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主义是指国家、组织或个人干预他人的选择或行为,并以这种干预能够维护或增进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为理由。其典型理据是保护,而非惩罚:干预者之所以限制他人的选择、推翻其决定、隐瞒信息,或以其他方式引导其行为,是因为相信若不如此,当事人就会受到伤害或失去重要的益处。这个术语源自拉丁语 pater,意为“父亲”,使人联想到传统上父母对子女行使的权威。不过,在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它所适用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
家长主义引出了福祉与自主之间的冲突。一项措施可能改善某人的健康、安全或经济前景,却同时剥夺其在相关事项上的决定权。争议不仅在于这种干预是否可以接受,还在于什么才算干预、应以谁对福祉的理解为准,以及一个表面上自愿作出的选择是否建立在充分知情和独立判断的基础上。这些问题将家长主义与道德自律、强迫、同意以及正当权威的界限联系起来。
相关争论涉及的领域,从紧急干预和强制性安全规定,到医疗、退休储蓄以及塑造行为的数字系统。不同形式的家长主义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有着实质性差异:防止因不知情而发生的意外,不等于推翻一个具备判断能力的成年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拒绝;设置默认选项,也不等于通过刑事法律实施禁止。
概念及其主要区分
一种通行的界定认为,家长主义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干预他人的自主行动或选择;未获得当事人在相关事项上的同意;以当事人的福祉、利益、价值观或益处作为正当理由。这三个特征都存在争议。干预可以是直接限制自由,也可以包括欺骗、隐瞒、操纵,或未经授权便代替他人作出判断。医生为避免患者痛苦而隐瞒诊断,即使没有对患者施加身体上的约束,也可能构成家长主义行为。相反,如果建议只是提供理由,而不妨碍接受建议者自行权衡,通常就不算家长主义。
干预的受益者是谁至关重要。阻止某人袭击他人,通常不算对袭击者实行家长主义,因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别人。纯粹为保护某人而阻止其从事危险活动,则是更明确的家长主义事例。现实中的政策往往兼有多种理由:要求摩托车骑乘者佩戴头盔,既可以诉诸骑乘者的安全,也可以诉诸公共医疗开支,或事故对其所扶养者的影响。因此,一项措施可以具有家长主义的正当理由,却不完全出于家长主义。要判断它属于哪一类,需要考察其理由,而不只是外在形式。
软家长主义与硬家长主义的区分,关乎被推翻的选择具有什么性质。软家长主义允许在行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足、并非出于自愿或其他自主性不足的情形下进行干预,也允许在查明这些情形期间暂时干预。硬家长主义则允许为了选择者自身的益处,推翻至少某些知情且自愿的选择。阻止一个不知情的人走向一座不安全的桥,是前者的例子;纯粹为保护一名充分知情且愿意承担危险的成年人而将其拦下,则是后者的例子。相关术语的用法并不统一,有些哲学家认为,软家长主义是在保护自主行动能力,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家长主义。
另一种区分涉及手段与目的。弱家长主义干预的是人们为实现自身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例如阻止某人使用其误以为无害的物质。强家长主义还会质疑目的本身,认为某些欲望或人生计划有悖于当事人的益处,即使当事人的追求前后一致,且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这一区分并不等同于软家长主义与硬家长主义的区分: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无效的手段,仍可能是自愿的;而一个人的目的本身,也可能是在胁迫条件下形成的。
纯粹家长主义所限制的,正是据称可用其福祉来证明这种限制正当的人;非纯粹家长主义则也限制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禁止消费某种危险产品可能属于纯粹家长主义,而限制该产品的生产或销售则可能属于非纯粹家长主义,因为这些限制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约束了供应者。道德家长主义旨在保护人们免于道德上的堕落,而不只是身体或经济上的损害。它不同于法律道德主义:后者认为,只要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就可以禁止它,无论这种禁令是否使受约束者受益。
历史发展与自由主义批判
家长主义观念的出现远早于这一现代术语。古代和中世纪关于政治权威的论述,往往认为统治者有责任培育德性,并引导共同体生活朝向某种客观的善。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尤其是在《理想国》中,治理与专业技艺之间的类比支持了这样一种主张:对善的知识可以成为对缺乏这种知识的人行使权威的正当理由。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共同体与优良生活联系起来,并认为教育和法律对品格具有塑造作用。这些立场包含了后来被归为家长主义的思想主题,但用现代范畴来理解它们仍需谨慎:它们对公民身份和正当权威的理解,与当代的基本认识有着显著差异。
