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是一组理论的统称,主张至少有些正当行为的标准植根于人性、实践理性或客观的善的秩序,而非完全由习俗、约定或政治立法所创设。在伦理学中,自然法关注人应当据以行动和安排生活的原则。在法律哲学中,自然法关注法律权威与道德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包括极不公正的法令是否具有法律所特有的权威。
这一传统历经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神学、中世纪法学,以及近代早期有关主权、权利和国家间关系的论辩而逐渐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在道德知识的基础、信仰上帝的必要性、人之善的具体内容,以及不公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等问题上,意见各不相同。因此,自然法既不指某一种历史学说,也不指一套固定不变的规则。
自然法的持久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评判现存制度的标准,而不将这些制度得到认可或强制实施这一事实视为充分的正当理由。自然法论证曾为政治义务、反抗暴政、财产、刑罚及人权等方面的理论提供支持。同时,它们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论:关于人性的主张能否确立道德义务,普遍原则又能否容纳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
自然、理性与法律的含义
自然法中的“自然”,通常并不是指凡是自发发生或经常出现的事物。攻击、欺骗和支配可能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但并不因此就具有正当性。相反,这个词指的是人或世界的某些特征;据认为,这些特征能够提供评价行为的标准,例如理性行动能力、社会依存性、脆弱性、人所特有的能力,或使人的生活得以蓬勃发展的各种善。不同理论对这些特征的选择和解释各不相同。
自然法还必须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定律区分开来。物理定律描述现象之间的规律或关系;道德准则则指引行动,而且可能被违反。禁止蓄意实施不义行为的准则,并不会每逢不义之事发生就被证伪。同样,自然法也不等同于诉诸生物本能。多数成熟的自然法理论,都将对理由、目的和共同善的审慎思考置于核心地位。
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区别同样重要。实在法由通过社会制度确立或认可的规范构成,这些制度包括立法、司法裁判以及具有法律权威的习惯。自然法理论家完全可以认为这些制度不可或缺。一般性的道德原则很少能够决定一套可行法律制度的每一处细节:车辆通行方向、文件提交期限和行政程序,都需要在多种可接受的安排之间作出权威性选择。因此,自然法可以为实在法的必要性提供正当理由,而不是作为另一套法典与之竞争。
在整个自然法传统中,始终存在两项彼此相关却又可以区分的理论任务。第一项是解释道德推理:某些行为或制度的善恶,并不取决于其法律地位。第二项是解释法律本身:法律制度与正义、理性或共同善之间存在一种特有的关系。接受客观道德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确立一种关于法律效力的自然法理论。反过来,将合法律性与道德要求联系起来的理论,也不必认可一套关于人类目的的完整学说。
“恶法非法”这一说法概括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立场,但其含义仍需阐释。它可能意味着,严重的不义会使法律丧失效力;也可能意味着,某项法令尽管得到制度认可,却不具有道德权威;还可能意味着,它是一种有缺陷的法律。这些是不同的主张。自然法理论家与其批评者之间的许多分歧,正是源于将这些主张混为一谈。
自然法也不同于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指被认为不依赖制定法而属于个人的请求权、自由、权力或豁免。自然法理论往往承认这类权利,但也可能主要围绕义务、德性或共同的善来组织道德思想。这些思路在历史上关系密切,却并非简单等同。
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学
自然法的古代思想背景,部分源于希腊人围绕 physis(自然)与 nomos(法律或习俗)展开的争论。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家提出,正义究竟反映了一种客观秩序,还是仅仅体现了特定共同体所采纳的安排。这些争论并未形成统一的自然法学派。有些诉诸自然的论证支持平等或对习俗的批判,另一些则将强者的统治描绘为自然之理。因此,诉诸自然还需要实质性地说明,究竟是什么赋予某种事物以权威。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将政治正义区分为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或约定正义。自然正义具有一种并非仅仅取决于人们如何决定的效力,而约定正义则涉及那些起初可以作出不同安排的事项。不过,他的论述仍为人类事务中的变化留出了一定空间。不应将其解读为断言一切正义的规则都亘古不变,或认为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提炼出一部完整的普遍法典。然而,他对人的繁荣与目的论的理解,为后来的自然法理论家提供了重要的概念资源。
