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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

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其小说革新了文学对意识、日常生活与语言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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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是爱尔兰小说家、短篇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也是文学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都柏林人》(1914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年)、《尤利西斯》(1922年)和《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年)。这些作品在叙事形式、内心体验和语言方面的实验,推动了二十世纪文学的重塑。(jamesjoyce.ie)

乔伊斯出生于都柏林,并在那里接受教育。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欧洲大陆,但都柏林始终是他小说的核心背景和文学想象的根基。他的写作最初以细致观察为基础描绘城市生活,后来逐渐转向对意识、文学传统和多语言文字游戏愈加繁复的探索。《尤利西斯》运用包括意识流在内的多种叙事手法,展现都柏林一日之内发生的故事;《芬尼根的守灵夜》则将梦境般的叙述与相互交织的语言、历史和神话融为一体。他的创作生涯还涵盖诗歌与戏剧,以及围绕出版和审查展开的抗争;其作品与生平也催生了大量文学研究和公众纪念活动,留下了深远影响。(jamesjoyce.ie)

家庭、教育与早期文学养成

詹姆斯·乔伊斯于1882年2月2日出生在都柏林拉斯加的布莱顿广场41号,父亲是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母亲是玛丽·简·默里,通常被称为梅。他是家中十名存活下来的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继承了科克的房产,并在都柏林的地方税征收部门任职,但随着收入减少、债务增加,家庭最初宽裕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约翰于1891年失去职位,此后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家中随后不断抵押房产、搬迁,从郊区住宅迁入都柏林北部租金较低的住所。这些变化使乔伊斯接触到这座城市中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en.wikipedia.org)

1888年,六岁的乔伊斯进入基尔代尔郡的克朗戈伍德学院,这是一所耶稣会寄宿学校。由于经济困难,他于1891年退学。在家学习一段时间,并短暂就读于基督教兄弟会的奥康奈尔学校后,他于1893年进入贝尔维德尔学院;约翰·康米神父帮助安排詹姆斯及其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免缴学费入学。乔伊斯在该校就读至1898年,并在中级考试中获得多个奖项。他在校期间读过查尔斯·兰姆的《尤利西斯历险记》,并由此写了一篇论述荷马笔下这位英雄的文章。在贝尔维德尔学院,他还提升了英语写作能力,学习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并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短篇。(dib.ie)

1898年至1902年,乔伊斯就读于大学学院。该校当时由耶稣会管理,位于圣斯蒂芬绿地,为学生参加爱尔兰皇家大学的考试提供教学。他的现代语言学习以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为主,并于190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学院的文学与历史学会为他初露头角的文学批评活动提供了平台:他于1900年1月发表演讲《戏剧与人生》,又于1902年2月宣读了一篇论述爱尔兰诗人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的文章。他的阅读日益超出课程范围,延伸至欧洲当代作家,尤其是亨里克·易卜生。(dib.ie)

1900年4月,十八岁的乔伊斯在《双周评论》上发表《易卜生的新剧》,评论《当我们死者醒来时》(1899年)。他赞赏易卜生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表现,以及他拒绝让戏剧的真实屈从于传统道德期待的态度。易卜生通过自己的英语译者威廉·阿彻向他致谢;乔伊斯随后致信这位剧作家,信件译成了丹麦—挪威语。他对欧洲文学的关注,也影响了他对爱尔兰文学复兴的态度。1899年,他拒绝与同学一道抗议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凯瑟琳伯爵夫人》。《暴民之日》(1901年)抨击了爱尔兰文学剧院在他看来所表现出的闭塞,以及对大众趣味的迎合。学院杂志《圣斯蒂芬》拒绝刊登后,乔伊斯将这篇文章与弗朗西斯·斯凯芬顿主张女性在大学教育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文章一同自费出版。(dib.ie)

毕业后,乔伊斯于1902年12月前往巴黎,原本打算学医,却很快放弃了这一计划。他靠偶尔教授英语、撰写书评和家中寄来的钱勉强维持生计。格雷戈里夫人帮助他获得了为都柏林《每日快报》撰写书评的工作。他在巴黎的图书馆阅读,同时写诗并记录有关美学的札记,而没有持续接受医学训练。1903年4月,母亲病危的消息使他返回都柏林;她于1903年8月13日去世。此后,他留在爱尔兰,没有再回巴黎居住。(assets.cambridge.org)

欧洲大陆生活、家庭与文学交往

1904年10月8日,乔伊斯与诺拉·巴纳克尔一同离开爱尔兰。为寻找工作,两人辗转苏黎世和的里雅斯特,之后乔伊斯在波拉的贝立兹语言学校谋得教职。波拉即今克罗地亚的普拉,当时是奥匈帝国的海军港口。同年11月,他在信中说,每周授课十六小时,收入为两英镑。1905年3月,两人迁往的里雅斯特,他在那里继续教授英语。1906年,为了谋求一份领薪水的工作,乔伊斯带着家人前往罗马,在一家银行任职;1907年3月,他们又返回的里雅斯特。在欧洲大陆生活的最初几年,乔伊斯并未靠文学收入维持生计:在他写作期间,全家的生活依靠教书、银行工作以及亲属的资助。(books.openbookpublishers.com)

他们的儿子乔治于1905年7月27日出生在的里雅斯特,女儿露西亚则于1907年7月26日出生。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于1905年10月前来与他们团聚,也在贝立兹任教。他将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资助詹姆斯和诺拉一家,同时还寄钱接济在都柏林的姐妹们。他在经济上提供了大量支持,但他的记述也流露出对自己承受的种种要求的不满。诺拉操持家务,有时还替人洗衣,以补贴家用。乔治后来成为职业歌手,露西亚则接受了舞蹈训练。尽管詹姆斯与诺拉自1904年起便共同生活,两人直到1931年7月4日才在伦敦办理民事结婚手续。(dib.ie)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他们在的里雅斯特的生活。1915年,斯坦尼斯劳斯被奥匈帝国当局拘禁;同年,詹姆斯、诺拉和孩子们迁往中立国瑞士。战争期间,他们主要居住在苏黎世。乔伊斯在那里投入大量时间创作《尤利西斯》,并通过英国剧团参与英语戏剧活动。皇家文学基金的一笔补助为他提供了额外的支持。1919年,一家人返回的里雅斯特,但重拾旧日生活的时光十分短暂。在埃兹拉·庞德的鼓励下,他们于1920年迁往巴黎。最初计划中的暂住,最终使巴黎成为乔伊斯此后二十年的主要居所。(dfa.ie)

