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圣徒运动是一系列宗教传统的统称,源自十九世纪初约瑟·斯密在美国创立的教会及其教导。奠定这一运动基础的事件包括斯密自述所见的异象、1830年《摩尔门经》的出版,以及同年4月6日基督教会的成立。参与者认为,这些发展恢复了耶稣基督及其使徒时代的教会、圣职权柄和神圣启示。这一运动兴起于美国基督教的宗教环境之中,但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经典、组织制度和教义,使其有别于天主教、东正教及大多数新教传统。
这一运动并非单一教派。其中规模最大的宗教组织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部位于犹他州盐湖城。其他分支包括总部位于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基督社区;若干将自身权柄追溯至不同早期领袖的小型教会;以及因放弃多重婚姻等变革而分离出去的基要主义社群。这些团体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但在神学、教会治理、仪式和社会教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后期圣徒”一词既体现了《圣经》将圣徒理解为信徒共同体成员的观念,也表达了对基督再临前最后一个时代的期待。“摩门”一词源于《摩尔门经》,后来成为广泛使用的称呼,但不同教派和个人对这一称呼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这一运动的历史涵盖了宗教探索、迁徙、迫害、组织建设、国际扩展,以及围绕复原与变革之间关系的持续争论。
宗教背景与创立,1820—1830年
这一运动兴起于第二次大觉醒期间;当时,美国正经历新教复兴与宗教动员的浪潮。斯密青少年时期大多生活在纽约州西部,该地区因复兴活动和改革运动密集而闻名。各教派竞相吸纳信徒,巡回传教士挑战既有教会,信众则围绕归信、属灵恩赐以及即将来临的千禧年展开辩论。斯密一家接触过多种宗教传统,包括长老宗和循道宗。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也存在民间疗愈、寻宝和解读天意征兆等习俗,这些活动有时与通常的基督教信仰相互交织。
斯密后来讲述,自己在1820年为宗教问题祈祷后,经历了一次奠定其信仰基础的异象。在后来被规模最大的后期圣徒教会奉为权威的记述中,父神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指示他不要加入任何现有教派。现存记述最早可追溯至斯密本人于1832年写下的叙述,各版本的侧重点和细节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将据称发生的事件本身,与相关书面记述的形成和传播加以区分。这一经历被称为“第一次异象”,最终成为解释斯密先知召命的核心依据;不过,在该运动最早向公众传述自身起源时,《摩尔门经》和天使显现占据了更突出的地位。
据斯密所述,一位名叫摩罗乃的天使指引他找到埋藏的金属页片,其上载有一部古代宗教记录。他称自己于1827年取得这些页片,并在神助下借助一些器具翻译了其中的内容;相关记述将这些器具称为“译具”或“先见石”。现存手稿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1829年口述记录的,奥利佛·考德里担任主要抄写员。《摩尔门经》于1830年3月在纽约州帕尔迈拉印行。随书刊载的还有分别署名为三位见证人及另外八位见证人的声明,陈述他们对页片的见证;其中,前三位见证人的声明还提到了天使的显现。
1830年4月6日,斯密及其同伴正式成立教会,名为“基督的教会”。早期信众群体强调悔改、洗礼、圣灵的恩赐,以及神圣权柄的恢复。斯密和考德里称,他们通过天上的使者获得了圣职权柄,这些使者包括施洗约翰,以及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归信者接受斯密为先知,认为他的启示可以指导教会群体的生活。传教工作很快使这一新宗教从发源地纽约州向外传播,而《摩尔门经》的流通,则为宣讲其独特的信仰主张提供了一种便于携带的媒介。
聚集、冲突与西部定居
19世纪30年代,皈依者受到鼓励,聚集建立社区,而不是分散居住在原有居民之中。1831年,斯密迁居俄亥俄州柯特兰后,那里成为一个重要中心。大约同一时期,启示将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独立城指定为锡安的中心之地;锡安是一个为基督再临作准备的神圣社群。聚集既有宗教目的,也有实际用途:信徒可以建立机构、汇集资源、建造神圣建筑,并尝试建立一个依启示而组织的社会。早期的财产奉献制度试图将个人的财产管理责任与社群共同供给相结合,但具体实施方式各不相同。
