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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宗教与神话 / methodism

循道宗

循道宗是源于十八世纪卫斯理复兴运动的全球性新教传统,强调恩典、圣洁、有纪律的团契生活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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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宗是新教内部一系列教会、宗教运动和神学传统的统称,源于十八世纪主要由约翰·卫斯理及其弟弟查尔斯·卫斯理推动的福音复兴运动。循道宗兴起于英格兰教会内部,将宣讲个人归信与有组织的基督徒团契、频繁的礼拜及对他人的切实援助结合起来。“循道派”最初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呼,用来形容那些在宗教生活中格外循规蹈矩的人;后来,这个称呼成为一个遍及全球的基督教传统的名称。

循道宗的标志性教导是:上帝的恩典向每一个人开放,并使人能够活出日益以爱上帝、爱邻人为本的生命。其组织制度围绕信徒会社、彼此督责的小组、巡回传道人以及相互联结的会众发展起来。这些组织安排帮助循道宗传播到既有堂区体制未能充分照顾的人群之中,后来又使其跨越国界和殖民地疆界,向外扩展。

循道宗并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宗派。其所属教会既有实行主教制的,也有不实行主教制的,还包括历史上以黑人信徒为主体的宗派、独立的卫斯理宗教会,以及与其他新教传统合并而成的联合教会。这些教会的历史与实践相互交织,但在治理方式、神学侧重、礼拜和当代社会教导方面各有不同。循道宗的影响也超出了以其名称命名的教会,尤其体现在圣洁运动、复兴运动、赞美诗创作与传唱、教育以及有组织的社会服务等方面。

起源于十八世纪的福音复兴运动

约翰·卫斯理(1703—1791)和查理·卫斯理(1707—1788)是英国国教牧师塞缪尔·卫斯理与苏珊娜·卫斯理的儿子。母亲在家中给予的宗教教导,对兄弟二人的成长影响深远。1729年,查理在牛津协助成立了一个小型灵修团体,约翰随后成为其主要组织者。成员定期祷告、研读《圣经》、禁食、领受圣餐、探访监狱,并救助贫困家庭。批评者称他们为“圣洁会”和“循规蹈矩者”(Methodists)。因此,这一名称最初指的是有纪律的宗教实践,而非一个独立的教会或一套独特的信仰告白。

兄弟二人都在英格兰教会受按立为牧师。他们于1735至1738年间前往佐治亚传教,虽然困难重重,却使约翰与摩拉维亚派基督教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尤其受到其重视信心与得救确据的影响。1738年5月24日,他在伦敦奥尔德斯门街的一次宗教聚会中,听人朗读马丁·路德为《罗马书》所写的序言,并记下自己感到内心“奇妙地温暖起来”。他将这次经历理解为自己因信靠基督而得救的个人确据。查理在三天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些事件后来成为重要的纪念节点,不过,这场运动的发展有赖于一系列历时更久的制度与神学变迁。

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创新,是在堂区教堂之外布道。英国国教布道家、早年在牛津与卫斯理相识的乔治·怀特菲尔德,曾向大批户外听众布道,其中包括布里斯托尔周边的矿工。卫斯理于1739年4月开始效法他的做法。露天布道使复兴运动能够触及那些难以纳入现有堂区日常活动的人群。这种跨地域的流动布道也引起了与当地教士的摩擦,因为他们认为,未经许可便在其堂区内布道是一种侵犯。

这场复兴运动并没有统一的神学。怀特菲尔德与威尔士卫理宗领袖豪厄尔·哈里斯支持加尔文主义对拣选的理解,而卫斯理则坚持恩典向所有人开放。双方的分歧在1740至1741年间尤其明显。此后,加尔文主义卫理宗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尤其是在威尔士以及亨廷登伯爵夫人联会中。因此,从历史上说,“卫理宗”的含义比“卫斯理派”更广,尽管卫斯理神学后来在国际卫理宗大家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卫斯理并不认为仅靠布道就已足够,而是开始将信主者组织成社团。自1739年起,伦敦的铸造厂会所成为一个重要总部。首届卫理宗会议于1744年召开,卫斯理与一小群教士和传道人聚集一堂,讨论教义、纪律及组织事务。尽管如此,他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英国国教内部的革新。随着运动规模扩大、圣礼需求增加,以及事工向大西洋彼岸扩展,英国国教的体制已难以容纳其发展,独立的卫理宗教派才逐渐形成。

