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刘易斯(1941—2001)是美国哲学家,也是二十世纪后期分析哲学的核心人物。他在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识论以及概率与理性选择的哲学基础等领域,都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最广为人知的立场是模态实在论:其他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都是具体存在的,尽管它们与现实世界在因果和时空上彼此隔绝。
刘易斯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并不限于这一备受争议的学说。他对惯例、反事实条件句、因果关系、自然律、心理状态、知识和客观机遇所提出的理论,即便对那些不接受其整体体系的哲学家而言,也仍是重要的参照。他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将精确的形式分析与对日常判断的重视相结合,并根据理论的解释范围、简洁性,以及它与广泛的既有信念的契合程度来评价理论。
生平、学术生涯与哲学方法
大卫·凯洛格·刘易斯于1941年9月2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奥伯林。父亲约翰·D. 刘易斯和母亲露丝·尤尔特·凯洛格·刘易斯都是学者。他曾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并于1959—1960学年赴牛津学习。在那里,他接触了英国哲学,包括吉尔伯特·赖尔的著作,这些经历对其学术兴趣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他于1962年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在威拉德·范·奥曼·蒯因指导下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1969年出版的《惯例:一项哲学研究》的基础。
刘易斯于1966年至197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随后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学术生涯。1965年,他与哲学家斯蒂芬妮·罗宾逊结婚,后来两人合作撰写了多篇论著,其中包括1970年的论文《洞》。他曾多次访问澳大利亚,与J. J. C. 斯马特、大卫·阿姆斯特朗和弗兰克·杰克逊等哲学家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交流使他的研究成为连接美国与澳大利亚分析哲学的重要纽带。他于2001年10月14日在普林斯顿去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惯例》(1969)、《反事实条件句》(1973)、《论世界的多样性》(1986)和《类的部分》(1991)。他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分别收入两卷本《哲学论文集》(1983、1986)、《哲学逻辑论文集》(1998)、《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论文集》(1999)以及《伦理学与社会哲学论文集》(2000)。这些文集涉猎广泛,反映出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也为其他多个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
刘易斯并不认为哲学是从不容置疑的基础出发进行演绎。他的理论必须接受多方面判断的检验,涉及日常事例、科学知识、逻辑关系以及理论所应具备的优点。哲学分析可能要求修正常见看法,但一种理论如果推翻了太多既有看法,却未能在解释力上取得足以补偿的收益,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方法类似于反思平衡:原则与具体判断需要相互协调、共同调整,而非将其中任何一方视为绝对权威。
他的研究之所以具有统一性,部分在于:只要能得到解释力强且简约的理论,他就愿意接受不同寻常的本体论。模态实在论是最突出的例子,但类似的思路也见于他对属性、时间部分和理论定义的处理。他区分了理论基本词汇的简洁程度与理论所承认的实体数量。因此,一种包含大量实体的本体论,可能优于另一种实体较少、却依赖众多未经解释的原始概念的本体论。
