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是一组立场的统称,认为事物具有某些属性,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而不只是由于它碰巧处于某种状态。在形而上学中,本质属性参与构成一个实体的同一性或本性;偶然属性则可以发生变化,而不导致该实体不复存在。本质主义既可以涉及具体的个体,例如某个人或某件人造物,也可以涉及种类,例如化学元素和生物物种。其核心问题不只是哪些特征是共同的或重要的,而是究竟有哪些特征——如果有的话——使某个事物成为其所是的事物。
这一术语也有更广泛的用法。在心理学中,它指一种倾向,即认为类别以隐而不显、稳定不变的本性为基础。在社会理论中,它通常指将固定、同质的特征归于某些群体。这些用法有所交叠,但不能相互替代:对化学物质的形而上学解释,本身并不能为有关人类群体具有固定特性的主张提供支持。因此,本质主义既是一种专业的哲学立场,也是在科学分类、同一性和社会解释的讨论中经常受到批评的对象。
本质、偶性与同一性
本质主义所依据的基本区分,是一个实体是什么,与它碰巧处于何种状态之间的区分。一个人可以改变职业、住所或发型,却仍然是同一个人。这类特征通常被视为偶性。相比之下,一些哲学家主张,一个人不可能出自完全不同的生物学父母,却仍然是原来那个个体。出身是否真有这种地位,尚有争议;但这个例子说明,本质属性不一定是可见的特征、持久的行为特征,或日常辨认所依据的性质。
本质也不同于仅供辨识的特征。某个特征可以可靠地用于识别某物,却并不构成它的本性。一个独特的斑纹或许能让人认出某只动物,但失去这个斑纹未必会使这只动物不复存在。反过来,本质特征也可能很难发现。因此,这一区分将关于某物是什么的形而上学问题,与认识论中关于如何认识某物的问题区分开来。词典中的定义可能只是记录语言用法,并未揭示其所定义对象的本质。
本质主义的几种不同形式需要加以区分。个体本质主义关注一个特定实体要作为该实体而存在,必须具备哪些属性。种类本质主义则关注归属于某一类别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另一个问题是,本质究竟只是决定类别归属,还是也能解释其他属性。某种化学结构既可能被提出作为类别归属的判准,也可能被用来解释典型的化学反应。这些主张需要不同的论证:确定类别的边界,并不自动意味着确立了解释机制。
本质主义并不等同于关于共相的实在论。一位哲学家可以承认属性客观存在,同时否认对象具有实质性的本质。反过来,一个人也可以否认共相独立存在,却仍然认为个别事物具有确定的本性。本质主义也不一定意味着每种事物都有一个详尽且可被完全认识的定义。它可能仅适用于某些实体或属性,而将其他分类视为约定俗成、依赖语境或边界模糊的分类。
本质与偶性的区分,也不同于内在属性与关系属性的区分。由某种材料构成,看起来属于内在属性;源自某个特定来源,则属于关系属性。在适当的情形下,两者都可能被主张为本质属性。最后,本质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象不能发生变化。多数本质主义理论都会区分两类变化:一类与对象的持续存在相容,另一类则使其不复存在。这些理论的实质性分歧在于,这条界线究竟在哪里,以及它是否有依据;如果有,依据又是什么。
古代与中世纪的论述
古希腊的讨论为后来的本质主义提供了诸多概念背景,但不应将这一现代名称视为所有古代哲学家共同持有的单一学说。柏拉图区分了变化不定的感性事物与可由理智把握的理念。在《斐多篇》和《理想国》等对话中,对美、相等和正义的追问超越了具体事例,转而探究究竟是什么使这些事例体现了相应的性质。因此,理念论为稳定的知识对象提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解释,但它并不等同于现代的这一主张:每个日常事物都具有一组必然属性。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另一种进路,尤其体现在《范畴篇》《后分析篇》和《形而上学》中。他所用的表达 to ti ēn einai 通常被译作“本质”,所关涉的是一物之所以为该物。科学的理解不只是知道某些特征同时出现,还要把握它们为何相互关联。因此,定义与论证相互联系,不过,亚里士多德仍然区分了界定某物是什么与证明它具有其他属性。
在质形论中,自然实体通过质料与形式来理解。一个生物体并非仅仅是材料的集合;它的形式关乎使其成为某一类生物的组织方式与能力。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框架还包括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本质尤其与形式层面的解释相关,但它是在这一更广泛的解释框架内发挥作用,而不是取代该框架。他对物种、实体和个体同一性的论述至今仍存在诠释上的争议,也不能毫无限定地转换为当代模态逻辑的表述。
中世纪哲学家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传统中承接并改造了这些问题。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区分了对本质自身的考察,以及对本质存在于具体事物或思想之中的考察。例如,仅就人性本身加以考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某个具体的人,或是心灵中的一个普遍概念。这一区分为后来围绕“一个事物是什么”与“它是否存在”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基本框架。