斯多葛学派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普遍性框架。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由理性赋予秩序,而人的美好生活就是顺应自然的生活。由于理性并不专属于某个城邦的成员,道德共同体便可以超越地方公民身份的界限。这种世界主义维度有助于将自然法与对所有人仅因其为人而负有的义务联系起来,尽管古代的制度和社会等级结构,往往与后世读者从这些思想中推导出的意涵相去甚远。
西塞罗以拉丁文阐述了这一传统,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在《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中,他将真正的法律表述为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认为其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不能归结为政令或民众的认可。一项不正义的命令,并不会因为某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制定为法律,就在道德上成为正当。西塞罗将这种理性秩序与神的治理、公民义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联系起来。他的著作将希腊哲学的主题传入了罗马以及后来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之中。
罗马法学家采用了几种彼此交叠的分类,不应将它们混同为单一的哲学理论。Ius civile(市民法)指特定政治共同体所特有的法律;ius gentium(万民法)指被认为各民族共有的原则或制度;ius naturale 则指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不同作者对这些概念之间确切关系的理解并不相同。乌尔比安有一句著名的表述,将自然法描述为自然教给一切动物的法,这种用法不同于那些完全以理性行动能力为核心的论述。
对奴隶制的处理暴露了这些分类内部的张力。罗马法律文献既可能承认奴隶制是万民法的一项制度,同时也论及人的自然自由或自然平等。这些区分并不会自动导向废除奴隶制的结论;它们所提供的是一套概念用语,使人们能够将既有的法律制度与被认为是自然所要求的事物区分开来。
基督教与中世纪的理论表述
基督教作家将古典思想融入了关于创造、天意、罪与救赎的论述。在《罗马书》2:14–15中,使徒保罗提到,外邦人虽没有摩西律法,却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后来的诠释者将这段经文视为重要依据,说明道德认识并非只有领受了启示诫命的人才能拥有。因此,自然法既能解释人类共有的道德判断能力,又能与通过启示而来的神法保持区别。
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世俗制度安排之所以正义,有赖于更高的正义秩序。他对永恒法、失序欲望和政治强制的讨论,影响了中世纪的相关论述,不过,他并未建构出后来与经院哲学相联系的那种系统性理论。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也赋予自然法重要地位。约于1140年编成的《格拉提安教令集》,开篇便对自然法与习惯等作出区分,并将自然法与律法及福音联系起来。
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理论,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提出的,尤其见于其中的《论法律》,通常指第二部第一集第90至108题。阿奎那从理性、共同善、对共同体的权威性管理以及公布这几个方面界定法律。他区分了永恒法、自然法、人法与神法。自然法是理性受造物对永恒法的分有:人凭借理解和追求各种善的能力,参与上帝所确立的秩序。
自然法的第一条实践原则是:应当行善、求善,并避免作恶。这并不是一套完备的决策程序。更具体的准则源于对人类倾向的理性理解,这些倾向包括保存生命、繁衍和养育后代、认识真理以及过社会生活。阿奎那并不认为每一种冲动都应当得到顺从。对各种倾向的理解,必须置于一套关于理性之人如何实现完善生活的有序理论之中。
他区分了普遍的第一原则与更具体的判断。一般原则是人们普遍能够认识的,但涉及具体情境的结论,可能因推理缺陷、败坏的习俗或强烈的激情而受到遮蔽。这说明,自然法可以具有普遍性,而不必假定每个社会都拥有完全相同的道德规范。这也为明智、教育和制度性判断留下了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人法从自然法发展而来,既通过推导结论,也通过“具体化”(determinatio),即对一般要求未予确定之处作出具体规定。禁止不法行为可以是一项一般性要求,但确切的处罚则需要由公共权力作出决定。阿奎那还认为,人法不应禁止一切恶行。不正义的法令可能无法在良知上产生约束力,不过,避免严重失序有时可以构成遵守这些法令的独立理由。按照他的理论,违背神法的命令则绝不可服从。
近代早期的转变与万国法