模态实在论与对应体理论
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对有关可能世界的说法作字面理解。一个可能世界不只是对事物本可能如何的一种描述、一组语句或一种抽象表征。它是一个具体的世界,包含其中的居民及其周围环境。其他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在于其中发生了什么,而不在于它们的存在方式低一等。这一立场在《对应体理论与量化模态逻辑》(1968年)中得到发展,并在《论世界的多元性》中得到系统辩护。
在刘易斯看来,“现实的”一词具有索引性,其作用颇似“这里”。另一个世界的居民可以正确地称自己的世界为现实世界,正如另一座城市的人可以正确地把自己所在之处称为“这里”。这并不意味着现实性是主观的,也不意味着不同世界都同样可及。各个世界彼此隔绝:其中的居民无法前往其他世界,也无法跨越世界的边界发生因果互动。按照这一理论的核心表述,一个世界是一个极大整体,其各部分由时空关系或这类关系的适当类似物联结起来。
这套本体论为模态提供了一种分析。一个命题如果在某个世界为真,就是可能的;如果在每个世界都为真,就是必然的。如此一来,本来可能发生的事,就可以通过所有世界构成的总体中某处实际发生的事来解释。刘易斯将此视为一种理论还原:如果模态上的区分能够通过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来理解,就不必把这些区分留作未经解释的原始概念。
要说明某个特定的人本来可能做什么,还需要引入另一种理论工具。在对应体理论中,一个个体只属于一个世界。对于一个本来可能成为音乐家的人,在另一个世界中代表他的,并不是同一个个体,而是一个与他足够相似的对应体。对应体关系取决于当前讨论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相似性。关注对象物质起源的语境,与关注其形状或功能的语境,可能会选出不同的对应体。这使得关于本质的断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对象,却不意味着各个世界本身的存在或性质依赖于语境。
批评者反对说,对应体无法解释原来那个个体真正具有的可能性:另一个人的成就,似乎与这个人本来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毫不相干。刘易斯回应说,对应体理论是在解释原断言的真值条件,而不是替换它所谈论的主体。其他反对意见则针对这套理论所承诺的庞大本体论,以及一个认识论难题:我们如何能够认识那些在因果上无法触及的世界。
刘易斯诉诸理论效用来为其立场辩护。世界为命题、属性、反事实条件句、心智内容以及其他哲学构造提供了共同框架。他还区分了数量上的奢侈与种类上的奢侈:承认众多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引入许多根本不同的实体种类。因此,这场争论不仅关乎人们对可能性的直觉,也关乎哪些解释上的收益足以为一种本体论提供正当理由。
反事实与相似性的比较
反事实条件句考察的是:在一个可能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下,会发生什么。例如:“如果划了那根火柴,它就会点燃。”这类陈述无法用实质蕴涵充分表示,因为按照实质蕴涵,只要前件为假,条件句就为真。但即使那根火柴从未被划过,日常判断仍会区分“它会点燃”和“它会变成一只鸟”。
在《反事实》一书中,刘易斯通过比较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来分析这类条件句。粗略地说,“如果 成立, 就会成立”为真,当且仅当 与 同时成立的世界,比那些 成立而 不成立的相关世界更接近现实世界。这通常被概括为:条件句在“最接近现实的 世界”中为真。不过,刘易斯的形式化理论并不要求总有唯一一个最接近的世界,甚至不要求存在一个由最接近的世界构成的集合。
当各种可能情形不断逼近现实,却没有任何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情形时,这一限定就十分重要。假设对于每一个满足前件的世界,都存在另一个同样满足前件、但与现实世界差异更小的世界。那么,要求存在最接近的前件世界的语义学,就会缺少它所需要的对象。刘易斯转而采用由相似性球域层层嵌套而成的系统。对于在某个世界中得到实现的前件,如果存在一个球域,其中包含满足前件的世界,而且该球域内所有满足前件的世界也都满足后件,那么这个条件句就为真。在标准理论中,如果前件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得不到实现,相应的反事实条件句就被判为空真。