乔伊斯的文学交往圈为他提供了多种实际帮助。埃兹拉·庞德于1913年了解到他的作品,随后在他与编辑之间牵线搭桥,帮助促成《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自1914年起在《利己主义者》上连载,之后又为《尤利西斯》大力推介。与《利己主义者》关系密切的哈丽雅特·肖·韦弗从1917年起向他提供经济资助。她的帮助并不限于金钱:她打字誊录并核校手稿,奔走于英国出版事务,还协助处理有关乔伊斯健康和家庭的问题。这些支持使一位旅居海外的作家得以与期刊、出版社及资金来源保持联系,从而继续写作。(ljmu.ac.uk)

在巴黎,英语书店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西尔维娅·比奇成为乔伊斯的出版人和重要伙伴。她承担了1922年出版《尤利西斯》的经济风险;该书的出版史另有专节论述。20世纪30年代,保罗·莱昂成为乔伊斯的密友和商务顾问,协助处理他的事务以及《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事宜。战时的流离失所再次凸显了这类私人帮助的重要性:乔伊斯离开巴黎后,莱昂从他的公寓中取回物品和手稿,并将其妥善存放。(api.ireland.i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乔伊斯先在法国南部避难,随后于1940年12月返回苏黎世。他获准入境瑞士,有赖于支持者的帮助,其中包括学者罗伯特·费西和政治家埃米尔·克勒蒂。1941年1月13日,乔伊斯在接受溃疡穿孔手术后于苏黎世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安葬于弗伦特恩公墓;诺拉于1951年去世后,也安葬在那里,与他相伴。(hls-dhs-dss.ch)

《都柏林人》:短篇小说与城市经验

《都柏林人》于1914年由伦敦的格兰特·理查兹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十五篇短篇小说,依照都柏林人生的不同阶段编排。《姊妹们》《奇遇》和《阿拉比》写童年;《伊芙琳》《赛车以后》《两个浪子》和《寄宿公寓》写青少年时期;《一朵小云》《对手》《泥土》和《痛心往事》探讨成年生活。《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母亲》和《恩典》则将这一序列延伸至公共生活,涉及政治拉票、音乐会组织和宗教活动,最后以《死者》为整部小说集收尾。这些分组依据的是主题,并非书中实际划分的部分。乔伊斯将都柏林称为“瘫痪的中心”:这些故事反复呈现人们的抱负如何受到物质条件、社会期待和思维习惯的阻碍。(jamesjoyce.ie)

小说集的文字克制含蓄,让日常物件和举止承载深意,而叙述者很少直接加以解释。不断变化的叙述视角十分重要:开篇的三个故事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回忆童年,之后的第三人称叙述则往往紧贴某个核心人物的感知。满是灰尘的房间、一番金钱盘算,或一次尴尬的交谈,都可能揭示想象中的生活与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挫败并不总能带来更深的理解,而理解也未必使人能够采取行动。例如,在《对手》中,一名职员在工作中受辱,晚上饮酒时又遭遇失意,最终将怒气化为对孩子的暴力;这一结尾让更为脆弱的人承受了成年人受挫的后果。(gutenberg.org)

《阿拉比》通过一个无名男孩对曼根姐姐的迷恋来呈现欲望。他答应从集市给她带点东西,将这次预定的购物化作一场浪漫的追寻。宗教意象赋予他的倾慕一种崇高色彩,但能否成行,却取决于叔叔何时回家并给他钱。他到达时已很晚,大多数摊位都已关门,迎接他的不是预想中的迷人景象,而是冷淡的买卖交谈。故事最后,他的醒悟转而指向了自身的虚荣。故事的反讽来自男孩饱含情感的解读与无法支撑这种解读的平凡世界之间的反差。(fountainheadpress.com)

在《伊芙琳》中,离开在现实上是可行的,在情感上却令人无法承受。十九岁的伊芙琳·希尔想象着与水手弗兰克结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新家;与之相对的现实生活,则由店里的工作、家庭责任以及对父亲的恐惧构成。她想起自己曾向临终的母亲许诺,要维系这个家,这使她更加依恋那种她同时又想逃离的生活。在登船的栏杆前,她紧紧抓住铁栏,无法跟随弗兰克离去。叙述在结尾并未将她的动弹不得解释为某个单一而有意作出的决定:当想象中的改变需要付诸身体行动时,责任、熟悉的环境与恐惧一齐涌来。(americanliterature.com)

《痛心往事》将孤独写成一种刻意养成的自律方式。住在查佩利佐德的银行出纳詹姆斯·达菲精心安排居住环境与日常生活,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他与已婚的艾米莉·西尼科原本在精神上相互契合,但当她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颊上,打破了他为自己设下的界限时,他便结束了这段交往。四年后,他从一则报纸报道中得知,她被火车撞击后身亡。他起初感到厌恶,随后逐渐意识到她的孤独,也意识到自己被隔绝在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之外。这是达菲对自身责任的理解,并不能证明仅仅是他的拒绝导致了她的死亡;故事以他的觉察告终,而非以重获陪伴告终。(en.wikipedia.org)