托马斯·阿奎那尤其在《论存在者与本质》中提出,在受造物中,本质与存在有别,而上帝则并非以这种方式复合而成。其他经院哲学思想家则就本性如何为多个事物所共有、个体如何被个体化,以及一般概念具有何种地位等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与唯名论有所交集,却不能简化为承认本质与否认本质之间的对立。中世纪的本质主义涉及定义、因果性、个体化与存在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而不只是偏好僵化的分类。
近代早期的批评与分类问题
近代早期哲学质疑了传统的实体形式学说,并强调数学、机械论和实验性的解释,由此改变了这场争论的面貌。勒内·笛卡尔将广延视为物质实体的主要属性,将思维视为心灵的主要属性。这一观点虽然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实体的解释大相径庭,却仍然严格区分了界定事物本性的属性与可变的样态。因此,即使经院物理学遭到否定,本质主义推理仍可继续存在:批评某一种本质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本质特征与偶然特征之间的一切区别。
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对此作出了影响尤为深远的论述。他区分了名义本质与实在本质:前者是与一般名称相联系的抽象观念,后者则是可观察性质赖以产生的内在构成。黄金的名义本质可能包括颜色、重量、延展性及其他常见特征的组合;其实在本质则涉及产生这些属性的内在构成。洛克认为,实体的内部构成通常不为人所知,因此,要断言它们在自然界中的确切界限,就会面临困难。
洛克的立场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自然界不存在客观结构。相反,他认为,人类的分类往往取决于所选取的相似之处以及分类的目的,而通过名称确立的界限,未必能够重现自然界中独立存在的划分。他还在论述中将实体与数学概念、道德概念区分开来,因为定义对于后两者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此后,名义本质与实在本质的区分,在一场争论中变得十分重要:科学进步究竟是揭示早已存在的本性,还是修正人们理解事物所用的范畴?
大卫·休谟质疑了理性能够直接洞察世界中必然联系的主张。在他对因果关系的讨论中,事件反复相伴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预期习惯,并不等于理智洞察到了连接不同事件的某种必然力量。这一立场使那些诉诸隐蔽本性、却不说明人们如何认识这些本性的解释面临质疑。不过,仅凭这一立场,并不能断定当代所有形式的本质主义都是错误的;其主要批判力在于追问:有关必然性和深层联系的主张,究竟有何依据?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批评者还将本质主义探究与过度追求终极定义联系起来。卡尔·波普尔将方法论本质主义与侧重可检验解释性理论的研究进路加以对照。他所批评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科学探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发现事物的终极含义或本性。这种方法论批评不同于“任何事物都没有本质”这一形而上学主张。科学家可以拒绝以定义为先的探究方式,同时承认研究对象具有客观结构,并将有关这些结构的发现视为暂定的,而非绝对无误的。
模态本质主义与当代形而上学
在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中,本质主义与模态,即可能性和必然性,紧密联系起来。一种标准的模态表述认为,如果一个对象不具有某种属性就不可能存在,那么该属性就是这个对象的本质属性。借助模态逻辑中的必然算子,可以将其示意性地表示为:
其中, 表示 存在, 则将相关属性赋予该对象。存在条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种属性要成为某个对象的本质属性,并不要求该对象在每一种可能情形下都存在。
如何理解必然性至关重要。物理必然性涉及自然法则允许什么;逻辑必然性涉及逻辑形式;形而上学必然性则涉及事物究竟是否可能与实际情形不同。当代本质主义者通常指的是第三种。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规律性并不自动确立某种本质,而无法想象某种变化,本身也不能证明这种变化不可能发生。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反对量化模态话语,以及它似乎对本质属性作出的承诺。其中一个难题涉及两种必然性的区别:归属于陈述的“言辞必然性”(de dicto),以及归属于事物的“事物必然性”(de re)。某个数必然大于七,但它只是偶然地等于某种历史上曾采用的分类方式下的行星数量。同一个对象可以用不同方式描述,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必然性如何独立于描述而归属于对象?