刘易斯的理论与罗伯特·斯塔尔内克提出的相关可能世界语义学同期发展。两者的一个核心区别在于:斯塔尔内克的理论选取唯一一个满足前件的世界,而刘易斯允许多个世界并列为同样接近,且一般不承认条件排中律,即“如果 ,那么 ”与“如果 ,那么非 ”必有一个为真。如果同样接近的前件世界在 是否成立这一点上存在分歧,那么这两个条件句就可能都不为真。
哲学上的难题在于如何排列相似性的次序。仅仅计算共有事实的数量并不足够。在某个世界中,按钮被按下,预期的爆炸随之发生;这个世界此后的情形可能与现实世界大不相同,但它仍可能是评估“如果按下按钮,会发生什么”时应当采用的世界。另一个世界中,一次无法解释的故障阻止了爆炸发生;这个世界后来的可见状况或许更像现实,却不那么适合用来评估这一反事实条件句。
在《反事实依赖与时间之箭》(1979年)中,刘易斯提出了一套优先次序,涉及避免大规模违反定律、维持大范围的事实完全吻合,以及容许较小的局部定律违反。这些优先次序旨在解释:为什么日常反事实条件句通常保留过去的大部分事实,同时允许未来发生变化。不过,相似性仍然依赖语境。历史解释、法律调查和工程评估可能会将不同的事实保持不变,因此,这套语义学提供的是一种评估框架,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机械操作程序。
因果关系、依赖与先占
刘易斯在1973年的论文《因果关系》中,对因果关系提出了一种反事实分析。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原因没有发生,结果也就不会发生,那么结果就在因果上依赖于原因。对于两个彼此不同且实际发生的事件 和 ,其基本形式为:
这里的反事实箭头至关重要。这一命题讨论的是原因未发生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原因的发生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刘易斯希望,这种进路能够比仅以事件的规则性相继出现为基础的理论,更有效地区分因果方向与因果相关性。
然而,直接依赖并不能涵盖所有因果关系。在先占情形中,一个过程产生了结果,而另一个过程则随时准备产生同样的结果。某人在饮料中下毒,但如果有必要,另一名后备行动者也会下毒。受害者的死亡可能并不依赖于第一次下毒,尽管这次下毒确实造成了死亡。因此,刘易斯区分了因果依赖与因果关系,并通过依赖链来分析因果关系。一个事件可以通过中间事件引起另一个事件,即使最终结果并不直接依赖于最初的事件。
当后备过程足够早地被中断,使实际发生的过程能够包含一条合适的依赖链时,这种策略最为有效。更棘手的是晚期先占的情形。苏茜和比利都向一个瓶子投掷石块;苏茜的石块先到,击碎了瓶子,而比利的石块本会在稍后将它击碎。瓶子的碎裂似乎并不依赖于苏茜的投掷。能否通过区分实际发生的碎裂与稍晚发生的碎裂来解决这一困难,牵涉到事件的个体化究竟应当精细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因此,刘易斯的理论需要说明事件及其可能的变式。对事件的描述过于粗略,可能会掩盖依赖关系:“死亡”或许在没有毒药的情况下仍会发生,但“在这个时间、以这种方式发生的死亡”却不会。然而,过于精细的描述又可能产生看似与因果关系无关的依赖关系。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时间或方式上的某些差异具有因果意义,同时又不能让任何细微变化都足以确立一个原因。
在《作为影响的因果关系》(2000年)中,刘易斯提出了一种更宽泛的处理方式,将反事实变化的模式纳入考虑。当原因的变化对应于结果是否发生、何时发生或如何发生的变化时,原因就对结果产生了影响。这超越了对发生与不发生的简单比较,但有关先占和因果选择的问题依然存在。
他的研究还涉及概率性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本身与在交谈中指认“那个原因”的做法之间的区别。火花、氧气和可燃物都可能具有因果相关性,但解释却可能只突出火花。刘易斯的分析推动了反事实推理成为因果理论的核心框架,尽管围绕不作为、冗余原因,以及依赖关系与物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分歧仍然存在。
休谟式随附性、定律与机遇
刘易斯将自己一项核心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称为休谟式随附性,并将其与大卫·休谟反对必然联系的立场相联系。这一主张认为,世界的全部真相由局部性质在整个时空中的分布所确定。一旦所有局部事实及其时空排列确定下来,定律、机遇或因果关系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差异,除非其底层模式也有所不同。