《死者》借助莫orkan姐妹年度聚会上的热情款待、交谈与音乐,拓宽了整部小说集的情感幅度。加布里埃尔·康罗伊的自信屡遭动摇,但最关键的误解涉及他的妻子格蕾塔。他看着她聆听《奥格里姆的姑娘》,将她想象成一个浪漫的形象,随后期待与她亲热。然而,这首歌唤起的却是她对迈克尔·富里的回忆:富里在她年轻时爱过她,而她相信他是为自己而死的。加布里埃尔面对的是一段活在妻子记忆中的往事,无法凭借自己对婚姻的想当然来理解。结尾的雪景意象将他的思绪带出旅馆房间,越过爱尔兰大地,直至富里的墓地,把生者与死者纳入同一幅辽阔的图景。视野在地理范围上的不断扩展,取代了加布里埃尔先前以自我为中心的眼光,却并未明确表明,这番领悟会带来怎样持久的改变。(gutenberg.org)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乔伊斯对始于1904年、尚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斯蒂芬英雄》进行了彻底改写,由此创作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07年,他将原作铺陈广泛、相对传统的叙事,重塑为一部以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意识发展为中心、共分五章的小说。这一变化并非简单删节,而是取舍与重构:童年的感官体验、宗教危机与思想论辩,都成为艺术家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埃兹拉·庞德的协助下,小说于1914年2月2日至1915年9月1日在哈丽雅特·肖·韦弗的杂志《自我主义者》上分二十五期连载。1916年12月29日,B. W. 休布施在纽约出版了首个单行本;英国版随后于1917年问世。(en.wikipedia.org)

斯蒂芬的教育历程在学校生活与家庭冲突中展开,这些经历不断挑战他对权威的理解。在克朗戈斯伍德学院,斯蒂芬因眼镜损坏而无法完成课业,却遭到多兰神父惩罚;他向校长申诉并获得支持,这让他短暂地看到,在学校的等级体系内也有反抗不公的可能。他第一次与成年人共进圣诞晚餐时,一场围绕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的争论,暴露出爱尔兰民族主义与服从天主教神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此后,迪达勒斯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迫使他们搬家,也让斯蒂芬转学;而他与父亲西蒙一同前往科克的经历,则揭示了父子之间日渐扩大的情感隔阂。这些情节使成长不仅成为思想发展的过程,也成为逐渐疏离的过程。(encyclopedia.com)

小说不断变化的语言风格,在形式上呼应了这一成长过程。开篇以幼童的词汇、童谣般的节奏,以及对温暖、气味和声音的直接印象,呈现父亲讲述的故事。虽然叙述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却始终贴近斯蒂芬在各个年龄阶段的认知能力。后面的段落逐渐引入有关校园竞争、性罪感、神学和抽象哲学的词汇。通过自由间接话语,叙述者的语言融入了斯蒂芬的判断,却并不总将这些判断明确标示为引述的思想。因此,读者既能感受到他的思想日趋成熟,也能看到其理解能力的局限。最后几页以注明日期的日记取代第三人称叙述,让斯蒂芬直接为自己的宣言和自我戏剧化承担责任。(encyclopedia.com)

斯蒂芬的宗教成长经历了一系列对比鲜明的体验。嫖妓之后,他在避静期间听到关于罪、审判和地狱肉体酷刑的布道;随后的告解又使他开始严格遵循日常敬虔修持。然而,当学院主管提出他或许可以成为神父时,斯蒂芬却对这种选择所意味着的规整生活心生抗拒。此后,他遇见一个在海滩浅水中涉水的少女,肉体之美由引发罪感的诱因,转化为艺术可能性的意象。这一场景并非只是以不信取代信仰:斯蒂芬富于想象力的语言,仍不断借用他在天主教会教育中习得的启示、圣召与精神转化等形式。(gutenberg.org)

在大学里,斯蒂芬借用并调整托马斯·阿奎那的概念区分,向林奇阐述自己的美学理论。他将完整、和谐与光辉视为领会美的几个阶段,并把引人静观的艺术与激起欲望或厌恶的作品区分开来。他对抒情、史诗和戏剧形式的论述,最终归结为一种理想:艺术家与完成后的作品之间应保持非个人化的关系。这些论点出自一个虚构人物之口,并非对乔伊斯信念毫无保留的陈述;林奇的插话以及斯蒂芬在交往中的窘迫,都保留了反讽解读的可能。在与克兰利交谈时,斯蒂芬宣告,他将抵抗家庭、教会与国家对他的要求。结尾的日记记述的是离开爱尔兰的准备,而非已经成就的艺术生涯;其中对代达罗斯的呼唤,将这次计划中的离去与希腊神话中的工匠联系起来,却把斯蒂芬未来能取得何种成就留在了小说之外。(gutenberg.org)

《尤利西斯》:人物、结构与叙事实验

《尤利西斯》追随斯蒂芬·迪达勒斯和利奥波德·布卢姆于1904年6月16日在都柏林的行踪与思绪,并延续至6月17日凌晨。斯蒂芬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登场的立志成为作家的青年。他从桑迪科夫的马泰洛塔出发,在达尔基教书,随后沿桑迪芒特海滩漫步。布卢姆是一名广告业务员,他在埃克尔斯街7号准备早餐,参加帕迪·迪格南的葬礼,洽谈广告业务,并走访商店、酒馆及城中其他聚会场所。他的妻子莫莉是一名职业歌手,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布莱泽斯·博伊兰于当天下午前来探望她。斯蒂芬与布卢姆的路线曾几乎交会,直到小说后段,两人才真正相遇并长时间相处;最后一章则由莫莉的思绪占据。(jamesjoyce.ie)

