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

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基督教会，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受洗信徒约14亿人。它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团体，自认为是基督身体的延续，由罗马主教（教宗）领导，下设由主教管理的教区和由神父负责的堂区。教会是基督教传统之一，与东正教和新教并列，近两千年来深刻塑造了西方的法律、哲学、文学、音乐和建筑。

教会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一系列关于上帝、基督、救恩和圣事的教义之上，建立在圣经与圣传的权威之上，也建立在主教团与教宗共同行使的训导权之上。其公共生活同样重要。通过学校、大学、医院、慈善机构和外交活动，教会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政策领域发挥着影响深远的作用。教会与世俗权力、与其他基督教会、与其他宗教以及与科学的关系，有着漫长而充满争议的历史，这些都是其故事的一部分。

本词条将依次介绍教会的自我理解与教义基础、圣事生活与治理体制、神职人员与修会，以及其历史发展，涵盖早期基督教、中世纪、宗教改革、全球传教、现代时期直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随后概述教会的社会训导、教育、关怀与文化机构、与科学的关系、普世及跨宗教的努力、当前的人口与组织状况，以及它当今面临的争议和悬而未决的问题。

名称与自我理解

"天主教"一词的含义

"天主教"（catholic）一词源自希腊语 katholikos，意为"普遍的"或"关乎整体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用它来描述传播于已知世界各地的教会。约于110年前后写作的安提阿的伊格纳爵（Ignatius of Antioch）通常被视为"天主教会"这一说法最早的见证者，他用此词指称整个信徒团体，以区别于各个地方性的会众。天主教会认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并托付给宗徒及其继承者的那一个教会。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宪章《万民之光》（Lumen gentium，1964年）指出，基督的这一个教会"存在于"天主教会之中。这一措辞的意思是：天主教会拥有救恩手段的完整内容，而其他基督教团体也包含着真实的圣善因素。这一说法一直是普世对话中的核心争论点。

基督的奥体与天主的子民

教会用两个主要意象来描述自身。第一个是"基督的奥体"，取材于保禄的书信，强调成员与基督（作为元首）以及彼此之间的联合。第二个是"天主的子民"，借鉴以色列的圣经历史，强调所有受洗者共享的尊严。《万民之光》同时运用这两个意象。

领洗是成为教会成员的入口。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第849条）将领洗描述为领受其他圣事的门户，通常既为婴儿也为成人施行。领洗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永不重领。受洗者虽已被纳入教会，但法典指出，要达到完全的圣统相通，还需要信仰宣认、领受圣事，并服从在教宗和主教领导下的教会治理（第205条）。因此，领洗是成员身份的基本门槛，而充分参与则取决于这些进一步的条件。

拉丁礼与东方天主教会

大多数天主教徒属于拉丁（西方）礼，通常采用罗马礼仪，并受《拉丁教会法典》管辖。与之并立的是东方天主教会，它们共有23个自主教会（sui iuris，即自行管理的教会）。这些教会采用源自拜占庭、亚历山大、安提阿、亚美尼亚和东叙利亚传统的礼仪。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圣统体系，其中可能包括宗主教或大总主教，并且部分地受1990年《东方教会法典》管辖。它们的成员身份与礼仪均不同于拉丁礼，但与罗马主教保持完全的圣统相通。不应将它们与东正教会混淆：东正教会在1054年的大分裂中脱离罗马，且与教宗不再共享完全的圣统相通。

主权与国际地位

圣座与梵蒂冈城国紧密相连，但在法律上是不同的实体。梵蒂冈城是罗马境内一个约0.44平方公里的小型飞地，由圣座与意大利王国于1929年2月11日签订的《拉特兰条约》设立。然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属于圣座。圣座在教宗国存续的几个世纪里就已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存在，在教宗国于1870年丧失之后仍继续存在。通过圣座，教会与180多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委任教廷大使，并缔结政教协约及其他条约。自1964年起，圣座在联合国享有常任观察员地位，这一地位并不使其成为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国。主权国家身份与宗教权威的这种结合，使圣座处于一种不寻常的位置：它是国际法上的主权主体，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其对全球天主教团体的权威也不依赖于领土。

教义基础：圣经、传统与训导权

圣经与正典

天主教圣经共73卷：旧约46卷，新约27卷。与新教圣经在旧约部分的差异主要在于七卷书（《多俾亚传》《友弟德传》《智慧篇》《德训篇》《巴录书》《玛加伯上下》）以及《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的增补部分。天主教称这些书为"第二正典"，因为它们的正典地位确定得比《创世纪》或《以赛亚书》等书晚。这些书不见于希伯来文圣经，因此犹太教不将其视为经典。马丁·路德把它们放在旧约中的"伪经"部分，大多数新教圣经都沿用了这一编排。

天主教护教学者认为，这份书目很早便已确定。他们提到382年教宗达马苏一世主持的罗马会议，以及随后的希彭（393年）和迦太基（397年、419年）地方会议。批评者则反驳说，正典直到特兰多公会议才真正定下来。特兰多公会议1546年的法令确认了这份书目，并对拒绝其中所列书卷者处以绝罚。历史学家对特兰多究竟只是重申了一个既有共识，还是解决了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看法不一；天主教的立场是前者。

圣传与训导权

天主教教义认为，上帝的启示通过两个途径传递：圣经与圣传。这里的"圣传"指使徒信仰通过教会的礼仪、信经、教父著作和实践而活的传承，而不是一批额外的经文。特兰多公会议将圣经与圣传视为同等受尊重的启示来源；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天主的启示》（Dei Verbum，1965年）随后指出，二者同出于一个神圣源头，共同构成唯一的信仰托付。

解释这一托付的权威属于训导权（Magisterium），即由教宗与同他共融的主教们共同行使的教导职权。训导权被理解为服务于圣言，而不是凌驾于圣言之上。天主教神学还承认"信友的感知"（sensus fidelium），即圣神引导全体信众领受真正教义的一种方式。

信经与教义

《尼西亚信经》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制定，381年在君士坦丁堡扩充。它确认圣子与圣父"同质"（homoousios）。三位一体的教义主张上帝只有一位，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神。451年的卡尔克东大公会议界定了道成肉身的教义：基督是一个神圣位格，具有神性与人性两种本性，二者既不混淆也不分割。西方教会在信经中加入的"和子"（filioque，意为"并且从圣子"）至今仍是与东正教会争论的焦点。

无原罪始胎属于另一类教义。1854年12月8日，庇护九世在宪章《不可言喻的天主》（Ineffabilis Deus）中宣布并定义：玛利亚在其受孕的第一刻即蒙保守免于原罪，这是基于基督的功绩。在颁布之前，教宗于1849年发出通谕《首要的》（Ubi primum），向世界各地的主教询问民间对这一教义的虔敬情况。这一教义常被与童贞女生子混淆，后者关乎耶稣而非玛利亚自身的受孕。它是1870年教义定义之后首个宣告教宗无误训导的声明，圣母升天也于1950年以同样方式定义。

教义的发展

天主教神学认为，教义可以在实质不变的前提下发展：教会对启示真理的理解会随时间而加深。约翰·亨利·纽曼的《基督宗教教义发展论》（1845年）成为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批评者（包括许多东正教神学家和一些新教历史学家）认为，诸如无原罪始胎和教宗首位权等教义是后来的创新，而非使徒信仰的发展。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界定"连续性"。

教宗无误与其界限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年）在其宪章《永恒的牧者》（Pastor aeternus）中论及教宗的权威。宪章宣布：当教宗以众基督徒的牧者和导师身份行使职务，宣告一项需由普世教会持守的信仰或道德教义时，他享有基督希望其教会所拥有的无误性。因此，这些定义本身便是不可更改的，而不是因为教会事后的同意。1870年7月，关于这一章的首次表决记录为451票赞成、62票有条件赞成、88票反对。1870年7月18日的最终表决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些反对此定义的主教在表决前便离开了罗马。

该教义的范围比人们常描绘的要窄。它只适用于宣告教宗无误训导（ex cathedra）的声明，这要求教宗以众基督徒的牧者和导师身份发言，界定一项信仰或道德问题，并意图使整个教会持守。无误性并不意味着教宗个人无罪，也不意味着教宗的每一项声明都是无误的。它不延伸至教会行政与纪律事务，教宗也有义务依照启示及先前的定义行事。自1870年以来，这一权力仅被使用过一次，即1950年对圣母升天的定义；也有一些神学家认为，1854年的无原罪始胎定义同样属于宣告教宗无误训导。

圣事与礼仪

七件圣事

天主教会承认七件圣事：洗礼、坚振（或称傅油礼）、圣体、告解、病人傅油、神品和婚姻。《天主教教理》将圣事定义为由基督设立、托付给教会的有效圣化标记，借此神圣生命被赐予信徒。每件圣事都是一种可见的行动，教会认为它确实实现了其所象征的内容，因此这些礼仪并不仅仅是内在信仰的象征。