在密苏里州,教会成员与周边居民的关系日趋恶化。在这个蓄奴州,宗教差异与定居、投票、经济竞争及奴隶制方面的争端相互交织。1833年,教会成员被逐出杰克逊县。与此同时,柯特兰圣殿于1836年举行奉献典礼,但财务困难以及柯特兰安全协会于1837年的倒闭,加剧了教会内部的分歧。密苏里州再度爆发的冲突最终演变为1838年的摩门战争。州长利尔本·博格斯发布命令,宣布必须将摩门教徒视为敌人,并“予以灭绝或逐出本州”。在经历杀戮、军事对峙以及斯密被监禁后,大多数教会成员逃离了密苏里州。
下一个主要中心是1839年建立的伊利诺伊州纳府。纳府的市政特许状赋予当地设立各类机构的广泛权限;这个社群一面建造大型圣殿,一面吸引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皈依者。斯密引入了一些教义和仪式,包括为死者施洗、圣殿恩道,以及对家庭关系的印证;这些后来在以犹他为基地的教会中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他还在少数亲近人士之间私下推行多重婚姻。围绕政治权力、法律纠纷、内部异议,以及市议会下令捣毁《纳府解释报》印刷机等问题,冲突不断加剧。1844年6月27日,一群暴徒在伊利诺伊州迦太基的监狱中杀害了约瑟·斯密及其兄长海仑。
在杨百翰的领导下,规模最大的有组织信众群体自1846年起离开纳府,并于1847年抵达盐湖谷。当时该地区属于墨西哥领土,1848年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定居者在整个山间西部地区建立了实行灌溉的城镇、传教聚居地和经济机构。他们与原住民的关系既包括贸易和传教活动,也涉及土地剥夺及暴力事件。与联邦政府的冲突包括1857至1858年的犹他战争,以及后来的反多配偶制立法。1857年的山地草场大屠杀至今仍是这段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当地摩门教民兵在部分派尤特人参与下,杀害了约120名迁徙者。经过教会机构与联邦当局之间长期的相互妥协,犹他于1896年获准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领袖继任与主要教派分支
斯密去世后,由于他没有留下单一且获普遍认可的继任程序,教会陷入了继任危机。多种职分与原则都可成为不同继任主张的依据,包括十二使徒的权柄、总会会长团中尚在世的咨理、创教先知的指定,以及斯密家族的世袭继承。西德尼·雷格登提议担任教会的监护人,詹姆斯·J. 斯特朗则声称,斯密曾致信指定他为继承人,并且有天使按立了他。杨百翰主张,十二使徒定额组拥有领导教会的权柄。许多成员接受了这一立场,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群体追随其他领袖,或不归属任何一派。
杨百翰领导的分支于1847年重组总会会长团,后来发展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该教会保留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庞大的圣殿体系,以及与斯密在纳府时期有关的教义。其成员与犹他州形成了紧密联系,尽管后来成员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了该地区。在这一教会内部,会长的继任逐渐形成了可预期的制度:会长去世后,通常由最资深的使徒在总会会长团重组时出任下一任会长。这一惯例与斯密去世后继任问题的悬而未决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次独立的重组汇聚了不接受杨百翰领导的成员,其中许多人也反对多重婚姻。1860年,约瑟夫·斯密三世接受了这一组织的领导职务,该组织后来成为重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该教派于2001年更名为基督社区,其神学与制度特色逐渐发展,并日益加强与更广泛基督教世界的交流。该教派反对多重婚姻,按立女性担任圣职,并强调和平、和解以及以负责任的态度诠释经文。其独立城圣殿于1994年奉献启用,致力于和平与灵性培育,而非举行犹他州教会圣殿所特有的、仅限特定人员参加的仪式。
其他延续至今的传统包括通常与威廉·比克顿联系在一起的耶稣基督教会、与格兰维尔·赫德里克及独立城圣殿地相关的基督教会,以及与斯特朗相关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教会理解为犹他州教会的不同版本:其中一些对权柄的正统性来源保留着不同的解释,并拒绝接受后期摩门教神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另外,摩门教基要主义群体的兴起,主要源于对放弃多重婚姻的反对,以及对其他被认为偏离十九世纪教义的做法的反对。这些群体既包括独立践行其信仰的个人,也包括领导架构各异的有组织社群。不应将他们的信仰与实践归于所有后期圣徒;他们在组织上也独立于规模最大的后期圣徒教会。
