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不正义是指人们作为知识主体所遭受的不正义:他们提供信息、诠释经验、提出问题,并为共同理解作出贡献。它关注的不仅是某个信念是否为真,还包括形成和交流信念的社会实践是否公正地对待参与者。这个概念将研究知识与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信念的哲学分支——认识论——与伦理学及对社会权力的分析联系起来。
当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尤其受到米兰达·弗里克的《认识不正义:权力与认知的伦理》(2007)的影响。弗里克区分了两种主要形式:证言不正义,即偏见导致说话者获得的信任低于其应得的程度;以及诠释不正义,即人们参与集体诠释的机会不平等,使一些人在理解和阐明重要经历时处于不公正的不利地位。后续研究还探讨了其他形式,包括将人排除在探究活动之外、压制边缘群体已经发展出的诠释资源,以及反复贬低特定类型知识的制度安排。
对认识不正义的研究见于社会认识论、女性主义哲学、种族哲学,以及法律、医学、教育和信息技术等应用领域。其核心问题包括:确定什么使认识上的不利处境构成不正义,区分有正当理由的怀疑与歧视性的不信任,以及解释个体间的互动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
思想渊源与发展
社会等级会影响谁的知识得到认可,这一观念早于“认识不正义”这一术语。被奴役者、被殖民群体、女性、工人及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一再挑战那些将他们描述为无力作出权威判断的制度。这些挑战所关涉的不只是获取信息的机会,还包括描述社会状况、质疑官方叙述,以及确立何种问题具有正当性的权威。
二十世纪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提供了尤为重要的思想背景。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考察了研究议程和那些被视为中立的假设,如何可能反映社会支配群体的经验。南希·哈特索克、桑德拉·哈丁和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等思想家以不同形式发展了立场认识论,探究社会位置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其核心主张并非简单地认为身份能够保证认识正确,而是认为社会组织方式塑造了人们获取证据的机会,并且从边缘位置出发的批判性探究,能够揭示从支配地位看不到的假设。例如,柯林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1990年)考察了黑人女性的思想传统,以及评判或排斥她们的知识的制度。
相关研究还探讨了无知如何被主动制造出来。查尔斯·W. 米尔斯在《种族契约》(1997年)中分析了种族支配如何能够系统性地塑造误解模式,而不只是信息匮乏的结果。这类研究使人们不再能简单地将无知视为一种无辜的空白状态。一个社会即使存在大量不正义的证据,也可能维持某些惯常的关注方式、解释方式和制度性权威,使这些证据无法得到应有的认可。
弗里克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析框架。该书将对可信度和解释的论述,与对基于身份的社会权力的分析结合起来。她关注的是人们特定地作为认知者所遭受的不正义,而非教育或信息资源分配中的一切不公平。证言不正义与诠释不正义之间的区分,使人们得以将他人未能恰当接受一个人的表达,与理解经验所需资源的不平等区分开来。
后续研究拓展了这一框架,也对其提出了挑战。克里斯蒂·多特森分析了使人失语的实践,并提出了关于认识压迫的论述。小盖尔·波尔豪斯考察了处于支配地位的认知者如何拒绝使用在自身社会位置之外发展出的解释资源。何塞·梅迪纳的《抵抗的认识论》(2013年)强调了特权性无知、边缘化视角与抵抗性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发展使研究的关注点从孤立的交流转向关系网络、制度及持续存在的排斥模式。由此形成的研究领域拥有一组共同关注的问题,却没有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分类体系。
证言不正义与可信度