这七件圣事通常按其功能分组。洗礼、坚振和圣体是入门圣事，使人在基督内的生命得以确立。告解和病人傅油则医治罪过与疾病。神品和婚姻则面向团体的服务：前者通过圣职人员的事奉，后者通过婚姻的契约。洗礼、坚振和神品只能领受一次，因为它们在灵魂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拉丁教会中，洗礼通常为婴儿施行；东方天主教会一般则在洗礼的同时施行傅油礼与圣体。

七件圣事的数目是逐步确定为教义的。十二世纪彼得·隆巴德的神学系统化了这一名单，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1215年）予以确认。特利腾大公会议于1547年举行第七次会议，针对新教的批评，确定新约圣事由基督设立，且不多不少恰好为七件。

弥撒与圣体

圣体圣事，又称弥撒，是天主教崇拜的核心。教会教导，整个礼仪生活都围绕着圣体献祭而展开。在弥撒中，司铎诵念基督在最后晚餐时对饼和酒所说的话，教会相信这些外形不变的饼与酒便成为基督的圣体与圣血。这一转变称为“实体变化”。该词于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中被使用；特利腾大公会议（1551年）则在回应各改教者对圣体持有的不同看法时，确认了“真实临在”的教义。天主教徒既视弥撒为纪念基督的献祭，也视其为信众参与这一献祭的途径。领受圣体通常限于处于恩宠状态的受洗天主教徒；圣体也保存在圣櫃中，并在病人临终时以“临终圣体”的形式送去。

礼仪年与敬礼

教会以基督的生平安排全年的礼仪。将临期，即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是预备的季节。圣诞节之后是庆祝的时期；四旬期是始于灰星期三的四十天补赎季节，并引向复活节神圣三日，即从圣周善四晚祷到复活主日的三天。复活节是全年的中心庆典，之后是五旬节。其余的星期构成常年期。与这一时间周期并行的，还有圣人庆日的圣徒周期，例如宗徒、致命者以及圣母玛利亚的节日。

民间敬礼是对正式礼仪的补充。玛利亚玫瑰经是一系列默想基督与玛利亚生平事迹的祈祷，教宗庇护五世将玫瑰经圣母节列入历法，使其成为正式庆日。其他习俗还包括圣体朝拜、四旬期间的苦路敬礼以及九日敬礼。这些敬礼是自愿性的，不同于圣事与弥撒，后者对某些义务而言是必需的。

罗马礼仪、特利腾弥撒与1970年弥撒经书

罗马礼仪是在罗马发展起来、并在西方教会中传播的拉丁礼仪传统。依循特利腾大公会议的决定，教宗庇护五世颁布了1570年的《罗马弥撒经书》，此后在西方教会大部分地区成为强制性的规范。由于该公会议在特利腾举行，这一形式被称为特利腾弥撒。直到1960年代，它仍是举行得最为广泛的弥撒形式，并在其1962年的典型版本之前经过数次修订。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教宗保禄六世于1969年颁布了修订的《罗马弥撒经书》，并于1970年出版，附有《总论》。这一弥撒，无论是本地语言还是拉丁文形式，现已成为罗马礼仪的通常形式。此后又有1975年版和2002年版等后续版本。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颁布《Summorum Pontificum》，允许更广泛地以非常形式使用1962年的弥撒经书。2021年，教宗方济各颁布《Traditionis custodes》，限制了这种使用，要求主教予以批准；同年12月，梵蒂冈又发布了进一步的指导方针。2025年底的报道显示，教宗良十四世不会废除这些限制，但主教可以申请为期两年的特免。

东方礼仪传统

东方天主教会按照各自的礼仪传统举行圣事，其中包括拜占庭、亚历山大、安提约基亚、亚美尼亚和东叙利亚等体系。他们的神圣礼仪，例如传统上归于金口若望和大圣瓦西里的礼仪，在语言、圣咏与仪式上都与拉丁弥撒不同，但共享相同的圣事神学。与拉丁礼的司铎不同，东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结婚，而东方教会也保留着各自的入门礼仪做法。

教宗与罗马教廷

教宗与伯多禄首位权

罗马主教即教宗，天主教的教导视其为普世教会的元首。这一主张的依据是《新约》中的记载：耶稣称伯多禄为他要在其上建立教会的磐石，并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玛窦福音 16:18–19）。天主教传统还认为，伯多禄死于罗马并葬于此地，这使罗马教会自然成为权威的中心。从二世纪起，罗马主教逐渐被视为整个教会主教团中的领导者，后来的神学将这一发展称为"伯多禄首位权"。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70年）随后界定了教宗的普世管辖权，这一问题将在关于现代教会的章节中讨论。在拉丁教会内部，教宗对全体信众行使普通、最高且直接的权威；东方天主教会则保留其自身的宗主教与主教会议。

教宗选举会议

教宗去世或辞位后，枢机团在西斯廷礼拜堂召开教宗选举会议。依现行规定，只有年龄未满80岁的枢机有投票权，候选人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方能当选。2025年的选举会议可以说明这一程序。选出列奥为新任教宗的选举会议于5月7日开始，5月8日结束。他经过四轮投票当选教宗，而其前任、已故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当选时则经过了五轮投票。

新任教宗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Robert Francis Prevost）1955年生于芝加哥。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同时也拥有秘鲁国籍，并在秘鲁服务多年。他是一位低调的奥斯定会修士，大部分牧职生涯都在秘鲁担任传教士和主教，之后出任罗马主教部部长。选举会议的第二天，枢机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当选为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他取名列奥十四世，在天主教的计数中为第267任教宗。

罗马教廷

罗马教廷是协助教宗治理教会的行政机构。其现行框架源于教宗方济各于2022年3月19日颁布的宗座宪章《福音宣讲》（Praedicate evangelium），该宪章取代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8年6月28日颁布的、关于罗马教廷的宗座宪章《善牧》（Pastor bonus）。改革于2022年6月5日生效。该文件指出，罗马教廷由国务院、各教廷部门（dicastery）及各办公室组成，三者在法律上地位平等。

国务院是最高机构。其副国务卿与国务卿负责协调教廷的一般事务，并通过国家关系部门负责圣座的外交工作。各教廷部门是取代旧有圣部和宗座委员会的职能部门；如今梵蒂冈的主要部门统称为"教廷部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继承原信理部的信理部，负责处理教义问题；主教部，负责主教的任命与监督；礼仪与圣事纪律部，负责规范礼仪；以及传信部，负责传教工作。改革将原万民福音化部与宗座新福音化委员会合并，新机构由教宗直接领导。慈善服务部则由教宗施舍所发展而来。宪章还规定，"任何教友"都可以出任新设立的梵蒂冈部门或其他机构的领导，这首次向平信徒开放了领导职位。

梵蒂冈城国与圣座

圣座与梵蒂冈城国相互关联，但性质不同。圣座是天主教会的中央政府，也是国际法上的法律主体；梵蒂冈城国则是提供其实体基础的小型领土。梵蒂冈城国设立于1929年，为圣座在罗马提供领土上的身份，依国际法它是一个被承认的国家领土。不过，圣座可以缔结国际协议，并派遣与接受外交代表。梵蒂冈城国的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教宗在其境内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

在外交上，圣座作为一个主权主体行事，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国务院负责处理外交关系，包括与其他国家缔结政教协约（即条约），并代表圣座出席国际组织。被称为教廷大使的教宗外交官代表圣座驻外，同时也监督当地的天主教会。圣座与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享有常驻观察员地位。据统计，圣座的外交网络覆盖约180个国家，并与欧盟及马耳他主权骑士团保持关系。圣座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其观察员身份使其能够在和平、人权与发展等多边辩论中发声。

主教、教区与东方天主教会

天主教地方管理的基本单位是教区，即交由主教牧养的一片区域。教区通常组成教会省，每个教会省由一位都主教（大主教）领导，其教座即为该省的中心；该省内的其他教区称为属区。有些总教区不隶属于任何教会省，直接听命于圣座。若计入所有类型的管辖区，包括宗座代牧区、军职监牧区和人员属人监牧区，截至2024年6月，教会共有约3,172个教会管辖区。不同来源公布的总数因统计方式不同（尤其是对名义教区和传教教区的计算）而有所出入。每个教区又分为若干堂区，各由一位本堂神父负责，堂区是大多数天主教徒日常接触教会的地方。

根据1983年《天主教会法典》，教区主教在若干常设机构的协助下施行治理。司铎议会由神父组成，向主教提供建议，在某些事务上还须经其同意。咨议团由少数神父组成，负有特定职责，例如在教区空缺时选出教区代理主教。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教区的财务事务，牧灵议会则可包括平信徒，性质上属咨询机构。主教还可召集教区会议，这与罗马的世界主教代表大会是不同的机构。主教通过圣秩圣事领受神职，并经教宗依教会法正式委任，同时他们也是更广泛的主教团的成员，而这一主教团的首领是教宗。