恩典、救赎与基督徒的完全

循道宗神学承袭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信仰,肯定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意义。它尤其关注上帝的恩典如何贯穿救赎的全过程。卫斯理反对某些人被无条件排除在得救可能性之外的主张。他的立场既受到以荷兰神学家雅各布斯·阿民念命名的阿民念主义影响,也汲取了圣公会神学、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述以及灵修传统的思想。

先行恩典,即“先于人而施行”的恩典,是这一理解的核心。人受罪损害,无法凭自身的力量迈出得救的第一步;然而,上帝先行的作为使人能够作出回应。因此,循道宗教导既强调恩典的优先性,也肯定人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自由。这并不是说,人可以靠善行拯救自己;相反,人之所以能够悔改、相信和顺服,是因为恩典已经在发挥作用。卫斯理传统的教导通常认为,人可以抗拒恩典,信徒也可能偏离信仰;这使其有别于不可抗拒的恩典以及信徒必蒙保守到底的教义。

称义与重生描述了归信过程中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两个层面。称义关乎罪得赦免,以及重新蒙上帝接纳;重生则关乎内在生命的更新。卫斯理也强调得救的确据,常将其与“圣灵的见证”联系起来:信徒可以确知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他并不把每一次情绪起伏都视为上帝接纳或弃绝一个人的证据;循道宗的牧养教导也因此十分重视疑惑、灵命成长,以及信心与情感强度之间的区别。

卫斯理教义中最具特色、也最具争议的是成圣,尤其是“基督徒的完全”或“全然成圣”。卫斯理所说的完全,是指爱中的完全,即一种由爱上帝、爱邻舍所支配的生命取向。他明确指出,这并不等于绝对完美,也不意味着没有无知、不会犯错或不再受到试探。圣洁生命的成长可以是渐进的,而恩典也可能带来决定性的转变。后来的循道宗与圣洁运动传统,对于应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转变明确认定为归信之后的一次独立经历,存在不同看法。

循道宗的神学思考将圣经置于首要地位,并在与基督教传统、理性和经验的对话中加以诠释。二十世纪学者阿尔伯特·C. 奥特勒推广了“卫斯理四边形”这一说法,用以回顾性地概括这种模式;卫斯理本人并未以此名称建立一套体系。这一说法也不一定意味着四个要素具有同等权威。循道宗各教会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理解,但通常认为,经验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对基督教信仰的领受,而不能取代对圣经的诠释。

这一神学架构将信仰与行为联系起来。怜悯之工不能换取救恩,却是恩典所塑造的生命的一部分。祷告、圣餐、慈善行动和参与团契,都被视为“蒙恩之道”:上帝借着这些实践扶持并转化信徒。

会社、小组与联区治理

早期卫理宗能够持久发展,既有赖于讲道,也有赖于组织建设。卫理宗会社聚集了寻求基督徒生命更新的人,其中许多人仍继续参加圣公会堂区的礼拜。在会社内部,班会构成了较小的单位,以便开展牧养监督和彼此督责。班会制度于1742年在布里斯托尔为募集偿债捐款而引入,后来发展为定期聚会,成员在会上讨论各自的灵性状况、行为和需要。

班长通常由平信徒担任,其中也有女性,其职责兼顾牧养关怀与日常管理。定期换发的会籍票有助于确认哪些人仍留在团契中并接受纪律约束。规模更小的“互勉小组”则将那些希望更深入地彼此认罪、在灵性上相互督责的人聚集起来。这些安排使这一运动能够掌握成员的情况;不断往返于各地群体之间的巡回传道人,单凭自身无法持续了解这些信息。

1743年首次出版的《总则》以三项原则规范卫理宗信徒的行为:不作恶、行善,以及遵行上帝所设立的各项规仪。其具体应用涉及经济行为、待人之道、照顾弱势者、公共礼拜、祷告、读经、禁食和圣餐。因此,纪律并不局限于对教义的认同。成为会友意味着持续践行一种生活方式,不过纪律的执行因地区和时期而异。