近代早期的自然法脱胎于中世纪的论争,但宗教冲突、商业扩张、欧洲的海外征服以及国家的巩固,使其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问题日益集中于:在宗教信仰各异、又没有共同上级权威的政治共同体之间,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如何能够发挥作用。自然法与国际法的联系由此日趋紧密,不过,无论是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是它对政治权威的关注,都并非始于这一时期。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在包括1539年《论美洲印第安人》在内的讲稿中,探讨了西班牙扩张过程中所遇原住民的地位。他反对仅凭不信奉基督教便认定原住民丧失所有权或正当政治权威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有关交往、旅行及其他可能构成干预正当依据的论证,仍植根于帝国扩张的具体情境。因此,萨拉曼卡学派既为批判征服提供了思想资源,也提出了可为某些形式的干预赋予正当性的论证。
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的《论法律与立法者上帝》于1612年出版,系统论述了法律、义务、政治共同体与万国法。苏亚雷斯将自然法与源于各民族习俗和惯行的规范区分开来。后来的历史叙述有时将这一时期视为向世俗思想直线过渡的阶段,而他的著作则表明,神学自然法在当时依然富有生命力。
胡果·格劳秀斯于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将自然法视为正确理性的准则,用以依据理性且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判断行为的道德性质。他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即便作出上帝并不存在这一不敬神的假设,其论证仍然有效。这一观点常被解读为摆脱神学的独立宣言。不过,必须注意其中的限定:格劳秀斯本人仍是一位笃信宗教的思想家,而类似的假设性论证也早有先例。他的贡献并不只是创立了一种世俗自然法。
托马斯·霍布斯将自然法与自我保存、和平及安全的条件联系起来,从而改造了这一传统。在1651年的《利维坦》中,他将赋予自由的自然权利与具有指导或约束作用的自然法区分开来。理性准则要求人们寻求和平、履行信约,但这些准则要在公共生活中有效发挥作用,就有赖于政治权威。因此,霍布斯表明,自然法话语可以为强大的主权者提供支持,而不一定支持一项始终有效的反抗政府的权利。
塞缪尔·普芬道夫于1672年出版的《自然法与万国法》,进一步将自然法发展为一门以人的社会性、义务和政治联合为核心的系统学科。此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埃默里希·德·瓦特尔等思想家将这一传统加以调整,应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著作推动形成了一套国际法律语汇,将关于普遍义务的主张与有关主权、外交及政治共同体独立性的预设结合起来。
自然权利、宪政与政治反抗
自然权利观念的发展改变了政治论证的展开方式。论者不再仅仅从共同体应有的秩序或社会角色所附带的义务出发,而是日益关注:在特定政治安排形成之前,个人可以主张哪些权利。这一发展并未抹去义务或共同善,其历史进程的具体时间脉络也仍有争议。中世纪的法学和神学著作中,就已出现了对权利话语的重要运用。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阐述了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之间一种影响深远的关系;该书于168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年份则为1690年。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而平等的,但仍受自然法约束。理性教导人们:既然人人平等而独立,任何人都不应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因此,自由并不意味着免除道德义务。
在洛克看来,政治社会弥补了自然法实施中的缺陷。政治社会之外的个人缺乏一个共同且稳定的权威,来公正地解释和适用自然法。政府的设立,是为了通过明确的法律和公共裁判来保护权利。政府的权威基于信托,而非不受限制:统治者为特定目的而掌握权力,如果一再违背信托,就可能丧失要求人们服从的资格。这使自然法与社会契约理论联系起来,却并未将道德本身视为协议的产物。
自然权利话语在18世纪的政治宣言中占据了显著地位。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诉诸“自然法则与自然之神的法则”,并主张不可让与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将权利描述为自然的、不可让与的和神圣的。这些文件所表达的理论并不相同,但两者都援引了政治制度应当承认、而非可以任意创设的标准。
这些宣言也暴露出普遍性表述与受限的政治成员资格之间的落差。被奴役者、妇女、殖民地居民及其他群体,被排除在许多以普遍措辞宣示的权利之外。批评者和改革者可以运用这些宣言自身的前提,质疑此类排斥。因此,自然权利论证成为各方争相运用的思想资源,而非某一政治运动的专属。