索尔·克里普克在其讲演中为本质主义推理的重要复兴作了辩护。这些讲演于1972年以较早的形式首次发表,后于1980年以《命名与必然性》为题出版。他对严格指称的解释认为,某些表达式在某个对象存在的每一种可能情形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这支持了以下区分:发现一个表达式指称谁或什么,与判定该指称对象本来可能具有哪些情况,是两件不同的事。这也允许人们通过经验发现必然真理,从而打破了必然性必须始终与先验可知性相一致的假定。
后来的研究对将本质还原为必然性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特·法恩在《本质与模态》(1994年)中指出,关于某个对象的某些必然真理并未陈述其本质。在标准假设下,苏格拉底必然属于以他为唯一元素的单元素集,但属于这个集合未必是苏格拉底之所以为苏格拉底的一部分。相反,这个单元素集的同一性却依赖于苏格拉底。这个例子揭示了一种仅靠必然性无法把握的解释上的不对称性:本质可能是模态真理的根据,而不只是由这些真理构成。
自然种类与科学解释
科学本质主义关注的是这样一些类别:它们似乎能够支持解释和预测,而不依赖于人类任意的偏好。这些类别通常被称为自然种类。化学元素就是典型的例子。元素的原子序数等于其原子核中的质子数:金的原子序数为79。中子数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的同位素,但不会改变元素的种类;质子数的变化则会改变元素的种类。这就较为清楚地展示了一种对比:一边是界定种类的结构特征,另一边是同一种类的不同实例之间可以有所差异的属性。
人们熟悉的水这一例子,既说明了这种进路的吸引力,也揭示了它的复杂之处。“水是 ”这一主张,将日常使用的物质名称与分子结构联系起来。在希拉里·普特南于1975年提出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中,一种虚构的液体在通常情形下表现得与水一样,却具有不同的底层组成,通常以XYZ表示。这个例子被用来论证:一个词的指称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说话者的描述或经验,环境和语言共同体也参与决定这个词所指的对象。
然而,日常的水样中含有溶解物、同位素变体和离子,而处于不同物相的水又具有不同的宏观结构。因此,本质主义的解释必须明确其主张适用于哪个层次。主要物质的分子身份、样品的组成以及某一物相的微观结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此外,确定一种物质的组成,也不能立即解释它的所有宏观属性;解释还需要考虑相互作用、具体条件以及适当的物理模型。
某些较强版本的科学本质主义认为,基本属性本身就包含其因果能力。按照这种观点,与电荷相关的行为,并非仅仅是施加于一种本身尚未得到具体规定的属性之上的外在规律;这些行为属于电荷之所以为电荷的本质。这类理论探讨属性与自然定律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争议。其他解释则将定律视为具有支配作用的关系,或视为对事件所作的最佳系统性描述的特征,或采用其他不从属性本质中推导定律的理解方式。
科学分类还包括这样一些类别:其成员共享一组特征,却不具有某个毫无例外、足以界定整个类别的单一特征。疾病、生态群落和某些材料类别,都可以通过多种相互交叠的机制来研究。尤其与理查德·博伊德相关的“稳态属性簇”理论,通过维持反复出现的相似性的过程来解释某些类别。这使客观且能提供因果信息的分类成为可能,而无须要求每个成员都具有某种不可改变的内在特征。因此,这场争论并不只是固定本质与任意标签之间的对立,而是关乎类别能够以哪些不同方式把握实在的结构。
生物物种与进化变迁
生物分类常被描述为本质主义与进化之间的对立。按照传统的类型学观点,每个物种都有固定不变、界定其自身的本性,而个体之间的变异则是次要的。进化理论则将变异置于解释适应与分化的核心。恩斯特·迈尔将类型学思维与种群思维加以对照,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强调的是生物个体间差异的分布,而非个体偏离某个理想标本的程度。
这种历史对照需要加以限定。早期博物学家并非都信奉同一种关于物种本质固定不变的学说,他们的分类也服务于不同目的。不能简单地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近代早期的分类学与十九世纪的物种理论归为一个超越时代、始终不变的体系。同样,进化生物学也不意味着所有生物学类别都是任意划分的,或生物体没有稳定的结构。它改变的是我们可以用来解释相似性、差异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方式。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以伴随变异的世代传承来解释适应与物种分化,并将自然选择视为核心机制。在这一框架下,一个物种可以在世代更替中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因此,单一且不变的形态特征无法成为普遍可靠的判定标准。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可能外形十分相似,而同一物种的成员则可能因年龄、性别、环境或发育阶段的不同而差异极大。