经文、启示与神圣文本的形成
圣经是整个运动的信仰基础,但后期圣徒各传统对《圣经》与其他经文之间关系的理解,使其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基督教会。《摩尔门经》自称是由美洲的先知编纂而成的古代记录。书中叙事涉及若干群体,按文本的说法,他们是来自古代近东的移民的后裔;其中最核心的宗教事件是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该书探讨圣约、悔改、社会不平等、战争与救赎等主题。书末邀请读者通过祈祷寻求上帝的印证,使个人宗教体验成为人们接受这部经典的重要一环。
教义和圣约收录了与信仰和教会组织有关的启示、宣言及其他文献。较早的一部汇编《诫命书》于1833年在密苏里州付印期间,印刷作坊遭暴徒捣毁。《教义和圣约》于1835年问世。此后,各教派所用版本的内容逐渐分化:基督社区继续加入历任总会会长所获的启示,而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则形成了另一套正典汇编。因此,不同版本中相同的篇章编号未必对应相同的文本。该书标题最初有一部分是指其中的神学讲义,这些讲义后来从犹他州教会的版本中删除。
无价珍珠于1880年被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列入正典,其中收录了斯密修订《圣经》的部分内容、《亚伯拉罕书》、他的早年经历记述,以及《信条》。《亚伯拉罕书》与1835年购得的一批埃及纸莎草文献有关。埃及学家认定,现存残片是埃及丧葬文献,其内容并非斯密所发表的叙事文本。对于现存材料、已佚纸莎草文献与启示之间的关系,信徒提出了不同解释。斯密还对《圣经》进行了大规模修订,通常称为《约瑟·斯密译本》或《灵感译本》;各教派对这一文本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
持续启示意味着,经文正典原则上是开放的,而非永久封闭。不过,教会领袖的言论并非都会成为经文,各教会认可经文的程序也不相同。教会机构的授权、大会的接纳,以及信仰群体的长期使用,都可能发挥作用。历史研究还区分了“翻译”的不同含义:斯密创作这些文本时,并不总是采用通常的学术翻译程序,即将一种已知源语言的文本转译成另一种语言。对信徒而言,即使不经过这种程序,神的协助也能赋予文本权威。对历史学家而言,手稿的演变、口述记录方式、编辑及出版过程,则为追溯这些作品如何融入后期圣徒运动的宗教生活提供了证据。
上帝、人类与救赎
整个运动都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圣的救赎主为信仰核心,但各后期圣徒教会对上帝的理解并不一致。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教导,父、子和圣灵是三个独立的存在,因共同的旨意而合一,而非经典三位一体教义中共享同一神性本质的三个位格。该教会认为,父与复活的基督都拥有荣耀的身体,而圣灵则是灵体。基督社区明确认同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信仰。一些较小的教会同样更接近传统的新教神学,而非在犹他州发展起来的教义体系。
在规模最大的教会中,人的生命被视为一项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涵盖前生、降生为人、死亡、复活与最后的审判。人类被理解为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今生使人有机会学习、行使道德自主权、建立关系,并忠于圣约。因此,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不仅被理解为一场灾难,也被视为使今生经历成为可能的事件。基督的赎罪与复活战胜了死亡,使人与上帝和好成为可能。这些教导通常被统称为救恩计划或幸福计划。
后期圣徒在讨论救赎时,会区分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所有人都能复活,归功于基督对死亡的胜利;而罪得赦免、灵性的转变以及最终与上帝相契合,则与信心、悔改、神的恩典和圣约关系相联系。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教导,天上的荣耀分为不同等级,这一教导尤其依据斯密和雷格登于1832年共同领受的一项启示。该教会的超升教义所涉及的是最圆满的永生形式,包括永恒延续的家庭关系,以及对神圣生命的分享。