全国及区域性的协调工作通过主教团进行。教会法将主教团描述为某一国家或地区主教的常设议会，共同行使某些牧职。主教团就礼仪、要理教育和社会问题发布共同指导方针，并代表教会与政府打交道。不过，主教团的普遍性法令通常须经其成员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并获得圣座认可后方才具有约束力。例如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会议和意大利主教团便属此类。世界主教代表大会由保禄六世教宗于1965年设立，性质有所不同：它是由全球各地选出的主教组成的常设机构，负责向教宗提供建议。大会分为常规、特别及特殊会议等形式，由设在罗马的总秘书处进行筹备。大会的结论通常仅具咨询性质，是否具有约束力由教宗决定。

天主教会并非单一的统一结构。除人数远超其他的拉丁教会外，教会内还有23个东方天主教会，它们是自主教会（sui iuris），即在教会内部自我治理的特殊教会，拥有各自的层级体系和受承认的自治权。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于1990年颁布、1991年生效的《东方教会教规法典》统一编纂了这些教会的共同法律，而各教会仍保留自身的特殊规范和礼仪书籍。它们的礼仪传统分别源于亚历山大、安条克、亚美尼亚、迦勒底以及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等体系。规模较大的包括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其起源可追溯至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合，总大主教驻于基辅）以及印度的叙洛-马拉巴尔教会（其根源可追溯至与圣多默宗徒相关的团体）。马龙尼教会的宗主教驻于黎巴嫩，传统上认为其于十二世纪重新与罗马恢复共融。东方天主教会的信众总数约为1800万，在整个教会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东方天主教会的治理遵循分级的层级制度。宗主教教会（如马龙尼教会和科普特教会）由宗主教领导，并由主教会议治理，在其辖区内享有最高程度的自治。大总主教教会（如叙洛-马拉巴尔教会和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由大总主教领导，并设有类似的主教会议。都主教教会由都主教与主教议会共同治理，其他自主教会则由其主教在宗座的权威下领导。东方教会的教区称为主教区（eparchy），而流散海外的教会常通过辖区（exarchate）进行组织。大多数东方天主教会允许已婚男子晋铎，但主教须从守独身的神职人员中选出。

东方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共享拜占庭、叙利亚或亚历山大的礼仪传统，有着相似的灵修实践，其神学的侧重点也不同于拉丁经院哲学。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东方天主教会接受教宗的首位权。东正教会于1054年大分裂后与罗马分离，现分为多个自主教会，并无单一的首领。东方天主教会大多形成于十六至十八世纪间与罗马的合一运动之中，许多东正教徒视这些合一为背叛，并常以"联合主义"（Uniatism）一词加以批评。这种紧张关系在乌克兰和中东部分地区尤为尖锐。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法令《东方教会法令》（1964年）肯定了东方教会的尊严与权利，并鼓励它们保存自身的传统。因此，与罗马合一的原则被理解为在教宗之下的共融，而非做法上的统一：每个东方教会保留自己的礼仪、纪律与治理方式，同时承认教宗为合一的保证人。这一平衡至今仍是天主教与东正教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神职人员与修会生活

授职圣职与独身

天主教神职人员通过圣秩圣事领受圣职，圣秩分为三级：执事、司铎和主教。执事可以终身担任，也可以作为晋升司铎的一个阶段。在拉丁教会中，按照教会法的一般规定，只有独身男子才能领受司铎职位。教区主教依循拉丁教会的惯例，通常只接受独身的候选人晋铎为司铎，未婚的候选人在领受圣职前须发独身誓愿。因此，独身是一项纪律性规定，而非教义上的要求，并且存在例外。

最重要的例外涉及东方天主教会。这些教会通常允许已婚男子领受司铎职位，而主教则从未婚神职人员中选出。拉丁教会也为原圣公会的前任神职人员制定了特别安排，允许已婚男子领受圣职。1980年颁布的《牧灵条款》允许在美国，由前圣公会司铎组成的已婚神职人员在教区中以圣公会传统中经批准的礼仪形式举行礼拜。本笃十六世于2009年11月颁布的宗座宪章《圣公会聚会》（Anglicanorum coetibus）授权设立"辖区"（ordinariates），这是一种类似教区、以地区为基础的组织架构。依据其规定，曾担任圣公会执事、司铎或主教的人，可由辖区主教接纳为圣职候选人；教宗也可以逐案批准已婚男子晋升为司铎。首个辖区"华尔辛咸圣母辖区"于2011年1月15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由已婚的基思·牛顿监督（Monsignor Keith Newton）领导，他是前圣公会主教，后来被按立为天主教司铎。

修会及其誓愿

与教区神职人员并存的，是各类修会和修会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在规章的约束下共同生活，并公开发愿。传统上，成员发贫穷、贞洁和服从三愿，但不同团体对这些誓愿的践行方式各有不同。隐修会如本笃会，遵循公元6世纪初撰写的《圣本笃会规》，由相互独立的修院组成，强调祈祷、手工劳动以及在同一团体中长期定居。托钵修会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于13世纪初获得批准，依靠托钵乞食和在城市中传道，很快便在欧洲新兴的大学中崭露头角。司铎修会如耶稣会，由依纳爵·罗耀拉创立，1540年获得批准，其成员从事机动的使徒工作，包括教学、传教和跨越国界的牧灵事务。

主要修会的创立及其工作

修会塑造了教会的传教、教育和思想生活。本笃会修院保存并抄写手稿，管理田产，并兴办学校，欧洲许多早期的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院学校都是由这些修院发展而来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13世纪的经院神学作出了贡献，其成员曾在巴黎和牛津担任教席。耶稣会在欧洲和传教地区创办了多所学院，并于1599年确立了标准化的学习体系《学程规范》（Ratio Studiorum）。耶稣会传教士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开展工作，他们的科学和语言研究往往与传福音的工作相伴而行。乌尔苏拉修女会和仁爱修女会等女性修会致力于教育、护理和照顾穷人，她们在欧洲和传教区创办了医院和学校。

平信徒的职务、要理教员与团体

近几十年来，教会扩大了平信徒的正式职务，其依据是全体信徒共有的洗礼司祭职分。2021年1月，宗座文件《圣神主宰》（Spiritus Domini）修订了《天主教法典》第230条第1款，允许女性担任常设的读经员和侍祭职务。同年5月，宗座文件《古老的职务》（Antiquum ministerium）设立了要理教员这一职务。读经员和侍祭曾在教会传统中被视为"小品级"，后由教宗保禄六世改为职务。要理教员被描述为一种稳定的服务形式，依照当地主教所确定的牧灵需要，为地方教会服务，但它是由平信徒所担任的工作。教宗强调，这项服务应以完全世俗的方式进行，避免任何形式的教士化。候选人应接受圣经、神学和教学方面的培训，主教团则受邀决定相应的培训程序和接纳该职务的规范标准。2022年1月23日，首批女性被任命为读经员和要理教员。

除了正式职务，教区和教会的日常生活还依靠为儿童和成人准备领受圣事的要理教员、教区议会和慈善工作中的平信徒志愿者，以及新慕道团（Neocatechumenal Way）、司法传教运动（Focolare Movement）和团契与解放运动（Communion and Liberation）等平信徒运动。1982年设立为人身教区的圣十字会（Opus Dei）则将平信徒成员与一位由教区长领导的神职成员结合在一起。这些运动在结构以及与当地主教的关系上差异很大，它们的发展也一直是教会内部持续讨论的议题。

起源与早期教会

天主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耶路撒冷围绕耶稣形成的犹太人追随者小团体，以及耶稣所拣选的十二宗徒。耶稣死后的几十年间，这一运动向东地中海地区扩展，主要借助保禄的传教旅程。保禄写给希腊、小亚细亚和罗马各地团体的书信，后来成为《新约》的一部分。这些早期团体规模不大，相对自主，由长老和监督领导。后来，教会认为宗徒的权威传给了继任他们的主教，这一原则通常被称为"宗徒传承"。

罗马的特殊地位源于一种传统，即宗徒伯多禄和保禄在此殉道。罗马的克莱门在约96年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提到了罗马的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况，并报告说伯多禄和保禄在这座帝国首都殉道。后来的作者说得更加明确。爱任纽约在180年前后写作，坚信伯多禄在罗马建立并组织了教会。天主教传统还认为，伯多禄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继他之后的是里诺，这一说法见于早期的主教名录。历史学家则更为谨慎。有人主张，伯多禄创建罗马教会的说法最早只能追溯到三世纪，但许多学者认为，伯多禄确实是在尼禄统治期间于罗马殉道的。另外，科林斯的狄奥尼修斯在170年代致信罗马主教苏德尔，同样把罗马视为承载两位宗徒遗产的教会。这座城市的声望，与其说来自政治地位，不如说更多源于这些殉道。

在最初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迫害是间歇性的，而且多为地方性的。约64年，尼禄对罗马基督徒的打击之后，其他皇帝统治时期也出现过类似事件，其中最严酷的是戴克里先于303年发动的大迫害。根据罗马法，基督教没有受保护的地位，而且从其早期起，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便被视为非法宗教（religio illicita）。迫害分阶段结束。加列里乌斯于311年停止了迫害，313年又颁布了《米兰敕令》。

