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基督教是新教的主要传统之一,兴起于十六世纪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发展至欧洲各地及其他大洲。这一传统涵盖欧洲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大多数长老宗教会,以及公理宗的重要支派,同时也影响了圣公宗和部分浸礼宗群体。它尤其关注《圣经》的权威、上帝的主权与恩典、上帝所立诸约与教会的关系,以及如何依据《圣经》教导安排敬拜和群体生活。
这一传统常因约翰·加尔文而被称为加尔文主义,但它绝非仅由某一位神学家创立。乌尔里希·茨温利、海因里希·布林格、马丁·布策、彼得·马特·韦尔米利及许多其他改革者,共同塑造了它的制度与教义。改革宗基督教承继了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共同传统,信奉三位一体,承认耶稣基督兼具神性与人性,但在宗教权威、救恩、圣礼及教会组织等问题上,与天主教会及其他新教传统存在分歧。
改革宗身份的认同有多种形式:持守特定信条、隶属于历史上的改革宗教会、参与这一神学传统,或认同某些通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教导。这些形式彼此重叠,却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改革宗的历史既体现了教义上持久的延续性,也包含围绕《圣经》诠释、宗教自由、政治权威、宣教及社会责任的重大分歧。
起源于瑞士及欧洲的宗教改革
改革宗运动兴起于更广泛的宗教改革之中,但其最早的制度性中心与路德宗改革的中心并不完全重合。1519年,乌尔里希·慈运理开始在苏黎世持续推行以《圣经》为本的讲道。1523年的几次辩论帮助改革者争取到市议会的支持,推行了一系列变革,包括移除宗教图像、解散修道院机构,以及在1525年以改革后的圣餐礼取代弥撒。改革在传道人、地方官员、会众与瑞士邦联政治机构的相互作用中逐步推进。
其他城市也形成了彼此相关而又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是巴塞尔改革的核心人物,马丁·布策则在斯特拉斯堡致力于教会改革与新教内部的和解。这些运动都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缺乏《圣经》依据的做法,但在改革的推进速度、世俗政府的角色,以及主餐的意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谈上,慈运理与马丁·路德就许多教义问题达成了一致,却未能解决双方对于基督如何临在于圣餐之中的分歧。这一分歧成为改革宗与路德宗传统之间持久的分界。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初版于1536年问世。同年,他来到日内瓦,1538年被驱逐后在斯特拉斯堡事奉,并于1541年返回日内瓦。1559年出版的《基督教要义》拉丁文定本,对基督教教义作了广泛而系统的阐述。加尔文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他的《圣经》注释、牧养书信、教牧人员培训,以及与遭受迫害的教会所建立的联系上。1559年创办的日内瓦学院培养了许多教牧人员,他们将改革宗教导传播到其他地区。
日内瓦虽有影响力,却不是整个改革宗的总部。慈运理于1531年去世后,海因里希·布林格领导苏黎世教会长达四十余年。他通过大量书信和神学著作,将欧洲各地的教会联系起来。1549年,布林格与加尔文协商达成《苏黎世共识》,在圣礼问题上确立了实质性共识,加强了正在形成的改革宗大家庭内部的合作。
改革宗基督教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传播:在德意志部分地区,改革由诸侯推动;在法国,王室和贵族的支持充满争议与角逐;在尼德兰,改革伴随着反抗运动与国家的形成;在苏格兰,则伴随着议会与教会的变革。约翰·诺克斯推动了苏格兰宗教改革,苏格兰议会于1560年否认了教宗的管辖权。这些不同处境解释了为什么这一传统发展出了多种信条和教会治理制度,而非单一的中央集权机构。
圣经、信条与神学方法
改革宗教会将《圣经》视为基督教教义与生活的最高成文权威。通常称为“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并不必然排斥信经、历代传承的诠释或神学推理,而是使这些权威服从于圣经。古典改革宗神学认为,圣经的权威源自上帝,而人对这一权威的确认则涉及圣灵在内心的见证。针对圣经的权威有赖于教会机构裁定的主张,加尔文发展出了上述论述。