由此形成的世界图景常被描述为一幅马赛克。实在的根本构成是在时空中排列的个别事实,而不是由额外的必然联系联结起来的对象。定律并非从外部支配这幅马赛克。相反,定律的地位取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将整个模式系统化。这是一项关于不同种类事实之间依赖关系的随附性论题,并不是说人类研究者能够从一份数量可控的观察清单中重建一切真理。
刘易斯对自然定律的说明发展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弗兰克·拉姆齐的相关思想。试想各种描述世界的演绎系统。有些极其简单,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另一些则记录了每一个事件,却未能实现任何信息压缩。最佳系统在简洁性与信息强度之间取得平衡。定律是属于整体上最佳系统的概括,而不只是碰巧没有例外的规律。一个关于某人口袋里所有硬币的陈述可能是真的,却无助于对实在作出最佳的系统性说明。
这一理论要求对评估简洁性时所使用的语言加以约束。否则,一个人为构造的谓词就可能用一句简短的话编码整个世界。刘易斯借助自然属性这一观念,将具有科学意义和形而上学意义的描述与刻意拼凑的描述区分开来。简洁性必须用一套享有适当优先地位的词汇来衡量,而不能任意选择一种语言,只为让自己偏爱的理论显得优美。
对于概率性定律,最佳系统必须在简洁性、信息强度与拟合度之间取得平衡:粗略地说,拟合度就是系统所赋予的概率与实际历史的契合程度。这样一来,客观机遇便是最佳系统性描述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马赛克、额外施加于事件之上的倾向。由于该系统取决于世界的全部历史,未来结果可能影响哪一种机遇理论才是最佳理论,即使该理论也为较早时刻赋予机遇。
这就产生了“自我消解”的未来这一问题。当前的机遇赋值可能赋予某种未来模式以正概率,而这种模式一旦实现,就会使另一种机遇理论成为最佳系统。刘易斯在《休谟式随附性的纠错》(1994)一文中考察了这一问题,将机遇的形而上学与信念所受的理性约束联系起来。
这一纲领也面临来自量子力学的挑战,尤其是量子纠缠,以及纯粹局部性的描述似乎无法涵盖全部物理事实这一问题。刘易斯将最初的论题视为偶然成立、可随科学进展而修正的主张。这一纲领持续具有哲学意义,在于它试图解释定律、机遇与因果,而不将它们视为根本性的支配关系。
属性、部分与持续存在
刘易斯区分了两种属性观:丰裕的属性观与稀疏的、或称自然的属性观。在丰裕的意义上,几乎任何一组可能个体都能确定一种属性,即属于该集合。是红色的、是哲学家,以及是某一棵特定的树或某一个特定的电子,在这一宽松框架中都可以算作属性。这些属性有助于构造语义对象和表征思想内容,但它们不可能都同样基本。
自然属性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解释真正的相似性,为科学的基本词汇提供候选项,并对可接受的解释施加约束。完全自然的属性处于最根本的层次;相比之下,其他属性的自然程度则有高有低。这一区分使刘易斯既能接受丰富的语义构造,又不至于把每一种任意分类都视为自然本身的真实分界。这也使他的研究与传统的共相问题相联系,不过,他并未简单地采纳那种将共相视为可重复出现的构成要素的实在论。
这一区分对指称问题十分重要。如果许多种解释都能使说话者的语句大体为真,那么仅凭真值最大化原则,未必能确定哪一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将词语指派给相对自然的属性,有助于选出一种具有优先地位的解释。刘易斯思想中的这一特点常被称为“指称磁性”,它把形而上学与语义学联系起来:实在的结构有助于确定语言所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刘易斯还捍卫了一种涵盖范围广泛的部分与整体理论。他接受不受限制的组合原则:对于任意一些事物,都存在一个由它们组成的事物。因此,一个人的左手与一座遥远的山也有一个融合体,尽管日常语言中并没有人们熟悉的名称来称呼它。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分之间存在某种新的力或隐秘联系。在他看来,承认这个融合体,并没有在这些部分之外增添任何基本的物质成分。
刘易斯借助时间部分来说明事物如何在时间中持续存在。一个持续存在的对象在不同时刻具有不同的时间部分,正如一个在空间中延展的对象在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空间部分。一个人可以在某一时刻坐着、在另一时刻站着,因为具有相关属性的是不同的时间部分。在《论世界的多元性》中,刘易斯将这一进路作为对暂时性内在属性问题的回应:同一个对象如何能在不同时刻具有互不相容的内在特征?