《米兰敕令》由君士坦丁大帝与其共治皇帝李基尼乌斯共同颁布，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敕令赋予基督徒以及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信仰自由，国家不得加以干涉。敕令还规定，应将没收的财产归还基督教团体。君士坦丁在之后的岁月里更进一步，在经济上支持教会，兴建多座大殿（basilica），给予神职人员免除某些税赋等特权，并提拔基督徒担任高级官职。不过，他的支持并没有立即终结异教信仰，君士坦丁本人也继续容忍传统的罗马崇拜。

这一时期的教义争论也日益将教会与帝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关于阿里乌派的争执，认为基督从属于圣父，影响广泛，促使君士坦丁于325年召集了尼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这是第一次大公会议。会议制定了一份信经，宣称圣子基督是永恒的，与圣父和圣神同质。《尼西亚信经》至今仍是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主教甚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罗马主教当时仍是重要人物，但还不是基督教教义的主导声音。帝国的承认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层面。380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帝国的国教，并禁止异教的礼仪活动。

到四世纪末，教会已形成稳定的主教结构：每位主教管理一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较重要的教区（see）位于其他教区之上。罗马从早期起就占据领导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宗徒的联系，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帝国首都。"教宗"（pope，源自希腊语"父亲"）一词起初并非罗马主教专用的称号。当时第一位被同时代人称为"教宗"的罗马主教是达玛苏一世（366–384在位）。这一时期罗马的首位地位更多是荣誉和影响力上的问题，而且受到东方教区的挑战，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后来拉丁基督教与希腊基督教的分裂，正是由这些竞争发展而来的。

中世纪教会

教宗改革与叙任权之争

11 世纪之前，教会高度分散，教宗除了罗马主教的身份之外，几乎没有实际权力。大约在 1049 年，罗马开始出现改革运动。改革的重点包括规范教会选举、禁止买卖圣职（圣职买卖），以及神职人员独身。运动很快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有权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1059 年，在尼古拉二世任内颁布的一项教令将教宗选举限定于枢机主教团，这一步为后来的现代教宗选举会议（conclave）奠定了基础。

在格里高利七世任内，改革运动与世俗统治者发生了正面冲突。叙任权之争（1075 至 1122 年）围绕教会神职的任命权展开。国王、诸侯等世俗权力者希望保留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利，而教廷则力图把这一权力收归教会。冲突在格里高利开除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教籍时达到高潮，亨利后来前往卡诺莎请求宽恕。格里高利也是第一位废黜在位君主的教宗。争端之后在德意志引发了长期动荡，最终通过 1122 年的《沃尔姆斯协约》得到解决：教会获得任命主教的权利，同时世俗君主在非宗教事务上仍保有一定的权威。

修道院与学术

大多数修道院遵循《圣本笃会规》，它们是中世纪早期和盛期最稳定的机构之一。修士在抄写室中抄写和保存古典及基督教著作的手稿，帮助拉丁学术在西罗马行政体系瓦解后得以延续。许多修道院还开办学校，招收将要进入宗教生活的男童，或需要基本读写能力的儿童。作为大地主，修道院开垦和排干土地，经营农场、磨坊和葡萄园，建立起支撑自身运作的经济基础。克吕尼（910 年建立）和熙笃会（1098 年建立）等改革运动则力图恢复更严格的修道生活规范。

十字军东征与大分裂

1095 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发起的十字军东征，把教宗的影响力扩展到军事和外交领域，但也加深了西方对基督教东方的敌意。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裂痕已积累了数个世纪。语言和政治都起了作用：西方教会使用拉丁语，东方则说希腊语；东方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拜占庭皇帝同时掌握教会与国家的权力，而西方则在精神领袖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维持着权力分立。

正式的决裂发生在 1054 年。罗马教宗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互相开除教籍，并各自宣布对方为异端，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圣餐共融随之中断。争论的核心在于罗马教宗对普世管辖权和权威的主张，以及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和子”（filioque）一词的问题，即圣灵是只从圣父发出，还是同时从圣父和圣子发出。如今，历史学者常常质疑 1054 年是否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较新的研究倾向于淡化这一具体年份的重要性。直到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西方基督徒洗劫君士坦丁堡，这一裂痕才变得不可逆转。

阿维尼翁、西方大分裂与公会议主义

1309 年，教宗克雷芒五世迁居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希望借助法国王室的保护，躲避罗马的动乱。在随后几十年间，1309 至 1375 年间共有七位相继的教宗（均为高卢人）驻节阿维尼翁。批评者指责他们抛弃罗马、为法国利益服务。这一时期于 1377 年结束，当时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

1378 年格里高利去世后，西方大分裂随之爆发。枢机主教们试图罢免性情暴躁的乌尔班六世，另选克雷芒七世取而代之，结果出现了三条教宗谱系（罗马、阿维尼翁和比萨），各自主张自身的正统地位，使欧洲陷入深刻的分裂。这场分裂一直持续到 1417 年。作为回应，公会议主义兴起。它主张教会的最高权威属于普世公会议，这一权威独立于教宗之上，甚至可以不顾教宗的反对，或在教宗反对时仍然有效。1409 年的比萨公会议未能结束分裂，但 1414 至 1418 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废黜了对立的教宗候选人，并宣布：公会议代表整个教会，因此其权威高于教宗。其教令《经常会议》（Frequens）试图使公会议成为定期召开的常设机构，但公会议运动很快开始瓦解。1417 年马丁五世当选，恢复了单一的教宗谱系，教宗权威得以重振，不过这一事件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关于教宗权力的持久疑虑。

大学与经院神学

从 12 世纪起，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在博洛尼亚、巴黎、牛津和剑桥等地发展为大学，成为法律、医学和神学的中心。经院神学运用逻辑方法，将信仰与重新传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相调和，在多明我会士托马斯·阿奎那（1225 至 1274 年）那里达到顶峰。他的《神学大全》将基督教教义组织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经院哲学塑造了神职人员的培养方式，也为此后的天主教神学确立了基本框架。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历时数十年。它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对兜售赦罪券以及教宗垄断教义解释权和救恩裁定权的公开质疑。路德的著述借助印刷迅速传播，在几代人之内，西方基督教世界便在罗马之外分裂出路德宗、改革宗和圣公会等教会。历史学家常把这一过程中天主教一方的努力称为"反宗教改革"，但许多天主教学者更倾向于"天主教革新"的说法，因为教会内部的更新在宗派对立尚未固化之前就已开始。

特伦托公会议

这一过程的核心事件是特伦托公会议，由教宗保禄三世召集。大公会议于1545年12月13日至1563年12月4日间举行了二十五次会议。会议的工作历经三任教宗，既颁布了教义定义，也推行了纪律改革。1546年4月的第四次会议确定了圣经正典，并赋予拉丁通俗译本（Vulgate）在公开诵读和教导中的权威，从而固定了圣经正典及拉丁通俗译本的权威地位。会议还主张圣经与未成文的宗徒传统同样值得尊敬，这一立场与新教的"唯独圣经"原则直接相抵触。

关于称义的法令是大公会议措辞最为审慎的文件。它于1547年1月13日第六次会议上颁布。法令将称义理解为不仅仅是赦免罪过，而是包括"内在之人的圣化与更新"，并坚持人与圣宠的合作是必要的。同一年，大公会议重申七件圣事均由基督设立，以回应新教对圣事数目的削减。在纪律方面，相关法令涉及主教驻守教区、神职人员改革、婚姻以及神父培育（包括修院）等问题。

耶稣会与新修会

最具影响力的回应之一是耶稣会。依纳爵·罗耀拉是一位巴斯克籍军官，后来成为司铎和宗教领袖，他创立耶稣会，旨在为教宗效力。关于建立的日期，史料说法不一：依纳爵及其最初的几位同伴于1534年在巴黎聚会；而1540年9月，教宗保禄三世批准了依纳爵拟定的耶稣会章程。该修会以使命和教学为核心。其成员起初并不打算办学，但不久便被引导着为涌向修会的青年设立学院。至依纳爵去世（1556年）时，已有35所这样的学院；到1773年修会被解散时，数量已增至800余所。耶稣会还在罗马创办机构，包括后来被称为格列高利大学的罗马学院，以及专门培养德国神父的日耳曼学院。依纳爵在世期间，耶稣会传教士便已被派往印度、巴西、刚果地区和埃塞俄比亚。在同一时期，嘉布遣会、帝亚丁会和乌尔苏拉会等其他修会也致力于讲道、牧灵照顾和教育工作。

审查制度与宗教裁判所

教义的执行依赖于那个时代与之相关联的一些机构。1542年，教宗保禄三世设立了罗马宗教裁判所，很可能是作为教会教义的中央执行机构。罗马宗教裁判所主要用于对抗新教。其执行方式相对克制：在罗马的审判中，刑讯的使用远不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般残酷，处决人数也少得多。

《禁书目录》是最为人所见的控制工具。第一版《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于1559年由罗马宗教裁判所属下的圣职部出版，旨在遏制新教改革部分著作的传播。其范围十分广泛：目录谴责了近550位作者的全部著作，以及大量单独的书名，其中包括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全部作品。它还涉及天文学：未经删节的《天体运行论》也被列入目录。即便在耶稣会学者中，这份目录也被批评为过于严苛，而在保禄四世于1559年8月去世后，它更被普遍批评为严酷，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1561年庇护四世颁布的一项法令缓和了执行力度。该目录一直出版至1966年。