这种重视圣经的立场,造就了浓厚的讲道、圣经注释和语言研究传统。教牧人员应当结合经文的文学与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将具体段落与整部圣经正典联系起来,并区分经文本身的教导与缺乏依据的臆测。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为此提供了重要工具,包括对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研究。不过,改革宗的解释学始终具有神学性质:它通过上帝在基督里的旨意来理解圣经的统一性,而不只是依据共同的作者身份或历史上的连续性。
这一传统也逐渐明确以信条表述自身的信仰。1559年的《法国信条》、1560年的《苏格兰信条》、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1563年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以及1566年的《第二瑞士信条》,为不同教会阐述了彼此相关的教义体系。《海德堡要理问答》围绕罪咎、恩典与感恩展开教导,开篇即讲述信徒因属于基督而获得的安慰。其问答形式有助于讲道、家庭教导和儿童宗教教育。
在欧洲大陆的教会中,《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多特信经》合称“三项联合信条”。在英国及许多长老宗教会中,《威斯敏斯特信条》及其《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成为主要的信仰准则。威斯敏斯特会议于1643年在英国内战期间开始召开,所制定的文献对苏格兰及其海外教会产生了尤为持久的影响。这些信仰准则有大量重合之处,但其表述和在教会中的用途并不能相互替代。
信条的权威因宗派而异。有些宗派要求教牧人员逐条认信,有些则允许明确声明的例外,或将信条视为可以修订的历史见证。现代改革宗教会在圣经的默示、历史批判以及圣经无误的范围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些争论不仅涉及个别经文,还涉及神圣启示与历史中作者的写作及教会诠释之间的关系。因此,共同诉诸圣经,本身并不足以消除这一传统内部的分歧。
上帝、护理、拣选与救赎
古典改革宗神学认为,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和维系者,对一切拥有主权。其护理观认为,受造界始终依赖上帝的作为而存在,同时,受造物也通过真实的次因发挥作用。这一思想承袭了早期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并非完全发端于十六世纪。强调上帝的主权,旨在说明上帝的应许为何可靠,以及救赎为何是白白赐予的恩典,而不仅仅是提出一种关于宇宙万事皆被决定的理论。
改革宗最广为人知的教义是预定论,尤其是蒙拣选而得救的教义。在古典表述中,拣选的依据是上帝的恩典,而非上帝预见到的人的功德,也不是人凭自身生发的信心行为。关于未蒙拣选者的弃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神学家对于应如何描述弃绝与罪及上帝审判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存在争论。改革宗信条通常否认可以由此推论出上帝是罪的始作俑者,但批评者质疑,这些解释是否充分调和了上帝主权、邪恶与责任之间的关系。
1618至1619年召开的多特会议处理了与雅各布斯·阿民念及抗辩派有关的争议。会议通过的信经捍卫了无条件的拣选、救赎恩典的有效性以及信徒的坚忍。信经也肯定,福音应向所有人宣讲,不受限制,并指出基督之死足以赎全世界的罪,同时将其实际使人得救的功效置于上帝对选民的旨意之中。这些条文是针对具体的争议条款作出的回应,并非试图概括改革宗神学的全部内容。
后来出现的英语助记缩写 TULIP,分别代表“全然败坏”“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赎罪”“不可抗拒的恩典”和“圣徒的坚忍”。这些名称都需要进一步说明。全然败坏是指罪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不是说每个人都已恶到极点。不可抗拒的恩典指上帝切实更新人的意志,并不是说人从不抗拒宗教教导。有限的赎罪也常称为确定的赎罪或特定的赎罪,所涉及的是基督之死旨在使谁得救;在改革宗历史中,这一教义的具体表述并不完全一致。