全书十八章分为三个篇幅不等的部分:三章以斯蒂芬为中心,十二章主要追随布卢姆,另有三章围绕归家展开。各章惯用的荷马式名称,如“忒勒马科斯”和“伊塔卡”,并未出现在小说初版的章节标题中,而是见于乔伊斯用于解释作品的结构图表与通信。荷马的《奥德赛》为小说提供了人物关系和情境,而非一套始终照搬的情节:布卢姆对应奥德修斯,斯蒂芬对应忒勒马科斯,莫莉对应佩涅洛佩。史诗中的旅程、磨难与遭遇化为日常活动:深入亡者世界在“哈得斯”章中变成了一场葬礼,而危险的返乡航程则变成穿行都柏林、最终回到埃克尔斯街的过程。这些对应也包含对原型的偏离:莫莉并非忠贞守候的佩涅洛佩,布卢姆也没有通过杀死情敌来夺回自己的家庭。(en.wikipedia.org)

形式的变化重新组织了读者理解这些事件的方式。“埃俄罗斯”以报社办公室为场景,醒目的新闻标题打断散文叙述,而演说、轶事和华丽的修辞则将新闻工作变成一场语言表演;风神的领地由此化为言辞流转、夸饰之语充斥的世界。“喀耳刻”采用戏剧的版式,标明说话者的姓名,并配有详尽的舞台指示,但这个看似舞台的空间却容纳了不可能发生的变形、会说话的物件、种种指控和幻影。布卢姆对性与当众受辱的焦虑化为上演的场景,斯蒂芬则直面母亲的亡魂。“伊塔卡”以教理问答式的一问一答取代了戏剧性的铺张。分类、计算与科学词汇将居家行为同天文学及记忆并置,使冲泡可可这一过程既具有细密的事实性,又展开了出人意料的广阔意蕴。这些章节不只是更换叙述者,而是改变了表现事件所依据的惯例。(campuspress.yale.edu)

丧亲之痛将两人联系起来,却没有让他们的关系最终成为一场圆满的父子团聚。斯蒂芬仍为母亲的去世,以及自己曾拒绝在她床边跪下祈祷而深感不安。布卢姆则忆起他与莫莉的儿子鲁迪;鲁迪十一年前在婴儿期夭折,这一丧子之痛也是夫妻二人性生活疏离的因素之一。在“喀耳刻”中,斯蒂芬与士兵发生冲突时,布卢姆保护了他,随后陪他前往马车夫歇脚的棚屋,又将他带回家中。两人一边喝可可,一边交谈,但斯蒂芬谢绝了留宿的邀请。归属感同样悬而未决:在“独眼巨人”中,“公民”怀有反犹主义的敌意,质疑布卢姆在爱尔兰的归属,而布卢姆则坚持自己生于爱尔兰,并反对颂扬暴力。(publictheater.org)

“佩涅洛佩”通过八个几乎没有常规标点的超长句,将叙述权交给莫莉。这段与意识流写作相联系的持续内心独白,借助联想,在博伊兰、布卢姆、她的歌唱事业、身体感受、直布罗陀及早年欲望经历之间流转。她的叙述使布卢姆的恐惧以及前一章不带个人色彩的问答所呈现的婚姻图景变得更加复杂。身体经验——进食、排泄、性兴奋和月经——与回忆或判断并未被分隔开来。结尾的思绪回到布卢姆在霍斯岬的求婚,以及莫莉的应允,使小说以记忆中的一次亲密相会收束,而非解决婚姻当下的困境。(campuspress.yale.edu)

《芬尼根守灵夜》:梦、语言与历史的循环

乔伊斯于1923年开始创作《芬尼根守灵夜》,历时十六年。1924年4月,《跨大西洋评论》以《创作中的作品选段》为题刊出了早期片段;自1927年起,更多章节陆续发表于《过渡》等期刊。部分篇章也曾单独出版,其中尤以1928年的《安娜·莉薇娅·普鲁拉贝尔》为代表,让读者得以在全书付印之前接触个别片段。在创作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乔伊斯都没有公布最终书名。全书于1939年5月出版。书名改自爱尔兰诙谐民谣《芬尼根的守灵夜》:歌中,一名泥瓦工的搬运助手跌落后看似已经身亡,却在守灵时因威士忌洒到身上而苏醒。于是,死亡、欢庆与新生便通过这首民间歌曲进入了小说。(jamesjoyce.ie)

一个反复出现的家庭提供了可辨认的人物关系,却并未确立始终不变的人物身份。父亲汉弗莱·钦普登·厄威克以姓名首字母HCE标识,这几个字母还衍生出“Here Comes Everybody”(人人来到这里)和“Howth Castle and Environs”(霍斯城堡及其周边)等短语,将一个人的身份延伸至全人类和都柏林的地景。他的妻子安娜·莉薇娅·普鲁拉贝尔,简称ALP,与利菲河相联系。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分别是从事写作的“执笔人谢姆”和担任邮递员的“邮差肖恩”;女儿伊莎贝尔通常被称为伊西,以分裂及镜像的形态出现。姓名与角色不断变化,家庭内部的冲突也与流传已久的故事相互交织:兄弟二人令人联想到该隐与亚伯等彼此对立的兄弟,而父亲的跌落则同时使人想起矮胖子蛋和民谣中的芬尼根。这些是反复出现的关联,而非一套单一的寓意密码。(en.wikipedia.org)

语言使这些相互交叠的身份成为可能。以英语为基础的框架,容纳了体现多语现象的双关、变异拼写,以及各个组成部分能同时激活多重含义的混成词。例如,开篇的“vicus”既有地理含义,又暗指维柯;“chaosmos”则将混沌(chaos)与宇宙秩序(cosmos)合为一词。在段落之间的叙事关系尚未明朗之前,声音就能将它们联系起来:重复的音节、歌曲片段、节奏,以及对人声或物理声响的模仿,共同组织着这部作品的散文。在安娜·莉薇娅一章中,两名洗衣妇隔河闲聊,各条河流的名字被编织进她们的话语;随着夜幕降临,她们分别与一棵树和一块石头联系起来。家常闲话由此与地理及变形融为一体,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主义场景。(en.wikipedia.org)