宗教战争及其后果

教义的日趋强硬与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同时发生。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允许德意志诸侯在天主教与路德宗之间为其领地作出选择。在法国，宗教战争从1562年持续到1598年；而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的三十年战争，则牵涉了欧洲大多数主要强权。到十七世纪中叶，天主教与新教的身份认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已与政治效忠紧密相连，天主教会也已失去了作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教会的地位。然而，其传教和教育工作加强了那些仍效忠罗马的地区的天主教社群。

全球使命与近代早期世界

自16世纪起，天主教的传教扩张伴随着欧洲的海外帝国而展开，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常常主导这一进程。为了将传教事务置于教宗的直接控制之下，格里高利十五世于1622年1月6日创立了福音传播圣部。同年6月，该部颁布了正式章程。该机构通常被称为 Propaganda Fide（传信部），最初由十三名枢机和两名主教组成，其目的是使传教工作超越殖民保护制度和修会之间的竞争。直到2022年它并入福音化部为止，该部一直负责管理拉丁教会的传教区。

在美洲，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以及16世纪下半叶起的耶稣会士建立了教区、传教城镇和学校。在西班牙的 Patronato Real（王室保教权）和葡萄牙的葡萄牙保教权制度下，君主掌握主教任命权和教会财政权，这使传教工作与帝国政府紧密相连。修士们学习土著语言，编写语法书和教义问答手册。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区”组织了瓜拉尼人社群，直到1767年该会被驱逐。教会权威也被用来为强迫劳动辩护，并压制土著宗教活动，安第斯地区尤为明显。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等批评者谴责了对土著人民的虐待，但修会和其他教会机构也在种植园中拥有非洲奴隶。墨西哥城和利马于1551年设立了大学，天主教学校培养了殖民地的精英阶层，不过土著和混血学生的入学机会受到限制。

耶稣会奉行适应政策，使基督教的表达方式迎合当地精英。在中国，利玛窦（1552–1610）学习汉语，通过数学和天文学赢得了士大夫的倾听，并主张祭祖礼仪是孝道的世俗表达，而非宗教崇拜。他的方法在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塑造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实践。在南印度，罗伯托·德诺比利（1577–1656）于1606年抵达马杜赖，采用印度教苦行僧（sannyasi）的外貌，学习梵文和泰米尔语，并努力争取高种姓婆罗门的皈依。他的方法引起了竞争修会和部分耶稣会士的反对，最终他被禁止进入马杜赖。

适应政策在教会内部也存在争议。中国礼仪之争从17世纪30年代持续到18世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争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将耶稣会的做法报告给了罗马。传信部于1645年谴责了这些礼仪，并于1656年解除了禁令；此后历任教宗发布了相互矛盾的裁决，克雷芒十一世在18世纪初裁定反对适应政策。中国皇帝则以限制基督教传教作为回应。本笃十四世于1742年发布的谴责暂时结束了这一争端，耶稣会也于1773年被解散。1939年，庇护十二世允许中国天主教徒遵行祭祖礼仪，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决定是迟来的逆转。各种资料对这一年表中的部分日期说法不一，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影响了天主教数代人的传教策略。

在欧洲之外，天主教社群是在殖民结构与本地主动性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形成的。传信部于1627年创办了罗马学院（Collegium Urbanum），培养来自多个国家的神职人员。在刚果王国，国王阿方索一世在16世纪初致信葡萄牙王室，请求派遣神父并兴办学校，这表明非洲人自己也非常重视这一新宗教。在亚洲，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58年成立，此前亚历山大·德罗德建议罗马为该地区任命主教，以免当地基督徒缺少圣事。即便如此，土著和亚洲籍的神职候选人往往仍遭遇种族障碍，首批中国主教直到1926年才被祝圣。因此，本地神职人员和教会的发展缓慢且不平衡，直到20世纪，它才成为传教政策的核心关切。

现代教会：教皇国与梵蒂冈

一千多年来，教宗统治着意大利中部的一片领土，即教皇国。这种世俗权力长期影响着教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这一格局在1870年结束，当时新近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占领了罗马。由此引发的争端被称为“罗马问题”，直到1929年才得以解决。

教皇国的丧失

在复兴运动推动下，意大利统一进程在1860年代压缩了教皇的领土。1860年，意大利中部各地投票并入撒丁-皮埃蒙特王国，教宗只保留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由法国军队守卫。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撤出驻军，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该城随即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庇护九世拒不接受这一新秩序，他自称是梵蒂冈的“囚徒”，并主张天主教徒不应参加意大利的全国选举，这一政策被称为非宜令（non expedit）。

意大利政府随后颁布了1871年的《保障法》，授予教宗主权性质的尊荣、梵蒂冈宫殿的管理权以及每年的一笔款项，但并未归还任何领土。庇护九世及其继任者拒绝接受该法，因为它使教廷处于意大利立法之下，而不是承认其为独立的主权实体。这一僵局使圣座在近六十年间没有明确的国际法地位。天主教徒参与选举的禁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放宽，当时天主教徒组建了意大利人民党。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与教宗首位权

庇护九世于1869年12月召集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会议讨论了教会与现代思想的关系以及教宗的权威。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决议是1870年7月18日通过的宪章《永恒的牧者》（Pastor aeternus）。该宪章确认教宗对普世教会拥有完整的司法首位权，并规定当教宗就信仰或道德问题以宗座身份（ex cathedra）宣布教义时，享有不可错误的恩赐。这一定义有意保持狭窄，它仅适用于就信仰或道德问题向全体教会发布的正式教导，而不适用于教宗的每一项言论。大公会议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一部分主教，其中许多来自德语地区和法国，反对作出此项定义，有些人在最终表决前即离开了罗马。几周之内，意大利军队的推进导致大公会议中止，此后再未恢复。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

教会对现代国家的立场早在此前已由庇护九世的《谬误选编》（1864年）确定，该文件谴责了包括以下主张在内的多项命题：教会应当与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相调和。十九世纪后期，这种对立在教会与自由主义及反教权主义政府的冲突中具体化。在普鲁士，俾斯麦推行的“文化斗争”（1871–1878年）将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学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许多主教被监禁或流放，此后这些措施大体上被撤销。在法国，1905年颁布的政教分离法终止了国家对宗教活动的资助，庇护十世对此予以谴责。在墨西哥，1917年颁布的反教权主义宪法促成了基督战争（1926–1929年）的爆发。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1933年，庇护十一世与纳粹政府签署了《帝国政教协约》，但他于1937年发布通谕《深切忧虑》，批评纳粹意识形态及其对协约的违反。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限制天主教行动，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对此提出抗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座奉行形式上的中立政策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许多天主教机构和个人庇护了犹太人。然而，庇护十二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涉及纳粹大屠杀的问题上，至今仍是历史学界持续争论的话题。在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下，教会遭到镇压，主教被监禁，匈牙利的明岑蒂枢机即是一例。1949年，圣职部颁布法令，宣布支持共产党的天主教徒将被逐出教会。

《拉特兰条约》与梵蒂冈城国

罗马问题由1929年2月11日签署的《拉特兰条约》解决，签约方为圣座的代表加斯帕里枢机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该协议包括三项文件。第一项承认梵蒂冈城国为独立的主权领土，教宗为其元首。第二项是一份财政协定，以现金和政府债券形式补偿圣座失去的教皇国领土。第三项是一份政教协约，宣布天主教为意大利国家的唯一宗教，并规定公立学校开设宗教教育。该协约于1984年修订，取消了国教条款。

梵蒂冈城的面积约为0.4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它的建立使教廷在领土极小的情况下仍保有完整的国际法人地位，此后圣座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外交关系。1929年的安排为教会提供了稳固的主权基础，但也使其公共地位与其谈判对象的政治政权紧密相连，这一张力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及其影响

大公会议由若望二十三世召集，于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间在圣彼得大殿举行四届年会。大会于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在梵蒂冈城圣彼得大殿召开四届年会，共颁布了十六份文件。大公会议共颁布了十六份大公会议文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将这些文本分为四项宪章、九项法令和三项宣言。四项宪章为：《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圣礼）；《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天主教会）；《启示宪章》（Dei verbum，神圣启示）；《教会在现代世界中的牧灵宪章》（Gaudium et spes，现代世界）；另有九项法令。《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以2147票赞成、4票反对获得通过，并于1963年12月4日颁布。与会主教以2147票对4票批准了该宪章，并于1963年12月4日由保禄六世教宗颁布。

《教会宪章》（1964年）在描述教会时更倾向于圣经语言而非法律分类，它反映了大公会议教父们试图用圣经术语而非法学范畴来描述罗马天主教会的努力。宣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1965年）表达了对教会过去敌视犹太人的遗憾，并肯定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价值。该宣言为教会历史上的反犹主义致歉，并承认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合法性。该宣言的起草过程引发了激烈的内部争议，即1964年9月大公会议期间所谓的"大辩论"。该宣言的起草历程及其间发生的"大辩论"也有相关记载。