将统治者比作父亲的政治论证,也使用了家庭关系的语言。近代早期的批评者质疑从父母权威推导出政治主权的做法。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两篇》于168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年份则是1690年;该书驳斥了罗伯特·菲尔默为君主制所作的父权制辩护。洛克将父母权威与对成年人行使的政治权力区分开来,认为前者的依据是儿童暂时的依赖状态以及尚在发展中的理性。这一区分有助于将对儿童的正当保护,与那种认为臣民永远需要家长式统治的主张区分开来。
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批判来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1859年)。密尔认为,对具备相应能力的成年人实施强制干预,只有在防止其伤害他人时才有正当理由,不能仅仅因为干预能够增进此人的身体或道德福祉。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为伤害原则。密尔为个性、自愿尝试以及从错误中学习的可能性辩护。他的论点不仅在于官员常常会误判何为个人福祉,更在于自主安排生活本身就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密尔也承认这一原则有所限定。在讨论一座不安全的桥时,他允许在来不及警告某个可能不知危险的人时,立即加以干预。然而,一旦此人了解了风险,仅仅为了保障其本人的安全而阻止其过桥,就成了另一个问题。密尔还反对赋予卖身为奴的契约以强制执行效力:按照他的论证,自由并不要求承认一种永久放弃自由的选择。他将儿童排除在适用于成年人的自由原则之外,这一点通常被认为不同于他将某些社会排除在该原则之外的做法;后者基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他将这些社会描述为发展程度不足,而这种排除如今已遭到否定。
二十世纪的哲学使这方面的分析更加系统化。杰拉尔德·德沃金在《家长主义》(1972年)一文中,考察了限制措施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具有正当性,包括这些措施与理性人的同意以及保留未来选择机会之间的关系。乔尔·范伯格在其研究刑法道德界限的系列著作之一《对自身的伤害》(1986年)中,对自愿性和软家长主义作了详尽阐述。这些争论将关注点从自由与福祉之间的简单对立,转向了行为能力、信息、授权以及国家权力的适当范围等问题。
福祉、自主与正当性的依据
支持家长主义的论证往往始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可能遭受严重但可以预防的伤害。人们可能误解风险、冲动行事,或低估某些后果,而这些后果在一时的偏好消退后仍会长期持续。后果主义的辩护认为,当干预的预期收益超过其成本时,干预就可能具有正当性;这些成本包括执行成本、痛苦、机会损失,以及错误干预造成的损害。在功利主义框架内,原则上可以根据限制措施对整体福祉的影响来评估它们。然而,即使采取以福祉为中心的进路,也必须考虑家长主义制度是否会造成不信任、依赖、规避行为或系统性错误。
福祉的具体内涵本身也存在争议。以偏好为基础的理论关注干预是否有助于实现个人所想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考虑个人在获得充分信息并经过审慎思考后会想要什么。以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强调快乐、痛苦或其他体验状态。客观理论则可能将健康、知识、人际关系和得到发展的能力纳入福祉,即便一个人当下并不想要这些。这些进路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延长生命的干预可能妨碍一个人最为看重的人生追求;满足即时偏好的干预,则可能损害当事人在更长时期内所认可的利益。
基于自主性的反对意见认为,带来好处并不意味着自然就有权实施控制。即使他人有理由认为某项决定不明智,当事人仍可能拥有作出这一决定的权利。从这一角度看,家长主义的过错并不只在于其实际后果:它还可能否认个人作为平等决策者的地位。因此,义务论进路所追问的是,即便干预改善了福祉,它是否仍违反了尊重他人的义务。伊曼努尔·康德对家长式政府的反对,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关切:当局无权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强加给成年公民。
其他反对意见则涉及认知和制度层面。个人往往比官员、雇主或专业人士更了解自己的优先事项和处境。当局也可能拥有与所谓受益者不同的利益。一项被宣称具有保护作用的限制措施,可能实际服务于行事便利、利润、专业声望或社会控制。存在利益冲突并不能证明一项政策有害,却会削弱那种仅以专家的善意和专业判断为依据的简单辩护。此外,在特殊情况下获得正当性的权力,也可能扩张为日常监管。
