种形式,传统上分别称为浸礼、浇水礼和洒水礼。浸礼可以是全身没入水中,也可以是受洗者站在水中,由施洗者向其头部浇水。古代洗礼池和艺术作品表明,洗礼的施行方式多种多样,但并不总能准确还原。当人们主张采用浸礼时,常以希腊语相关用词、《罗马书》第六章中埋葬的意象,以及在河中施洗的记载为依据。其他教会则指出,早期已有允许浇水施洗的规定,并认为关键在于用水洗涤,而非某种特定的身体姿态。
东正教的洗礼通常包括三次浸水,分别对应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天主教允许采用浸礼或浇水礼,许多地区普遍采用后者。许多圣公会、路德宗、卫理宗和归正宗堂会采用浇水礼或洒水礼,同时也允许浸礼。浸信会通常要求采用浸礼,认为这一形式直观地对应埋葬与复活,是洗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理、气候、受洗者的年龄以及教堂建筑的设计,都影响了惯常的施洗方式;不过,教会认定哪些替代方式可以接受,通常仍取决于神学上的论证。
施水时所用的礼文同样重要。大多数教会使用源自《马太福音》28:19的三位一体施洗语式。西方礼仪通常采用由施洗者宣告的措辞,如“我为你施洗”;东方礼仪则常说某位具名的受洗者“受洗”。这两种表述都可以理解为对上帝作为的肯定,而非宣称施洗者拥有独立的权能。独一神论五旬节派团体通常奉耶稣基督之名施洗,并拒绝接受关于上帝有三个位格的传统教义。因此,他们的做法引发的问题不仅关乎措辞,也关乎这些措辞所指向的神学认同。
预备过程及伴随的礼仪行动,表达了单凭水无法传达的意义。受洗者可以宣认信经、弃绝邪恶、接受傅油、穿上白衣,并领受一支点燃的蜡烛。在为婴儿施洗的教会中,父母和担保人代表婴儿作答。担保人通常称为教父母,承担培育受洗者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责任,不过,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差异很大。成年受洗者通常亲自宣认信仰。在一些教会中,会众会明确承诺给予支持,以此强调洗礼带来的责任不限于受洗者的家庭。
有关施洗者的规定,将正常的教会秩序与紧急情况下的施洗区分开来。天主教教导,在必要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施洗,只要使用水和适当的施洗语式,并有意实行教会所实行的洗礼。其他传统也各有其限制或例外规定。通常情况下,洗礼由获得授权的教牧人员在堂会中施行。洗礼与坚振礼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东方教会通常在洗礼之后立即施行傅圣膏礼,而拉丁礼天主教在儿童身上通常将两者分开施行。圣公会与新教各教会的安排,则反映出它们对坚振礼、信仰宣认以及领受圣餐资格的不同理解。
婴儿洗礼、宣认信仰的信徒与基督徒的培育
谁可以受洗,是基督教内部长期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主张婴儿洗礼的教会既为婴儿施洗,也为成年皈依者施洗;主张信徒洗礼的教会则只为亲自宣认信仰的人施洗。这场争论并不只涉及受洗者的年龄,还关乎上帝的主动作为与人的回应之间的关系、圣经中诸圣约的连续性、教会成员身份的本质,以及家庭和会众在信仰培育中的作用。双方都援引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实践作为依据,但对证据的权衡有所不同。
《新约》明确记述了皈依者听道并作出回应后受洗的事例,也提到全家受洗的情况,包括《使徒行传》第16章中吕底亚一家和腓立比狱卒一家。然而,经文并未说明这些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年龄。因此,这些段落既不能直接证明婴儿洗礼的存在,也无法断然排除这种可能。支持婴儿洗礼的论证往往强调儿童也被纳入上帝的圣约,并援引《歌罗西书》第2章对割礼与洗礼的比较。支持信徒洗礼的论证则强调,洗礼在经文中反复与悔改、教导及个人信仰相联系。
考察婴儿洗礼早期历史的证据,同样必须区分其年代和确凿程度。约在三世纪初,特土良建议推迟为幼童施洗,这表明当时已有为幼童施洗的做法,但也存在争议。后来,俄利根将婴儿洗礼描述为传自使徒的传统;不过,这只能证明他如何理解这一做法的权威依据,并不能作为独立史料,证实一世纪的所有相关实践。三世纪中叶,一次与居普良有关的教会会议反对将婴儿洗礼推迟至出生后的第八天。到了希波的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婴儿洗礼已深深融入教会生活。
