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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论

相容论认为,自由意志或道德责任可与因果决定论并存,关键在于能动性,而非不受因果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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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斯多葛主义克律西波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G. E. 摩尔分析哲学相容论

相容论认为,自由意志与因果决定论相容。因果决定论主张,世界在某一时刻的完整状态与自然法则共同决定此后发生的一切。在当代哲学中,相容论一词也涵盖那些认为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相容的理论,即使这些理论将承担责任所需的自由与不受限制地采取其他行动的能力区分开来。相容论讨论的是哪些事物可以并存;它本身既不主张决定论为真,也不主张人类实际上拥有自由意志。

相容论的核心主张是:一个行动即使是被决定的,也不一定是受强迫的、非自愿的、不理性的,或与行动者自身的价值观脱节的。一个经过审慎思考而行动的人,可能拥有某种控制能力,而身体被强行推动、因障碍而丧失行动能力,或受到绕过自身判断的操纵的人,则缺乏这种控制能力。因此,相容论者探究的是哪些因果过程构成能动性,而不是预先认定任何因果解释都会排除能动性。

这一立场在古代哲学中已有先声,并在近代早期思想中得到颇具影响力的阐述。当代相容论的不同版本着重讨论条件性能力、对自身欲望的认同、对理由的回应能力、人际关系,以及能动性的历史发展。其主要争议在于:当行动者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行动所源出的处境与性情倾向时,这些形式的控制是否足以支撑自由意志或道德责任。

决定论、自由与争论的结构

因果决定论关注一个世界的历史与其规律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中,如果两条历史在某一时刻完全一致,且遵循相同的规律,那么它们此后就不可能分岔。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在实践中可以预测。即使底层过程是确定性的,信息有限、计算复杂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可能使预测无法实现。反过来,能够可靠地预测某个行动,也不能证明该行动是被决定的:预测所涉及的事件可能只是极有可能发生,而非必然发生。

决定论还必须与宿命论区分开来。宿命论通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观点:无论行动者做什么,某个结果都会发生。相比之下,决定论允许行动者的所作所为成为产生结果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一名学生因为学习而通过了考试,决定论并不意味着这名学生即使不学习也会通过考试。思考权衡和付出努力都可以成为决定性因果序列中的原因。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仅凭决定论,无法推出“任何人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一反对意见。

主要的对立立场是不相容论,它认为决定论排除了这里所讨论的自由。不相容论者对于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存在分歧。自由意志问题上的自由论者主张,人类拥有自由,而且至少某些相关过程是非确定性的。强决定论者接受决定论,并否认自由意志。范围更广的怀疑论立场则无须确立决定论,也会否认作为责任基础的自由;其理由是,非确定性的行动同样无法提供所欠缺的控制能力。

“弱决定论”这一术语与威廉·詹姆斯在十九世纪的讨论有关,常被用作相容论的同义词。但严格来说,弱决定论不仅主张相容论,还接受决定论。相容论者可以对现实宇宙是否具有确定性保持不可知的态度。同样,仅仅证明二者相容,并不能说明具体的人是自由的:即便决定论本身不会损害自由,无处不在的强制或普遍存在的操控仍可能损害自由。

这场争论还取决于所讨论的是哪一种自由。行动自由涉及将意图付诸实行;意志自由涉及意图的形成或认可。政治自由涉及制度和他人施加的限制。这些概念彼此重叠,却不能互换。身陷囹圄的人可能仍有思考权衡的能力,却缺乏通常的行动机会。一个行动时未受外界阻碍的人,仍可能受到内在强迫的驱使。相容论的各种理论之所以不同,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将能力、机会、自我治理和责任的不同组合作为研究对象。

古代与近代早期的思想基础

斯多葛学派为因果有序的宇宙中的能动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古代模型。克律西波斯约生活于公元前279年至前206年,他捍卫一套涵盖一切的命运学说,同时仍区分外部影响与行动者自身的作用。在西塞罗记述的圆柱体类比中,外力的推动使圆柱体开始运动,但圆柱体之所以以特定方式滚动,则是由其形状决定的。同样,印象可以来自外部,但是否认可这一印象,则取决于接受者的性格与理性活动。这个类比并未确立一种现代的责任理论,却预示了一种思想:行动受到因果关系的支配,并不意味着行动者自身的作用被绕过。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另一组影响深远的区分,尽管将他归为现代意义上的相容论者仍有争议。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他区分了自愿行动与因强迫或某些形式的无知而做出的行动。行动的根源必须在行动者自身,而行动者也必须了解相关情境。他对威胁下所做行动的讨论表明,自愿性可以有程度之分,而非简单地非有即无。无论亚里士多德是否接受决定论,这些区分都成为后来责任讨论的核心内容。