这一更大范围的体制后来被称为联区制,在英国卫理宗传统中,“联区”一词采用“connexion”这一拼法。各堂会通过巡回教区、区会、议会、共同承担的事工以及财务义务联系在一起。一个巡回教区通常包括若干处讲道场所,由牧职人员和本地传道人共同服事。巡回传道制度使牧职人员的调派成为整个教会的责任,而不只是某个堂会与某位牧者之间的契约安排。议会成为实行集体监督的核心机构,不过卫斯理在世时本人仍掌握很强的个人权威。

卫斯理于1791年去世后,卫理宗各教会在牧职权威与平信徒代表权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平衡。英国卫理宗最终将平信徒纳入其主要治理议会。美国卫理宗则发展出主教监督体制,由主教负责牧职任命及更广泛的教会行政事务。其他分支则拒绝主教制,或限制主教的权力。这些差异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宗派组织结构,但并未消除一个共同原则:地方堂会属于一个相互依存的信仰共同体。

平信徒传道人在卫理宗的事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宗派对他们的培训和授权方式不尽相同,但在受按立的牧职人员需要服事多个堂会的地方,这一职分始终尤其重要。女性在早期班会中担任领袖,在某些情况下也公开讲道,不过卫斯理对此的许可附有限制,而后来的政策有时变得更加严格。各教会接纳女性担任具备完整资格的受按立牧职人员,时间并不一致:美国卫理宗的主要前身教会于1956年赋予女性完整的教牧权利,英国循道公会则于1974年首次按立女性担任长老。如今,各卫理宗教会在牧职实践及资格认可方面仍有差异。

礼拜、圣礼与宗教体验

卫理宗的礼拜形式是在圣公会礼仪与福音派复兴运动的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卫斯理重视《公祷书》、定期举行的圣礼,以及按既定次序诵读《圣经》。与此同时,卫理宗的布道聚会、自发祈祷、作见证和唱诗,也形成了比堂区礼拜更灵活的聚会形式。这种双重传承解释了为什么卫理宗的礼拜既有遵循正式礼仪的崇拜,也有以讲道和会众回应为中心的复兴式聚会。

大多数卫理宗教会承认两项圣礼,即洗礼和圣餐。洗礼通常既施予婴儿,也施予此前未曾受洗的成年归信者。根据各宗派的惯例,施洗可采用洒水、浇水或浸水的方式。婴儿洗礼体现了上帝恩典的先在性,以及受洗者被接纳为基督徒群体一员的意义;此后的教导和信仰告白,则表达受洗者逐渐成长的回应。因此,卫理宗通常不同于那些只为能够明确作出个人信仰告白的人施洗的传统。

卫斯理鼓励信徒经常领受圣餐,视其为切实传递恩典的途径,而不仅仅是一种纪念仪式。卫理宗的教导通常肯定基督在圣餐中真实地属灵临在,但不要求以某一种哲学解释来说明饼酒的转变。许多卫理宗教会对领受圣餐采取相对开放的邀请方式,不过具体措辞和条件各不相同。卫斯理的圣礼教导与后来的实践之间存在张力,这一点在历史上颇为重要:在边疆巡回牧区,或在缺少受按立牧者的群体中,圣餐可能不常举行,而讲道和复兴聚会则占据了宗教生活的主导地位。

唱圣诗成为卫理宗最具辨识度的实践之一。查理·卫斯理创作了数千首圣诗,包括《新生王歌》《神圣的爱,超越万爱》和《怎能如此》。在约翰·卫斯理的主持编订下,《供称为卫理宗信徒的人使用的圣诗集》于1780年出版。诗集的编排呈现出一条由悔改、信心、得救确据、圣洁,逐步通向基督徒群体生活的路径。因此,对于那些可能难以获得书籍或正规神学教育的人来说,圣诗成了传播神学的媒介。