奥古斯丁将婴儿洗礼置于其原罪论述的核心,尤其是在有关人性、恩典与救赎的争论中。后来的西方基督教传统沿袭了这一做法,却并非都保留了他的具体解释。改革宗教会通常主要以圣约成员身份作为婴儿洗礼的依据,而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则将其理解为入教圣礼,以及神圣生命的传授。这些立场通常都要求受洗者此后接受教导,并在成长中逐渐亲自领受信仰;它们并不认为基督徒的培育在婴儿时期就已完成。
主张信徒洗礼的群体通常为婴儿举行奉献礼或祝福礼,而不施行洗礼。此后,这些群体会提供教导,使人在能够作出可信的信仰宣认时预备受洗。对于受洗的最低年龄,并无普遍认可的标准:有些群体为幼童施洗,另一些则对受洗者的成熟程度和理解能力持更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施行婴儿洗礼的教会也经常为此前未受洗的成年人施洗。因此,双方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为成年人施洗,而在于对每一次有效施洗是否都必须以个人宣认信仰为前提,持有不同判断。
宗教改革时期的争论与现代宗派格局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将洗礼与有关教会、信仰及政治共同体的不同理解联系起来,从而改变了围绕洗礼的争论。马丁·路德保留了婴儿洗礼,并反对将洗礼的效力建立在受洗者自主决定的坚定程度之上的观点。对路德宗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与水相结合的上帝应许,而非孤立看待的水。洗礼始终是信徒一生悔改与信靠的依归,而不只是一场已经过去的仪式。这一立场使路德宗的改革既有别于路德所批评的中世纪弊端,也有别于那些拒绝婴儿洗礼的激进运动。
在改革宗基督教内部,乌尔里希·茨温利和约翰·加尔文保留了婴儿洗礼,同时高度重视洗礼在圣约和教会层面的意义。加尔文坚持认为,洗礼不只是身份的标记:它表明洁净、与基督联合以及上帝的应许。后来的改革宗信条区分了圣礼的有效施行与其所表明的恩典何时赐下、赐予何人。圣公宗同样保留了洗礼作为圣礼的地位;《公祷书》的洗礼礼文将洗净、重生、加入教会以及以基督教信仰养育受洗者的责任,都纳入公开举行的礼仪之中。
通常被称为再洗礼派的运动拒绝婴儿洗礼,主张先有个人信仰,再接受洗礼。1525年1月,苏黎世发生了一件标志性事件:一个改革团体的成员不顾市政当局反对,为信徒施洗。反对者称他们为“重施洗礼者”,但他们认为,婴儿洗礼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洗礼。由于普遍施行的婴儿洗礼有助于界定宗教和政治共同体,他们的立场不仅挑战了圣礼教义,也挑战了既有权威。再洗礼派遭到天主教和新教政权双方的迫害。后来的门诺派、胡特尔派及相关传统发展出多种形式的信徒洗礼,并延续至今。
浸礼宗于十七世纪初兴起于英国分离派的环境中。他们同样主张只为宣认信仰者施洗,不过,他们与欧洲大陆再洗礼派之间的历史关系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的传承脉络。十七世纪期间,浸水礼成为浸礼宗的一项标志性实践。在许多浸礼宗会众中,受洗是成为教会成员的先决条件,但参与圣餐的规定则各不相同。其他复原主义教会也为信徒施行浸水礼,但相较于许多浸礼宗信徒,这些教会可能更强调洗礼是罪得赦免的途径。
现代各宗派的格局无法简单地用“圣礼”与“象征”二分法来概括。五旬节派既包括信奉三位一体的教会,也包括独一神论教会,并以不同方式区分水洗与圣灵洗。循道宗在其恩典神学框架内保留了婴儿洗礼及圣礼用语。公谊会,又称贵格会,以及救世军通常不施行水洗,而是强调内在的属灵实质。这些例外表明,洗礼在基督教中几乎普遍存在,但并非每个自认属于基督教的团体都施行洗礼。
洗礼的承认、不可重复性与普世教会共识
一个教会是否承认另一个教会的洗礼,对改宗、婚姻、领圣餐和教会成员资格都有重要的实际影响。《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宣认“为赦罪而设的独一洗礼”,表达了一种广泛持有的信念:基督教洗礼从根本上说不可重复。承认先前洗礼的教会,通常通过信仰宣认、坚振礼、傅圣膏礼或其他方式接纳新成员,而不再为其施洗。难点在于判断哪些先前举行的仪式可算作这独一的洗礼。
按照天主教教导,洗礼有效通常要求以真正的水施洗、使用三位一体的施洗词,并具备必要的意向。施洗者个人在道德上是否配得,并不是判定标准。因此,尽管在教会权威和圣礼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许多新教教会的洗礼仍获承认。反之,如果某项仪式的用语或其背后的理解,偏离了接纳方教会所认为的必要条件,该仪式就可能不获承认。有条件洗礼用于确实无法确定先前是否已有效受洗的情况;这与无条件地重复一次已被认定为有效的洗礼有所区别。