托马斯·霍布斯明确将必然性与自由联系起来。在《利维坦》(1651年)中,自由主要指运动不受外部障碍的阻碍。一个人的行动可以是自愿的,因为行动出自其意志,而这一意志本身又由必然的原因所产生。按照这种思路,自由并不是一种不受因果制约、能够自行发起选择的能力。霍布斯对威胁情境下的自愿性认定较为宽松:出于恐惧的行为仍可能是自愿的。这一点使他的立场有别于那些要求更有力地保障行动者免受胁迫的理论。

大卫·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年)第八节中提出了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调和方案。他将自由界定为依照意志的决定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能力。他对必然性的解释强调事件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以及人们据此作出的推断,其中也包括动机、性格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同一种规律性既为行动的解释提供依据,也使道德评价成为可能。

在休谟看来,如果一个行动与一个人持久的性格特征毫无关联,就很难为赞扬或责备提供充分依据。因此,因果联系不仅会对责任构成挑战,也能为责任提供支撑。这颠倒了不相容论的一种常见出发点:关键问题不只是行动是否有原因,而是这些原因是否体现了行动者的意图与倾向。现代相容论者保留了这一洞见,但往往不接受休谟对必然性的更广泛分析,并对能动性提出更严格的条件。

条件性能力与古典相容论

古典相容论通常通过条件句来分析以其他方式行动的能力:如果行动者选择、想要或尝试以不同方式行动,那么他本来就能够那样做。这一观点并不是说,在整个过去和自然法则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行动者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它所强调的是,行动者拥有一种切实有效的能力,能够将某种可能的意图转化为相应的行动。如果房门没有上锁,四肢也活动正常,那么一个人就能够离开房间,即便在实际的动机和情境下,他仍然坐着不动。

乔治·爱德华·摩尔在《伦理学》(1912)中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条件式分析。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中也出现了相关进路,包括 A. J. 艾耶尔的《自由与必然》(1954)。这些理论将通常的因果决定与束缚、强迫、病态依赖等障碍区分开来。一个人的行为出于正常的思考权衡,与他的身体受他人操纵,或其行为体现了不可抗拒的强迫冲动,这两类情况显然有所不同。理论所要完成的解释任务,就是在不要求因果关系存在例外的前提下,准确说明这种差异。

条件分析把握了拥有某种能力与运用这种能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一个熟练的游泳者可以一直待在岸上,却不会因此失去游泳能力。同样,没有选择开口说话,通常也不能证明一个人没有说话能力。按照这种解释,决定论确定的是在某个场合哪些能力会被运用,而不一定会消除这些能力本身。关于能力的判断取决于允许哪些情境条件发生变化;这一问题使这场争论与反事实推理和模态联系起来。

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即使相关的自由并不存在,所提出的条件句仍然可能为真。设想一个人因严重的恐惧症而无法靠近一只无害的动物。“如果他选择靠近,他就会靠近”或许是真的,但这种心理障碍可能使他根本无法作出这一选择。因此,把困难从行动转移到意愿上,并不总能证明自由的存在。当欲望源于操控,或者行动者缺乏考虑另一种选项的心理能力时,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当代以能力为基础的相容论捍卫者往往不再依赖单一而简单的条件句。他们将能力分析为倾向,而这些倾向能否显现,取决于是否有机会、情境是否适当,以及是否没有干扰。批评者则回应说,这类解释或许只能确立一般性的胜任能力,却不能确立在行动发生的那个确切时刻以其他方式行动的能力。因此,这场争论部分涉及应当在哪个层面进行评估:是行动者持续拥有的能力、特定情境中的机会,还是在整个实际过去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仍然可行的另一种选择。

