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exploitation

剥削

剥削指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他人或群体,尤其是利用权力不平等、弱势处境或对生产资源的控制来谋取利益。

34 个关键词3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1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学强制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约翰·洛克剥削

在道德批判的意义上,剥削是指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他人或群体来谋取利益。它通常涉及通过双方权力或机会不平等的关系,获取劳动、资源、服务或其他利益。哲学上的核心难题在于解释:利用他人获利,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公平的。剥削性安排可能涉及暴力或欺骗,但也可能是自愿的、合法有效的,并且对所有参与者都有益。

这一概念在伦理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剥削指生产体系内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其他哲学传统则从公平、权利、弱势处境、尊重以及合作收益分配等角度分析剥削。这些进路对于哪些关系构成剥削,以及剥削为何应受谴责,并不总能达成一致。

“剥削”一词在原文中也有道德中性的用法,例如开采矿藏或利用某项技术发现。哲学讨论通常关注的是这一概念用于人际关系或制度时所具有的批判性含义。其核心问题包括:同意能否使不平等的交易正当化,剥削是否必然造成伤害,个别交易与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有何关联,以及对于那些利用他人的不利处境使某些人获益的安排,应由谁承担责任。

概念及其边界

典型的剥削情形包含剥削方、被剥削方,以及通过双方关系获取的利益。剥削者利用对方处境中的某些特点获利,例如迫切的需求、有限的选择、依赖关系、无知、信任或生产活动。从他人身上获得的利益并非都是剥削性的。普通的合作也会使参与者彼此受益。关键问题在于,获取利益所依据的条件是否违反了适用的公平、应得权利或尊重标准。

剥削不同于强迫,尽管两者经常重叠。威胁可能迫使某人工作,使这种关系既具有强迫性,也具有剥削性。然而,买方也可能利用卖方走投无路的处境进行剥削,而无须威胁让卖方的处境变得更糟。同样,欺骗涉及的是对信息的操纵,而非利益分配或攫取本身。雇主可能如实披露所有合同条件,但所提出的条件在某种剥削理论看来仍然不公平。反过来,谎言也未必带来剥削性的利益。

剥削也不同于单纯的伤害或不平等。与完全得不到交易机会相比,一笔交易可能改善被剥削方的处境。一个以支付过高报酬为代价而获救脱险的人,可能既从救援中受益,又遭到了剥削。与此同时,收益不均未必不公平:差异可能反映了相关的贡献、成本、责任或风险。因此,要判定是否存在剥削,不能仅仅证明一方比另一方获益更多。

许多论述区分了发生在特定交换中的交易性剥削,与由制度安排维持的结构性剥削。交易性分析可能考察某项基本服务的收费。结构性分析则追问,为什么有些人不得不一再接受不利条件,而另一些人却能依靠所有权或控制权谋生。这两个层面可以相互影响,但不能自动将其中一个归结为另一个。彬彬有礼的雇主可能参与了剥削性结构,而投机取巧的个人也可能在总体上相对公平的制度中剥削他人。

另一项区分涉及不正当的行为与应受责备的行为者。有些理论要求剥削者具有占便宜的意图;另一些理论则认为,即使没有蓄意的不当行为,甚至受益者没有意识到自身所起的作用,剥削也可能存在。这一点在复杂组织中尤为重要:即使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设计或理解整套安排,组织的政策仍可能系统性地从弱势者身上攫取利益。因此,对一种关系作出道德定性,与判定具体参与者个人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一观念的历史发展

如今以剥削为题讨论的问题,早在这一现代术语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家务管理与以无限积累货币为目的的获利活动。然而,他对奴隶制的论述也为一种等级制度作了辩护,而后来的批评者则将这种制度视为剥削的典型。因此,古代的相关讨论只能说是现代反剥削学说的思想先声,而非对这一学说的直接表述。

中世纪关于交换的论述考察了人们是否可能利用他人的需要谋取不公平的利益。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讨论了买卖中的欺诈、公正价格以及有息借贷。他的论述并不要求每笔交易都必须有一个在数学上精确无误的唯一价格,但反对某些缺乏正当依据的牟利行为。这些论证属于自然法、交换正义与人际义务的思想框架,而不属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理论。