全书分为四部,共十七章:第一部八章,第二部和第三部各四章,第四部一章。这一结构借鉴了詹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依次更替,随后进入一个被称为 ricorso 的回返阶段。乔伊斯将这一历史模式转化为家族世代更替、崩塌与新生的反复形态,而不是机械地将其图解。在句法层面,循环性也清晰可见:未完的结尾“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接续到开篇的“riverrun”。因此,安娜·莉薇娅最后奔向大海的运动,在语法上又回到了开头河流的奔涌。(en.wikipedia.org)

与这些形式上的规律相比,梦的框架则没有那么明确。睡眠、夜间的变形以及黎明的临近,为从梦的角度解读作品提供了文本依据,却不足以确切认定某一个做梦者,也无法还原出一条清醒状态下的故事线。丹尼斯·罗斯的导读通过厄威克身体的微动和家中的声响来解释最后一部,将看似遥远的事件视为睡眠者周围环境的变形。相比之下,玛戈特·诺里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的去中心化宇宙》(1977)强调梦所产生的多元性,以及单一组织中心的缺失。依照这一观点,人物和意义的不断变动是作品的结构特征,而不只是一些等待被最终解译为日常事件的伪装。(jjda.ie)

诗歌、戏剧、评论及其他作品

《室内乐》(1907)由伦敦的埃尔金·马修斯出版,收录三十六首诗,主要创作和修订于1901至1906年间。这些短小的押韵抒情诗以富有规律的节奏,以及反复出现的歌唱、乐器、风与水的意象,编织出爱情、期待、离别和孤独等主题。开篇的诗想象弦乐之声回荡于大地与天空;末篇则将情感上遭到遗弃的感受化为骑兵冲锋的幻象。因此,音乐性既是主题,也是形式原则:反复的语句、均衡的诗节和精心安排的元音,使这些诗具有歌曲般的结构。与乔伊斯后来实验性的散文相比,这些诗歌保留了较为规整的抒情表达方式,但也不乏情绪的突变或令人不安的意象。(jamesjoyce.ie)

《一便士一首的诗》(1927)由西尔维娅·毕奇在巴黎经营的莎士比亚书店出版,收录十三首诗,诗后所附的地点和日期从1904年的都柏林延伸至1924年的巴黎。书名以诗歌“每首一便士”出售的说法作文字游戏,而开篇的《添头》则是十二首之外额外奉送的一首。这部诗集仍采用押韵和凝练而富于音乐性的措辞,但更明确地写到了家庭生活与哀悼的情境。《赠予女儿的一朵花》将孩子收到的赠花与对美和死亡的思考并置;《在丰塔纳海滩上》则以风与海构成的险恶景象衬托父爱。他因特定场合或事件而作的诗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范围:《神圣职务》(1904—1905)和《煤气喷嘴》(1912)是论战性的讽刺诗,而《看哪,这孩子》(1932)则将对乔伊斯父亲的悼念与孙子斯蒂芬的降生联系在一起。(americanliterature.com)

《流亡者》于1918年由格兰特·理查兹出版,1919年在慕尼黑首演,采用三幕家庭剧的形式,以详尽的舞台指示和持续的正面交锋展开情节,而非借助实验性的叙述者。故事发生于1912年夏季的都柏林郊区,围绕作家理查德·罗温、他的伴侣伯莎、两人的朋友罗伯特·汉德,以及罗伯特的表亲比阿特丽斯·贾斯蒂斯展开。理查德坚持伯莎必须拥有自由选择交往对象的权利,而罗伯特对伯莎的追求使这一主张受到考验;理查德对比阿特丽斯的依恋又让这一主张变得更加复杂。对话反复将自由转化为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允许对方自由选择并不能消除嫉妒,声称自己坦诚也不能确证伯莎与罗伯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理查德最终拒绝寻求确定的答案,使信任问题悬而未决,而没有恢复传统的家庭秩序。(jamesjoyce.ie)

早期的“顿悟”片段写于1901至1904年间,是记录对话、观察到的动作及内心体验的微型散文。现存编号表明,这类片段曾至少有七十一篇;如今留存四十篇,其中二十二篇见于布法罗收藏的乔伊斯手稿,另有十八篇由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抄录。乔伊斯未将它们结集出版,却将其中数篇几乎原封不动地融入后来的散文作品。奥斯卡·A.西尔弗曼于1956年编订的版本首次刊出了布法罗收藏的这些手稿。这些片段具体印证了乔伊斯的一种创作方法:把简短的言语交流单独记录下来,再用作更大篇幅叙事的素材。(library.buffalo.edu)

《贾科莫·乔伊斯》在作者去世后于1968年出版,由理查德·艾尔曼撰写导言,其存世手稿共十六页。这篇散文诗以的里雅斯特为背景,呈现了一位男性叙述者对自己教授英语的一名年轻女子的迷恋。作品以一连串情感浓烈的片段取代连贯的故事讲述,其中既有凝练的观察,也有在感知、回忆与想象中的亲密关系之间的切换。关于这位女子的身份,传记研究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解释,但文本并未确凿指向某一位历史原型。其的里雅斯特背景,也使它有别于乔伊斯那些主要以都柏林为中心的小说。(joycefoundation.utulsa.edu)

乔伊斯的评论文字也保存在书评、报刊文章和讲稿中。1912年,他在的里雅斯特的民众大学用意大利语发表演讲,以“英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为题,将丹尼尔·笛福与威廉·布莱克并置讨论。埃尔斯沃思·梅森和理查德·艾尔曼于1959年编成《詹姆斯·乔伊斯评论集》,不过,关于笛福的讲稿直到1964年才以经过编订的英语译本单独发表。乔伊斯去世后,《书信集》分别于1957年和1966年出版,随后《书信选集》于1975年问世。他与西尔维娅·毕奇的通信,包括与她的印刷记录一同保存的信件,记录了出版工作背后的具体往来;而讲稿和文章则揭示了乔伊斯笔下虚构人物所表达的文学兴趣之外,他本人更广泛的文学关切。(library.buffalo.edu)