后果论证与过去的固定性

后果论证通过将决定论与过去和自然律看似不可改变这一点联系起来,对相容论提出挑战。这一论证最常与彼得·范因瓦根的《论自由意志》(1983)联系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现在没有人能控制遥远的过去或自然律。如果当下的行动是这些事实的后果,那么当下的行动似乎同样不受任何人控制。这一论证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并非简单地把自由定义为非决定性,而是试图从一些本身看来就颇为可信的、关于行动能力的主张中,推导出不相容性。

在一种示意性的表述中,以 PP 表示过去某一时刻的完整状态,以 LL 表示自然律,以 AA 表示当下的某一行动。决定论蕴涵:

(P∧L)→A.(P \land L) \rightarrow A.

仅凭这一蕴涵关系,还不能证明行动者是不自由的。还需要一条额外的原则,才能从对 PP 和 LL 缺乏控制,推导出对 AA 也缺乏控制。后果论证的不同版本对这条原则有不同表述。许多技术性争论所关注的是:当这些传递原则被纳入对能力、必然性和后果的精确说明时,它们是否仍然可信。

相容论的一种回应区分了“改变过去”与“采取某种行动,而假如采取了这种行动,过去就会有所不同”。行动者采取另一种行动,并不一定要使先前的事件发生改变。相反,最接近现实的相关替代历史可能包含不同的先前情境。不相容论者反驳说,这只能说明另一段历史中可能发生什么,却不能说明现实中的行动者在既定的现实过去之下能够做什么。分歧在于:合理的能力判断必须保留哪些背景条件。

大卫·刘易斯在《我们有违反自然律的自由吗?》(1981)中,区分了违反自然律的能力与做出某种事情、而假如做了这件事就会有一条自然律遭到违反的能力。他的分析运用了反事实历史:在替代行动发生之前,这些历史中出现了对现实自然律的小幅偏离。行动者既不必造成这种偏离,也不必拥有施行奇迹的能力。尽管如此,批评者仍然质疑,这类替代情形是否恰当地解释了普通人的能力,因为这些情形中的历史并非完全受现实的自然律支配。

另一种回应承认,决定论排除了过去与自然律完全相同的其他可能行动,但否认承担责任必须以存在这类可能行动为前提。这就把关注点从分支式的可能性转向了产生行动的实际过程。如此一来,后果论证可以在某一种能力问题上成立,却并未就此判定审慎思考、自我控制和道德问责是否仍然可能。由此形成的“余地”理论与“来源”理论之分,构成了当代许多争论的基本框架。

法兰克福案例与其他可能性的必要性

哈里·法兰克福在《其他可能性与道德责任》(1969)一文中,对“一个人只有在本可以采取其他行动的情况下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原则提出了挑战。该文引入了一类思想实验,如今被称为法兰克福案例。这些案例旨在将行动者实际作出决定的过程与是否存在其他选择区分开来,而不是要证明决定论,或为自由意志提供完整的解释。

在一个典型案例中,某个干预者希望行动者实施某项特定行动,并暗中掌握着确保这一行动发生的能力。如果行动者显露出要作出不同选择的迹象,干预者就会出手。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行动者出于自己的理由选择了干预者所期望的行动,干预也就没有发生。行动者似乎应当承担责任,因为这一后备安排并不能解释其实际作出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这一安排似乎又排除了采取其他行动的可能。如果这两项判断都成立,那么,存在其他可能性就不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

批评者质疑,其他可能性是否真的已经被排除。如果干预者等到行动者实际作出相反决定后才介入,那么行动者在作出决定这一层面上仍然保有另一种选择。如果干预者根据更早出现的迹象作出反应,那么该迹象就必须能够可靠地表明行动者将作出什么决定。一个仅仅提高某种决定发生概率的迹象,未必能保证干预成功。而如果某个迹象以决定论的方式必然导向该决定,这个例子看起来就可能预先假定了它原本意在确立的相容性。

支持者设计了各种案例,采用不同的监测安排、时间结构和干预形式。争论也涉及“自由的微光”:即仍然存在的微小选择余地,例如显露出某种不由自主的迹象,或开始形成另一种意图。并非所有其他可能性似乎都与责任有关。身体上一个几乎无法分辨的变化,未必能为避免做错事提供有意义的途径。问题在于,责任所要求的,究竟是否是一种行动者能够辨识并有意争取实现的、实质性的其他选择,而不是各种可能的事件序列之间的任意差异。