1976年的论文《时间旅行的悖论》将相关区分应用于一个人们熟悉的思想实验。时间旅行者的个人时间可以不同于外部的编年时间。旅行者可能具备杀死祖父所需的通常能力,但相对于包含旅行者自身存在在内的全部历史事实而言,他又无法做到这一点。刘易斯认为,在判断中保持不变的事实有所不同,便可以解释那些看似相互冲突的能力判断,而不必认定每一个时间旅行故事都包含逻辑矛盾。
心灵、功能分析与理论同一性认定
刘易斯早期关于心灵的研究,推动了心脑同一论和功能主义的发展。《支持同一论的一个论证》(1966)、《心理—物理同一性认定与理论同一性认定》(1972)以及《疯人的疼痛与火星人的疼痛》(1980)提出了一种方法,将日常心理概念与科学所研究的状态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并不以直接考察疼痛或信念的本质为起点,而是从这些状态在更广泛的解释性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入手。
日常的心理理解把心理状态与感觉输入、行为以及其他心理状态联系起来。疼痛往往由损伤引起,造成痛苦,并与信念和欲望相互作用,促成回避行为。刘易斯提议,将这些相互关联的说法视为一种理论,其中的心理术语可以用变量替换。由此得到的拉姆齐式表述,实际上是在说,存在一些状态,它们处于所规定的关系网络之中。心理术语指称的,就是实际承担这些角色的状态。
这一程序区分了角色与承担角色的状态。疼痛角色是一种因果—功能模式;在某个群体中,实现这一角色的状态可能是某种特定的神经生理状态。如果科学确定了相关的物理状态,那么即使日常概念最初是通过其角色引入的,这种同一性认定仍能提供新的信息。因此,这一观点将功能分析与一种物理主义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每一种心理状态都等同于某种抽象的计算规范。
《疯人的疼痛与火星人的疼痛》展示了这一理论面临的两方面压力。一个人可能体验到疼痛,却没有通常伴随疼痛的行为和动机后果。一个外星生物则可能通过与人类神经系统截然不同的物理机制体验疼痛。前一种情形挑战了这样一种主张:每一次具体的疼痛都必须表现出标准角色;后一种情形则挑战了要求所有生物都以同一种物理方式实现疼痛的立场。
刘易斯的回应是,允许相对于适当的群体来确定相关角色。在人类中的某个异常个案里,所涉及的仍可能是通常在人类中承担疼痛角色的那种状态,而火星人群体则可能以不同方式实现类似的角色。这承认了多重可实现性,但并未因此断定科学上的同一性认定不可能成立。它也提出了一些棘手问题:究竟应以哪个群体为参照,以及应当如何对异常个案进行分类。
刘易斯还回应了反对物理主义的知识论证。这一论证与弗兰克·杰克逊提出的玛丽案例密切相关:玛丽是一位科学家,在看到颜色之前,就已知晓关于色觉的全部物理事实。在《经验教给我们什么》(1988)中,刘易斯为一种基于能力的回应作了辩护:经验可以赋予人辨认、想象和记忆的能力,而不必揭示任何额外的非物理事实。批评者认为,这些能力并不能穷尽人们看似新获得的、关于某种体验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这场争论将刘易斯的功能分析进路与围绕感受质和意识的持续讨论联系起来。
惯例、语言与解释
《惯例》对社会惯例必须起源于明确协议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用这种观点解释语言,问题尤其突出:达成协议通常需要沟通,而沟通恰恰是这一理论所要解释的对象。刘易斯转而借助博弈论和托马斯·谢林的早期研究,从反复出现的协调问题入手分析惯例。
当参与者都希望彼此的行动相互配合,却有多种配合方式可供选择时,协调问题便产生了。驾驶者在道路的同一侧行驶,对大家都有利;无论靠左还是靠右,都能实现协调。关键不在于某一种模式单独来看是否是唯一理性的选择,而在于每个参与者都预期其他人会遵循相同的模式。先例、情境中的显著特征以及业已形成的预期,都可以促使人们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定一种均衡。