东正教接纳其他教会基督徒的方式,因时代、管辖区和具体情况而异。有些人通过傅圣膏礼或信仰宣认被接纳,另一些人则须接受洗礼。这些差异不能归结为一条在各地一律适用的东正教普遍规则。它们反映了对教会界限、圣礼实践,以及如何在牧灵工作中运用教会纪律的不同判断。实行信徒洗礼的教会面临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它们认为婴儿洗礼根本不算洗礼,那么在它们看来,为曾在婴儿时期受洗的人于成年后施洗,并不构成重复施洗。
现代普世教会运动使洗礼成为各教会形成共识的一个重要领域。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于1982年发表的文件《洗礼、圣餐与教职》,通常称为“利马文本”,指出了各教会共同认可的主题,包括参与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归信、赦罪、圣灵的恩赐、归入基督的身体,以及作为上帝国的标记。文件也探讨了在婴儿洗礼、个人信仰和洗礼承认问题上仍然存在的分歧。该文本是一份提交各教会回应的共识声明,而不是强加于各教会、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协议。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同样认为,有效的洗礼在基督徒之间建立了真实的纽带,同时也将这种纽带与完全的教会共融加以区分。此后,双边和地区性协议正式确立了部分天主教、圣公会、信义宗、改革宗及其他教会之间对洗礼的相互承认。这类协议往往明确规定须使用水和三位一体的施洗词,并鼓励保存可靠的洗礼记录。不过,这些协议的效力范围仍然有限:同意洗礼不应重复,本身并不能解决关于哪些仪式有效、洗礼产生何种效力,以及加入某个特定教会还须作出哪些承诺的分歧。
社会成员身份、建筑与文化表达
洗礼往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社会身份的公开标志。在教会与政治共同体高度重合的社会中,洗礼可能影响个人的法律身份分类、参与共同体机构的资格,以及有关婚姻和安葬的社会期待。这些影响因地域和时代而有很大差异。例如,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认为,受洗意味着在基督教社会中承担相应义务,但宗教身份也与许多其他法律上的区分相互交织。因此,不应将洗礼等同于某一种单一、统一的公民身份。
洗礼效力的持久性与信仰自由之间的张力,在强制施洗的情境下尤为明显。基督教当局有时一面谴责强迫施洗,一面却仍将已经完成的洗礼视为具有约束力,从而给改宗者及其后代带来严重后果。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伊比利亚半岛上犹太人和穆斯林被迫改宗的历史,说明受洗身份如何可能与迫害及基于血统的排斥纠缠在一起。在殖民地环境中,洗礼可能与学校教育、传教活动和政治统治相伴而行,不过,传教士、国家、殖民者与当地社群之间的关系差异甚大。这些历史对于理解围绕宗教自由的辩论如何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家庭生活中,洗礼建立了代父母关系和属灵亲属关系。代父母可以提供宗教教导、物质支持或社会庇护;在某些地区,这类关系发展为广泛的仪式性亲属网络。教会还对因代父母关系而形成亲属联系的人之间的某些婚姻加以限制,但相关规则因历史时期和宗派传统而异。洗礼登记簿成为记载姓名、亲子关系、日期和当地居所的重要资料。历史学家利用这些记录研究家庭形成、死亡率、人口迁移及人口分布与变化,同时也会考虑登记中的遗漏和差异。
洗礼也影响了基督教建筑。古代晚期的一些教堂设有独立的洗礼堂,其中建有较大的洗礼池,使入教仪式与日常聚会能够在空间上区分开来。八角形设计常以“第八日”的象征意义来解释,与复活和新的创造相联系。随着婴儿洗礼在中世纪西方成为惯例,教堂内较小的洗礼池逐渐普及,但宏伟的洗礼堂仍不断兴建。将洗礼池置于入口附近,可以使进入建筑的过程成为加入教会的建筑性表达。
基督教艺术反复描绘耶稣受洗的场景,通常呈现约旦河、约翰、降下的鸽子,以及天上启示的征象。洗礼堂的装饰也取材于挪亚方舟、过红海,以及《圣经》诠释中水所具有的医治或赋予生命的力量。白衣、蜡烛、贝壳和流水成为易于辨认的洗礼意象。洗礼的用语也超出了宗教实践的范围,进入诸如“火的洗礼”之类的表达,用来指艰难的初次经历;这类比喻用法保留了入门与转变的观念,却未必保留这一仪式的圣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