即使法兰克福案例取得成功,也不能由此表明,受决定论支配的行动可以归责于行动者。它只能驳倒支持不相容论的一种论证:从责任推出必须存在其他可能性,再由此推出非决定论。不相容论者可以转而要求,行动者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成为自身行动的源头,而不论是否存在其他选择。此外,与自由意志的各种可能含义相比,法兰克福本人的例子也更直接地关乎责任。其持久贡献在于,将分析的重心转向:某项行动为何发生,以及行动者自身的思考权衡是否确实支配了这一行动。

认同、高阶欲望与自我治理

法兰克福在《意志自由与人的概念》(1971)中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能动性层级理论。一阶欲望以做某件事为对象,例如吸食毒品或继续工作。二阶欲望则以拥有某种特定欲望为对象。二阶意愿更为具体:它关乎哪一种一阶欲望应当在行动中实际起作用。这种结构使人不仅能够具有相互竞争的动机,还能就哪些动机应当主导自身行动采取立场。

自愿成瘾者与非自愿成瘾者之间的对比说明了这一主张。两者都可能在对某种物质的强烈欲望驱使下行动。非自愿成瘾者抗拒这种欲望,希望另一种动机能够占据上风。自愿成瘾者则认可实际起作用的欲望。这些例子表明,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可能彼此分离:依照某种欲望行动,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欲望表达了当事人经过反思所持的立场。在实际的成瘾案例中,当事人的能力和所处情境各不相同,仅有认可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完全的责任。

层级理论能够解释人与自身动机相疏离的体验。一个人可能将恶意冲动、强迫性欲求或根深蒂固的偏见视为应当反对的东西,而不是自我认同的权威表达。这样一来,相容论意义上的自由所涉及的便是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些状态能否免于因果解释。这也将这场争论与道德自律、人格同一性,以及关于何种条件使欲望真正属于行动者自身的理论联系起来。

这种层级结构引出了无穷倒退问题。如果一种一阶欲望因得到某种二阶态度的认可而获得权威性,那么,这种二阶态度的权威性又从何而来?如果每一层都需要更高一层的认可,就可能陷入无穷序列。法兰克福诉诸全心认同,以及不需要无休止反思的认同形式。加里·沃森的《自由能动性》(1975)提出了一种相关但不同的进路,将行动者的动机系统与其评价立场区分开来;行动者通过这一评价立场判断什么值得追求。

一个更深层的反对意见是,内在和谐本身也可能是人为塑造的。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和经过反思所持的信念都受到了精密设计,那么,他即使全心认可自己的行为,也可能不具备我们凭直觉认为自我治理所应有的独立性。因此,认同对于某些形式的自由而言可能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后来的理论增添了有关理性能力、修正机会,或价值观形成历程的要求。这些补充揭示了一个重要区别:依据自己当前认可的立场行动,并不自动等同于自主地形成并维持了这一立场。

理由回应能力与引导控制

理由回应理论将自由理解为识别相关考量并据此调整行为的能力。其核心思想是,行动者即使受到因果关系的决定,仍然能够对外部世界作出明智的回应。一个人因为承诺对他人很重要而信守承诺,就可能展现出这种控制能力。癫痫发作引起的身体动作则不具备这种控制,尽管这两种事件都可以得到因果解释。两者的差异在于,产生行为的过程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

约翰·马丁·费舍尔与马克·拉维扎在《责任与控制》(1998)中提出了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版本。他们区分了调节控制与引导控制:前者涉及行动者是否有其他可选择的行动路径,后者则关注实际行动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对道德责任的解释要求行动者具备引导控制,而非调节控制。因此,这一理论属于“半相容论”:即使要求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自由与决定论不相容,道德责任仍然可以与决定论相容。

引导控制要求产生行动的机制具有适当的理由回应能力,而且这一机制属于行动者自身。这里的机制不一定是某个独立的生理组成部分,也可以是行动者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评估其回应能力,需要考察同一种过程在不同情境下会如何运作。如果行动者无论如何都无法识别反对某项行动的理由,哪怕这些理由具有压倒性的分量,那么这一过程似乎就存在重大缺陷。如果这一过程能够识别充分的理由,并且有时能据此作出反应,它就可能体现出所需的控制能力。