试图调和这些立场的论述,通常强调伤害的严重程度、证据的可靠性、比例原则、干预期限的有限性,以及是否存在限制更少的替代方案。另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区分,是将保护自主行动的条件与规定某种更可取的生活方式分开。在一个人短暂陷入严重混乱期间,阻止其作出不可逆转的决定,可能有助于保全其未来的自主能力;而长期支配其日常选择,则可能取代这种自主能力。即便作出这一区分,仍然难以回答当下偏好与未来偏好何者应更具决定权的问题。福祉的增益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压倒一名知情成年人的反对,对此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标准。
自愿性、能力与同意
围绕家长主义的许多争论,取决于一项决定是否确实出自作出决定者本人的意志。可能影响这一点的情形包括胁迫、重大误解、意识丧失,以及某些形式的认知障碍。这些情况必须与单纯的意见分歧或不寻常的价值观区分开来。一项选择并不会仅仅因为危险、不合常规或违背专业判断,就失去自主性。否则,声称某人缺乏自主性,就只是在重申干预者的不赞同,而无法为干预提供独立的正当理由。
决策能力通常被理解为针对特定决定、特定时间而言的能力。临床和法律框架往往考察一个人能否理解相关信息、认识这些信息与自身处境的关系、对不同方案进行推理,以及表达自己的选择。具体的法律判定标准因司法管辖区而异。是否具备决策能力,与最终决定是否明智是两回事;仅凭一项诊断,也不能断定一个人缺乏这种能力。一个人可能有能力作出简单的选择,却难以处理较为复杂的选择;也可能在沟通障碍、疼痛或暂时性意识混乱得到处理后,恢复决策能力。
知情同意可以改变一项干预在道德上的性质。一个人可以授权他人替自己作出某些特定决定、施加双方约定的限制,或帮助自己抵御可以预见的未来冲动。自愿采用的承诺机制,例如暂时限制动用储蓄的安排,不一定构成未经同意的家长主义干预。不过,同意在范围和期限上都有限度。同意接受帮助,并不一定意味着授权他人进行欺骗、无限度地监视,或拒绝接受日后撤回同意。事先授权能否凌驾于随后的反对意见之上,取决于安排的性质,以及当事人在各个阶段的状况。
预先决定带来了一个尤为棘手的时间问题:一个人在具备决策能力时表达的偏好,可能与其后来决策能力受损时表达的意愿发生冲突。有些理论优先考虑先前的决定,将其视为持续性自我治理的体现;另一些理论则更重视当事人当下的体验和利益。所谓的“尤利西斯安排”也涉及类似问题。这一名称源于一个故事:一位航海者预料自己日后会屈从于某种诱惑,便命令同伴届时将自己捆绑起来。这个类比阐明了事先授权的含义,却不能确定这种授权必须具体到何种程度、基于多充分的信息,或应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撤销。
儿童期还需要考虑发展因素。儿童对他人的依赖,可以为某些保护措施提供正当理由,而这些措施若用于具备决策能力的成年人则可能并不恰当;但父母的权威并不意味着对子女拥有无限的所有权或不受限制的裁量权。儿童逐渐发展的理解和参与决策的能力,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而不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作出正式的法律同意。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儿童赞同承认儿童主动表达的参与意愿,但不将其等同于成年人的授权。残障权利取向同样区分了支持当事人作出决定与用他人的判断取而代之。易于获取和理解的信息,以及值得信赖的协助,可以帮助当事人发挥自主能动性,而不只是代其行事。
医学与专业权威的转变
医学是家长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专业知识、患者的脆弱处境、不确定性和紧迫决策往往在此交织。传统的专业模式通常赋予医生决定治疗方案以及控制向患者透露多少信息的权力。出于善意,医生可能隐瞒严重的诊断结果,或只向患者介绍自己认为最佳的治疗方案。这里的家长主义成分不在于拥有专业知识,而在于将有关疾病的专业知识视为支配患者价值观和选择的权威依据。
在二十世纪,征得同意在治疗和研究中都变得日益重要。在美国,施伦多夫诉纽约医院协会案(1914年)确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身体自主决定原则。后来的判例进一步发展了信息告知义务;例如,坎特伯雷诉斯彭斯案(1972年)强调,应当告知对患者决策有实质影响的信息,而不能仅以医疗行业惯例为依据。在研究领域,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将自愿同意置于实验是否可被允许的核心位置。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以及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进一步将对研究参与者的保护制度化。
这些发展并未消除临床判断的作用,而是区分了两个层面:一是对可用干预措施的专业评估,二是由患者决定这些措施的预期益处和负担是否可以接受的权利。患者自主权并不排斥医生提出明确而有力的建议、解释不确定性,以及协助患者权衡考虑。共同决策力求将临床证据与患者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而不认为单凭专业指导,或仅仅提供一份缺乏决策支持的选项清单,就已足够。患者也可以自愿选择一种更多由医生主导的医患关系,但不能因为患者表现被动或服从社会权威,就推定其具有这种偏好。