其他具有特色的实践包括爱筵、守夜礼拜和更新盟约。爱筵受到摩拉维亚教会做法的影响,为信徒提供作见证和团契相交的机会,但并非圣餐礼。守夜礼拜则将长时间祈祷与迎接新年或其他重要时刻联系起来。1755年,卫斯理借鉴英国早期的灵修文献,主持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立约礼拜;后来的卫理宗礼拜用书进一步发展了其中的措辞,使其成为一种持久沿用的委身仪式。

卫理宗强调基督教的归信,鼓励信徒讲述个人经历,但这一传统从未一概要求信徒讲述戏剧性的归信故事。许多信徒将信仰理解为在教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样,复兴运动的实践虽在历史上十分重要,却不能涵盖卫理宗礼拜的全部。在不同处境中,传承下来的礼仪、地方音乐形式、灵恩实践和现代敬拜音乐,可以并存于同一个宗派家族之内。

英国循道宗的分裂、重聚与制度发展

英国循道宗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宗派,而非通过某一次声明宣告成立。卫斯理直到去世仍是圣公会牧师,但循道宗的讲道活动、产业、年议会及教牧纪律,早已构成一个颇具规模、与圣公会并行的组织体系。1784年,他通过《声明契据》,在法律上确立了由一百名传道人组成的年议会,为他去世后这一运动的延续奠定了制度基础。

如何施行圣礼成为主要争议之一。一些循道宗信徒希望继续在圣公会教堂领受圣餐,另一些则希望由自己的传道人施行圣礼。1795年的《和解方案》允许循道宗在特定条件下自行施行圣礼。这缓和了当时的冲突,但也确认了这一运动已不再局限于原先依附圣公会堂区体制的状态。

围绕权威与代表权的争议引发了进一步的分裂。循道宗新联会于1797年成立,其形成与亚历山大·基勒姆及扩大平信徒参与的诉求有关。原始循道宗于1811年成为独立团体,源自休·伯恩和威廉·克洛斯推动的营地聚会复兴运动。其露天布道和平信徒领导模式在矿区、农业社区及工业城镇产生了影响。1815年,威廉·奥布赖恩在德文郡创立圣经基督徒会;该会在英格兰西南部及一些移民社群中尤为重要。

这些团体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正式的治理架构上,也体现在宗教风格、地域分布及社会构成上。“原始”一词意指恢复早期循道宗的活力,而非缺乏组织。卫斯理循道宗往往建起规模可观的礼拜堂、学校和出版机构,教牧人员也日益专业化;较小的宗派则维系着各自的布道与团契网络。这些差异确实存在,却从非绝对:各主要分支都有劳动民众参与,而地方教会的实际情况也往往超出了人们对各宗派的刻板印象。

各派的重新联合分阶段进行。1907年,循道宗新联会、圣经基督徒会及联合循道宗自由教会合并,组成联合循道公会。1932年,该会又与卫斯理循道公会及原始循道公会合并,成立大不列颠循道公会。这一英国教会与美国后来称为联合卫理公会的宗派并非同一组织。另有几个较小的循道宗团体未加入此次联合。

十九世纪的礼拜堂往往不只是礼拜场所。主日学、图书馆、诗班、互助进修会、慈善基金及公开讲座,使礼拜堂成为当地社会交往的中心。二十世纪,人口迁移、宗教参与方式的变化以及会友人数下降,导致许多地区重组巡回牧区,并关闭礼拜堂。与此同时,英国循道宗也开展了新的城市宣教事工,与其他教会建立合作关系,并形成了受加勒比地区、非洲及其他地方移民影响的会众群体。因此,其制度发展史既包含既有组织架构的收缩,也包含支撑这些架构的社群所经历的变化。

北美的扩展与宗派的形成

十八世纪,循道宗通过移民、平信徒传道人和传教士传入北美大陆。1760年代,马里兰和纽约逐渐形成了早期的活动中心。卫斯理于1769年派遣正式委任的传道人前往,弗朗西斯·亚斯伯里则于1771年抵达。美国独立战争打断了当地教会与英国的联系,导致许多循道宗群体难以获得圣公会神职人员的牧养,也难以领受圣礼。

