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是伦理学、存在主义和社会思想中的一个概念,探讨人如何使生活真正属于自己。通常而言,本真的人会依据自己认可并持续践行的承诺行事,而不只是顺从他人的期待、在自身动机上自欺,或将承袭而来的角色视为对自身的全部界定。不过,对于本真性究竟要求人发现一个既存的自我、通过选择创造自我,还是为在关系与历史处境中形成的身份认同承担责任,哲学上的各种论述存在分歧。
这一概念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尤为突出,但自我省察的实践以及对因循惯例的生活方式的批判,其历史要悠久得多。它的核心问题涉及自由、自我认识、对社会的依赖,以及个人价值观的权威性。在美学、心理学、文化保护和数字传播中,这一概念的相关用法则涉及真实无伪、忠实表达或来源可信。这些用法有所交叠,但本真的生活、真迹画作以及忠实于历史的演出,所体现的“真”并不完全相同。
含义与概念区分
本真性并不是一种定义毫无争议的单一属性。在存在主义意义上,它关乎一个人与自身生活的关系:这个人是否认清自身处境、承认自身的能动性,并为支配自己行为的种种承诺承担责任。本真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与众不同,也不意味着拒绝一切惯例。一个人可能本真地选择传统职业或投身宗教团体,另一个人则可能主要为了赢得赞赏而追求非传统的生活方式。两者的区别,部分在于他们如何理解并持守自己的选择,而不只在于选择的外在内容。
本真性与真诚之间有一项重要区别。真诚通常关乎一个人所传达的内容是否与其所信或所感相符。真诚的说话者不会有意向他人歪曲自己的信念。本真性则进一步追问:这些信念是如何成为这个人自己的信念的?他们表面上的自我理解,是否掩盖了逃避或随波逐流?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真诚与本真》(1972年)中梳理了一种历史转变:人们的理想从在社会关系中如实展现自己,转向一种要求更高的关切,即审视所展现的自我具有怎样的品质,以及是否真实。
本真性也不同于道德自律。自律通常关乎自我治理,即凭借并非单纯由外界强加的理由与承诺来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或资格。本真性则更具体地关注一个人是否将自己的选择视为己有、是否认同这些选择,以及如何与自身相处。这两个概念有所重叠,但侧重点不同。一个人可能独立行事,却并不理解支配自己的动机;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深切认同某些承诺,尽管这些承诺是在实质性选择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认同是否足以构成本真性,仍有争议。
本真性也不等同于一贯性。人们会修正信念,发现自身目标之间的冲突,并重新解释过去的选择。一次本真的方向转变,可能要求一个人放弃而非维持长久以来的身份认同。因此,强调人格同一性的理论,会区分保持相同的特征与对自身不断变化的生活保持一种负责任的关系。同样,自发的表达也未必是本真的:一时的冲动可能与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持守的承诺相冲突。
本真性的规范地位是另一个核心难题。称某人具有本真性,通常表达了赞许,但一个人真心认同某项追求,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这项追求在道德上站得住脚。残酷的人也可能显得全心投入且有自知之明。因此,一些哲学家将本真性视为一种有限的美德,或一种处理自身关系的卓越品质,须受到对他人所负义务的约束。另一些哲学家则将对理由和他人的回应能力纳入本真性本身。这些不同方案决定了本真性究竟是衡量良好生活的独立标准,还是更广泛的伦理论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渊源与现代理想的兴起
古代传统虽未必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本真性概念,却包含了重要的思想先声。苏格拉底所倡导的经过审视的生活,质疑了不加反思地接受公众意见的做法;斯多葛学派则区分了取决于个人判断的事物与声望、财富等外在之物。这些思想鼓励人们独立于习俗,但通常以理性、德性或自然秩序来衡量美好生活,而不是以独特个人身份的表达为标准。它们关注的并不只是随自己的感受而生活。
基督教的忏悔与内省实践,提出了关于动机分裂和自我认识的深刻论述,影响深远。在约写于397至400年的《忏悔录》中,希波的奥古斯丁将自我描绘为无法洞悉自身、唯有通过与上帝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的存在。这种内向性不同于世俗的自我创造:个人并不为真实无伪的生活确立终极标准。尽管如此,对记忆、欲望以及相互冲突的意志的探究,仍帮助塑造了欧洲后世对内在生活的理解。因此,本真性与基督教的关系,既包含继承,也包含批判。