按照弗里克的核心界定,证言不正义发生于这样的情形:身份偏见使听者不当地低估说话者的可信度。这里的“证言”比法庭上宣誓作出的证词含义更广,也包括日常的报告、解释、描述和断言。工人报告机器存在危险、学生回答问题、患者描述疼痛,都属于证言交流。
可信度评估不可避免。听者会考虑说话者获取信息的条件、相关能力、是否真诚,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些判断可以是合理的,并不一定涉及不正义。这里所特有的问题在于,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取代了对说话者及其主张的充分评估。例如,一份报告可能因为说话者的口音被认为与智力低下有关而遭到轻视,也可能因为某种性别刻板印象将某一群体的成员视为过于情绪化而不受重视。这里的问题不只是“不相信”,而是这种不相信受到了不公正偏见的支配。
弗里克通过文艺作品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机制。在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中,汤姆·鲁滨逊的证言所受到的对待,鲜明地展现了种族等级制度对可信度的影响。在安东尼·明格拉于1999年改编的电影《天才瑞普利》中,玛姬·舍伍德的怀疑被当作女性直觉而遭到轻视,体现了受性别观念影响的可信度判断。这些虚构案例旨在阐明一种哲学机制,而非以实证方式证明这种机制有多普遍。
偏见未必表现为一个人明确认同的信念。听者可能真诚地反对歧视,却仍然带着沿袭而来的联想、预期或情绪反应来回应说话者。反过来,仅凭可信度判断有误这一事实,也不能认定存在偏见。审慎却不正确的评估可能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构成证言不正义。因此,要辨识不正义,就必须关注可信度为何受到贬低,以及这场交流发生于怎样的社会模式之中。
可信度过剩所起的作用则更具争议。对声望卓著的说话者的敬重,可能使其陈述获得超出证据所能支持的分量。弗里克最初的分析以可信度不足为中心,将其视为对说话者造成的典型直接伤害;而后来的论述则强调,可信度过剩可能维系一种等级秩序,使其他人的可信度相对受到贬抑。例如,一位资深员工缺乏依据的主张可能决定会议的结论,而一位资历较浅的同事提出的、有充分依据的纠正意见却无人理会。可信度未必是一种总量固定的资源,但权威的不平等会影响谁的陈述能够成为默认说法,以及谁的陈述需要格外充分的证明。
诠释不正义与共同解释
诠释不正义指的是人们在理解和传达具有社会意义的经验时所处的不公平劣势。这一术语源于解释学,即研究解释的学问。弗里克的论述着重关注集体解释资源中的不平等:这些资源包括人们用来理解自身生活的概念、叙事、分类和解释习惯。当某些群体被排除在创造这些资源的实践之外时,他们经验中的重要部分就可能难以用能够获得普遍认可的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性骚扰”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公众可用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女性主义组织活动帮助人们辨识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而此前,人们往往将这些遭遇视为各不相干的私人困扰、不受欢迎的示好或个别劳资纠纷。1975年围绕卡米塔·伍德在康奈尔大学的遭遇展开的组织活动,在弗里克的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这里的哲学要点并不是说,此前人们不知道工作场所中存在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而是说,一个共同使用的范畴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这类行为反复发生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不平等。
诠释上的劣势既可能影响自我理解,也可能影响沟通。一个人可能意识到某种经历令人痛苦,却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这一经历的意义。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可能对这段经历已有相当充分的理解,却无法借助雇主、法院或专业机构所接受的词汇来传达这种理解。由此产生的困难可能看起来是个人表达不清,尽管其根源在于当事人被排除在集体意义建构之外。