文学手法与思想背景

乔伊斯的文学顿悟将一个在基督教中与神圣显现相关的术语,转用于对日常经验的观察。在1944年身后出版的《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将其描述为“一种突然的精神显现”: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一个动作或一闪而过的心理印象,都可能揭示习惯性的感知所忽略的事物。这未必是小说人物所经历的启示,也可以是艺术家察觉并记录下来的某个瞬间。乔伊斯留存的顿悟手稿包括简短的对话、梦境般的片段,以及后来被纳入较长作品的观察记录。这些文字简练凝缩,使停顿、生硬的措辞和不协调的细节显出意义,却不附带解释性的道德寓意。与宗教启示的联系仍是这一术语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些短章并不需要以超自然事件为前提。(ufdcimages.uflib.ufl.edu)

三个彼此相关的术语,可以用来区分乔伊斯呈现思想的不同手法。内心独白直接呈现未说出口的心理语言,不借助“他想”之类的引述语;《尤利西斯》结尾莫莉·布卢姆的独白,就是一个长篇实例。自由间接引语保留叙述的语法框架,通常采用第三人称代词和过去时,同时融入人物的用词、判断与情感视角。《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运用了叙述者与人物声音的这种交叠,而非仅仅照录斯蒂芬的思想。意识流则是更广义地呈现不断变动的感知、记忆、感觉和联想,可以采用上述任一手法,也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些方法都有重要的先例:自由间接引语在十九世纪小说中已成为成熟的手法,而爱德华·杜雅尔丹的《月桂树已砍尽》则影响了乔伊斯对内心独白的发展。乔伊斯的创新在于这些手法的运用广度、彼此区分,以及它们与其他叙事形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凭空创造了它们。(rem.routledge.com)

戏仿与文体模仿使文学传统本身成为组织叙事的要素。在“太阳神的牛”一章中,产科医院的场景伴随着一连串散文文体的更替,暗示语言的发展与胎儿的发育并行。乔伊斯在1920年3月20日致弗兰克·巴德根的信中,勾勒了从马洛礼、弥尔顿、班扬、笛福、斯威夫特到后世作家的一系列模仿,最后以当代各种日常口语的混合收尾。因此,这一章改变的不只是词汇,还有句子结构、修辞上的权威感,以及描述行为的方式。用典则在另一尺度上发挥作用:乔伊斯的图式将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关系,同各章的场景、时间、器官和手法并列标示。这类安排把日常活动与传承下来的文学形式联系起来,却并不意味着古代范本足以解释现代叙事的全部。(themorgan.org)

乔伊斯所受的天主教思想教育,为他提供了一些可在宗教实践之外重新运用的概念。斯蒂芬对美学的讨论借用了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完整、和谐与光辉的标准;这些标准出现在虚构人物的论述中,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斯蒂芬简单视为乔伊斯的代言人。在《乔伊斯、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2022)中,弗兰·奥罗克认为,这两位哲学家为乔伊斯提供了有关实在、知识、同一性与变化的原理,也提供了塑造人物的思想资源。爱尔兰的文化论争则构成了另一种思想压力。《乌合之众的时代》(1901)批评了与W. B. 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相关的爱尔兰文学剧院,认为其文化取向过于狭隘。文章的论点关乎艺术家能否接触并借鉴国际典范,不应由此引申出缺乏依据的乔伊斯政治立场论述。(en.wikipedia.org)

除了神学和经典文学,流行歌曲与日常言语也提供了反复出现的语言素材。“卡吕普索”一章在家庭场景中引入的《爱情古老而甜蜜的歌》,此后在《尤利西斯》中多次重现,将演唱、回忆与莫莉的音乐生活联系起来。它的反复出现,把公众熟悉的语言带入了私人的思想之中。同样,这部小说也吸纳了大众文化的语言,而非始终维持高雅的文学语体。乔伊斯对口语表达方式的重视,可见于他1924年的录音:他用科克口音朗诵了“埃俄罗斯”一章中的约翰·F. 泰勒演说。因此,口音、记忆中的歌词和口语措辞,都是人物塑造与语言模式的具体组成部分,而不只是附加在叙事上的地方色彩。(gutenberg.org)

出版、审查与文本流传

《都柏林人》的出版之所以延迟,是由于出版商和印刷商的反对,而非某一道官方禁令。格兰特·理查兹于1905年10月接受了一部收录十二篇小说的集子,但在其印刷商以可能涉及淫秽内容为由,反对1906年新增的《两个浪荡子》之后,双方谈判破裂。乔伊斯作出了一些修改,同时抵制那些他认为会损害小说的要求。1909年,他与蒙塞尔公司签订了合同,但该公司的总经理乔治·罗伯茨反对书中提及都柏林可辨认的真实人物和地点。这些能够辨认的场景不仅引发了对内容是否得体的担忧,也带来了法律责任方面的顾虑。尽管这部小说集到1912年夏天已经排好版,罗伯茨仍拒绝出版,印刷商约翰·福尔科纳则销毁了印制出的全部书册;乔伊斯保留下来一本。理查兹最终重新接手,并于1914年6月15日出版了这部收录十五篇小说的集子。(dublincity.ie)

《尤利西斯》遭遇了更为直接的审查制度。这部小说于1918年3月开始在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主编的美国杂志《小评论》上连载,一直持续到1920年。《科姆斯托克法》禁止邮寄被认定为淫秽的材料,邮政部门依据该法扣押刊物,限制了杂志的流通。连载中的“瑙西卡”一章描写了利奥波德·布卢姆对格蒂·麦克道威尔产生的性反应,由此引发了针对两位编辑的诉讼。1921年,安德森和希普被判犯有出版淫秽材料罪,杂志上的连载就此终止。随后,西尔维娅·毕奇通过她在巴黎经营的莎士比亚书店,承担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出版工作。莫里斯·达朗蒂埃在第戎承印了第一版,共印制1,000册,每册均有编号,于1922年2月2日,即乔伊斯四十岁生日当天问世。在法国印制使出版成为可能,却并未消除其他地方对该书进口或流通的限制。(themorgan.org)