十八至十九世纪,围绕财产、商业和工业化的争论改变了这一问题的规模。约翰·洛克将占有与劳动联系起来,并为正当取得财产设定了条件。让-雅克·卢梭考察了财产与依附关系如何造成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两人都没有提出马克思后来的理论,但他们都推动形成了这样一场争论:现有的所有权安排究竟体现了正当的权利,还是固化了支配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对工资、利润、地租和价值进行了分析,后来的社会主义批评者在此基础上作了重新阐释。

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论者将剥削置于解释阶级社会的核心位置。工业雇佣在形式上似乎是契约关系,但工人往往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几乎没有现实可行的选择。因此,哲学上的问题并不限于欺诈或违约:一份看似普通的契约,其条款也可能不断再生产劳动者与生产性财产控制者之间的系统性分化。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尤其体现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

后来的讨论超出了工业雇佣劳动的范围。女性主义理论家研究了家务劳动和家庭内部的依附关系;殖民主义的批评者考察了帝国关系中的攫取行为;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哲学家则研究了科研、商业以及紧急情境下的交易。这些发展使剥削扩展为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当代理论对于剥削究竟指向一种共同的深层机制,还是指向若干凭借重叠特征而相互关联、在道德上应受反对的谋利形式,存在不同看法。

马克思:劳动力与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分析始于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工人出售的是一段时间内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已经凝结在产品中的一定量的价值。资本家购买这种能力,并控制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力的价值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相关,其中包括工人所需的、受历史和社会条件制约的生活资料。

劳动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使用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工作日中的一部分时间用于生产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价值;马克思将这部分劳动称为必要劳动。其余时间则用于生产由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举一个简化的例子:如果一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包含六小时的必要劳动和六小时的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率就是百分之一百。按照马克思的记号,ss 表示剩余价值,vv 表示为购买劳动力而预付的可变资本,则有:

e=sv.e=\frac{s}{v}.

这一比率不同于利润率,后者还将为机器、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资料预付的资本计入其中。

因此,剥削并不一定源于支付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马克思提出这一论证,正是为了解释:即使商品按其价值交换,剩余价值的占有仍然如何发生。工人获得了约定的工资,但资本家取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而且使用时间足够长,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生产资源的私有制以及工人与这些资源的分离,使这一关系得以不断再生产。工人在法律上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通常必须通过受雇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

马克思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前者主要通过延长工作日实现,后者则通过提高工人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他还考察了围绕工作时间、机器和劳动组织展开的斗争。因此,在这一解释中,剥削是一种由阶级冲突塑造的动态关系,而不只是对某些雇主格外苛刻的指控。

这一分析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仍有争议。一些诠释者认为,马克思主要是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如何运作;另一些人则从中看到了对支配、占有以及人的发展受损的隐含或明确批判。异化与剥削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异化涉及工人与自身活动、产品、能力及社会关系的疏离。一种理论可以揭示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不说明异化的存在;也可以揭示异化劳动,而不计算剥削率。

公平、权利与脆弱性

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思路将剥削界定为不公平地利用他人而获利。艾伦·韦特海默的《剥削》(1996年)区分了一项交易是否出于自愿、是否使人受益,以及是否公平,由此帮助确立了当代哲学讨论的基本框架。这些性质并不必然同时存在。一个人可能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某种安排,尽管这一安排改善了其处境,但其所得仍少于恰当的公平标准所认定的应得份额。

难点在于如何确定这一标准。可能的衡量基准包括竞争性价格、合作收益的均等分配、对生产的贡献、正当的财产权,以及各方在足够公平的议价条件下会接受的条款。这些基准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市场价格可能是普遍贫困的结果;均等分配可能忽视各方承担的成本并不相同;按贡献分配的规则则可能取决于对何谓贡献的争议性判断。因此,将一项交易称为剥削,往往预设了某种关于分配正义的实质性理论。

以权利为基础的思路则转而追问:获益是否以侵犯正当权益为前提。如果某人的财产或劳动未经许可就被占用,由此获得的收益便可能具有剥削性,因为它建立在不正当占有的基础上。但不同理论对于哪些背景权益是正当的存在分歧。坚决捍卫私有权的理论可能认为,即使双方的议价地位不平等,自愿订立的雇佣合同仍然是可接受的。而平等主义理论则可能质疑同样的合同,因为生产性资产的分配所体现的制度,无法向所有参与者作出正当性辩护。