在刘易斯的理论中,惯例是一种由具有结构的预期与偏好网络所维持的规律性行为模式。参与者遵循这一模式,预期其他人也会遵循,而且通常在其他人遵循的条件下,更愿意自己也遵循。此外,还必须存在另一种同样能够协调其行为的模式。这一要求将惯例与另一类规律性行为模式区分开来:后者是由情势强加的,并不存在相关的替代选择。
对情境的相互知晓是这一解释的关键。仅仅所有人都碰巧靠左行驶还不够;每个人还必须对其他人抱有恰当的预期。刘易斯的论述推动了后来有关共同知识的讨论:参与者知道某个事实,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这一事实,并认识到相关的高阶预期。这里的解释要点在于,个人之所以遵循惯例,取决于其对共同实践的理解。
语言也可以通过类似的规律性模式来分析。一个共同体可以维持在某种语言中诚实表达与相互信任的惯例:说话者倾向于说出按该语言的解释为真的句子,听话者则倾向于接受说话者所说的内容。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言说都是真诚的,也不意味着欺骗不可能发生,或共同体必定订立过明确的语言契约。它所解释的是,即使存在例外,一种足够稳定的模式仍然能够支撑沟通。
在《一般语义学》(1970年)中,刘易斯还推动了关于表达式如何相对于语境及其他索引获得语义值的形式化研究。他运用世界和结构化索引,有助于系统地处理那些解释会随具体情境而变化的表达式。这一理论区分了两个问题:一个群体使用哪种语言,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表达式在该语言中具有何种意义,则是形式层面的问题。
《诸语言与语言》(1975年)将这些关切结合起来,而《语言游戏中的记分》(1979年)则考察了会话中的假定与标准如何在交谈过程中发生变化。随着会话推进,预设、比较类和精确性标准都可能得到相应调整。这项研究将形式语义学与不断演变的语言实践联系起来,正是这些实践使具体的言说变得恰当且可以理解。
自我定位、知识与语境标准
刘易斯在知识论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知道哪个世界是现实世界,与知道自己处于某个世界中的什么位置,并不是一回事。在《论言与论己的态度》(1979)中,他主张,如果仅将命题理解为可能世界的集合,那么把信念表述为对命题的态度,并不总能充分刻画信念。一个人可能掌握关于某个世界的全部非人称信息,却仍然缺少有关自身身份、位置或时间的关键信息。
他用两位神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假设两位神都知道关于他们所在世界的所有真命题,但其中一位住在最高的山上,向下抛撒吗哪,另一位则住在最冷的山上,向下投掷雷霆。他们各自仍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一位神。所缺少的信息并非用来区分不同世界,而是用来区分同一世界中的不同位置。
刘易斯提出,可以通过自我归属的属性来理解这类态度。相信自己位于最高的山上,就是把身处那里的属性归于自己。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自我定位信念框架也可以采用“中心化世界”:将一个世界与某个特定个体和时间一并考虑。这样就能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了解到关于世界非人称历史的新信息,二是在已经知晓的历史中确定自身的位置。
他后期的知识理论主要因《难以捉摸的知识》(1996)而广为人知。刘易斯提出,当主体的证据排除了某个命题为假的一切可能性,唯独那些可以恰当忽略的可能性除外时,主体就知道该命题。这些例外至关重要。日常证据很少能排除逻辑上所有可能的其他情形,但这并不必然妨碍日常知识的成立。