急救治疗说明,缺乏明确同意并不总意味着构成不正当的家长主义。当昏迷患者需要立即救治,且其相关意愿不明时,急救规则以及对人们通常希望保全生命的推定,可以为治疗提供正当依据。如果已知患者作出过有效的拒绝,或存在适用于当前情形的预先决定,那么正当化依据就会发生变化。同样,具备决策能力的患者拒绝治疗,并不等于其没有能力作出决定。一项有时被称为“治疗特权”的狭义原则,允许在告知信息本身会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有限度地隐瞒信息;但这一原则存在争议,并不意味着只要患者可能拒绝推荐的医疗方案,医生就可以普遍据此隐瞒信息。
研究伦理尤为鲜明地揭示了善意权威的界限。研究者相信参与研究可能使某人受益,这本身并不能成为将其纳入研究的授权,也不能免除处理风险、同意和利益冲突问题的必要性。反过来,如果保护措施不考虑个体情况或排除所造成的代价,而是将某些群体一概排除在外,也可能构成过度保护。因此,医学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警惕专业权威的支配,也要在个人当下无法行使相关决定权时,提供有正当依据的保护。
法律、公共卫生与集体后果
法律家长主义运用公共权力,防止人们伤害自己,或违背他们当下的意愿为其谋取利益。常见例子包括强制系安全带的规定、骑乘摩托车必须戴头盔的要求、对危险物质的限制,以及某些强制储蓄安排。这些措施在严厉程度、执行方式、可逆性和所影响的利益方面各不相同。一项轻微的行政要求与监禁在道德上并不等同,即使两者都以个人福祉为辩护理由。因此,法律分析不仅关注干预的目的,也关注干预的形式。
一个反复出现的难题,是如何区分仅涉及自身的风险与对他人的伤害。危险行为可能影响受扶养人、应急救援人员、其他道路使用者,以及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服务。这些后果可以为监管提供非家长主义的理由。然而,如果将每一种社会成本都视为足以支持干预的根据,就可能彻底抹去这一区分:几乎任何个人选择都会对他人产生某种间接影响。因此,争论的焦点在于哪些影响足够重大、直接且具有不当性,从而足以为强制措施提供正当理由,而不在于某项活动是否在绝对意义上与社会隔绝。
公共卫生政策往往有多重理据。针对传染病的隔离要求,主要是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给他人;不能仅仅因为当事人也可能受益,就将其认定为家长主义措施。相比之下,如果一项限制仅仅旨在降低知情者自身的非传染性健康风险,那么它的家长主义色彩就更为明显。对烟草或含糖饮料征税,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论证来辩护,包括外部成本、信息不充分,以及人们可预见地未能依照自身较长期的偏好行事。将这些论证分别辨明十分重要,因为支持其中一种论证的证据,并不能自动证明其他论证也成立。
法律制度还对同意受伤、危险合同,以及涉及严重依赖关系的交易加以规制。有些限制旨在防范欺诈或剥削,而不只是出于家长主义。另一些限制则体现了这样一种判断:某些权利或法律地位不应允许让渡。密尔关于自愿为奴的例子,就属于后一类争论。家长主义与剥削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制止一项不公平交易,可以保护某人免遭另一方不正当地占便宜,即使与现有的其他选择相比,受保护者更愿意接受这项交易。
即使一项规则有理由被认为能够增进福祉,政治合法性问题仍然存在。公民对于哪些风险可以接受、哪些活动有价值,以及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存在不同意见。民主授权可以确立解决分歧的程序,但多数人的赞同本身,并不能决定一项限制是否尊重个人权利。分配问题也很重要。同一笔罚款给穷人带来的负担,可能远大于给富人带来的负担;保护措施的收益与执法风险,也可能分别落在不同群体身上。因此,对家长主义法律的评估,与分配正义、制度问责,以及是否存在切实有效的异议或豁免途径等问题相互交织。
行为经济学、助推与选择架构
行为经济学通过揭示人们的实际选择如何偏离那些假定选择一致且信息充分的简单模型,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家长主义的兴趣。人们会受到表述框架的影响,会拖延,会依赖显著的信息,有时还会对即时回报赋予过高的权重。因此,单次决策所显露的偏好,可能与当事人自述的目标相冲突,也可能与其在不同条件下做出的选择不一致。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干预具有正当性,却对以下假设提出了挑战:每一个观察到的选择,都可靠地表达了当事人对自身福祉的稳定判断。
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了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家长制的思路,并通过《助推》(2008年)使之广为人知。其核心主张是安排决策环境,使人们更有可能做出增进自身福祉的选择,同时保留易于选择的其他选项。在这一用法中,助推是指在不禁止任何选项、也不显著改变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改变行为。因此,让参加退休储蓄计划成为默认选项、简化表格,以及以更易理解的形式呈现信息,都属于助推的例子。而征税或法律禁令则不属于这一较狭义上的助推。