并非每一种概念的缺失都构成不正义。科学发现、技术变革和陌生经验经常会带来解释上的空缺。在典型的诠释不正义情形中,这种劣势必须与参与解释活动的机会分配不公有关。此外,共同面对的解释空缺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承受同等的损害。某个机构可能对一种经历缺乏充分理解,但由此产生的实际代价却可能绝大部分由亲历者承担。
后续研究对这样一种看法提出了质疑:似乎总是存在一套统一的集体解释资源,而其中有一处共同的空缺。一个边缘化社群可能早已拥有有效的解释,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对此置之不理。波尔豪斯提醒人们注意蓄意的诠释无知,而多特森关于贡献不正义的论述则考察了未能认真对待其他认识资源的问题。这些进路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缺乏可用的解释,另一种是拒绝承认已经存在的解释。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仅仅创造新词汇,并不能消除机构不愿认真对待既有知识的态度。
身份、社会权力与制度结构
认识不正义与社会权力密切相关,但权力通过多种不同机制发挥作用。在弗里克的论述中,身份权力涉及人们对社会身份的共同观念,这些观念影响着人们能够如何行动,以及他人如何回应他们。关于什么样的人显得有能力的刻板印象,无须任何人发号施令,就能塑造一场交流。说话者可能预期自己不会被相信,倾听者可能预料对方会表达不清,而旁观者则可能认为这样的互动再平常不过。
这些机制可以跨越多重身份发挥作用。交叉性这一概念尤其与金伯莉·克伦肖自1989年开始的研究相关,它考察不同形式的不利处境如何相互交织,而非仅仅作为彼此独立的因素叠加。将其应用于认识不正义,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影响某一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并不总能通过将种族、性别、阶级或残障的单独分析相加来还原。相关的可信度预期可能依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位置,并随情境而变化。
制度通过程序使这些预期固定下来。投诉程序可能只接受高度标准化的叙述,将偏离预期顺序的叙述视为不可靠的证据。研究机构可能认可正式资历,却没有任何评估长期实践经验的办法。公共意见征询在形式上可能允许所有人发言,却通过会议时间的安排、文件的分发方式或对可采纳证据的界定,将一些参与者排除在外。即使没有任何个体决策者表现出敌意,这类安排也可能造成认识上的不利处境。
区分局部不正义与系统性不正义十分重要。一次孤立的偏见判断可能损害某一场交流。系统性的模式则会伴随一个人进入多个领域:就业、教育、医疗、公共行政和法律程序。反复遭受可信度贬低,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被排除在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会减少积累公开可见的专业能力记录的机会;而缺乏这样的记录,随后又被当作继续排斥此人的中立理由。
不过,结构性解释仍须具体明确。并非所有专业能力的层级划分都具有压迫性,也并非每一次意见未被采纳都意味着不公正的排斥。制度可以正当地依据相关资格、证据标准和责任作出区分。问题在于,这些区分究竟是依据探究活动的要求,还是在缺乏充分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再生产社会中的不利处境。
因此,对道德责任的分析必须区分几个层面:具体倾听者的行为、支配其决策的规则,以及更广泛的参与组织方式。一个公正无偏的人可能在排斥性的程序内行事,而改进后的程序也仍可能因带有偏见的执行而受到破坏。
噤声、排斥与认识压迫
有些认识层面的不当对待,在任何人评判一项完整陈述之前就已发生。人们可能被阻止参与讨论,被剥夺提问所需的资格,或被置于一种开口也注定难以奏效的处境。这些情形使分析超越了一种简单模型:一个人提出命题,另一个人则赋予该命题一定程度的可信度。
在《追踪认识暴力,追踪噤声实践》(2011)中,多特森区分了证言消音与证言自我压抑。证言消音发生在听众不承认说话者是知识主体之时。问题未必在于明确指责对方不诚实:这个人可能被当作噪声的来源、评判的对象,或其发言不够格被视为知识的人。证言自我压抑则是指,说话者有理由预料到听众无法恰当地理解自己的证言,而且误解可能带来有害后果,因此主动限制自己所作的陈述。