1784年,卫斯理为托马斯·科克按立圣职,派他赴美开展工作,同时选立了其他牧者;此举偏离了英格兰教会通常的主教制程序。同年12月,美国循道宗信徒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圣诞会议上,成立了美以美会。科克和亚斯伯里成为该教会主要的主教领袖。尽管卫斯理更倾向于使用“监督”这一头衔,美国教会仍采用了“主教”的称谓。

巡回布道的事工模式十分适应移民定居区不断扩展的形势。巡回传道人往来于分散的社区,在民宅和礼拜堂讲道,并组织当地的信徒会社。季度聚会将各会众召集在一起,进行讲道、处理会务、开展团契活动和举行圣礼。营会尤其在第二次大觉醒期间影响深远,往往能吸引大批人群,聚会持续数日。循道宗信徒人数的增长,依靠的是流动传道与由当地平信徒持续承担领导职责相结合的模式,而不只是复兴聚会。

种族和奴隶制从根本上塑造了美国循道宗的组织制度。尽管早期循道宗规章反对蓄奴,实际做法却逐渐变得不一致,分歧也日益加深。在白人控制的教会中,黑人循道宗信徒还遭遇种族隔离,其担任领袖的机会也受到限制。理查德·艾伦于1816年参与创立了非洲人美以美会。非洲人美以美锡安会于十九世纪初发展为独立宗派。1870年,原先隶属于南方白人循道宗教会的黑人信徒成立了有色人种美以美会,1954年改名为基督教美以美会。

围绕奴隶制的冲突导致美以美会于1844至1845年间分裂为美以美会与南方美以美会。1939年,这两个教会与美普会合并,成立卫理公会,但合并安排中设立了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中央辖区,专门管辖黑人会众。这一辖区最终被撤销,是教会组织长期且进展不一的废除种族隔离进程的一部分。

1968年,卫理公会与福音联合弟兄会合并,成立联合卫理公会。其他循道宗和卫斯理宗派则继续保持独立。近些年来,围绕同性婚姻、圣职按立和宗派权威的分歧,促使大批会众退出联合卫理公会。全球卫理公会于2022年开始运作。2024年,联合卫理公会总议会取消了全宗派范围内禁止按立公开同性恋身份者为神职人员,以及禁止神职人员主持同性婚礼的规定。这些决定仅涉及某一特定宗派,并不代表全球循道宗的统一立场;各国法律、地区性安排及其他循道宗教会的教导仍各不相同。

全球宣教与各地区的基督教

循道宗通过多种相互交织的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有组织的宣教工作、移民、商业与海运网络、军队调动,以及当地基督徒的主动参与。因此,若将各国的循道宗教会一概描述为英国或美国主导的宣教成果,就会产生误导。在外国宣教机构正式设立管理架构之前,当地的传道者、翻译者、教师和会众往往已经在维系信仰群体。

在加勒比地区,纳撒尼尔·吉尔伯特于1759年从英国返回安提瓜后,开始开展循道宗活动。此后的工作在当地领袖的带领和获派宣教士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托马斯·科克于1786年抵达该地区,推动了有组织宣教活动的扩展。加勒比地区的循道宗是在以奴隶制和种植园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被奴役的黑人基督徒和自由黑人基督徒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而宣教士与殖民当局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废奴解放的态度,则因时期和地点而异。

在非洲大陆,十九世纪循道宗的扩展遍及塞拉利昂、黄金海岸、非洲南部,后来又延伸至许多其他地区。英国宣教士约瑟夫·邓韦尔于1835年抵达黄金海岸,但非洲基督徒的自主行动以及后来非洲本土牧者的工作,对教会的建立至关重要。在非洲南部,循道宗群体在教育和公共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历史也反映出殖民社会和教会机构内部的种族不平等。此后,非洲的循道宗教会逐步形成了自主的领导体制、区域组织架构,以及植根于当地语言和音乐文化的敬拜形式。

在亚洲,循道宗将传福音与办学、出版和医疗事业结合起来。美国循道宗宣教士于1847年开始在中国福州开展工作。1856年,威廉·巴特勒在印度开创了美国循道宗的宣教事业。在朝鲜半岛,亨利·阿彭策勒等循道宗宣教士于1885年开始工作;学校和朝鲜本土传道者的努力,使循道宗成为当地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循道宗在这些地方的发展,依赖于翻译工作、本土领袖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而不只是照搬西方的堂会模式。