费舍尔与拉维扎区分了对理由的接受能力和反应能力。接受能力指以一种足够清晰可理解的模式识别理由;反应能力则指根据理由改变行为。他们的理论并不要求行动者完全理性,也不要求其对每一个决定性的理由都作出回应。通常被视为应负责任的行动者,也会忽视证据、行事自私,或未能去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事。如果一种理论把每一次这样的失败都归为能力缺失,那么通常被认为应当承担责任的许多行为,就会被排除在责任归属之外。

机制归属要求所要处理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某个具有理由回应能力的过程是被强加给行动者的。费舍尔与拉维扎将机制归属与行动者逐步承担责任的经历联系起来:行动者理解到,自己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也适宜成为某些人际回应的对象。批评者质疑,这样的经历是否必要,是否预先假定了该理论试图解释的责任,以及操纵是否也能复制这样的经历。另一个难题涉及机制的个体化,即如何界定一个机制。如果对机制的描述过于狭窄,几乎任何行动都可能显得缺乏理由回应能力;如果描述过于宽泛,严重的功能障碍又可能被掩盖在整体上运作良好的人格之中。因此,这一理论的应用取决于能否选择一个站得住脚的心理描述层次。

反应性态度与人际责任

P. F. 斯特劳森的《自由与怨恨》(1962)将关注点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能力转向人际生活的结构。他考察了怨恨、感激、宽恕和道德义愤等“反应性态度”。这些反应体现了人们如何理解他人对自己的关切或恶意。蓄意漠视与意外伤害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造成的实际后果不同,还在于这些行为在人际关系中显露出不同的态度。

斯特劳森区分了一般性的辩解理由与范围更广的责任豁免。辩解理由可以表明,某个表面上不当的行为并未表达相关的恶意:当事人并不知情,在当时的情境下没有合理的其他选择,或只是意外造成了伤害。责任豁免则涉及一个人是否适合参与通常的责任实践,或是否适合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参与这种实践。面对年幼的儿童和某些能力严重受损的人,人们可能会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将重点放在照护、管理或治疗上,而不是提出通常的人际要求。

这一思路对相容论的意义在于,决定论并不能直接类比为辩解理由或责任豁免。它并不能证明某个行为是意外之举、当事人缺乏理解能力,或该行为未能表达当事人的态度。即使每个行为都是被决定的,我们仍然可以区分善意与轻蔑、积极回应与冷漠。斯特劳森质疑:接受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论断,是否就能在理性上要求我们放弃构成人际关系基本结构的参与者立场?

对这一进路存在不止一种解读。自然主义的解读强调,反应性态度根深蒂固,在实践中无法摆脱。正当化的解读则认为,责任的基础在于人们能够恰当地向彼此提出的要求。这两种解读面临不同的反对意见。证明一种实践在心理上根深蒂固,并不能自动证明它是正当的。反过来,以人际要求为责任的基础,就需要解释这些要求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当的,以及能力受损会如何影响这些要求。

后来的研究区分了责任的三个层面:可归属性、可答责性和可问责性。可归属性关乎行为是否表达了行动者在价值判断方面的品格。可答责性关乎是否可以恰当地要求行动者说明理由。可问责性关乎责备、要求弥补等回应是否正当。这些范畴未必重合。即使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使责备问题变得复杂,某种恶劣态度仍可能归属于此人。相容论理论越来越注重明确自己所捍卫的是哪一种责任关系,而不再假定同一个条件支配着针对行为的一切道德回应。

操纵、源头地位与终极责任

操纵论证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内在的心理条件足以使人承担责任。假设一个行动者的价值观、意图和推理过程都经过刻意设计,以使其实施某种错误行为。这个行动者可能认同由此产生的欲望,也可能表现出通常的理由回应能力。尽管如此,其责任似乎仍会减轻,因为他据以行动的立场是由另一个人塑造的。这一论证提出的挑战是:如果普通的成长教育和环境影响也以类似方式决定了一个人,为什么结果就会不同?