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较早的基督教天堂观,不过,将其与基督教有关神化的教导进行比较,已成为神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斯密后期的教导也挑战了传统上关于创造以及上帝与人类之间距离的观念。在1844年的讲道中,他谈到了上帝的过往,以及人类变得像上帝一样的潜能。犹他州教会的神学通常将创造理解为对既有存在的组织,而非从绝对的虚无中创造万有。永恒的智能、灵、物质与神的力量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并未通过某个统一而完备的哲学体系加以界定。有关天母的教导同样肯定人类有天上的父母,却未详尽阐述她的角色。这些观念既引发了信仰层面的思考,也促成了哲学探究;而在这一运动的其他分支中,它们仍未得到充分发展,或受到否定。
圣职、教会治理与宗教权威
在后期圣徒各传统中,圣职指由神授予的、执行宗教仪式和治理教会的权力与责任。在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中,圣职主要分为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两者各自包含职责明确的职分。执事、教师和祭司属于亚伦圣职,长老和大祭司等则属于麦基洗德圣职。圣职的“权钥”指在特定管辖范围内指导圣职权力行使的权柄。这些区别说明,担任某一职分本身并不意味着有权设立会众、主持所有仪式,或领导整个教会。
规模最大的教会由总会会长领导,他被视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并由总会会长团中的咨理协助。十二使徒定额组是另一个核心治理机构。此外,还有其他总会当局人员和职员负责督导各地区及各项事工。地方会众通常组成支会或分会;多个支会归为一个支联会。主教领导支会,支联会会长则督导支联会。地方层面的大多数领导和教导工作都由成员义务承担,不领取专职教职人员薪酬。全职的高层领袖可能领取生活津贴,因此,将整个机构的教职一概描述为无薪服务并不全面。
教会治理将等级体制与参与式做法相结合。成员公开表示支持任职人员,通常以举手的方式进行;地方议会则汇集负责会众生活不同事务的领袖。“共同同意”并不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民主:提名和机构权力通常都来自既有的领导架构。教会鼓励成员就个人职责寻求启示,但也教导他们将这种体验与指导整个教会的启示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可能引出有关良心、异议以及机构指导权限的实际问题,但并未消除这一运动对神授权威的坚持。
基督社区设有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议会、各项圣职职分及世界大会,但其运作程序和对权威的理解沿着不同路径发展。启示文献可提交大会审议,并获接纳收入其《教义和圣约》。1984年通过的一项启示批准按立女性,首次按立于1985年举行。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不按立女性担任圣职职分,但女性会领导重要组织,并在圣殿崇拜中承担获授权的职责。其他宗派则以使徒、主教、长老、世袭权利主张,或对早期启示的独特解释为依据来组织权威体系。因此,使用相同术语并不意味着具有相同的权力或组织关系。
礼拜、教仪与神圣空间
后期圣徒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教会,其日常会众礼拜以圣餐聚会为中心。信徒以面包和水纪念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并重申洗礼时所作的承诺。聚会包括唱圣诗、祈祷和讲道,讲道通常由普通教友承担,而非固定的专职传道人。在指定的禁食主日,教友可以自发分享见证。此外,教会还按年龄或职责设置不同的课程和组织,开展宗教教育。基督社区及其他分支采用不同的礼拜方式;有些使用较为完备的礼仪形式,举行圣餐的时间安排也可能有所不同。
洗礼通常采用浸礼,对象是被认为能够自主信仰和悔改的人。在总部位于犹他州的教会中,儿童可以在八岁时受洗,这一年龄被视为开始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年龄。洗礼之后通过按手礼施行坚振,使受洗者取得教会成员身份,并获赐圣灵的恩赐。其他教仪包括为儿童祝福、按立圣职以及为病人祝福。这些教仪的意义在于神圣权柄、规定的仪式行为与个人信仰三者的结合。后期圣徒运动总体上不接受婴儿洗礼,但各分支对此的解释和制度要求有所不同。
圣殿具有独特的作用,在犹他传统中尤其如此。圣殿不同于普通的聚会所:奉献启用后,只有符合特定要求并通过面谈获得许可的教友才能进入。恩道门仪式将教导、象征性演示,以及有关宗教行为和对上帝忠诚的圣约结合在一起。印证仪式将配偶和家人联结起来,信徒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延续至死后。参与者视这些仪式为神圣之事,而仪式的形式也随时间有所改变。基督社区位于独立城和嘉德兰的圣殿则有不同用途,用于礼拜、教育、灵性培育,并向公众开放,而非实行犹他教会那种限制参与资格的教仪制度。
