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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宗教与神话 / magisterial-reformation

官长宗教改革

官长宗教改革是16世纪欧洲与世俗当局合作,建立并维系改革后教会的新教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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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长宗教改革是一个历史学术语,指16世纪新教内部的一系列运动,它们认可世俗当局在改革和维系基督教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传统是路德宗和改革宗,英格兰宗教改革通常也被包括在内。“官长”指的是诸侯、君主或城市政府等世俗执政者,而非天主教会的训导权。这一术语将这些运动与激进宗教改革区分开来,尤其是与那些拒绝既有领地教会体制,或否认世俗统治者有权干预宗教信仰与教会成员资格的群体相区别。

含义与范围

官长宗教改革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神学流派或协调一致的政治纲领,而是后世提出的分类,将具有一项重要制度特征的改革运动归为一类:宗教改革者与执政当局相互合作,其间有时也伴随着冲突。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官长”可以指皇帝、领地统治者、国王、市议会,或其他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官员,并不仅指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官员。官长宗教改革者通常认为,世俗政府是得到上帝授权的制度,并期望统治者保护教会、支持宗教教育、制止公共生活中的不法行为。许多人还期望当局压制被判定为宗教谬误的教导或习俗。

因此,这一名称所涉及的,主要是教会改革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而非某一项具体教义。它并不意味着改革总是由统治者发起,也不意味着改革者对政府权限的界限意见一致,更不意味着归入这一类别的每个教会都成为中央集权管理的国教会。

历史背景

宗教改革之前,欧洲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普遍认为,基督教为公共生活提供了宗教框架。教会与世俗的管辖权彼此有别,却又相互交叠:统治者保护宗教机构,而主教及其他教会当局则行使法律、经济方面的权力,有时还拥有领地统治权。

宗教改革挑战了教宗的管辖权以及许多既有教义与惯例。因此,改革不仅带来神学问题,也提出了制度问题。如果主教反对宣讲福音的讲道,谁有权委任教牧人员?谁来管理原属修道院的财产、资助学校、规范礼拜,或裁决有关宗教实践的争端?

世俗政府提供了改革运动往往缺乏的法律保护和行政资源。政府的介入也反映了其在管辖权、财政收入、公共秩序和政治自主权方面的既有利益。这些动机差异很大,不能仅用宗教信念或政治投机中的任何一项来解释改革为何得到采纳。

宗教改革的措施往往在传道人、大学神学家、会众、城市运动、贵族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因此,不应将“官长”一词理解为改革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主要传统

路德宗改革

马丁·路德区分了教会的属灵工作与世俗政府运用强制力的职责。福音通过讲道和圣礼使人产生信仰,而世俗政府则通过法律,并在必要时运用武力,来维持外在的和平。这一区分常在两个国度论的框架下讨论,不过路德宗对此的表述和解释并不统一。

路德并不认为统治者能够通过命令使人产生真正的信仰。然而,德意志各领地改革的具体形势,使诸侯和城市政府承担了广泛的教会组织职责。教会巡视检查堂区状况、教牧人员的能力以及宗教教导;教会规章则规范礼拜、教育和行政管理。世俗当局由此取得了此前属于主教职权范围的监督职能。

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在肯定政府合法性的同时,区分了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力。因此,路德宗领地教会一方面在神学上区分属灵职分与世俗职分,另一方面又在制度上保持二者的密切合作。

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为神圣罗马帝国内天主教与路德宗帝国等级之间的共存提供了法律框架。它并未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宗教自由,最初也未承认改革宗信仰。

瑞士与改革宗运动

在苏黎世,乌尔里希·慈运理与市议会密切互动,推动改革。公开辩论和议会决议为讲道、礼拜及教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授权依据。城市当局成为重塑当地宗教生活的重要力量。

约翰·加尔文同样认为,世俗政府有责任维护公共宗教生活,但他也捍卫教会在教义和纪律方面的独立职责。在日内瓦,由牧师和信徒长老组成的教会纪律委员会负责执行教会纪律。其权力,尤其是在绝罚方面的权力,屡次成为它与城市当局发生冲突的焦点。

这些安排体现了改革宗基督教内部的多样性。与官长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政府对教会事务不受限制的控制。改革宗教会可以既主张由基督徒执掌世俗政权,又主张教会在讲道、施行圣礼和执行纪律方面保持独立。

英格兰宗教改革

英格兰宗教改革通常被归入这一类别,因为王室和议会在终结教宗管辖权、重组全国教会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与罗马决裂并不立即意味着全盘接受欧洲大陆新教改革的教义纲领。