以脆弱性为基础的解释强调获利的方式,而不只是最终的分配结果。艾伦·伍德等学者着重指出了利用他人脆弱处境而获利的问题。这里的异议可能在于:当一个人的需求、依赖或信任被转化为获利机会时,其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思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关爱关系中,即使没有市场价格可以提供明确的衡量基准,背叛仍可能显得具有剥削性。

另一类解释强调将人仅仅当作工具。这些思路借鉴伊曼努尔·康德及其定言命令,区分了彼此认可的合作与使他人的能动性从属于自身目的这两种情形。问题不可能仅仅在于人对他人有用,因为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活动都涉及人们为彼此的目的服务。真正的难题是确定:工具性的合作在何种情况下会变成对人的不尊重。因此,公平、权利、脆弱性与尊重所提供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却不能彼此替代。

同意、互利与基准的选择

同意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剥削往往通过协议而非公开强迫发生。有效的同意可以表明,一个人授权了某种互动,但这种授权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互动条款的所有问题。面临迫切需求的人可能理解一项提议,认为它优于其他选择,并在未受欺骗的情况下表示同意。这种同意能否排除剥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公平:公平是否仅在于自愿选择,还是也对交易施加独立于自愿选择的限制。

救援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人可能向一名受困的旅行者提出,只有支付巨额费用才能获得援助。与被弃之不顾相比,旅行者从中受益;与按合理条件获救相比,旅行者则蒙受了损失。这个例子揭示了反事实基准的重要性。评估交易是否造成伤害,要问的是:如果没有这笔交易,会发生什么?而评估交易条款是否不公平,所问的可能是:这个人本应得到什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比较。

当获利者并未造成这种需求时,问题就尤为棘手。如果危险是救援者造成的,那么除剥削之外,救援者还须基于其他理由承担责任。如果危险并非由救援者造成,问题就变成:发现他人的困境,是否会产生某些义务,从而限制议价的正当范围?基于轻易即可施救时的救助义务、合同义务、职业责任或双方过往的关系,可能得出不同答案。陌生人、雇主和公共应急服务机构所承担的义务未必相同。

互利的剥削还带来了另一道难题,有时被称为“不更坏问题”:如果不参与本来是可以允许的,那么提供一项不公平的好处,怎么会比完全不提供好处更糟?一种回应是,建立合作关系就会产生与合作条款有关的义务。另一种回应否认每一笔不公平的交易总体上都比不参与更糟,但仍认为其中的不公平是一种道德缺陷。还有一种回应则认为,如果帮助他人的义务已经存在,那么不参与就并非可以允许的。这些回应都不必否认,被剥削者接受提议的偏好可以是理性的。

这一分析也关系到家长主义。阻止一项剥削性交易,可能会使弱势一方失去一个他们有理由看重的选项。然而,对所有交易都不加干预,又可能使那些令不公平提议具有吸引力的背景条件延续下去。因此,哲学上的评估会将一项交易在道德上的不当之处,与禁止该交易所带来的后果区分开来。一项安排可以有值得反对之处,却不意味着每一种拟议的禁令都有正当理由;一项禁令也可以有正当理由,却不意味着参与者没有能力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生产性资产、劳动力市场与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理论通过所有权、议价能力与依赖性之间持续存在的关系来解释剥削。关键问题不只是某个雇主是否行为不当,而是为什么某些群体总是在他人掌控的条件下提供劳动。在任何具体合同开始协商之前,生产性资产、信贷、法律保护以及其他就业机会的获取不平等,就可能已经塑造了这些关系。

约翰·罗默在《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年)中,运用形式模型,并通过对生产性资产不同分配方式的反事实比较,重新阐述了剥削概念。他的研究表明,阶级分析与剥削分析的一些重要形式,并不需要以古典劳动价值论为唯一基础。由此引发的争论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剥削从根本上说,究竟关乎所有权不平等、劳动的转移、生产中的支配,还是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资产不平等与劳动占有往往同时存在,但通过构造案例,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来。