为死者施洗及其他代理教仪,使在世的参与者能够代替逝者接受教仪。按照犹他教会的神学观念,这些仪式并不强迫死者接受教会成员身份或救恩,而是提供可由死者自行接受或拒绝的机会。这一信念推动了广泛的家谱研究,以及大型家谱机构 FamilySearch 的发展。代理教仪也引发了宗教间的关切,尤其是提交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姓名以供施行教仪的问题。教会已制定规章,限制未经授权的姓名提交行为。这种实践表明,有关上帝的公义、家庭关系的延续以及人人皆有机会获得救恩的信念,如何既促成独特的宗教活动,也带来与运动之外人士的互动。
婚姻、种族、性别与日常宗教生活
多重婚姻是十九世纪摩门教历史上影响最深远、也最具争议的制度之一。斯密最初私下推行这一制度,教会领袖于1852年在犹他公开承认其存在。参与者通过有关上帝诫命、家庭关系及恢复圣经时代习俗的教导来理解这一制度;反对者则从宗教、法律和社会层面对其提出质疑。联邦立法通过刑事处罚、限制政治权利以及针对教会财产采取行动,不断加大压力。1890年,教会会长威尔福德·伍德拉夫发表《宣言》,宣布服从禁止缔结新的多重婚姻的法律。此后仍有一些新的多重婚姻缔结,尤其是在美国境外,直到教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发布1904年的《第二次宣言》,才加强了禁令的执行。目前,规模最大的教会禁止多重婚姻,但一些独立的基要主义社群仍延续这一做法。
种族排斥也塑造了这一最大教会的制度历史。斯密在世时,一些黑人男性曾获按立,其中以以利亚·亚伯最为知名。在杨领导时期,限制具有非洲黑人血统的男性获按立圣职的规定逐渐确立;黑人男女也被排除在圣殿恩道门和印证仪式之外。1978年6月,总会会长团宣布获得启示,终止这些限制;该启示后来以《正式宣言二》的名义收入教会正典。此后,教会已明确否定早先那些将这些限制归因于上帝的诅咒、前生行为或种族低劣的解释。其他后期圣徒宗派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因此不能将这段历史一概套用于整个运动。
女性一直在组织事务和信仰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各宗派对于女性能否担任领导职务的规定有所不同。慈助会于1842年在纳府成立,后来发展为总部设在犹他的教会中的主要妇女组织,将宗教教导、福利救助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十九世纪,女性也参与医治活动;而在现代的组织安排中,圣职教仪的施行则另有规定。围绕权柄、家庭角色、性与包容性等问题,各宗派作出了不同回应。基督社区允许按立女性;在其政策许可的国家,也允许同性婚姻,并允许按立处于同性婚姻中的人士。总部设在犹他的教会则在宗教层面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
日常宗教实践通常包括祈祷、研读经文、金钱奉献、志愿服务,以及为儿童和青少年安排的有组织活动。《智慧语》源自1833年的一则启示,在犹他教会中逐渐发展为具有约束力的健康准则,禁止饮酒、使用烟草以及饮用咖啡和茶;十九世纪时,对它的解释和执行尚不那么统一。什一奉献用于支持教会机构的运作,禁食捐献则用于援助有需要的人。教会的福利计划在大萧条时期得到大幅扩展。这些实践将个人自律与群体互助联系起来,但个人及不同社会的实际遵守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应当将最大教会所提出的要求,与个人的实际行为及其他宗派的规范区分开来。
传教、国际扩展与文化表达
传教活动自这一运动创始之初便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期的传教活动面向原住民,并扩展至美国邻近各州及加拿大;赴英国传教则始于1837年。英国归信者对十九世纪的教会发展和信徒迁徙尤为重要。1849年设立的永久移民基金帮助归信者前往北美西部,通常以受助者日后需偿还的资助形式提供帮助。因此,信徒聚集既塑造了这一运动的人口构成,也塑造了其神学。来自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及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推动了犹他各定居点在语言、职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二十世纪,该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教会日益鼓励归信者留在本国,建立当地的教会组织。传教工作扩展至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亚洲和非洲,但能否进入这些地区取决于各国法律及政治环境。1978年取消对黑人获得圣职和参与圣殿仪式的限制后,教会得以在非洲黑人群体中更全面地发展组织。当地支联会的建立、教学材料的翻译,以及北美以外圣殿的兴建,减少了对迁居犹他的依赖。即便如此,集中化的行政管理,以及美国领导层长期以来的影响,仍持续塑造着宗教实践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传播方式。