这一分析使沉默的含义变得更加复杂。没有提供证言,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知识、认同官方说法,或对相关议题漠不关心。沉默可能反映了说话者对听众以及披露信息所涉风险的判断。同样,简化的叙述可能是一种策略性调整,而非说话者的全部理解。因此,机构若从不参与推断出同意或不关心,就可能误解了恰恰由自身造成的处境。
多特森关于认识压迫的论述,关注的是妨碍人们为知识生产作出贡献的持续性排斥。这种排斥可能涉及获取资源的障碍,也可能涉及贡献获得认可所依据的标准。一个机构可以邀请人们参与,却依然沿用某种诠释框架,使某些贡献变得无法理解或无关紧要。因此,获准在场,不等于能够有效参与问题的提出、证据的解释以及结果的决定。
相关讨论还考察了认识剥削。诺拉·贝伦斯坦用这个术语描述这样一类情形:边缘群体被期待为更具特权的听众承担繁重的教育劳动。这里所关切的,并不是解释自身经历本身就具有剥削性,而是要求解释的做法可能既不平等、反复不断,又拒不接受已有证据,从而将他人获得理解所需的成本转嫁给本已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这些概念指向的并不是同一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不当对待。不被相信、无法为听众所理解、被排除在探究之外,以及被要求教育他人,涉及不同的机制。它们在实践中的相互交叠,使一套有所区分的词汇显得很有用:改善可信度评估的干预措施,对于改变谁掌控议程、谁承担参与所需的劳动,可能收效甚微。
对个人、探究和公共生活的伤害
认识不正义的特有伤害,在于使一个人作为认知主体受到不公正对待。在弗里克的论述中,这一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参与知识活动是人的一项核心能力。将一个人视为天生不值得相信,就是否认其参与共同推理和理解活动的地位。这种不公正本身有别于它可能带来的物质后果,尽管二者往往同时出现。
由此衍生的伤害可能相当严重。一份遭到不公正质疑的报告,可能导致机会丧失、危险未获调查,或申诉无果。反复遭到否定,还可能影响一个人作出判断并表达判断的信心。这些影响并非不可避免:人们可能反抗、寻找其他听众,或建立起强有力的替代性解释共同体。尽管如此,不正义可能改变一个人今后作出贡献的意愿或能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伤害会在一次交流结束后持续存在。
诠释不正义造成伤害的典型路径则有所不同。难以为某种经历命名,会妨碍人们识别反复出现的模式、认定责任以及采取集体行动。如果反复发生的行为仅被理解为某个人的不幸遭遇,制度层面的成因就可能继续被掩盖。因此,解释上的不利处境会影响哪些问题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以及哪些经历仍被排除在官方分类之外。
认识不正义也会给集体的知识活动带来损失。探究依赖于证据的流通和批判性审查。排斥可靠的报告会使证据记录失真,而过度信从则可能使错误得不到纠正。因此,一个决策机构既可能不公正地对待提供意见的人,也可能得出准确性较低的结论。不过,这两种结果仍应区分开来:不公正的程序可能碰巧得出真相,而公正的程序也可能产生错误。
这一区分使道德论证不至于完全依赖效率。如果反对歧视性排斥的唯一理由,是它有时会降低准确性,那么只要占主导地位的机构认为自己已经掌握足够的信息,排斥就可能显得可以接受。以正义为依据的反对理由,既关乎参与者的地位,也关乎最终结果的质量。与此同时,认识上的平等并不要求将所有主张都视为得到同等充分的支持。
在公共生活中,可信度的等级结构决定着谁有能力使某个问题的存在得到承认。新闻报道、专家作证、公众咨询和立法听证,都依赖于对哪些来源值得信赖的判断。因此,认识不正义与民主的关系,并不只是要求增加发声机会。它所关乎的是,人们能否影响集体决策所依据的描述方式、证据类别和问题设定。
在医疗与法律领域的应用
医疗是研究认识不正义的重要场域,因为临床诊疗既涉及专业知识和制度权威上的不对称,也涉及第一人称经验。医疗专业人员掌握疾病与治疗方面的专门知识,而患者则掌握有关自身症状、病史、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生活变化对自身意义的信息。这些知识彼此交叠,却不能相互替代。
哈维·卡雷尔与伊恩·詹姆斯·基德在《医疗中的认识不正义:哲学分析》(2014)中探讨了疾病如何使人同时面临证言不正义与诠释不正义。患者可能因被刻板地视为不理性、情绪不稳定或无力理解病情,其陈述便不受重视。对于那些不符合标准化临床分类的疾病体验,制度化的诊疗形式也可能很少留下表达空间。这里所关切的并不是患者的陈述绝不会出错,而是对这些陈述的评估可能受到带有偏见的预期或狭隘诠释框架的扭曲。