不同的物种概念强调不同的生物学关系。生物学物种概念着重于能够相互交配的自然种群及生殖隔离。系统发育取向强调祖先关系和可识别的谱系。生态学取向则强调物种在环境中的作用或适应关系。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生殖标准难以直接用于化石和无性生殖生物,而杂交又可能使有性生殖种群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分类上的分歧往往反映了这些不同的解释目标,而非仅仅出于疏忽。
包括迈克尔·吉塞林和戴维·赫尔在内的一些哲学家提出,应将物种视为历史个体,而非超越时间的类。按照这种观点,物种是延续于时间之中的谱系,生物体是它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种抽象类型的实例。另一些哲学家则为历史性或关系性的生物学本质主义辩护,将同一性的依据放在祖先关系或起源上,而非共同的可见性状。这类主张保留了本质性联系的作用,同时放弃了每个成员都必须表现出相同内在特征的观念。因此,进化有力地挑战了固定的类型学本质主义,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生物种类的一切形而上学问题。
心理本质主义与类别学习
心理本质主义是发展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解释性概念。它描述这样一种倾向:人们看待某些类别时,仿佛其中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内在本性,而这种本性产生了可观察到的相似之处。这一主张描述的是人们如何思考,并不意味着科学认可他们所假定的那些本质。道格拉斯·梅丁和安德鲁·奥托尼在1989年的讨论,推动了这一术语在当代认知研究中的确立;苏珊·格尔曼的《本质主义的儿童》(2003年)则综合梳理了有关这种思维倾向如何发展的大量研究。
本质主义推理往往会为某种未知的内在属性设置一个“占位符”。儿童即使完全不懂遗传学,也可能相信,幼小的动物即便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中长大,仍会表现出其物种的典型特征。人们可以不明确说明这种内在本性是什么,却仍以它为依据作出预测。实验研究考察了类别标签是否会促使儿童将某些不易察觉的属性,从一个实例推及表面上与之不同的另一个实例,以及外观变化是否会改变他们对同一性的判断。
研究通常关注几种倾向:预期类别归属保持稳定,推断类别成员具有共同的隐性属性,假定类别边界相对分明,以及相信内在原因能够解释典型行为。这些倾向未必同时出现。一个人可能认为某个类别具有生物学基础,同时也承认其内部存在显著差异;也可能认为类别归属是稳定的,却不相信每个成员的行为都一样。因此,与其把心理本质主义视为一种非有即无的单一信念,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组相互关联的推断。
语言可能促成这些推断。“鸟会下蛋”这样的泛称陈述谈论的是一个类别,并不声称每个个体都具有这一属性。研究探讨了与针对特定个体的描述相比,这类表述如何促使人们预期类别成员具有共同且持久的特征。命名、他人的陈述以及解释所处的语境,也可能影响儿童和成人理解类别的方式。研究结果会随领域和任务而变化,因此,不应仅凭一种实验设计就推断出普遍适用的发展规律。
本质主义认知有时可能有助于人们对隐性机制作出有益的预期,例如认识到表面变化并不会改变一个生物体的同一性。但当类别内部差异很大、类别的形成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或受到情境的强烈塑造时,它也可能导致错误。将这种认知方式用于社会群体,可能使人们推断,观察到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或源于内部原因。对这些模式的研究与社会认识论有所交集,因为人们往往依靠共同体中他人的陈述和机构的分类,而不是直接调查。核心的经验问题是:人们何时、如何为事物赋予内在本性,以及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不是哲学上的本质主义是否因此得到证实或驳斥。
社会类别、性别与集体认同
在社会分析中,“本质主义”通常指将某个群体视为其成员具有共同且固定的本性,并以此解释他们的能力、行为或社会地位。有关国民性、性别、族裔或文化的论断,如果掩盖了差异和历史变迁,或把一种存在争议的分类视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就可能带有本质主义色彩。这一用法比形而上学中的严格含义更为宽泛,而且往往带有批判意味。需要谨慎区分真正主张群体具有不变本性的论断与一般性的群体概括。