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的权力并不只取决于愿意工作的人数。劳动者可能面临地域流动受限、求职成本高昂、技能仅适用于特定雇主,或更换工作受到限制等问题。买方垄断描述的是买方有能力影响其所提供交易条件的市场状况,其中也包括购买劳动力的雇主。在标准的劳动经济学模型中,雇主的市场势力可能使工资低于竞争性市场的基准水平。这提供了一种与剥削相关的机制,但并不能由此证明竞争性工资必然公平。

权力也在工作场所内部发挥作用。雇主可以控制工作时间安排、任务分配、监控以及惩戒程序。劳动者在形式上可以离职,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力就无关紧要,尤其是在离职会危及住房、收入或合法居留资格的情况下。集体谈判使劳动者能够共同而非各自与雇主协商,从而改变这种关系。它在哲学上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薪酬,还涉及谁有权决定合作所依据的条件。

不过,结构性剥削仍须与一般意义上的不利处境加以区分。一个人可能遭受排斥或陷于贫困,却没有任何可明确指认的另一方从这种不利处境中获益。反过来,按照以剩余占有或工作场所中的支配为核心的理论,一名薪酬相对较高的劳动者仍可能被视为受到剥削。严谨的结构性解释需要明确指出所获利益、将这种利益与另一群体的活动或弱势处境联系起来的机制,以及不断再生产这种联系的制度条件。缺少这些要素,剥削就可能沦为社会不公的笼统同义词。

性别、家庭与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分析对剥削主要发生在有偿就业中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做饭、清洁、养育子女以及照料需要照护的人,维系着家庭生活,也使市场生产得以进行。当这些活动没有报酬且分配不均时,仅关注工资的分析就可能忽视时间、精力和机会的重要转移。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围绕家务劳动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以及它是否生产马克思严格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展开了争论。尽管各方都承认家务劳动在社会中的必要性,却未能就这一理论问题达成共识。

社会再生产这一概念将人们日常生活的维系和代际延续与生产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家庭内部的剥削可能表现为:一个人的事业、闲暇或经济保障,依靠另一个人承担过多的无偿劳动来支撑。不过,仅凭付出不均,还不足以判定是否存在剥削。相关考量包括:是否有实质性的选择,能否使用共同资源,是否承担相互的义务,是否存在长期的经济依赖,以及参与者能否重新协商这一安排。这些问题与关怀伦理学相交汇;后者考察依赖关系,但不认为所有依赖本身都应受到反对。

围绕殖民定居的争论,将剥削问题拓展到了面对面议价之外。殖民制度往往把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与强迫劳动、强制生产、征税,或对土地和贸易的不平等控制结合起来。在这里,受益者获得的优势,往往与依靠强制手段维持的结构相关,而非仅仅源于某一次不公平的定价。从分析上说,即使同一种历史制度同时涉及剥削、剥夺、暴力和政治支配,仍有必要将这些现象区分开来。

当代国际生产提出了另一组问题。供应商的工人可能从出口产业的就业中受益,但在他们生产的商品的最终价值中,只能分得很小的一部分。仅凭这种分配状况,并不能证明存在剥削:运输、设计、融资和零售同样涉及成本和贡献。更全面的评估需要考察工资、工作条件、采购方式、谈判中的其他选择,以及商业风险的分配。问题在于,合作带来的收益,是否通过不公平地利用他人选择机会受限的处境而获得。

国际不平等也使评判标准的选择更加复杂。如果只将一份工作邀约与当地的其他选择相比较,就可能把严重匮乏的处境当成在道德上对雇主有利的决定性理由。如果不考虑生产率和经济条件,直接套用外部工资标准,又可能忽视相关差异。因此,全球正义的讨论追问的是:当地情况、普遍适用的保障、制度的历史,以及强势采购方的责任,应当如何共同影响对公平与否的判断。

研究参与和个人信息的使用

在研究伦理中,剥削问题关注的是:为知识积累作出贡献的人,是否承担了负担或风险,却未能公平地分享由此产生的收益。这一问题不能仅归结为身体伤害。一项研究即使具有科学价值、风险可接受,并且取得了有效的知情同意,仍可能引发疑问:为什么招募某一特定人群,以及研究收益将如何分配。