临床上的意见分歧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不正义。专业人员可能有充分的证据理由否定某种解释,同时仍认真对待患者所述的体验。区分症状陈述与病因解释尤为重要:一个人可以准确描述自身痛苦,却未必能正确判断其原因。反过来,关于疾病的专业知识也不能自动决定患者最看重什么,或其亲身体验究竟如何。这些区分将认识正义与患者自主权及知情同意联系起来,但并不将这些伦理原则仅仅归结为可信度问题。
法律机构在不同的证据约束下面临着类似问题。法院必须评估证人,区分可采证据与不可采证据,并适用证明标准。口音、语言熟练程度、举止、社会地位,以及特定文化中的叙事风格,都可能影响人们对可信度的判断。证人若说话犹豫,或未按时间顺序叙述,可能会显得不太可靠,即使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与是否诚实毫无关系。这里的哲学问题在于:一项推断究竟依据的是与所述主张相关的证据,还是对说话者所属人群的预设。
法律保障也为采信设置了正当界限。认真对待一项指控,并不意味着接受它已获证实;承认申诉者作为知识主体的地位,也不意味着取消被指控者的程序性权利。对认识正义的阐述必须为调查、不确定性以及各方都可能出错的情况留出空间。
这两个领域都体现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访谈形式、口译服务、文书记录方式、更正记录的机会以及申诉渠道,都可能影响相关知识能否进入决策过程。它们的重要性不只是鼓励礼貌待人,更在于安排如何引出、记录、检验证言,以及如何据此采取行动。
教育、研究与数字知识系统
教育机构至少从两个方面塑造人们的认识地位:一是分配获取知识的机会,二是教会学生哪些人的贡献具有权威性。不公正地剥夺受教育机会涉及分配正义,但认识不正义也会发生在课堂内部。学生即使有机会接受教学,也可能一再受到忽视,被套用强调其欠缺的刻板印象来理解,或是只有在另一名学生重复同一想法后,其观点才得到认可。
课程设置与评价方式还引出了更多问题。对作者、语言、历史资料和正当方法的选择,会影响学生接触到什么样的知识。不能仅仅因为无法涵盖所有内容,就认定存在排斥。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选择是否系统性地歪曲了某些思想传统,是否将社会身份视为低人一等的证据,或是否阻碍了对相关贡献的批判性考察。学术标准与认识层面的包容并不必然对立;难点在于审视这些标准如何得到论证,又如何被应用。
研究机构也在研究者、参与者和社群之间组织起类似的关系。参与者可能提供数据,却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或发表的解释几乎没有影响力。参与式研究和研究伦理领域的工作,探讨受影响的社群如何参与问题界定、解释和成果传播。这种参与并不能自动保证研究发现可靠,却有助于揭示被遗漏的变量、错误的假设,以及在当地具有意义的区分。
对待原住民知识的方式体现了这些问题。通过口头传统传承的知识,可能仅仅因为没有采用外部机构偏好的文献形式,就被误归为轶闻。反过来说,认真对待一种传统,并不意味着不加审查地接受其中的每一项主张。除了如何评估证据,还需要追问:谁有权决定知识的获取、解释与流通。如果社群未曾授权披露某些信息,那么将其公之于众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是不当的。
数字系统引入了更多机制。搜索排名、内容审核程序、推荐系统和自动分类,都会影响哪些贡献能够获得关注并被视为可信。在机器学习中,训练数据中的类别和标签可能将制度性假设带入后续输出。一个系统即使没有信念或意图,也可能延续某种排斥;相关评估应着眼于它的设计、部署、影响,以及使用它的组织所负有的责任。
并非所有技术错误都是认识不正义。一次误分类可能只是一般性的可靠性问题,而不是呈现特定社会模式的不当对待。当数字系统的安排使某些人在作为知识贡献者时系统性地处于不利地位,或维持了带有偏见的可信度分配模式时,认识不正义这一概念才适用。因此,评估不仅要关注总体准确率,还要考察哪些人的陈述成为数据、哪些人设定的类别界定了任务,以及谁有能力质疑看似权威的输出。
应对之道:德性、抵抗与制度改革
弗里克最初的论述将具有矫正作用的智识德性置于核心位置。证言正义要求听者通过实践培养敏感性,察觉偏见可能如何影响对可信度的判断。公正的听者并不是机械地提高某一群体成员的可信度,而是努力识别并纠正具体交流中的判断偏差。其理想是作出更准确、更公正的评估,而非不加判断地相信对方。