移民同样塑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的循道宗。汤加的宣教工作始于1820年代,斐济的卫斯理宗宣教工作则始于1835年。太平洋地区的循道宗教会逐渐成为在各国举足轻重的机构,与亲族关系、酋长权威、学校教育和公共仪式保持着密切而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联系。它们在制度层面的显赫地位,也引发了关于教会权威与政治生活之间界限的争论。

二十世纪,许多地方逐渐摆脱了对宣教机构的依赖,转而成立自主教会,或加入范围更广的新教联合教会。1925年成立的加拿大联合教会吸纳了加拿大循道宗教会;1947年成立的南印度教会则由循道宗团体与圣公会、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教会共同组成。1977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合教会同样吸纳了循道宗教会。这些联合使统计数据难以相互比较:一个教会即使在宗派归属上不再自称循道宗,仍可能延续循道宗的传统。统计结果也会因计入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是否包括受洗会友、认信会友、儿童,或与教会有联系的更广泛群体。

社会行动、相关运动与普世教会关系

循道宗的社会行动源于这样一种认识:个人的圣洁意味着对他人负有责任。卫斯理支持救助贫困者,探访囚犯,提倡实用教育,并于1774年出版《论奴隶制》。早期的循道宗社团组织救济,有时也提供小额借贷。这些活动既是慈善事业,也是信仰培育的一部分:探访病人、帮助有需要的人,被视为信徒在爱中成长所应践行的事。

教育成为这一理念在机构层面的重要体现。卫斯理于1748年在布里斯托尔附近创办的金斯伍德学校便是早期实例,此后,循道宗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庞大的学校、学院和神学教育机构网络。循道宗各教会还创办了医院及其他福利机构。这些教育和医疗工作在许多地方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也在殖民体制内运作,而殖民体制所依据的观念可能影响课程设置、语言政策及机构权力结构。

循道宗信徒并未奉行统一的政治纲领。一些领袖强调效忠现有政府,而循道宗的平信徒也参与了工会、改革运动,以及争取扩大政治代表权的活动。礼拜堂文化对英国劳工政治有着深远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道宗起源于劳工运动。在美国,美以美会于1908年发表的《社会信纲》阐明了其在劳动条件、童工、劳资冲突和养老保障等问题上的立场。此后,循道宗有关社会问题的声明将关注范围扩大到种族平等、战争、经济生活和环境等议题。

循道宗关于成圣的教导,也促成了主要宗派之外一些运动的兴起。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与菲比·帕尔默等人物密切相关,尤其强调完全成圣,以及为明确的圣洁经历作见证。一些参与者留在循道宗内,另一些则另立教会。拿撒勒人会和若干卫斯理宗教派,都属于这一更广泛的传承。由威廉·卜维廉和凯瑟琳·卜维廉创立、于1878年采用现名的救世军,同样从循道宗与复兴运动的根基发展为一个独立组织。

五旬节派的某些支系兴起于圣洁运动背景之中,但不能简单地将五旬节派视为循道宗的分支。早期五旬节派的争论涉及成圣是否构成一种独立的经历,以及它与圣灵之洗有何关系。在这段历史的某些部分,循道宗的影响清晰可见,而五旬节派的其他支系则发展出了不同的神学解释。两者的关系体现为部分传统的承袭,并不意味着教义或教会组织相同。

循道宗参与普世教会运动,既反映了它与其他教会共有的基督教传承,也反映了其自身组织分立的历史。第一届循道宗普世大会于1881年在伦敦召开;这一国际组织后来定名为世界循道宗议会。该议会促进各自治教会之间的合作,而非充当全球性的管理机构。2006年,议会正式加入《称义教义联合声明》;该声明最初由天主教会与世界信义宗联会于1999年达成。循道宗与圣公宗及其他新教教会在各国达成的协议,涉及共同使命、圣礼互认及教牧职事等事项,但具体条款各不相同。在主教制、按立、教义权威及教牧职事互认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在实际层面制约着教会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