截至2023年底,总部位于犹他的教会报告称,其全球成员约有1,730万人。这一行政统计总数并不反映每周出席礼拜的人数:它涵盖参与程度各异的人,而这一数字与人口普查中自报宗教归属的人数之间的关系,也因国家而异。传教服务通常由年轻成年人承担,也有年长夫妇参与,既服务于吸纳新成员,也承担其他任务。女性可以担任全职传教士,美国以外的成员也日益参与传教和领导工作。基督社区及其他较小分支同样在多个国家设有会众团体,其各自的历史不能从最大宗派的统计数据中推知。
教育与文化创作一直是体现教会组织认同的重要载体。杨百翰大学及其他教会教育机构将学术课程与宗教要求相结合。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所课程为中学生及大学年龄段的学生提供宗教教育,往往与世俗教育并行。圣诗、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历史小说、视觉艺术、电影及家庭叙事,传播了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后期圣徒生活形象。文化表达也会在官方支持之外产生,并可能挑战教会组织的规范。随着教会在国际上的发展,各地出现了本土的音乐、艺术和虔敬实践,使过去将摩门文化等同于美国西部山间地区文化的看法变得不再简单适用。
历史研究、分类与宗教间关系
历史学家通过启示文献、日记、书信、报刊、法庭记录、机构会议记录及实物遗存研究这一运动。十九世纪的相关记述往往立场鲜明,分为护教与敌对两派。到了二十世纪,专业历史学家日益将后期圣徒历史视为美国宗教史、社会史、政治史和西部史的一部分。有一种有时被称为“新摩门史”的研究取向,强调档案研究和历史语境中的解释,而不是将每一段历史叙述都围绕着证实或证伪先知宣称来组织。伦纳德·J. 阿灵顿等学者推动了这一研究取向的确立,后来的研究则进一步将关注范围扩展到女性、种族、原住民族、日常宗教生活及国际社群。
档案文献的出版改变了人们获取这一运动早期记录的方式。“约瑟·斯密文献”项目以文献整理本的形式,出版斯密的日记、启示、书信以及法律和行政资料。这些史料使研究者能够将早期手稿与后来的版本及机构叙事进行细致比较,也揭示了第一代信徒内部的不确定性、探索尝试和意见分歧。历史研究方法可以确定某一记述何时被记录、文本如何变化,或参与者做过什么;但在判断一项启示是否来自上帝时,它所采用的标准与宗教见证并不相同。区分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信徒与历史学家为何可能对同一批文献作出不同解读十分重要。
《摩尔门经》关于古代美洲历史的主张,仍是争论的主要焦点。主流考古学尚未将书中所述的族群、城市和迁徙确立为公认的古代美洲历史框架。遗传学研究表明,美洲原住民群体的主要祖源可追溯至古代从东北亚迁入的人群,而非主要源于书中描述的族群。后期圣徒的诠释者提出了不同的地理模型,并对相关人群的规模与范围作出更有限的理解。犹他教会公开发表的有关DNA的讨论,既承认研究所揭示的以亚洲为主的祖源,也指出运用群体遗传学评估特定经文主张的局限。学术界对其历史真实性的争议,应与该书作为十九世纪文本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宗教意义持续来源的作用区分开来;后两者都有文献可据。
如何分类,同样取决于所要探讨的问题。后期圣徒各教会因敬拜耶稣基督、使用基督教经文,并宣称恢复了他的教会,而将自身视为基督教。许多奉行尼西亚信经的基督教机构认为,犹他教会关于上帝和权柄的教导与历史传承的基督教教义不相容。宗教学学者通常将这一运动描述为起源于基督教的复原主义运动,同时承认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特的宗教家族。基督社区加入美国全国教会理事会,表明它与更广泛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机构关系有所不同。在经文、洗礼和上帝本性等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的同时,各宗教仍可在人道主义工作、宗教自由和地方社区生活等领域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