本真性这一现代理想的发展,与社会权威、宗教生活及个体观念的变化相伴而行。让-雅克·卢梭深刻阐述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想:依赖他人的评价,会使人疏离自身的情感。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将自我保存以及对自身生存的关切,同围绕社会比较形成的竞争性自我关注区分开来。他的《忏悔录》于其身后自1782年起陆续出版,将展露一个具体个人的生命历程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学事业。卢梭的立场并非仅仅认为,社会败坏了一个原本完整的私人自我;教育与政治联合在他的著作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
浪漫主义强化了个体性、创造性表达与反抗机械式从众之间的联系。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强调不同语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浪漫主义作家则探索了这样一种观念:普遍适用的社会模式,无法充分把握个人独有的使命。这种强调表达的自我观,使独创性不再仅仅意味着新奇:表达能够揭示某些能力,而这些能力在通过行动、语言或艺术得到表达之前,尚未完全确定成形。
不应将这些发展视为每一种文化都必然经历的普遍历程。与儒家的自我修养、道家的自然或佛教对执著于自我的批判相比较,既能发现相通之处,也能看出差异。一种传统可以批评刻意造作的追求,而不认同存在某种恒久的内在本质。尤其是,佛教的无我学说质疑了经验背后存在一个恒常主体的假设,而某些关于本真性的通俗论述却将这一假设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比较分析需要区分负责任的自我塑造,与人人都拥有一个固定“真我”的形而上学主张。
克尔凯郭尔与尼采:成为个体
索伦·克尔凯郭尔将成为自我的问题置于十九世纪哲学的核心。尽管“本真性”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是一个用法统一的术语,但他对选择、内在性、绝望以及个体与群体之关系的探讨,为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他使用笔名这一点十分重要:不同作品呈现的是不同的生存视角,而非直白地陈述作者的一套统一学说。若将这些作品当作一系列直接的训诫来读,就会遮蔽其引导读者切身思考承诺问题的方法。
在《非此即彼》(1843年)中,审美生活与伦理生活的对照,并不只是享乐与遵守规则之间的对立。审美生活追求可能性、刺激或反思性的距离,同时回避那些赋予人生以连续性的承诺。伦理视角则强调,通过承担贯穿时间的责任来选择自身。婚姻就是这类承诺的一个例子,其意义无法用一连串富有吸引力的体验来概括。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如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不再只是各种可能性的旁观者。
在以安提克利马库斯为笔名出版的《致死的疾病》(1849年)中,自我被描述为一种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并以确立这一关系的力量为根基。绝望既包括不愿成为自己,也包括执意要脱离这一根基、独立地成为自己。这一论述不能简化为表达个人偏好的建议:看似强有力的个性宣示,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绝望。在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框架中,本真的自我有赖于人与上帝的关系,而非自主地创造自己。
弗里德里希·尼采对从众、承袭而来的道德以及对自我的误解提出了另一种批判。“成为你自己”这一要求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但它并不直接预设存在某种已经成形、等待被发现的本质。尼采常常将人视为由驱力、情感、解释和自我训练构成的、不断变化的组织体。在《快乐的科学》(1882年)第290节中,为自己的性格赋予风格被视为一项成就,需要对自身的长处与弱点加以整理和重新诠释。