美国的限制措施在一场海关没收诉讼中受到挑战。该案名为“美国诉一本名为《尤利西斯》的书”,兰登书屋在案中主张对被扣押书册的权利。1933年12月6日,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M.伍尔西驳回了政府没收并销毁该书的请求。他考察了小说的整体、其文学意图及其对普通读者的影响,而没有将孤立的性描写段落或令人反感的词语视为决定性依据。1934年8月7日,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维持原判;奥古斯都·N.汉德撰写的多数意见同样强调作品的整体效果。这些是涉及美国进口限制的联邦法院裁决,并非宣告该书在世界各地都属合法。兰登书屋于1934年推出了获授权的美国版。在英国,为自我主义者出版社于法国印制的书册曾遭扣留或没收,而首个在英格兰印制并出版的版本则由博德利海德出版社于1936年推出。(law.justia.com)

这部小说的制作过程也使已出版文本的权威性变得复杂。乔伊斯在手写草稿、誊清稿、打字稿以及连续多轮印刷术校样中不断修订《尤利西斯》;这些文献并不是一系列内容相同、仅作纠错的副本。例如,布法罗所藏、供印刷商使用的“塞壬”一章打字稿,共有二十三页,带有乔伊斯手写的修改和增补。这份打字稿制于1919年7月,到1921年9月时又为单行本出版作了修订,其中还包含并非出自作者之手的改动。它的文本并非抄自现存的罗森巴赫誊清手稿。这类证据要求编辑区分作者的修订、抄写错误和印刷所的干预,并厘清各文本见证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假定任何一份手稿就能提供定本。(library.buffalo.edu)

后来的版本又作了进一步订正,并对文本权威提出了相互竞争的主张。1932年奥德赛出版社版由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主持编校,1936年博德利海德版则纳入了又一轮校样订正。汉斯·瓦尔特·加布勒的《尤利西斯:校勘与对照版》(1984年)运用文本批判处理这些不断积累的差异:该版以对照方式,在编辑确立的阅读文本旁,记录各层次的增补、删节和替换。它通过校勘资料明确展示了文本重建的过程,而非仅仅呈现订正后的措辞。不过,该版的方法和具体文本选择仍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尤以约翰·基德的批评,以及加布勒和其他学者于1988年发表的回应最为突出。争议涉及应以哪些文献证据作为确定文本的依据,以及编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跨越创作与出版的不同阶段,重建作者的意图。(interpares.org)

作品接受、文学影响与乔伊斯研究

在1923年11月发表于《日晷》的《〈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中,T. S. 艾略特将乔伊斯作品与荷马史诗之间的对应关系视为一种组织作品的新发现,而非装饰性的用典。他对“神话方法”的阐述,将古代叙事视为赋予当代经验以形式的手段,使《尤利西斯》成为现代主义美学的一个参照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反应则更为矛盾。她在1922年8月16日的日记中称这部小说“粗陋无文”“缺乏教养”;这些是私下的评价,而不是公开发表的书评。然而,在《现代小说》(1925)中,她认可乔伊斯致力于表现内心经验的追求,并赞赏墓地场景的想象力,同时也质疑其方法所带来的限制。因此,无论是赞赏、敌意,还是共同的文学关切,都不能简单归结为直接影响。(tseliot.com)

《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接受情况,暴露出一个更尖锐的分歧:形式创新是否仍能传达意义。《爱尔兰时报》1939年6月3日的书评肯定了该书的语言活力及部分段落的抒情之美,却抱怨读者既无法把握连贯的故事,也无法理解支配其语言的规则。克利夫顿·法迪曼发表于1939年5月6日一期《纽约客》的书评,同样对这部作品的可理解性及其能否让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表示怀疑,但也承认其语言实验对常规英语用法提出了挑战。这些意见并不只是反对晦涩难懂,而是在追问:那些对乔伊斯具有意义的联想,能否转化为读者也能理解的共同意义。埃德蒙·威尔逊1944年在《纽约客》发表的评论则给出了相反的评价,称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诗作,并强调其风格与内容不可分割。(irishtimes.com)

当这部书仍以《写作中的作品》为名时,塞缪尔·贝克特便已为它作出早期辩护。他的文章《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收入1929年的文集《我们围绕他为〈写作中的作品〉之孕育所作事实化处理的考察》(Our Exagmination R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贝克特认为,乔伊斯的语言不是简单地描述其对象,而是在语言中将其对象实现出来:声音、语言的运动与意义构成了同一个过程。他的支持也源于两人的亲身合作,包括协助乔伊斯推进这部作品。罗南·麦克唐纳的《剑桥塞缪尔·贝克特导论》区分了乔伊斯在题材与风格上的影响,以及他持之以恒投身艺术的榜样作用。因此,贝克特的辩护记录了一段对其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而不能证明他后来的写作仅仅延续了乔伊斯的技巧。(samuelbeckett.it)

两部里程碑式著作确立了乔伊斯研究的不同路径。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在乔伊斯指导下撰写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研究》(1930),提供了系统的阐释,并公布了一份图式,将各章与地点、时间、身体器官、艺术、象征及叙事技巧一一对应起来。这一由作者协助建立的框架,使小说的结构对应关系更易于理解,不过它所代表的只是某一条特定的阐释路径。理查德·埃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1959;1982年修订)则通过文献研究与见证材料,构建了一部传记。埃尔曼将乔伊斯的写作与家庭关系及其在欧洲大陆的生活联系起来,挑战了那种将他完全视为疏离、非个人化艺术家的形象。这两项研究从形式组织与经历史考证重建的经历两个方面,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互补的基础。(penguinrandomhouse.com)