救赎通常通过与基督联合来阐释,其中涵盖称义、得儿女的名分、成圣以及最终得荣耀。称义是上帝因基督的缘故接纳罪人;人凭信心领受这份接纳,而非靠行为赚取。成圣是指信徒在顺服上帝的生活中得到更新,被理解为蒙上帝接纳的结果,而非其依据。许多改革宗神学家支持某种形式的相容论,认为人需要为其意志活动负责,这与上帝的决定可以并存。更广义的改革宗大家庭中,也有人修正了古典解释,因此恩典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持续争论的神学问题。
圣约神学与圣经历史的统一性
圣约神学成为改革宗思想家梳理创造、救赎以及圣经新旧两约之间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圣约被理解为由上帝设立、包含应许与义务的关系。改革宗神学家将圣经中上帝与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人物所立的约,视为上帝与人类交往历程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历程最终在与基督相关的新约中达到顶点。这种进路强调各约之间的连续性,但不一定将每一个约都视为完全相同。
十六世纪的布林格、卡斯帕·奥利维亚努斯等人推动了圣约式诠释的发展,后来的神学家则赋予其更系统的形式。十七世纪的许多论述区分了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前者关联于亚当起初所负的义务,后者则是堕落的人类在基督里获得救恩的途径。有些神学家还论及一个关乎圣子救赎使命的永恒救赎之约。这些范畴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改革宗神学家对它们的表述从未完全一致。
行为之约说明了亚当作为人类代表的角色,他的悖逆影响了全人类。与之相对,基督被理解为忠信的代表,他的顺服带来生命。恩典之约所表达的主张是:纵观圣经历史,救恩始终依赖上帝的怜悯,并最终以基督为根基,即使其中的应许与制度呈现出不同形式。对于摩西之约与这些范畴的关系,分歧依然存在,尤其是其中的律法安排是否重申了行为原则,以及在何种意义上重申了这一原则。
圣约神学直接影响着教会成员资格的认定。历史上大多数改革宗教会都施行婴儿洗礼,理由是信徒的儿女也属于有形的圣约群体。洗礼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一位受洗者都已重生,或最终都能得救。因此,改革宗教会区分了外在地参与圣约群体,与圣约记号所指向的内在救恩实质。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屡次引发争论。
改革宗浸信会保留了许多关于上帝主权与恩典的教导,却不接受由此推论出信徒的儿女应在宣认信仰之前受洗。他们的圣约论述通常更重视新约独有的构成方式。1689年的《第二伦敦浸信会信仰告白》沿用了威斯敏斯特及公理宗信仰告白传统的大量内容,同时修改了有关教会成员资格和洗礼的条文。
圣约式诠释也影响着伦理学与末世论。古典改革宗神学将道德义务与古代以色列的礼仪及司法规定区分开来,不过,后两者在当今究竟仍有何种适用性,尚存争议。许多改革宗传统将自身对圣经连续性的理解与时代论作对照。与此同时,现代诠释也考察了基督教的圣约主张与犹太教的关系,尤其关注以往的一些表述如何取代或歪曲了犹太人对圣经及群体身份的理解。
教会、教牧职分与教会治理
改革宗教会论的出发点是:教会属于基督,由圣道与圣灵召聚而成。经典信条区分了普世教会与个别堂会,也区分了有形教会与所有同基督联合之人的全体。这些区分解释了为何一个教会组织即便存在虚伪、谬误和道德失范,仍可真正称为教会;同时也避免将任何单一的全国性教会组织或宗派组织,不加限定地等同于整个基督教会。
教会的标志尤为重要。改革宗作者通常将忠实宣讲福音和正确施行圣礼视为教会的标志;许多人也强调教会纪律。这些标志用于评估教会群体,而非仅以历史上的传承作为决定性依据。改革宗教会普遍保留了按立的教牧职分,但否认教牧人员构成一种承担献祭职责、在属灵地位上有别于普通基督徒的祭司阶层。
教会治理沿着几条不同的路径发展。长老制通过由长老组成的议会来组织权力,通常包括堂会层面的长老会、地区性的区会,以及范围更广的总会或大会。欧洲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发展出了类似的架构,设有堂会长老会和区会。公理宗则将地上最终的权柄置于聚集起来的地方会众,尽管联会和议事会也可提供咨询并促进合作。改革宗神学也存在于实行主教制的圣公会内部,这表明神学归属并不决定唯一的教会体制。