现代宪法权利并非仅仅是将自然法转化为成文立法。成文宪法通过解释、司法审查、程序和救济机制,赋予权利以制度形式。即使这些权利的道德正当性诉诸人的尊严或固有权利,其法律效力仍可由宪法的制定来解释。反过来,一个人也可以捍卫宪法权利,而不接受自然法基础。因此,两者的关系在于历史上的影响以及可能提供的正当性依据,而非概念上的等同。
法律实证主义与不正义法律的问题
法律实证主义质疑这样一种观念:法律的存在必然取决于其道德上的优劣。它的核心关切是法律效力的社会基础,包括立法、判例、官方实践以及其他公认的法律渊源。实证主义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法律都应当得到服从,也不意味着法官从不运用道德推理,或不正义之事无法受到理性的批判。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项规范被认定为法律的标准,而不只是道德是否重要。
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奥斯丁在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批判了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论证。奥斯丁在1832年出版的《法理学的范围》中,将法律的存在与其优劣区分开来。这类区分可以为批判提供支持,因为人们可以先确认某项规则已在法律上成立,再毫无保留地谴责它。自然法理论家则回应说,仅以规范的来源为限的解释,可能忽略法律制度的实践目的,以及法律制度关于其权威具有正当性的主张。
这场争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尤为激烈。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1946年讨论制定法的不法与超制定法的法的文章中指出,为了维护法律确定性,实在法通常应当享有优先地位,但不可容忍的不正义足以使其丧失这种优先地位。他认为,如果立法时蓄意背弃平等原则,那么所制定的法律就可能根本不具备法的性质。由此形成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针对的是极端情形,并非普遍允许人们在认为制定法存在道德错误时便不予遵守。
H. L. A. 哈特在1958年的论文《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及1961年出版的《法律的概念》中为实证主义作了辩护。他主张,法律体系可以通过社会规则加以识别,而其要求仍可接受道德评价。他也承认“自然法的最低限度内容”:人的脆弱性、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大致的平等,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能够存续的社会秩序必须提供某些基本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完整的古典自然法理论。
朗·L. 富勒在1964年出版的《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了另一种挑战。他所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涉及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面向未来、可理解性、一致性、可遵守性、相对稳定性,以及官方行动与已公布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在这些方面出现系统性失误,会损害通过法律进行的治理。批评者则质疑,这些要求究竟本身具有道德性质,还是仅仅属于有效制定规则的原则,同样也能服务于不正义的目的。
因此,这场争论包含多个层面。道德缺陷可能使法律丧失效力,也可能削弱法律要求人们服从的正当性,还可能表明某一法律体系存在缺陷,却并不使其不复存在。当代争论的关键,往往在于区分这些不同主张,而不是简单地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化约为两种各自不可分割、彼此对立的立场。
二十世纪的复兴与新自然法
自然法思想在天主教思想界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并通过围绕极权主义、民主和人的尊严的讨论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雅克·马里坦将托马斯主义的人格观与权利及民主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尤其体现在他于1951年出版的《人与国家》中。他区分了对具体权利达成的共识与对这些权利的终极哲学基础达成的共识。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持有不同宗教信仰和哲学立场的人也能赞同共同的权利保障。
天主教会继续在道德与社会教导中运用自然法推理。1962年至1965年举行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论述人的尊严、良心、社会生活及宗教自由时,与这一传统有所交汇。不过,天主教的自然法思想从来不能归结为某一种方法,而范围更广的自然法哲学传统也并不限于天主教或宗教信仰者。