1979 年的《贝尔蒙特报告》将尊重个人、行善和公正确立为基本伦理原则。报告对公正的讨论涉及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研究负担与收益的分配。这一框架旨在回应这样一种可能:容易招募的群体、弱势群体或依赖机构的群体承担了研究负担,而收益却主要流向其他人群。世界医学会于 1964 年首次通过、此后多次修订的《赫尔辛基宣言》,同样对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施加了伦理约束。

支付报酬可以说明不同伦理关切之间的区别。补偿可以体现对参与者投入的时间、承受的不便以及所作贡献的认可。与此同时,招募方式也可能引发有关不当影响或利用经济困境进行剥削的疑问。这两类问题并不相同。不当影响关注的是作出决定时的条件;剥削关注的则是不公平地利用他人获益。仅凭报酬促使人们参与这一事实,既不能认定同意存在瑕疵,也不能认定分配不公。

跨国研究使公平受益的问题更加突出。研究所在社区可能提供参与者或其他资源,而最终产品却主要面向较富裕的市场供应。相关伦理讨论考察研究是否回应了当地人群的需求、收益如何安排,以及研究结束后还应承担哪些义务。不同方案分别强调干预措施的可及性、合作、研究能力建设或其他收益。没有任何单一的收入分配比例或普遍适用的一揽子安排,能够界定所有类型研究中的公平。

当个人信息被用于商业产品和人工智能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数据隐私关注对信息的控制和保护,而剥削关注的是如何利用人们的信息、注意力或活动获取收益。经过授权的处理仍可能引发分配方面的异议;未经授权的处理即使没有可证实的攫取性收益,也可能本身就是不当的。要准确描述这些关系,就需要明确人们贡献了什么、企业获得了什么,以及这种交换受哪些预期、权利或互惠标准约束。

法律类别、责任与制度应对

剥削是一个哲学范畴,其范围比任何单一的违法行为都更广。有些剥削性做法属于违法行为,另一些则通过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合同实施。法律体系通过劳动标准、禁止强迫劳动的规定、反欺诈规则、消费者保护以及规制不公平协议的法律原则,处理具体的剥削机制。不同法域对此划定的界限各不相同,而从道德上将某种做法描述为剥削,并不意味着它符合某项具体的法律认定标准。

在国际法律文书中,剥削具有核心地位,但其具体含义取决于语境。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将强迫或强制劳动界定为以惩罚相威胁而强行要求、且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同时规定了若干例外。2000年联合国《人口贩运议定书》通过特定的行为、手段和剥削目的来界定人口贩运;其列出的剥削最低限度包括强迫劳动或服务、奴隶制或类似做法、奴役以及摘取器官。议定书还对同意和儿童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这些类别不应混为一谈:人口贩运不一定涉及跨越国境,也并非所有具有剥削性的雇佣关系都符合人口贩运的定义。

私法上的法律原则可以审查具体交易,而不必采纳一套全面的经济正义理论。涉及显失公平、滥用依赖关系或危急情境下交易的规则,可以考量程序上的瑕疵、实体内容上的极端失衡,或同时考量二者。这些法律原则体现了一种观念:合同合意固然重要,却并非总能起决定性作用。它们在法律上的适用取决于各法域的具体要求,因此,哲学讨论中的不公平交易事例并不能直接用来预测司法裁判的结果。

当利益流经多个组织时,责任的归属就变得更加困难。招募者、分包商、主导采购商、投资者和消费者,在知情程度、控制能力以及对结果的因果作用上可能各不相同。因此,道德责任可能取决于是否造成了弱势处境、强加了不公平条款、明知不公而从中获利、未履行特殊义务,或具备改变现有安排的能力。从不正义中获益并不等同于造成不正义,不过,有些理论认为,获益会产生额外的义务。

制度应对针对的是不同机制。工资规制改变了法律所允许的雇佣条件;集体谈判改变了谈判力量的对比;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改变了有需要者能够选择的其他出路;打击强迫劳动的执法措施则直接针对以强制手段榨取劳动的行为。这些做法可能对就业、价格、合规情况和谈判行为产生不同影响。评估这些措施,既需要对何种因素使一种关系构成剥削给出站得住脚的解释,也需要有关制度实际运作方式的经验证据。改善某一具体交易,与改变反复催生此类交易的背景条件,两者之间的区别始终是这场争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