因此,尼采的模式将创造性与约束结合起来。自我塑造需要以特定的能力、经历和局限为基础展开,并非凭空创造。他对畜群道德的批判,质疑了社会主流价值评判的权威,却并不意味着一切不合常规的偏好都具有同等价值。他所提出的关于蓬勃发展、力量和思想诚实的标准,本身也有所取舍,并且颇具争议。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反对泯然于众和逃避,但在宗教问题上,以及自我的形成应以何种权威为依据的问题上,两人的立场截然不同。他们之于本真性的重要意义,部分在于将成为自我确立为一项任务,而非一种自然而然便已具备的状态。
海德格尔:日常性、焦虑与向死而在
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赋予本真性一个专门的哲学含义。他使用的德语术语 Eigentlichkeit 与“属己”之意相联系,有时也被译为“本己性”。它涉及“此在”(Dasein)的一种存在方式;对这种存在者而言,它自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析中,本真性首先并不是一种人格特征或道德标签,而是指一种对待可能性的方式;这些可能性通常在日常操持中被遮蔽。
日常存在由共同的实践和公共解释所构成。海德格尔把“人们”如何行事、言说或思考的匿名权威称为 das Man,通常译作“常人”。这并不只是指某个特定群体向原本孤立的个人施加压力。语言、实践能力以及事物的可理解性,本来就依赖于一个共同世界。当这种公共理解使人不必将自身的可能性承担为己有时,非本真性便出现了:一个人按照人们通常的生活方式度过一生,却不去正视对这一特定存在而言,究竟有什么切身攸关之事。
本真性并不取消社会性存在。海德格尔明确将它呈现为日常性的一种变式,而不是向私人内心世界的逃遁。这一点将他的立场与那种把本真性视为永远反叛的流行形象区分开来。人仍然参与工作、人际关系和传承下来的实践。改变的是承接这些活动的方式:人不再仅仅因为匿名的惯例将它们呈现为理所当然,就接受它们。
在这一论述中,焦虑具有揭示作用。恐惧针对某个确定的、构成威胁的存在者,焦虑则不同:它动摇世界原本熟悉的意义,揭露存在的无家可归感。向死而在同样不只是预期未来会发生的某个生物学事件。死亡是进一步存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而且没有人能够替另一个人承担这种可能性。对死亡的先行领会揭示了人生筹划的有限性,并动摇了那种将自己的人生理解为一组可以无限推迟的选项的倾向。
良知与决意描述了对这一揭示的回应。海德格尔所说的良知的呼唤并不提供一套道德规则;它召唤此在脱离对公共解释的沉浸,转而为自身被抛的存在承担责任。“被抛性”意味着,存在总是从未经自身选择的条件出发,其中包括历史处境以及可用的可能性。决意不是任意地下定决心,而是在这一处境中将种种可能性承担为己有。
这一理论的伦理和政治意涵仍有争议。海德格尔的区分本身并未指明哪些具体承诺是正义的,而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参与,也使其哲学与政治判断之间的关系成为诠释研究的重要课题。概念上的问题在于:仅仅在形式上将自身存在承担为己有,是否足以提供批判破坏性承诺所需的资源。后来的许多论述保留了他对逃避和有限性的分析,却拒绝认为仅凭这些就能为一种充分的伦理学奠定基础。
萨特与波伏瓦:自由、自欺与处境中的承诺
让-保罗·萨特将本真性与承认自由、拒绝自欺联系起来。在《存在与虚无》(1943年)中,人的存在是通过事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来刻画的。事实性包括所处的境况、身体条件和过去;超越性则涉及意识如何超出既定之物,筹划各种可能性。两者都不可消除。人不只是一个固定的客体,但也不是一种脱离具体处境、不受任何限制的力量。
自欺利用了这一结构,把其中一面当作足以抵消另一面。一个人可能把某种社会角色说成对其存在的全部规定,从而逃避自己在如何承担这一角色上的责任。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诉诸无限的自由,否认过去的行为或当下的限制仍然具有意义。萨特著名的咖啡馆侍者例子,考察的正是一个人如何扮演侍者角色,仿佛这一角色穷尽了他作为人的全部存在。这里批评的并不是工作能力或服务工作,而是将自我完全等同于某个角色。
这一论述也使真诚这一理想变得复杂。如果真诚意味着完全成为自己据说本来所是的那种人,就有可能把人当作具有确定本质的物。在萨特看来,意识与自身特征的关系,不同于物体与其属性之间的同一关系。因此,本真性不能仅仅意味着准确地说出某种内在实体的名称。它要求人承认自己的责任,既不假装身份认同已成定局,也不假装决定不会产生持久的后果。