默认设置尤为重要,因为不采取行动往往就决定了结果。在200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布丽吉特·马德里安和丹尼斯·谢伊考察了美国一家公司退休储蓄计划的自动加入机制,发现参与率显著提高,同时参与者往往一直沿用默认的缴费和投资设置。这一机制并不只是取消了某个选项:惯性、主动做出选择所需付出的精力,以及人们可能将默认设置理解为一种隐含建议,都发挥了作用。这些结果展示了选择架构的影响力,但其对福祉的影响,仍取决于默认设置是否适合受影响的人群。
支持者认为,决策环境无论如何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安排。表格需要有排列顺序,选项需要有文字描述,机构也需要制定规则,明确人们不做选择时该如何处理。完全中立的基准状态或许并不存在。因此,透明且易于撤销的默认设置,既可以比强制规定更少干预个人,又能帮助人们实现自己已经认同的目标。批评者则回应说,安排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某种具体安排所负的责任。即使形式上仍允许退出,设计也可能不透明、操纵人的心理,或在实践中难以抗拒。
福祉的判定标准是另一个难题。当偏好随情境变化,或人们对各种取舍存在分歧时,“人们在信息更充分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选择”可能没有确定的答案。平均而言有益的默认设置,可能会使处境特殊的人蒙受不利。商业界面也会利用同样的行为机制来促进购买、延长用户使用时间或阻碍取消,这表明行为影响本身并不必然出于善意。因此,评估时必须关注:设计以谁的目标为导向,退出实际上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以及证据所证明的究竟是福祉有所增进,还是仅仅发生了行为变化。
社会等级、制度权力与数字家长主义
家长主义不仅涉及个别干预行为。它也可能构成一种持久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声称自己拥有界定另一方利益的更高权威。雇主可能在提供住房、医疗或福利待遇的同时,管控工人的私人生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公司城镇,就体现了这种物质供给与控制相结合的模式。关键问题不在于福利是否真实存在,而在于对福利提供者的依赖,是否使其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得以管控与雇佣关系无关的行为。
历史上,基于性别、残障和殖民地位的限制,也常常伴随着保护性的措辞。女性需要特殊保护的论点,曾被用来限制她们在法律和职业方面的机会;殖民当局则常将统治说成是一种监护与教导。这些案例表明,增进福祉的主张,可以与地位不平等以及所谓监护者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并存。它们并不能证明所有保护措施都是压迫性的,而是说明,在分析中必须考察权威如何分配、能否表达异议,以及干预者自身的利益。
关系性自主理论强调,能动性依赖于社会条件,而非独立于这些条件而存在。教育、经济保障、无障碍沟通以及免于恐吓,都能使有意义的选择成为可能。改善这些条件的援助,不应仅仅因为改变了行为,就被视为家长主义。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处境使所有备选方案都无法实际采用,那么仅在形式上提供选项,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一思路使干预与不干预之间的对照变得更为复杂:撤回支持可能使人受制于私人权力的支配,而提供支持既可能帮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也可能取代他们的判断。
家长主义也具有认识层面的问题。机构可能因为对年龄、疾病、贫困或残障的刻板印象,而轻视人们对自身需求的陈述。这使家长主义与认识不正义联系起来,尤其是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将某人的证言视为可信度较低时。不过,第一人称权威并不意味着绝不会出错。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依据证据评估某一具体主张,与否定一个人参与决策的资格。无论机构最终是否得出了实质上正确的结果,征询意见、作出解释以及提供质疑和申诉的机会,本身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系统将这些问题延伸到了自动化推荐、内容过滤、消费控制和预测性健康服务等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用户实现自行选择的目标,但也可能自行推断什么对一个人“最好”,并在不作说明的情况下限制此人能看到的内容或能采取的行动。个性化可能使干预更加有效,同时也使其更难被察觉。依据行为数据作出的决策,还会引发数据隐私和同意方面的问题。因此,一个系统声称自己是在保护用户,并不意味着以下各项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由谁来界定何为保护,是否披露了限制,错误能否得到纠正,以及用户是否仍有实际权力拒绝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