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英格兰推行了更广泛的新教改革。玛丽一世时期恢复对教宗的服从之后,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和解重新确立了王权对教会的最高管辖权和新教宗教秩序。英格兰教会保留了主教制,并形成了既不同于路德宗领地教会、也不同于许多欧洲大陆改革宗教会的礼拜形式与教义。

因此,英格兰的例子说明,官长宗教改革是一个制度层面的分类,而不是某一种神学传统的同义词。

神学与宗教实践

官长宗教改革者在若干基本立场上具有共识,但彼此之间也存在重大分歧。

圣经与权威

他们将圣经视为基督教教导的决定性准则,并拒绝他们认为不符合圣经的教宗权威主张。这一立场通常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传承下来的传统。古代信经、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教会会议及既有神学术语,只要被认为符合圣经,就仍然具有权威。

改革者普遍保留了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教义。因此,他们所理解的改革,并非全盘取代历史传承的基督教,而是纠正他们认为已经败坏或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与制度。

救恩与圣礼

改革者强调凭借上帝恩典得救和因信称义,不过路德宗与改革宗的解释在若干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大多数官长宗教改革教会保留了婴儿洗礼。这一做法将教会与家庭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而不是将成员资格限定于成年后自觉宣认信仰的人。

围绕圣餐的分歧影响尤其深远。路德坚持基督的身体与血真实临在,而慈运理拒绝路德的解释。加尔文则提出,信徒借着圣灵真实地在属灵层面与基督相交。这类分歧使官长宗教改革中的各教会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融体。

公共礼拜与社会制度

改革通常包括以本地语言讲道和举行礼拜、开展教理教育、改变有关教牧人员婚姻的规定,以及重组或解散修道院。不同领地对圣像、音乐、礼仪和教堂陈设的处理方式差异很大。

教会改革还影响了学校、济贫、婚姻管理和慈善财产的管理。即便宗教机构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仍然深深植根于公共生活之中。

世俗权威、纪律与强制

官长宗教改革者普遍不接受现代的一种观念,即宗教归属应在制度上与政府分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宗教真理、公共道德与政治秩序相互关联。

因此,世俗当局可能强制人们参加礼拜、禁止未经许可的宗教活动、审查出版物、罢免持异议的教牧人员,并惩处宗教违法行为。处罚从罚款、放逐,到监禁和处决不等。具体做法因地区和时期而异,借助强制手段执行宗教规定也并非新教领地所独有。

然而,接受宗教强制并没有消除关于其界限的争论。改革者区分了不能单靠强迫产生的内在信仰与政府可以规管的外在行为。他们也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应由谁来判定正确教义,以及统治者是否可以命令人们采取违背圣经的行动。

因此,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往往并不稳定。官长在保护改革者的同时,也可能限制他们;教会在为政府提供正当性支持的同时,也可能反对政府的干预。

与激进宗教改革的对比

这一区别在与再洗礼派的比较中最为明显。许多再洗礼派人士拒绝婴儿洗礼,并将教会理解为由宣认信仰的信徒自愿聚集而成的群体,而不是涵盖整个领地的宗教共同体。

1527年的施莱特海姆信纲表达了一种与世俗社会分离的教会观,并排除基督徒执掌政府具有强制性的“刀剑”权力。这与官长宗教改革接受基督徒担任世俗公职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这一对比也需要加以限定。激进宗教改革包含多样的再洗礼派、属灵主义和反三位一体论思潮。并非所有这些派别都拒绝政治权力或强制手段,其中一些还试图全面改造社会公共生活。反过来,官长宗教改革者有时也主张对服从统治者设定限度,或捍卫教会纪律的独立性。

因此,“官长”与“激进”是分析性分类,并不能完整概括每一位改革者或每一个群体。

历史意义与解释上的局限

与执政当局的合作帮助新教改革建立了持久的制度,包括获得认可的教牧职分、有经费支持的学校、受到规范的礼拜,以及依法确立的教会。它也促成了以特定基督教信仰为标志的领地的形成。

历史学家运用教派化这一概念,研究此后宗教认同、制度发展与社会规训之间的互动。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阐明官长宗教改革的后果,但并不意味着新教是国家建构的唯一源头:天主教政府同样致力于巩固本国或本领地的教派认同与秩序。

这一分类有若干局限。它可能掩盖民众的参与,夸大教会与统治者之间的一致性,并使人误以为主流改革与激进改革之间的界限比实际情况更加鲜明。如果把近代早期的诸侯国和城市共和国视为现代世俗国家,还可能造成时代错置。

既不应将官长宗教改革等同于一套统一的政府至上教义,也不应将其视为早期的宗教自由纲领。它涵盖了多种尝试,旨在那些仍将自身理解为基督教社会的共同体中,界定改革后的教会与世俗当局应当如何分担、划分并争论各自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