社会建构论质疑这样一种假设:社会类别只是记录了独立于社会实践而早已存在的划分。法律、行政制度、经济安排和文化期待都可能参与社会类别的形成与维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类别是虚构的,或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例如,公民身份依赖法律制度,却能对居留、投票和就业产生客观影响。这些影响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公民具有某种共同的内在心理本性。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对本质主义的批评集中于那些将某一种身体形态、经验或社会角色视为所有女性共同特征的“女人”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年)考察了女性从属地位如何由社会塑造,而不是直接将其归因于生物学特征。后来的争论探讨了那些自称具有普遍性的论述如何可能忽视阶级、种族化、国籍、性取向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生物学、身份认同或社会类别的地位等问题上,这些争论并未形成一致立场。
群体遗传学提供了一个相关但又不同的讨论背景。人类遗传变异的分布受到祖源、迁徙和群体历史的影响,但常见的种族分类并不能划分出心理或道德属性各自一致、彼此界限分明的人类亚种。遗传祖源、社会赋予的种族归属与文化认同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彼此不必重合。社会界定的类别与某种结果之间存在相关性,本身也不足以确定其内在原因:环境暴露、制度及其他变量都可能促成这种分布模式。
政治组织工作带来了一种实践上的张力。集体行动往往需要明确群体的名称,并描述其成员共同面临的不利处境,但这些描述又可能掩盖内部差异。与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相关的策略性本质主义一词,指的是为政治目的而暂时采用一种简化的集体认同,而非认可某种永恒的群体本质。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和运用一直存在争议,斯皮瓦克本人也曾提出质疑。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在特定斗争中运用某个类别,还是声称这一类别揭示了某种同质且永恒不变的本性。
反本质主义的替代思路与未决问题
对本质主义定义方式的一项重要挑战,来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1953)。他在讨论游戏时指出,一个人们熟悉的类别,其成员未必具有某个共同特征,能够解释该类别名称的每一次使用。相反,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交错重叠的相似之处,就像家庭成员之间的相貌相似。家族相似性为“有意义的分类总是需要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假设提供了替代思路。它并未证明任何类别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说服力取决于所考察的具体概念。
存在主义挑战的是另一种本质主义,即认为人生依照某种预定的本性展开,而这种本性规定了每个人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让-保罗·萨特在1945年的演讲中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通过行动界定自身;该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出版。这一立场关注自由、责任,以及人并不存在由神预先规定的目的。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否认人具有生物学特征,或否认人会受到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
比较哲学揭示了更多区别。佛教的无我教义否认存在恒常而独立的自我,而与龙树相关的中观论证则批判事物具有内在自存性,也就是“自性”(svabhāva)的观点。空性关乎事物的依存性以及自立本性的缺失,并不是说世俗层面的区分毫无实际用途。由于自我、实体、本质和内在自存性在不同传统中的含义各异,不能不加限定地将这些论证套用于当代有关化学种类或模态属性的争论。
本质主义始终面临一个认识论难题:研究如何区分真正的本质与根深蒂固的分类方式?科学理论的修正表明,看似核心的属性可能最终被证明只是偶然属性;而反事实判断也可能随着呈现案例时所采用的描述而变化。本质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的回应方式,分别诉诸因果解释、同一性条件、语言指称,或本性在解释上相对于可能性的优先地位。这些进路无一允许我们不加审视地接受所有关于“某物究竟是什么”的惯常直觉。
反本质主义的解释同样面临自身的问题。如果分类以相似性、利益或历史实践为基础,那么仍需说明,为什么有些分类能够支持可靠的预测,而另一些却不能。反过来,解释某个类别为何有用,并不自动证明它具有某种单一的界定性本质。因此,当前的讨论区分了几个问题:类别边界是否客观,成员资格是否要求满足必要条件,共同机制能否解释相似之处,以及同一性是否取决于起源或关系。对于人、人造物、元素、生物体和制度,可能需要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不必要求以同一种本质理论统摄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