《存在与虚无》并未提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本真性伦理学。萨特后来的著作,包括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伦理学笔记》,探讨了转变、慷慨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不过,他对自由意志的论述引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自我塑造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唯意志论,即认为选择本身就足以提供正当理由的观点?承认某项承诺出于选择,并不能解释它为什么值得选择。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模糊性的伦理学》(1947年)中持续深入地关注了这一难题。人既是具身的主体,也是共同世界中的客体;既是自由的,又有所依赖。否认这种模糊性,就会导致伦理上的失败。例如,把价值视为现成的绝对准则,借此免除个人的责任。波伏瓦笔下的“严肃的人”使自由服从于所谓无条件的目的,同时掩盖了这些目的借以获得权威的人类活动。
波伏瓦还区分了拒绝承担责任与切实可行的可能性受到压迫限制这两种情况。她的论述并不假定每个人都能仅凭选择就摆脱支配。在《第二性》(1949年)中,社会制度、教育、经济依赖以及对女性气质的期待,共同塑造了女性能够拥有的可能性。因此,本真的自由要求人关注他人的自由,以及行动的物质条件。她的贡献使这场讨论不再仅仅着眼于内心的诚实,而是转向世界在实践与社会层面上的组织方式,使人们能够在这样的世界中有意义地践行自己的承诺。
社会承认、文化与政治批判
对本真性的一项持续存在的质疑,针对的是它似乎预设了一种孤立的自我。人们用来理解自身情感、描述自身抱负或为自身选择辩护的语言,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在家庭关系、制度、文化实践以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如果本真性意味着消除一切社会影响,那么也就不会留下任何可以理解的身份认同。因此,关系性理论区分了两种依赖:一种使能动性成为可能,另一种则压制能动性。
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1989)与《本真性的伦理》(1991)中,对这一论点作出了颇具影响力的阐述。他将本真性理解为一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道德理想,而不只是自恋的症状。当自我选择脱离“意义视域”时,本真性就会发生扭曲;所谓意义视域,是指让某些目标比其他目标更为重要的共享语境。一个选择不能仅仅因为被选中就变得有意义,因为各个备选项的重要性,取决于并非由那一次孤立的选择行为所创造的意义。
在泰勒看来,身份认同也具有对话性。人们通过他人实际作出或预期会作出的回应来发展自我理解,其中也包括那些在直接接触结束后,仍在内心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这使本真性与承认联系起来:个人与群体是否得到恰当的认可,使其身份认同与能力能够在公共领域中为人所理解。如果错误承认嵌入了制度,系统性地限制人们展现自身和采取行动的方式,它就不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看法。
这些论证将本真性与政治哲学联系起来,但也带来了难题。声称某个民族、共同体或文化群体具有单一的本真身份认同,可能会将内部异议推向边缘。群体成员可能受到压力,被要求展示那些据称具有代表性的习俗或信仰,而混融的身份认同则被斥为不够纯正。起初对外部支配的抵抗,可能转变为内部要求成员保持一致的压力。因此,讨论文化本真性时,必须将历史延续性和集体自决,与宣称群体具有某种不可改变的特性的本质主义主张区分开来。
女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进路同样追问:谁的自我表达会被视为可信?一个人的言论可能因为不符合主流对阶级、性别或文化归属的期待而不受重视。反过来,制度又可能奖励那些以高度程式化的方式展演“本真”差异的行为。这些问题将本真性与认识不正义及权威的不平等联系起来:一个人要被视为能够可靠地诠释自身经验,需要具备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分配并不均等。
批评者还质疑,个人本真性在政治上是否足够。一味关注如何真实地生活,可能会使人忽视分配正义、集体制度,或那些并不表达个人偏好的义务。特奥多尔·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1964)中,批判了那种看似赋予言说以深刻性和权威、实则遮蔽社会关系的语言。始终有待追问的,不是自我理解是否重要,而是本真性这套语汇究竟揭示了还是掩盖了塑造人生的各种结构。