日内瓦1541年的《教会条例》区分了牧师、教师或教义导师、长老和执事四种职分。由教牧人员和平信徒长老组成的长老议事会,负责监督行为并执行宗教纪律。这一机构所处的城市,其行政官员仍掌握着重大的民事权力;日内瓦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世俗政体,也不能简单视为由加尔文个人统治的国家。围绕逐出教会和机构管辖权的争端,显示出教会与政府在实际关系上可能存在何等激烈的争议。
教会纪律涉及领受圣餐、和解、公共行为以及对教义的持守。它能够提供有章可循的牧养问责机制,但在近代早期的环境中,也促成了对家庭和社群生活的侵入式管控。即使区分了属灵纠正与民事惩罚,也并不总能免于强制。因此,后来改革宗对宗教自由的辩护,意味着对十六、十七世纪许多制度安排的重大改变。
当代各宗派在教牧人员的按立、主教参与治理以及教会议会的权柄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些宗派按立女性担任所有职分,另一些则将牧师或长老的职分限于男性。各宗派裁决教义问题的程序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反映了对《圣经》和教会体制的不同理解,而不是出自某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单一改革宗治理权威。
敬拜、圣礼与灵修生活
改革宗的敬拜以公开诵读和宣讲圣经、祷告、会众赞美及圣礼为核心发展起来。宗教改革者废除了他们认为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做法,包括向圣徒祈求,以及将弥撒理解为赎罪祭的观念。教堂内部的布局也常加以调整,以突出讲坛和圣餐桌。视觉布置的简朴程度因地而异,差别颇大;后来的改革宗教会也采用了一些建筑和艺术形式,而这些形式在十六世纪并非处处都能被接受。
敬拜规范原则主张,集体敬拜只应包含上帝所许可的内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不尽相同:有些教会据此推导出较为具体的限制,另一些教会则允许在敬拜的具体安排与形式上有更大的裁量空间。历史上的争议涉及宗教图像、宗教节期安排、乐器,以及使用并非直接取自圣经经文的圣诗。有些宗派至今仍坚持在敬拜中只唱诗篇,但这并非整个改革宗基督教的共同特征。
《日内瓦诗篇集》于1562年全部编成,使格律化的诗篇在敬拜和家庭灵修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其曲调及译成各国语言的歌词流传甚广,远超日内瓦一地。会众歌唱既传达教义,也为散居各地或遭受迫害的群体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宗教曲目。除了正式敬拜,教理问答教育、家庭祷告、守安息日和阅读灵修著作,也塑造了日常宗教生活。
改革宗教会普遍承认基督设立了两项圣礼:洗礼和圣餐。改革宗将圣礼视为上帝应许的记号和印证,既否认圣礼会自动生效,也反对将其简化为纯粹由人作出的宣告。圣礼的益处来自圣灵,并由人凭信心领受。洗礼标志着一个人加入有形教会,并指向洁净与新生命;但经典的改革宗论述并不认为,外在的洗礼仪式就能保证受洗者重生。
对圣餐的解释体现了这一传统内部的差异。慈运理着重强调纪念和群体共同的信仰宣认,但若将他的立场简单概括为否认上帝在圣餐中有所作为,也并不准确。加尔文教导,信徒在圣餐中真实地、属灵地有份于基督:圣灵使信徒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而基督得荣耀的身体仍在天上。这既不同于天主教的化质说,也不同于路德宗关于基督身体与圣餐饼酒一同临在的解释。
圣餐的施行方式随时代而变化。加尔文主张频繁举行圣餐,但日内瓦采用了较低的举行频率,许多改革宗教会也逐渐确立了每季度举行一次圣餐的惯例。领餐前的预备、省察以及对领餐资格的限制,往往使圣餐显得格外庄严。如今,许多教会每周或每月举行圣餐,采用更多样的音乐形式,并借鉴与其他基督教传统共用的礼仪资源。
信仰告白的巩固、宗教复兴与现代神学