礼仪改革与本国语言

《礼仪宪章》要求对礼仪进行"简化"，并为礼仪庆典中使用本国语言开辟了道路。该文本比其后的实施更为审慎：它"为语言改革打开了可能性，但并未强制要求"，并将决定权交给各地主教团，指示他们考虑本国语言的作用。其更广泛的目标是让普通信众在弥撒中发挥更大作用，增强平信徒对弥撒庆典的参与。

实施工作交由一个新机构负责。1964年2月，在安尼巴莱·布尼尼（Annibale Bugnini）的领导下开始工作，由礼仪改革执行委员会（Consilium）着手落实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到1967年，该小组拟定了一种混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实验性礼仪；到1969年底，完全使用本国语言的弥撒已经完成。1967年，他们拟定了一种"实验性"礼仪，并在西斯廷礼拜堂向一些教会高级神职人员举行。该礼仪同时采用了本国语言（在这一例中为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布尼尼后来承认，该小组对宪章的解读相当宽泛，他与同事对《礼仪宪章》作出了如此"宽泛的诠释"，以至于他不得不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寻找合理的解释。《Adoremus》期刊的批评者认为，此次改革并未达到其既定目标。五十年后，礼仪改革仍未达成其目标。关于拉丁弥撒的后续争议，本词条其他部分另有论述。

教会与其他宗教的变化

大公会议还处理了与其他基督徒及其他信仰的关系。其宪章和法令包括关于合一运动、东方天主教会和宗教自由的文本：《基督徒的合一》（Unitatis redintegratio，合一运动）；《主教牧灵职务法令》（Christus Dominus，主教的职务）；《修会生活》（Perfectae caritatis，修会生活）；《司铎培育》（Optatam totius，司铎培训）；《信徒使徒工作》（Apostolicam actuositatem，平信徒的角色）。关于宗教自由的宣言《信教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也属于三项宣言之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尤其是犹太教，态度的转变，是大公会议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对这些变化的诠释至今仍有争议。一些天主教徒认为，这些改革应当与此前的教导保持连续性来解读；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标志着断裂。美国评论家乔治·韦格尔（George Weigel）主张，接受训导权对大公会议作出的权威诠释的那些教会部分，才是有生命力的部分。

教理问答与后续改革

大公会议的教导被系统化地编入《天主教教理》。这一构想源于1985年的非常world主教会议（Extraordinary Synod）所提出的建议。1986年，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了一个由枢机和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编写天主教教义纲要。该委员会由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即后来的本笃十六世）主持，他当时任信理部部长，后来成为教宗本笃十六世。全球各地的主教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1990年，委员会审议并评估了世界各地主教提出的二十四,000多条修订意见。1992年10月11日，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以宗座宪章《信仰宝库》（Fidei Depositum）正式颁布了《天主教教理》。本笃十六世后来称其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后的修订也改变了其内容：例如，2018年，方济各教宗修改了关于死刑的章节。当年，方济各教宗修订教理，指出死刑是"不可接受的"。

社会教导与公共参与

起源与《新事物通谕》

天主教社会训导是教会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官方教导体系。它的现代起点是《新事物通谕》，由良十三世于1891年5月15日颁布，关注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困苦处境。良十三世批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或鼓动阶级斗争来实现这种变革，但他同时主张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他支持组织得当的工人工会，并认为工人应当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该通谕也为结社权作了辩护，天主教社会训导认为这一权利以自然法为基础。通谕对财产问题的论述有所保留：它为私有财产辩护，同时也主张对其加以限制。

核心原则

后来的作者通常围绕一小组原则来梳理这一传统。人的尊严被视为根基，因为体现正确理解之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其他原则都由此派生。其他原则包括团结、共同利益和辅助性原则。辅助性原则主张，问题应尽可能在最基层的层面解决；这一原则由庇护十一世在论主权与社会关系的通谕《四十年》（1931年）中明确阐述。良十三世还提出了“优先选择穷人”的理念，教宗良也将其视为天主教独有的原则。

后来的重要文献将这些思想延伸到新的历史条件之中。《新事物通谕》的立场得到后续通谕的补充，包括《四十年》（1931年）、《慈母与导师》（1961年）、《八十个新年》（1971年）和《百年》（1991年）。《百年》由若望保禄二世撰写，写于1991年冷战即将结束之际，探讨了随之而来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同一资料来源还指出，良十四世的《人性之尊》（2026年）纪念了《新事物通谕》的又一个周年。

《愿祢受赞美》与环境教导

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愿祢受赞美》（Laudato si'）于2015年6月18日发布。其标题取自圣方济各的祈祷文《太阳兄弟和月亮姊妹之颂》。该文本被广泛描述为首次完全以生态学为主题的通谕。它将环境退化与贫困联系起来，旨在关注最贫穷国家的处境，同时关注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并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整体生态学”的思路。评论者还指出，通谕呼吁彻底摒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这份通谕之后又有进一步的行动。2024年，方济各发布了宗座劝谕《赞美天主》（Laudate Deum），其中他表示，自2015年以来，“我们的回应并不充分”。2021年，他以该通谕为基础，发起了一项为期七年的教会行动计划。由此激发的运动，现称“愿祢受赞美运动”，已在140个国家开展工作，并培训了约两万名社区领袖。

国际明爱会与人道主义工作

教会的慈善架构由国际明爱会统一协调。它是一个全球性联合会，由160多个天主教组织组成，业务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总秘书处设在梵蒂冈城，负责协调应对重大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并支持成员组织提升能力。

各资料对该组织的创立时间说法不一。该组织最初名为Caritas（拉丁语意为“仁爱”），1897年由年轻的天主教神父洛伦茨·维尔特曼（Lorenz Werthmann）在德国创立；1928年，该联合会以“Caritas Catholica”之名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瑞士卢塞恩的瑞士明爱会。

明爱会的成员活动涵盖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国际发展以及社会和健康服务等领域。其宗旨是服务穷人，并在全世界推动仁爱与正义，无论受助者的种族或宗教信仰如何，都会提供帮助。其成员既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紧急情况，也应对人为因素造成的紧急情况。所查阅的资料未提供关于难民项目的详细信息，此类项目因国家而异。

教育、医疗、艺术与文化

学校与大学

学校和大学是天主教会规模最大的机构领域之一。Fides 通讯社 2023 年的统计显示，教会经营的幼儿园约 74,550 所，小学 102,455 所，中学 52,085 所，分别有学生 760 万、3,620 万和 2,070 万人。高等教育方面，隶属天主教会的大学和学院另有约 450 万名学生。2022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全球范围内天主教学校在小学入学人数中约占 4.8%。这一数字说明，教会办学在一些地区高度集中，而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比例其实不大。1980 年至 2019 年间，教会管理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数量增长了 54%，增幅最大的地区是非洲。

教会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包括巴黎大学在内的许多早期大学，都是从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发展而来，并受教会权威管辖。此后的一些大学，如鲁汶天主教大学（1425 年创立）和乔治城大学（1789 年创立，由耶稣会创办），延续了这一传统。

医疗卫生

教会也是重要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薄弱的地方。一份由天主教方面运营的医疗资源机构称，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医疗服务提供者。这一说法被广泛引用，但其来源与教会有关联，需谨慎看待。Fides 的官方数据显示，教会拥有 5,377 家医院和 13,895 家诊所，此外还经营着大量养老院、残障人士之家以及慢性病护理机构。这类服务常被视为对圣经教导的回应，因为天主教的医疗事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圣经中"医治病人"这一教导的启发。

教会医疗机构的数量并非持续增长。研究人员指出，教会管理的医疗机构数量从 1980 年的 19,119 家增至 2010 年的 24,031 家，随后又在 2020 年降至 20,740 家。医院数量尤其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原因可能包括富裕国家的机构整合，以及被私立连锁机构收购。非洲已成为增长的中心：到 2020 年，教会在全球所运营的医疗中心中占 35.5%。

宗教赞助下的艺术、音乐与建筑

教宗和枢机主教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之一，这种赞助塑造了教会的视觉文化。西斯廷礼拜堂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在教宗思高五世（Sixtus IV）治下建成，其建造时间通常记为 1473 至 1481 年，但也有其他资料将其建造时间定为 1475 至 1483 年，这说明二手文献中的年代记载并不统一。礼拜堂的墙壁由一群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装饰，其中包括桑德罗·波提切利、皮耶特罗·佩鲁吉诺、平托里基奥、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科西莫·罗塞利和卢卡·西尼奥雷利。天顶由教宗儒略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绘制，完成于 1508 至 1512 年间。

教宗的委托同样塑造了建筑。圣彼得大殿矗立在圣伯多禄的墓穴之上，其穹顶大量借鉴了米开朗基罗的设计，但建成时他已经去世。音乐方面，罗马的格里高利圣咏传统以及帕莱斯特里纳等作曲家的复调音乐，都在教宗礼拜堂和大教堂礼拜堂中发展起来，至今仍是天主教礼仪音乐的核心。