心理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心理学研究通常将本真性转化为可测量的体验与行为模式,而不是全盘接受存在主义哲学的主张。其中一项重要影响来自卡尔·罗杰斯。他以人为中心的取向强调体验、觉察与表达之间的一致性。在《成为一个人》(1961)中,罗杰斯描述了与“价值条件”相关的心理困境:在这种模式下,个体感到,只有满足外界的期望,自己才能获得接纳。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可能会扭曲或排斥那些与可被接纳的自我形象相冲突的体验。
一致性不应与毫无保留的自我披露混为一谈。在罗杰斯看来,关键在于个体能否承认自身的体验,而不以系统性的防御机制加以扭曲。同样,他所说的治疗关系中的真诚,关注的是治疗者如何真实地在场,而不是不加分辨地表达每一种感受。这些思想推动本真性成为一种关乎整合与开放的心理学构念,而非关于某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固定不变的内在自我的主张。
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多维模型。迈克尔·克尼斯与布赖恩·戈德曼的研究区分了几个维度:自我觉察、对自我相关信息相对无偏的加工、与已认可的价值观一致的行为,以及亲密关系中的开放性。亚历克斯·伍德及其同事于2008年提出的本真性量表采用三个维度:本真地生活、接受外部影响,以及自我疏离。这些测量工具将该概念的不同方面转化为可操作的指标,因此,使用某一种工具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自动支持关于本真性所有哲学含义的结论。
由爱德华·德西与理查德·瑞安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对自主性动机给出了相关解释。该理论区分了两类行动:一类受外部控制或内在压力驱使,另一类则建立在个体的认同与整合之上。重要的是,一项活动本身不一定令人愉悦,也可以是自主选择的。一个人可能认同某项艰巨的责任,因为它体现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承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将本真性等同于快乐、轻松或抗拒义务。
实证研究通常发现,自我报告的本真性与生活满意度、自尊或积极情感等指标存在关联。但对这些结果的解释需要谨慎。相关性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而且有些测量指标在概念上与心理适应状况存在重叠。感觉良好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更本真,而支持性的人际关系也可能同时促进这两种体验。关于本真性的自我报告,还可能反映出文化所推崇的观念,即一个好人理应具有怎样的感受。
测量还带来了另一个哲学问题:感觉自己是本真的,与实际上是本真的,可能并不一致。当一个人以熟悉却未经审视的方式行事时,可能最觉得“这才是自己”;而艰难的身份认同调整,起初反倒可能让人感到陌生。跨文化研究也使一种假设变得复杂:不依赖他人而行动,是本真性的普遍标志。回应家庭或社群的需要,可能被体验为深刻的自我表达,而非外界强加的要求。因此,心理学研究所考察的是若干相互关联的现象——本真感、特质本真性与自主性运作——而不是某种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单一本质。
艺术、表演与文化遗产
在艺术中,真实性往往关乎作者归属与来源:一件作品是否确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某位艺术家的真迹与后来的摹本并不相同,即使摹本与原作极为相似。有关文献记载、材料、技法和所有权的问题,可以独立于观众是否觉得作品感人或优美而加以考察。这种用法与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本真性并不相同,因为这里所关注的是作品的起源,而不是它与自身承诺的关系。
不过,作者归属仍然会影响诠释。知道一件作品是原作、工作室出品、有意的仿作还是赝品,可能会改变人们对其成就与意义的判断。纳尔逊·古德曼在《艺术的语言》(1968年)中区分了亲笔性艺术与非亲笔性艺术:在前者中,作品的制作历史关系到其同一性;在后者中,则可以通过一套记谱或记号系统来规定作品的正确实例。因此,一幅伪造的绘画与对一份乐谱的准确演奏,虽然都可能涉及忠实性,却引出了不同的问题。