第一代宗教改革家之后,神学家在大学和学院中发展出详尽的教义体系。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改革宗正统时期。这一时期的作者运用了与经院哲学相关的概念区分和论证方法,同时继续强调圣经诠释与信仰告白准则。弗朗西斯·图雷丁等人探讨了启示、理性、恩典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人将这一时期简单描述为僵化的理性主义取代加尔文信仰的过程,但这种说法不足以反映其内部的多样性,也未能充分体现其与早期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性。
教义阐述日益细密的同时,强调在生活中践行敬虔的运动也在发展。英国清教主义致力于进一步改革敬拜、教牧事工及社会,但其内部对教会治理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分歧。荷兰的进一步宗教改革运动则强调归信、道德更新和灵修实践。这些运动表明,追求教义的精确与重视个人宗教体验,并不必然相互对立。
十八世纪的宗教觉醒运动重新激起了围绕归信、情感和牧养实践的争论。约拿单·爱德华兹依据改革宗对上帝恩典的理解来诠释宗教复兴,同时区分真正的宗教情感与一时的情绪激动。乔治·怀特菲尔德宣讲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观,而约翰·卫斯理则倡导与循道宗相关的阿民念主义神学。因此,宗教复兴既使改革宗教会重获活力,也使它们与跨越信仰告白界限的、更广泛的福音派网络建立了联系。
十九世纪对现代性的回应同样多种多样。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查尔斯·霍奇以及后来的本杰明·布雷肯里奇·沃菲尔德捍卫以信仰告白为准则的神学,并坚持对圣经默示的有力主张。在荷兰,亚伯拉罕·凯波尔与赫尔曼·巴文克发展出不同形式的新加尔文主义,将关注范围扩展到教会组织之外的思想与社会生活。凯波尔的领域主权观念区分了家庭、教会和国家等机构各自的职责,而普遍恩典教义则解释了持不同宗教信念的人何以能够共同参与文化活动。
二十世纪,卡尔·巴特向自由派新教神学发起挑战,力求重建一种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启示为中心的神学。他在《教会教义学》中重新阐释了改革宗的主要主题,尤其是拣选论;这些阐释在重视信仰告白的群体中既产生了影响,也引起了反对。埃米尔·布伦纳、托马斯·福赛思·托伦斯及其他神学家,则对启示、基督论以及神学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论述。
因此,现代改革宗神学涵盖了信仰告白保守派、福音派、巴特派、自由派以及处境化等多种进路。各方的分歧涉及历史批判、自然神学、上帝的主权、人的自由,以及教义的延续与修订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现代学派都无法涵盖这一传统的全部思想遗产。
政治权威、社会伦理与备受争议的历史遗产
改革宗基督教是在围绕地方执政官、教会、君主和代议机构权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早期改革者普遍认为,世俗政府在宗教事务上负有责任。他们通过往往将教会与市政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支持教育、济贫和公共道德建设。这一背景与后来宗教团体自愿结社、各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模式有着鲜明差异。
宗教强制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米迦勒·塞尔维特因否认三位一体而受到天主教和新教当局的谴责,并于1553年被日内瓦执政当局处决;加尔文支持对他的定罪。这类事件说明,不能声称早期改革宗的实践始终体现了现代宗教自由。改革宗少数群体自身也曾遭受迫害,其中包括法国胡格诺派,以及受1685年《南特敕令》被废除影响的各个群体。
有关反抗的论述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些改革宗作者主张,下级执政官有权反抗那些被认定施行暴政或破坏真正宗教的统治者。1579年以化名出版的《反暴君论》便产生于这一背景。苏格兰的盟约传统同样将政治义务与宗教承诺联系起来。这些论述推动了政治哲学中的相关辩论,但并不等同于现代民主,而且可能为某一宗教在公共领域的特权地位辩护。