诠释正义同样关乎听者如何回应那些难以清楚表达自身经历的人。这种德性包括认识到:表达上的困难可能反映了诠释资源分配不均,而不是当事人思路混乱或缺乏可信度。其思想背景包括德性伦理学和德性认识论,两者都考察稳定的品格倾向。然而,即使听者宽厚体谅,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消除那些生产公共概念和权威解释的机构中的排斥现象。
因此,后来的研究进路强调集体实践。梅迪纳对认识摩擦的论述凸显了这类交锋的价值:它们能够挑战固有假设,揭示主导视角的局限。抵抗可以包括建立另类档案、对抗性公共领域、证言项目和诠释共同体。这些实践既创造了有助于理解的资源,也培育了能够认可既有机构所忽视的贡献的受众。
制度改革方案着眼于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招募和议程设置方面的改变关乎谁能参与;访谈和记录方式的改变关乎哪些内容能够进入记录;复核和申诉机制的改变则关乎既有判断能否受到质疑。一项程序可能扩大参与范围,却丝毫不转移诠释权威,因此,仅凭人数上的包容性不足以衡量认识正义。
改变的责任由谁承担,也存在争议。以智识德性为中心的论述可能对个体听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而强调抵抗的论述则可能显得是在要求本已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付出额外劳动。结构性进路将相关义务落实于专业角色、治理安排和制度权力之中。这些进路原则上可以相容,但对责任的分配各不相同。
成效评估仍然困难重重。共识增加并不是改善的可靠指标:更具包容性的过程可能会揭示此前遭到压制的分歧。同样,如果参与者只是变得更加自信地坚持错误,那么信心增强也不足以说明有所改善。相关的评估方式包括考察:理由是否得到恰当考虑,错误是否能够纠正,证据是否得到一致的评价,以及人们能否影响评判其贡献所依据的诠释框架。这些是彼此有别的目标,而非某个获得普遍认可的单一衡量标准的组成部分。
概念边界与持续的争论
一项核心争论关乎“认识不正义”的适用范围。狭义观点将这一术语专用于人们因其认知主体身份而遭受的不当对待,尤其是弗里克所指出的证言不正义与诠释不正义。广义观点则将教育、科研经费、信息获取机会以及知识权威的不公分配也纳入其中。狭义进路有助于提高分析的精确性;广义进路则能揭示物质不平等与认识不平等相互强化的方式。分歧往往在于:只要产生认识层面的影响就足以构成认识不正义,还是其运作机制必须具有独特的认识性质。
偏见所起的作用是另一处分歧。弗里克提出的证言不正义范式要求,可信度亏损必须源于身份偏见。后来的一些论述则描述了不符合这一条件、但仍与可信度有关的不当对待,包括源于机构利益或对特定知识主张的敌意的情况。与此相应的一个问题是:蓄意欺骗、审查或压制应当归为认识不正义,还是应当用更具体的概念加以分析。确认存在不当对待,并不等于确定了最恰当的分类。
另一个问题涉及社会位置与认识权威之间的关系。边缘化处境可能使人接触到他人忽视的经验与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人不会出错,也不意味着此人能够代表所有具有相同身份的人。同一群体的成员可能在描述、解释以及政治回应上存在分歧。充分的理论说明必须承认知识的情境性,同时避免把身份变成不容质疑的权威凭证。
一种完全由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诠释缺失是否可能存在,同样备受争议。不同社群很少拥有完全相同的概念或解释资源。从某个机构的视角看来尚不存在的理解,可能早已存在于其他地方。这一反驳支持将诠释资源的缺失与接纳、转译和承认方面的失败区分开来。它也凸显了相关“集体”的边界为何重要:工作场所、专业群体、国家和语言共同体共享资源的方式并不相同。
最后,必须区分这一概念的规范维度与经验维度,但又不能将二者割裂。哲学论证可以解释,为什么由偏见造成的可信度亏损是不正义的;但要确定这样的亏损确实发生了,就需要有关具体案例的证据。仅凭结果不平等,无法识别其背后的机制;而一个机构的规则在形式上保持中立,也不足以证明其实践是公平的。因此,研究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将人们遭到轻视或排斥的经历,与判断、参与及机构组织中可观察到的模式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