一种可能性是否可以被恰当忽略,受到若干约束。实际成立的可能性不能被恰当忽略;主体在相关意义上相信成立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恰当忽略。某种备选情形如果与必须考虑的可能性相似,也可能因此变得相关。一条注意规则赋予了交谈尤其重要的作用:一旦某种备选情形成为注意的焦点,讨论中就可能再也不能恰当地将其搁置。
由此便形成了一种知识语境主义。在日常交谈中,说某人知道汽车停在哪里,可能是真的。而在明确提出复杂欺骗情境的哲学讨论中,支配同一知识归属判断的标准可能变得更为严格。认知主体不必发生变化,证据也可以完全相同;变化的是作出知识归属判断时的交谈语境。
因此,刘易斯的处理方式为哲学怀疑主义提供了一种回应,却不声称日常证据能够驳倒每一种怀疑论假设。批评者质疑,仅仅提及一种备选情形是否就应当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以及语境变化是否足以体现怀疑论论证的全部力量。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仍为有关相关备选情形、知识归属判断的脆弱性,以及证据与交谈中注意焦点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框架。
理性信念、决策与价值
刘易斯关于概率的研究探讨了理性的信念程度应当如何回应客观几率。在《主观主义者的客观几率指南》(1980)中,他提出了首要原则。简而言之,这一原则要求:如果一个主体知道某事件的客观几率为 ,那么,只要该主体没有掌握其他与结果有关的不可采纳信息,就应当赋予该事件 的置信度:
这里, 表示理性置信度, 表示相关时刻的客观几率, 表示可采纳的背景信息。关于信息可采纳性的限定不可或缺。如果一个人知道一枚公平硬币已经落定且正面朝上,就不应仅仅因为此前正面朝上的几率为二分之一,而仍将其概率判断为二分之一。
这一原则阐明的是一种规范性关系,而不是把几率定义为主观确信程度。它解释了为什么获知客观几率应当约束信念,同时也允许有关结果的信息凌驾于这种约束之上。将这一原则与刘易斯的最佳系统论结合起来,就提出了一项艰巨的哲学任务:客观几率既必须以世界的历史为基础,又必须在理性审议中发挥恰当的作用。他后来关于“削弱性未来”的研究,试图调和这两项要求。
在《因果决策理论》(1981)中,刘易斯为因果决策理论作了辩护。这一理论认为,应当根据选择所带来的预期因果后果来评价选择,而不能仅仅依据与选择存在统计关联的结果。当某项行动能够作为某种有利或不利状况的证据,却并不造成该状况时,这一区分就显得十分重要。
纽科姆问题是一个核心例子。一位预测极为可靠的预测者,已经根据对选择者行动的预测,安排好了两个盒子里的东西。只取不透明盒子与获得巨额奖励高度相关,但无论盒子里已经放了什么,把两个盒子都取走似乎都能获得更多的钱。刘易斯的因果进路强调可选行动的后果,同时认为事先已经确定的盒中内容不受该行动的因果影响。这个案例至今仍有争议,因为从证据判断的成功前景与因果推理似乎支持不同的行动建议。
刘易斯还在《价值的倾向理论》(1989)中提出了一种关于价值的倾向论解释。这一解释将价值与“欲求去欲求”联系起来:粗略地说,如果处于适当情境中的主体会倾向于欲求自己去欲求某个事物,那么该事物就是有价值的。明确相关条件以及相关主体,是这一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该理论并不简单地将价值等同于一个人当下碰巧想要的任何东西,而是诉诸一种经过更多反思的动机反应。
这些研究展现出三种评价之间的区别,刘易斯并未将它们混为一谈。理性信念回应证据与几率;理性行动关乎可选方案在因果上可能带来的后果;价值则关乎处于适当条件下的主体,经过恰当反思后会赞同什么。三者的相互作用为他的体系带来了更多问题,尤其是在主体掌握的信息不完整、预测使审议变得复杂,或不同主体的评价倾向无法趋于一致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