梵蒂冈博物馆与宗座图书馆

梵蒂冈博物馆由教宗的收藏发展而来。关于其起点，各种说法并不一致：一种说法追溯到 1506 年在圣母大殿附近发现的《拉奥孔及其子》雕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收藏始于 1503 年教宗儒略二世的私人夏季居所。如今，博物馆的藏品涵盖从古埃及文物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的文艺复兴杰作，其中的伊特鲁里亚收藏因其丰富和完整而被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博物馆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于 1475 年由教宗思高五世正式设立，此前尼古拉五世已开展过收藏工作，他希望学者能够接触到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典籍。关于馆藏数量，各方资料并不一致。官方数据称，图书馆拥有超过 18 万份手稿（包括档案单位）和 160 万册印刷书籍，而大众导览资料则提到约 7.5 万份手稿。馆藏中包括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圣经抄本之一。1527 年罗马劫掠期间，图书馆遭受了损失；拿破仑时期，部分手稿被转运至巴黎，也造成了损失。大部分手稿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被缩微拍摄，梵蒂冈缩微胶卷库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大学。馆藏数字化工作始于 2010 年。

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同样意义重大。它保存着超过 1000 年的历史文献，档案架长达 85 公里，数以百万计的文件和羊皮纸向各国学者开放，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

文化、文学与公共假日

教会的礼仪日历塑造了许多国家的公共生活。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和诸圣节在许多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仍是法定节假日，而塞维利亚的圣周游行或基督圣体节庆典等宗教游行，也是当地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多产生于与教会相关的机构之中，宗教主题至今仍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学、音乐与大众节庆中延续。教会自身的文化机构，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既服务于礼拜，也作为学术研究和旅游的公共资源发挥作用。

与科学和学术的关系

伽利略事件

教会与科学关系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段，是伽利略·伽利莱一案。1616年，禁书目录部（Congregation of the Index）宣布"地球运动"的说法"荒谬，且完全违背圣经"；1633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定伽利略持有哥白尼学说，并要求他放弃该观点。此后他余生都处于软禁之中。历史学家指出，这一定罪主要基于圣经和哲学层面的理由，而非决定性的新证据；而且直到1835年，伽利略的著作才从禁书目录中被移除。

1979年，若望保禄二世下令成立委员会重新审查此案。委员会的结论于1992年10月31日在教宗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公布，教宗在会上承认，神学家们把一个关于天体的事实问题变成了教义问题，是犯了错误。当时的报纸常把这篇讲话描述为道歉或赦免。但实际上并未进行重审，而且教宗还重申，这一事件已因后来的论战而扭曲成了一个"神话"。1992年之前，教会实际上已经教授日心说达数代之久，因此这篇讲话更应被理解为教会官方承认在处理此案时存在失误，而不是发现伽利略是对的。

天主教科学家与神职人员

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许多领域都有贡献。格雷戈尔·孟德尔是布尔诺圣托马斯修道院的奥斯定会修士，他在1850年代至1860年代用豌豆植株研究性状遗传；他的论文于1866年发表，长期被忽视，直到约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比利时神父乔治·勒梅特是一位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他在1927年提出宇宙由一个"原始原子"膨胀而来，这一想法后来成为大爆炸理论的基础。耶稣会士在天文学领域尤为突出。耶稣会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任教于罗马学院，曾协助解释1582年的历法改革；安吉洛·塞奇（Angelo Secchi）于1850年起担任罗马学院天文台台长，直至1878年去世，他开创了依据光谱对恒星进行分类的方法。

教宗科学院

教宗科学院的渊源可追溯到1603年在罗马由费德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创办的林赛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伽利略于1610年成为该院成员。该学院后来一度停办，1847年由庇护九世重建，名为"新山猫教宗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the New Lynxes）；1936年，庇护十一世将其重组，并采用了现在的名称。其章程规定，该院宗旨是促进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并研究相关的认识论问题。该院自称是教廷之下的独立机构，并声称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国家科学院。其成员是从多个国家遴选出的科学家，自1930年代以来，其工作日益呈现跨学科的特点。

梵蒂冈天文台

梵蒂冈天文台（Specola Vaticana）常被追溯至格列高利十三世时期研究1582年历法改革的委员会。现代机构大约在1930年代成形。由于罗马的光污染使观测困难，庇护十一世将天文台迁至教宗的夏季居所卡斯特尔冈多尔福，并于1935年9月29日为新址揭幕。此后，其工作人员一直由耶稣会士担任。随着城市灯光也影响到卡斯特尔冈多尔福，天文台于198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设立分部；1993年，梵蒂冈先进技术望远镜投入使用。其研究领域包括行星科学、恒星天文学、河外天文学和宇宙学。

进化与宇宙起源

教会并未采纳某一种关于起源的科学理论，但其官方立场随时间有所变化。1950年，庇护十二世在通谕《人类通论》（Humani generis）中允许对人类身体的进化进行研究，同时坚持人类灵魂是由天主直接创造的。1951年，他向教宗科学院提出，大爆炸与"在时间中被创造"的观点相容，但勒梅特等科学家提醒，不宜把这一解读与神学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1996年，若望保禄二世在致科学院的一份文件中，将进化描述为不仅仅是一种假说，同时认为进化无法解释属灵的灵魂。当前的立场体现在《天主教教理》中：承认人的身体可能是从较早的生命物质发展而来，但坚持天主的因果作用以及灵魂是特别受造的。天主教教导并不认可自然选择能够完整解释人类本性，并拒绝任何否认人之尊严的进化解读。

信仰、理性与生命伦理

教会主张信仰与理性相辅相成，这一主题在若望保禄二世1998年的通谕《信仰与理性》（Fides et ratio）中有进一步阐发。教会在当代与科学的互动，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生命伦理领域。1987年的指导文件《生命的礼物》（Donum vitae）以及2008年的《人之尊严》（Dignitas personae）阐明了教会对某些生殖技术、胚胎研究以及部分干细胞用途的反对意见，理由是人的生命自受孕起就应当受到尊重。梵蒂冈也直接回应了新兴技术问题。2025年，信理部与文化及教育部联合发表文件《古老而崭新》（Antiqua et nova），探讨人工智能问题；教宗良十四世也将人工智能作为其教导中反复论及的主题。教会的立场是：科学进步应当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公共利益，单凭技术能力并不足以解决道德问题。

合一运动与宗教间对话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及其后续发展，深刻改变了天主教的合一运动。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和解始于1964年1月5日至6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雅典纳戈拉斯一世与教宗保禄六世在耶路撒冷的历史性会晤。1965年12月7日，即大公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天主教—东正教联合宣言》在罗马大公会议的公开会议与伊斯坦布尔的一场典礼上同时宣读，宣布撤销圣座与普世牧首座之间在1054年大分裂时互相开除教籍的裁决。宣言指出，这些处分"并非旨在断绝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座之间的教会相通"。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一般认为，这一举动更多是心理上和教会法上的步骤，并不等于恢复完全的相通。普世牧首巴托罗买一世于2019年表示，他认为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终将重新合一，但关于首席权和权威的神学问题仍未解决，两个教会目前仍通过一个联合国际委员会持续对话。

在与路德宗的关系上，最重要的协议是《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宣言》。该宣言于1999年10月31日在德国奥格斯堡由天主教会与路德宗世界联合会签署。这份文件源于始于1967年的对话。起草过程并不顺利：签署前不久，圣座发表了一份单独的回应，并未原样认可该联合宣言，而是提出若干保留意见，并指出某些要点需要进一步澄清。宣言确立了关于称义基本真理的共识，并结束了宗教改革时期相互作出的正式教义谴责。此后，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2006年）、圣公会协商委员会（2016年）和世界改革宗教会联合会（2017年）先后确认了这一宣言，使其成为多边协议。天主教与圣公会的关系则通过1969年成立的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推进，该委员会已就圣体圣事和圣职问题发表了共识声明。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起，几个圣公会省份开始授予女性圣职，给双方关系带来了严重障碍。

天主教与非基督宗教的交往主要依据1965年的宣言《在我们这个时代》（Nostra aetate）。该宣言肯定其他宗教中所包含的真理的价值，驳斥了犹太人整体上应对耶稣之死负集体责任的指控，并谴责反犹太主义。与犹太教的关系通过双边委员会发展，并借由教宗访问犹太会堂得到推动。教会也通过会晤与联合声明寻求与穆斯林对话，其中包括2019年由教宗方济各与艾资哈尔大伊玛目共同签署的《关于人类手足情谊的阿布扎比文件》。与印度教、佛教及其他传统的对话则多采取学者交流、修道团体互访以及与宗教领袖接触的形式。

最引人注目的宗教间活动是1986年10月27日在阿西西举行的世界和平祈祷日。这次活动由若望保禄二世召集，各宗教领袖齐聚一堂，禁食祈祷，为和平祈求。除天主教代表外，与会者包括50位基督教各教会的代表以及60位其他世界宗教的代表，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活动的形式经过刻意限制。教宗强调，人们不能在共同祈祷的意义上"一起祈祷"，但可以在他人祈祷时在场，因此每个团体都在自己的地方祈祷。梵蒂冈表示，不举行共同祈祷，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相对主义或宗教混合主义。阿西西的集会之后也有多次类似活动，圣艾基迪奥社区则秉承这一精神，每年举办"国际和平祈祷会议"。