德克·佩里布姆在《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2001)中提出的四案例论证,依次考察了决定作用越来越不明显的几种情形,从直接操纵一直到普通的决定论式成长历程。该论证追问:这些案例之间是否存在与责任相关的差异?如果受到操纵的行动者不负责任,而又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分能将其与一个受到普通因果过程决定的人区别开来,那么相容论的标准条件似乎就不足以确立责任。

相容论者对此提出了几种回应。历史性理论要求,能力和承诺的形成过程中,不得存在某些损害能动性的干预。绕过理论则关注:这些改变是否绕过了当事人的理解能力和批判性反思能力。另一些回应拒绝接受最初的判断,即每个受到彻底操纵的行动者都必然不负责任:即使其形成历程令人不安,只要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足够完整,也可能构成承担一定责任的基础。难点在于,既要区分普通影响与应受反对的操纵,又不能将一切因果塑造都视为取消责任资格的理由。

一个相关的反对意见涉及终极源头地位。盖伦·斯特劳森于1994年着重阐述的“基本论证”主张,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终极道德责任,就必须为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至少在相关的心理方面如此。而要对这些特征负责,又必须先前基于更早的性格作出过选择,由此造成无穷倒退。非决定论显然也不能直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一个未被决定的变化,并不因此就是行动者在终极意义上亲自创生的。

相容论者通常拒绝终极自我创造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责任可以建立在有限的理解、自我控制、反思和修正能力之上,而这些能力都不要求一个人从无到有地创造自己。持不相容论立场的怀疑论者则回应说,这些能力或许可以为保护措施、道德对话或行为规制提供正当理由,却不能为基本应得性提供依据;所谓基本应得性,是指一个人仅仅因为做了错事,就理应受到责备或承受痛苦。因此,这场争论已超出行动的因果结构,延伸到责任究竟应当为哪一种道德地位和对待方式提供正当依据。

科学、法律与应用的限度

关于决策的研究通过探究意图形成和行动发生的机制,为相容论提供了相关依据。本杰明·利贝特及其同事在1983年的实验中,将参与者报告的自觉产生意图的时间,与简单、自发动作之前的脑电活动进行了比较。准备电位在参与者所报告的意识到运动冲动的时间之前就已出现。这些发现引发了关于意识意图是否发起行动的争论,但如何解释这些发现,取决于事后回溯的时间报告是否可靠,以及实验任务本身的性质。

这类实验并不直接检验自由意志是否与决定论相容。较早发生的神经活动可能是行动者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而非压倒这一过程的外在力量。此外,按照实验室指令做出的任意动作,也不同于围绕承诺、就业或道德义务展开的长时间审慎思考。阿伦·舒格及其同事于2012年提出的累积器模型给出了一种解释:在越过阈值而触发动作之前,神经活动存在波动,对这些波动取平均值便可能产生准备电位的某些特征。这表明,该信号未必代表一个早已完成的无意识决定。

量子力学同样无法解决这一哲学问题。即使某些物理过程确实具有非决定性,不可预测性或随机性也不等于控制。只要行动仍然通过适当的能力而产生,相容论者就可以接受非决定性过程。自由意志自由论者则必须解释,非决定性如何使行动者成为行动的真正发起者,而不只是引入运气。反过来,即使在某个解释层次上确立了决定论,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审慎思考不具有因果效力。要得出这一结论,还需要另行论证心理解释与物理解释之间的关系。

法律责任是一个相关但独立的应用领域。许多法律体系区分故意行为与意外事件,并认可涉及胁迫、能力欠缺或不知情的抗辩理由或责任限制。这些区分与相容论对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关注大体相似。然而,并没有哪一种哲学理论贯穿所有法律。刑事责任还取决于各司法管辖区对禁止行为、所需心理状态、证据标准及可用抗辩理由的具体规定。有关脑功能的研究发现,是通过这些规则才获得法律意义的,而不只是因为它表明行为具有原因。

最后,对惩罚的正当性论证并不能从一种关于能动性的理论中自动推导出来。报应主义、后果主义、恢复性司法及矫治取向,就哪些回应是可允许的、为何可允许,提出了不同的问题。相容论者可以肯定责任,同时反对严厉惩罚;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也可以否认人具有基本的应得性,同时支持预防性限制。持续的争论涉及:理解能力、受损的控制能力、成长经历以及自我修正的机会,应如何影响具体判断;不同形式的责备是否需要不同程度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