音乐和戏剧中的真实性尤为复杂,因为表演可以重复,却从来不会完全相同。依据历史研究的表演可能采用特定历史时期的乐器、有文献记载的技法,或经重建的惯例。这些实践有助于揭示早期音乐的各种可能性,但历史证据很少能确定速度、表现方式、演出场所或观众反应的每一处细节。忠实遵循留存至今的指示,并不意味着表演必然能重现最初的观众体验作品的方式。
另一种美学用法关乎表达上的真诚与一贯。一位音乐家可能因其看起来真正投入某种风格或体验,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刻意营造效果,被认为具有本真性。然而,这类判断依赖于呈现方式的惯例。粗粝、不拘形式和自传式的自我袒露,本身也可能成为可供营销的标志。精雕细琢的表演未必不真诚,看似未经修饰的表演也可能经过精心设计。因此,美学上的本真性涉及创作、接受、类型期待以及有关艺术家的说法之间的相互作用。
瓦尔特·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多个版本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论述中,将艺术作品的本真性与其独一无二的存在及历史传承联系起来。他对灵韵消逝的论述,关注的是艺术的社会功能与接受方式的变化,而不只是复制品不如原作。复制可以使作品脱离既有语境,同时也让新的受众得以接触作品,并使作品获得新的政治用途。
在文化遗产领域,真实性对保护与认定具有实际影响。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强调,对真实性的判断取决于文化语境和多种信息来源。相关属性可能包括形式、材料、用途、传统、技艺、地点,以及精神或感受。完全以原始材料为依据的标准,无法充分说明某些活态传统,包括那些涉及周期性更新的实践。因此,保护领域的讨论会将真实性与单纯的年代久远、物质形态未经改动,以及在视觉上近似某种想象中的原初状态区分开来。
数字化自我呈现与尚未解决的哲学问题
数字通信使本真性既成为个人理想,也成为一个验证问题。在互联网上,一条消息可以因其确实出自所声称代表的个人或组织而被视为真实可信。这涉及来源归属与安全性,却未必涉及内容是否属实或是否具有道德操守。经过身份认证的账户可以传播虚假言论,匿名账户也可以传递准确信息。技术层面的身份认证、证言的可信度与存在意义上的本真性,是彼此独立的属性,即便日常语言常将它们混为一谈。
社交平台也创造了一种环境,使人们不断呈现和评判身份。个人资料、照片、短视频以及可见的受众反馈,都促使人们进行筛选与修改。这种媒介化的呈现并不必然虚假:日常的面对面互动也涉及因情境而异的表达。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筛选是否演变为系统性欺骗,受众的认可是否取代了当事人明确认同的承诺,以及一个人能否在不承受难以接受的社会代价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
商业激励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网红和品牌可能通过随意的言谈、坦露困境或展示日常生活,营造坦诚的形象。这些做法可以传达真实体验,也可能成为可反复运用的推广手法。因此,“做真实的自己”这一要求可能转而成为一种新的外在规范,迫使人们表演自然随性,并让私人体验产生经济价值。本真性于是成了受众期待通过熟悉的标志加以辨认的东西。
人工智能进一步引出了人类创作、经授权的辅助、风格模仿与欺骗性冒充之间的区别。生成的信息即使并非由人类用户逐字撰写,也可能准确表达其意图。反过来,一条在技术上确由人类撰写的信息,也可能歪曲作者本人的信念。辅助是否损害本真性,部分取决于相关活动所遵循的预期:个人的内心告白、考试答案与行政通知,在作者身份或自我表达方面所作的隐含声明并不相同。
这些情形将讨论带回一个基本的哲学分歧:本真性究竟必须涉及发现、建构,还是负责任的诠释?发现论强调,那些动机与能力即便尚未被明确认识和承认,也已真实存在。建构论强调,决定与实践在塑造身份认同中发挥作用。诠释论则强调,人们是在阐明一种已经受到身体、历史、语言和关系塑造的生活。每种进路都面临不同的风险:将自我视为固定不变,使选择流于任意,或未能充分批判承袭而来的意义。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涉及自我认识的限度。动机可能交杂,回顾性的叙述可能有所取舍,个人承诺也可能受到社会压力的侵蚀。对自己完全透明或许无法实现,但若将这种透明性设为必要条件,几乎所有现实人生都会被排除在外。因此,许多当代理论将本真性理解为一种可以不断修正的、承认自身处境并承担责任的实践,而不是某种最终状态。按照这一观点,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当经验、批评或处境的变化揭示出一个人所宣称的生活与实际过着的生活之间存在落差时,这个人会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