档案研究依赖的是相互补充的多处馆藏,而非一套完整的记录。布法罗大学收藏了手写草稿、打字稿、校改过的校样、书信、出版记录,以及六十六本《芬尼根的守灵夜》笔记本。费城的罗森巴赫博物馆与图书馆收藏了篇幅庞大的《尤利西斯》手稿,由A. S. W. 罗森巴赫于1924年购得。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的“乔伊斯文稿2002”馆藏则包括笔记本、写作本及《尤利西斯》的早期草稿。这些材料保存了创作的不同阶段:被称为誊清稿的手稿未必就是最终文本,而笔记本中保留的材料,后来也可能被重新分配到多个章节或作品中。(digital.lib.buffalo.edu)

发生学批评通过比较笔记条目、删改、增补、誊写顺序及前后相继的草稿,重建这些创作阶段。例如,卢卡·克里斯皮2011年的档案研究追踪了《尤利西斯》一本笔记本中的条目如何进入多个章节的手稿,并考察了弗朗斯·拉斐尔1935年在《芬尼根的守灵夜》创作期间对该笔记本所作的后续誊写。这样的比较表明,乔伊斯会重新利用早先的笔记,而不是严格按照从笔记本到成书的线性过程推进写作。确定文献的年代与先后顺序,使研究者能够区分最初的构思与后来的扩展,并依据留存的创作证据检验各种阐释。(geneticjoycestudies.org)

布鲁姆日、翻译与文化中的延续

布鲁姆日定于每年6月16日,即《尤利西斯》的故事在1904年发生的那一天,名称源自利奥波德·布鲁姆。早在1924年,也就是小说出版两年后,就已有纪念活动的记录;因此,1954年的都柏林游览活动标志着公众庆祝活动的一次重要发展,而非其最初起点。在小说所写那一天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约翰·瑞安、弗兰·奥布莱恩、帕特里克·卡瓦纳和安东尼·克罗宁等人从桑迪科夫的马尔泰洛塔出发,走访了与小说相关的地点。瑞安组织了这次出游并将其拍摄下来,活动将朗读、饮食与都柏林市内游览结合起来,为后来的文学朝圣树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先例。(api.ireland.ie)

公众纪念活动将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和日常行为转化为可供人们参与的活动。到访桑迪科夫,让读者与小说的开篇情节建立联系;戴维·伯恩斯酒馆则令人想起布鲁姆那顿由戈尔贡佐拉奶酪三明治和勃艮第葡萄酒组成的午餐。朗读和表演使人们能够通过口头语言接触小说段落,而不只是将其视为艰涩的印刷文字。这些活动也延伸到了爱尔兰以外:收藏《尤利西斯》手稿的费城罗森巴赫博物馆,每年都会在6月16日举办朗读活动,并结合音乐演出与馆藏展示。其2025年的活动安排包括面向公众开放的朗读时段,以及柯尔斯滕·奎因对小说结尾莫莉·布鲁姆独白的表演。这类活动将档案资料、集体阅读和戏剧演绎融汇于同一场庆典之中。(bloomsday-festival.squarespace.com)

翻译乔伊斯的作品,不只是将其情节转述为另一种语言。爱尔兰方言、特定历史时期的俚语、文学典故以及文体变化,都要求译者在不抹去都柏林背景的前提下,区分不同的声音与语体。1929年由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出版的法译本《尤利西斯》,署名奥古斯特·莫雷尔为译者、斯图亚特·吉尔伯特为协助者、瓦莱里·拉尔博为修订者,并注明乔伊斯参与合作:这一译本的完成,是一项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经多方协商推进的工作。(en.wikipedia.org) 《芬尼根的守灵夜》带来了更进一步的难题,因为其中融合多种语言的词语,可以同时承载数重含义、语音和专名。译文可能保留了某一层联想,却削弱了另一层。1931年出版的法译篇章《安娜·利维娅·普卢拉贝尔》,有塞缪尔·贝克特和阿尔弗雷德·佩龙参与翻译,并由乔伊斯及其他合作者修订。菲利普·拉韦涅的完整法译本于1982年问世;后来的学术比较研究考察了该译本对人名和地名的处理,如何保留、改变或遮蔽了原文中的典故。(ans-names.pitt.edu)

戏剧改编将乔伊斯笔下的叙事场景化为演员现场演绎的人物互动。爱尔兰话剧剧院的《死者,1904》于2016年首次上演,由琼·汉夫·科雷利茨和保罗·马尔登改编,基兰·奥赖利执导。其沉浸式舞台设计让观众置身于莫肯姐妹的聚会之中,包括参与晚宴,而不是仅仅隔着传统的舞台边界观看故事。(tdf.org) 另一种方式是蒙太奇式的拼接:德克兰·戈尔曼和德斯·冈宁的《欢迎你,乔伊斯》于2024年6月在詹姆斯·乔伊斯中心演出,汇集了《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段落,并融入了1924年的《马马卢乔》片段。(jamesjoyce.ie)

银幕改编同样选择了不同的叙事规模和表现手法。约瑟夫·斯特里克执导、米洛·奥谢和芭芭拉·杰福德出演的《尤利西斯》(1967年),以电影蒙太奇配合莫莉的独白,这段独白占据了影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bfi.org.uk) 约翰·休斯顿执导、托尼·休斯顿编剧的《死者》(1987年),改编自《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小说,由多纳尔·麦卡恩和安杰丽卡·休斯顿分别饰演加布里埃尔·康罗伊和格蕾塔·康罗伊。(bfi.org.uk) 这些虚构作品的改编,有别于帕特·墨菲执导的《诺拉》(2000年);后者是一部以乔伊斯与诺拉·巴纳克尔的关系为题材的传记剧情片,两人分别由伊万·麦格雷戈和苏珊·林奇饰演。影片讲述的是这对伴侣的共同生活,而非乔伊斯某部小说或短篇故事的情节。(iris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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