改革宗社会思想也常被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在1904至1905年首次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提出,禁欲主义新教的若干形态有助于塑造自律的经济行为,并赋予职业劳动以道德意义。他的论点并不是说加尔文发明了资本主义。其因果解释、地理适用范围以及对宗教信仰的处理方式,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因为商业制度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存在,并且也在宗教历史各异的社会中得到发展。
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等级制度等问题进一步暴露了改革宗内部的分歧。改革宗基督徒曾参与殖民事业并为奴隶制辩护,也有一些人反对奴役和种族统治。在南非,荷兰改革宗传统中的一些派别为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神学支持。另一些改革宗基督徒则反对这一制度;荷兰归正宣教会于1986年通过的《贝尔哈信条》,阐明了对教会合一、和解与公义的承诺。
世界改革宗教会联盟于2004年通过的《阿克拉信条》,以信仰和圣约的语言回应经济不公与生态破坏。其分析及其对制度安排的意涵,并未获得各改革宗教会的一致接受。这些不同立场表明,创造、护理、圣约和道德义务等共同的神学资源,可以在截然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判断之下得到诠释。
全球扩展、宗派多样性与普世教会关系
归正宗通过移民、贸易、殖民扩张、宣教工作以及本土教会的建立而传播至全球。荷兰的殖民网络将归正宗的教会机构带到了非洲南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地区。此后,来自苏格兰、英格兰、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宣教团体在亚洲与非洲各地建立了学校、神学院、医疗机构和地方教会。这些过程既体现了宗教上的主动作为,也交织着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当地基督徒则逐步重塑了传承下来的教会机构。
在北美,荷兰与德国背景的归正宗教会与长老宗、公理宗群体并行发展。新英格兰的公理宗源于英格兰清教徒的移民,而长老宗则通过移民与复兴运动而壮大。宗派分裂涉及复兴运动的实践、奴隶制、圣经诠释、教会权威以及对信仰告白的认信要求。后来的合并与分立形成了各种教会,既有广泛参与普世教会运动的教会团体,也有对教义和纪律作出详细规定的宗派。
长老宗在韩国尤为重要,新教宣教工作于十九世纪末在当地展开。韩国教会在研经、祷告、传福音和海外宣教方面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传统,同时也经历了多次组织分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和南非等国的归正宗与长老宗教会,同样是地方教会生活与神学教育的重要中心。如今,仅从欧洲和北美的教会机构出发,已无法充分描述这一传统。
世界归正宗教会共融体于2010年由世界归正宗教会联盟与归正宗普世议会合并成立。它汇集了具有归正宗、长老宗、公理宗以及相关联合教会背景的教会。国际归正宗教会会议、世界归正宗团契等其他团体,则依据不同的认信立场与合作承诺,将教会或参与者组织起来。这类组织并不等同于一个在全球行使管辖权的教会。
归正宗参与普世教会运动的方式,包括与路德宗、圣公宗、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其他新教基督徒开展对话。1973年的《洛伊恩贝格协议》通过处理历史上的教义谴责问题,为参与其中的欧洲路德宗、归正宗及联合教会建立教会共融奠定了基础。2017年,世界归正宗教会共融体正式认同了最初由世界路德宗联盟与天主教会于1999年签署的《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
当代归正宗传统的边界仍然开放而交错。一些浸信宗信徒因其认信神学与恩典观而自认属于归正宗,另一些基督徒则采纳部分加尔文主义教义,却不接受历史上归正宗关于圣礼或教会治理的观点。联合教会可能在保留归正宗信仰告白的同时,也承继其他传统。因此,在描述全球归正宗时,必须区分正式的教会成员身份、认信归属以及更广泛的神学影响,而不能将它们视为一个可以统一统计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