合一与宗教间对话的各项倡议，无论在教会内部还是外部，都仍存在争议。一些传统主义批评者认为，与路德宗的联合宣言与特伦托大公会议的教导不相一致；一些东正教领袖则反对教会承认东方天主教会团体。天主教方面官员一般将这些努力视为教会致力于和平、和解与对话的延续，同时也承认教义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当代成员与组织

成员人数

梵蒂冈发布的统计年鉴显示，天主教徒的绝对人数仍在增长，但地理分布正在变化。2024年，全球受洗天主教徒的比例保持在约17.8%的水平，增长幅度大致与全球人口增长率相当。在这一稳定的比例之内，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比例有所下降，非洲和亚洲则有所上升。圣事活动也呈现相同的趋势。教会在2024年记录了约1307万次领洗，减少了0.6%，其中非洲占31.7%。与此同时，首次领圣体和坚振礼的人数略有增加。

不同来源的总人数并不一致。根据梵蒂冈数据汇编，2024年全球受洗者总数略超14.22亿；而《世界基督徒数据库》则统计，截至2026年，全球天主教徒为12.79亿。两者之间的差距说明，这些总数对统计方法非常敏感。从长期趋势看则更为清楚：2013年至2018年间，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天主教徒相对比例有所下降，而其他所有地区的比例都在上升。以绝对数字计，这几年全球天主教徒增加了近6%，从12.54亿增至13.29亿。

神职人员与修会人员

年度年鉴还按国家和大洲统计主教、司铎、执事及修生的人数。这些数字是某些地区神职人员减少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在天主教徒比例下降的地区。非洲和亚洲的增长，并未弥补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神职队伍萎缩的缺口。

关于共议性的主教会议

关于共议性的主教会议源自一个为期两年的协商进程，该进程始于2021年，共汇集了1135条来自集体和个人提交的修正意见。大会于2024年10月26日闭幕，与会成员就最终文件进行表决。教宗方济各当即批准了文本，并未如惯例那样在主教会议之后颁布宗座劝谕，因此该文件立即成为教宗训导的一部分。

文件建议在堂区和教区层面加强牧灵议会的作用，并呼吁在教会各个层级（包括大洲层级）定期召开教会大会。文件还要求修订教会法，以厘清协商与审议之间的区别。尽管提出了这些变革，文件仍强调应在参与的同时保持教会的层级结构。最具争议的问题涉及执事职。第60段将妇女能否担任执事的问题留待日后讨论，该段获得97票反对。

执行工作交由各地方教会负责。2025年7月，主教会议总秘书处发布了执行阶段的指导文件，为各地方教会在2028年教会大会前的筹备工作提供了指引。2025年5月从秘密会议中产生的教宗良十四世延续了这一进程。

治理、财政与平信徒参与

自2014年起，教宗方济各重组了圣座的财务体系。他设立了经济事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八位枢机和主教，以体现教会的普世性”，以及“七位具有丰富专业财务经验、来自不同国家的平信徒专家”。经济秘书处向该委员会汇报工作，并对圣座和梵蒂冈城国内的所有经济和行政事务拥有管辖权。2020年12月，国务院的财务资产被划归圣座财产管理局（APSA）管理。方济各在任职初期还关闭了梵蒂冈的5000个银行账户。

圣座的收入来源有限，主要来自捐赠、梵蒂冈博物馆门票收入，以及其资产和财产的收益。改革并未消除赤字。秘书处预计2021年将出现数百万美元的赤字。

平信徒在财务和治理方面的参与都有所扩大。梵蒂冈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在罗马教廷内部通过普遍的代表性来强调普世教会，而不只是由罗马或欧洲人员占据主导。主教会议的最终文件则更进一步，呼吁在教会大会以及教会决策的各个阶段增加平信徒的参与。

争议与未决问题

神职人员性侵问题

性侵丑闻是天主教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自2000年代初以来，教会进行了改革，成效确实存在，但仍有争议。2019年，教宗方济各废除了性侵案件中的"教廷保密"规定，使其不能再庇护施害者，也不能阻碍警方调查。2021年6月，梵蒂冈宣布对涉及神职人员性侵案件的法律作出全面修订，这是四十年来对《天主教法典》最广泛的一次修订。宗座宪章《<i>Pascite gregem Dei</i>》（《牧养上主的羊群》）明确设立了相关罪行：明确将神职人员对成年人的性侵行为定为犯罪，并使持有教会职务的俗人因类似罪行而受到处罚成为可能。此次改革还重新界定了问题的性质，将关注焦点从神职人员违反职责，转向针对受害者的犯罪。

批评者认为，相关制度基本上仍是内部机制。教会法仍然不要求教会内部任何人向世俗当局举报怀疑的案件，而可用的处罚可能仅限于还俗或逐出教会。梵蒂冈儿童保护委员会2025年的一份报告将教会处理案件的方式描述为"长达数十年、一再处置失当的举报模式"，这种处理方式使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报告呼吁对受害者给予经济赔偿，并对施害者及包庇者施以更严厉的制裁。该报告涵盖的是2024年的情况，早于良十四世当选，教宗本人也承认，这一丑闻仍是教会所面临的"危机"。

妇女晋铎与神职服务

现行教义排除女性接受司铎和主教圣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94年的宗座书信《<i>Ordinatio sacerdotalis</i>》（《圣职授予》）宣布，教会无权为女性授予司铎圣职，此后历任教宗也重申了这一立场。主张女性晋铎和女执事制度的人士，援引早期教会及修会生活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方济各设立了研究女执事职位的专门委员会，但其研究结果并未促成教义的改变。方济各扩大了平信徒的正式职务：2021年，他修改教会法，允许女性被正式授予读经员和司事等职务。女性也参与了主教代表大会的协商进程。2024年召开的主教代表大会全体大会，共有来自约100个国家的368名与会者，包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其中也有女性。

拉丁礼神父的独身要求也与这一问题一同受到讨论。东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可以结婚。在2019年亚马逊主教会议上，有人提出在神父短缺的情况下，可以授予"成熟已婚男子"（<i>viri probati</i>）圣职。方济各在2020年的宗座劝谕《亲爱的亚马逊》中并未采纳这一提议。

拉丁弥撒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权威

围绕旧礼仪的争议，始于本笃十六世2007年的信函《<i>Summorum Pontificum</i>》（《教宗谕令》）。该文件承认所有神父都有权使用1962年版的罗马弥撒经书（拉丁文）举行弥撒。方济各于2021年7月16日以《<i>Traditionis custodes</i>》（《传统的守护者》）推翻了这一做法。过去神父享有相当广泛的权利，可自行决定是否举行传统拉丁弥撒；如今，教宗规定由主教独自享有"专属权限"，以决定是否在其教区内准许使用1962年版罗马弥撒经书。主教还必须判定其教区内现有的传统拉丁弥撒团体，并未否认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有效性以及天主教会的教导。方济各表示，这些限制是为了"维护基督身体的合一"。2021年12月，礼仪部门发布补充说明，禁止依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前的罗马经书进行坚振礼和授圣职礼。

传统主义团体，包括1988年未经授权擅自祝圣主教以来处于非正常地位的圣比约十世司铎会，拒绝接受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若干重要方面，因此这一争端既涉及礼仪，也涉及教会论。近来有报道称，主教可以获得为期两年、可续期的豁免。梵蒂冈的立场被描述为延续性的：教宗"不会废除《传统的守护者》"，但允许提出申请的教区主教向神圣礼仪部申请两年一期、可续期的豁免。不过，许多评论者指出，在前任教宗任内，此类申请已被驳回多年。

性取向、婚姻与离婚

1992年的《天主教教理》将同性性行为描述为本质上失序，同时呼吁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有同性倾向的人。2023年的宣言《<i>Fiducia supplicans</i>》（《信任的恳求》）允许为处于不规则婚姻状况的夫妇（包括同性伴侣）举行非礼仪性祝福，这引起了多个主教团的反对，尤以非洲的主教团为甚。天主教视婚姻为不可解除的。离异的天主教徒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关于离异及再婚的天主教徒能否领受圣体的问题，是2014至2015年主教会议的核心议题，也是《<i>Amoris laetitia</i>》（《爱的喜乐》，2016年）的重要内容。该文件强调牧灵辨识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与新技术

教会如何看待新技术，是较新的争论领域。2025年1月28日，信理部与文化及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i>Antiqua et Nova</i>》（《古老而常新》）的说明，共117段，全面论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希望与危险。文件区分了机器学习与人类智能的发展：后者是在具身经验与社会关系中逐步形成的。文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取代道德辨别，也无法取代建立真实关系的能力。文件警告，在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可能妨碍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文件还呼吁禁止自主武器，认为这类武器可能使"战争工具远远超出人类的监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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