当代的一项重要发展通常被称为新自然法理论,尤其与热尔曼·格里塞、约翰·菲尼斯和约瑟夫·博伊尔联系在一起。格里塞于1965年发表的关于阿奎那实践理性第一原则的研究,以及菲尼斯于1980年出版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都是重要的里程碑。这一路径强调人类之善的基本形式:它们为行动提供可理解的理由,而不能被还原为快乐、偏好的满足,或某个单一的可量化目标。
菲尼斯在1980年的论述中,将生命、知识、游戏、审美体验、友谊或社会交往、实践合理性以及宗教列为基本善。这里的“宗教”涉及终极秩序以及个人与这一秩序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不只是某个宗教机构的成员身份。这些善被视为人的圆满发展中不可相互化约的维度,而不是可以全部置于同一数值尺度上排序的项目。实践合理性所关切的,是人们如何通过前后一致、公平且负责任的选择来追求这些善。
这一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独特主张是:基本实践原则并非从对生物本性的纯描述性说明中推导而来。人们通过实践理解,将这些原则把握为行动的理由。人性对于解释为何这些善是人类之善仍然具有意义,但其证成的起点不应是一个从解剖结构或统计意义上的行为直接推导出义务的三段论。托马斯主义传统内部的批评者则质疑,这一路径是否充分保留了阿奎那关于自然倾向、德性和目的因的论述。
当代自然法法理学还区分法律的核心形态与有缺陷的形态。在菲尼斯看来,解释的重点在于将法律理解为一种通过协调来服务共同善的权威性制度安排。不正义的规则在法律体系内部的意义上可能仍然有效,却缺乏运作良好的法律所具有的道德权威。由此,既可以解释法律渊源和制度的延续性,又不必将有效实施的强制视为对法律义务的完整解释。
实践推理、权威与公共制度
自然法推理通常在一般性的善与集体生活的具体情境之间往返,而不是提供一份囊括所有现成答案的清单。例如,保护生命这一原则本身并不能决定刑法典的内容、交通政策或应急服务的配置。这些问题需要事实知识、对制度履职能力的评估,以及对公平合作的判断。因此,基本原则与权威性具体规定之间的区分,是这一传统付诸实践的关键。
共同善尤为重要。在许多自然法理论中,共同善既不只是个人满足的总和,也不是与个体相对立的某种实体。它是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共同追求有价值生活的各种条件,包括和平、可靠的制度、公平的机会,以及免遭任意侵害的保障。这种理解说明了,即使道德并未唯一地要求某种可行安排,法律仍然可以正当地协调行为。
权威所处理的是仅凭个人推理无法解决的协调问题。一个共同体可能需要一套统一的公共度量衡体系、法院体系或道路通行规则,即便存在数种同样合理的可选体系。一旦确立了适当的安排,以权威方式选定这一安排本身就构成了遵从它的理由。这个理由始终与协调和正义的目的相联系,并不等于宣称权力能够创造道德真理。
权利与义务对协调构成约束。一项政策如果把某些人当作可以牺牲的工具,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提高了总体福利而获得正当性。在这一点上,自然法往往与某些形式的功利主义形成对照,尽管这两种传统内部都存在显著差异。自然法对分配正义的讨论,关注的是如何根据共同体的目的及其成员的正当诉求,分配利益、负担、公职与机会。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分析工具是双重效果原则,其历史渊源包括阿奎那对正当防卫的讨论。这一原则区分了意图造成的有害结果,与追求正当之善时预见到的附带伤害。后来的表述通常要求:行为本身并非不正当;伤害既不能是意图追求的目的,也不能是意图采用的手段;并且必须存在与伤害相称的理由。这一原则的应用存在争议,因为意图、因果关系、可用的替代方案以及相称性,都可能难以明确界定。
自然法论证也参与了有关惩罚、战争、职业义务和法治的讨论。这些论证并未在该传统内部产生一致结论。分歧可能源于对事实的不同判断、对基本善的不同理解,或对制度责任的不同解释。因此,共同的根本立场并不必然带来对每一项法律规则或公共政策的一致意见。
哲学上的反对意见与持续争论
一个核心的反对意见涉及从事实到规范的跨越。大卫·休谟在1739—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指出,道德论证有时会在未作解释的情况下,从关于“是怎样”的陈述转向关于“应当怎样”的陈述。由此产生的是与应当问题,对任何认为仅凭对人类行为或生物功能的描述就足以确立义务的自然法论证,都构成了挑战。
自然法理论对此有不同的回应。有些理论为目的论的解释辩护,认为对生命体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衡量其特有功能如何发挥、生命如何充分发展的标准。另一些理论则区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主张行动的基本理由并非从价值中立的前提推导而来。因此,争论一方面取决于能否不借助评价性概念而充分描述人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如何为首要的实践原则提供正当理由。
G. E. 摩尔在1903年的《伦理学原理》中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批评,提出了一个相关但不同的挑战。摩尔反对通过自然属性来定义善。他的论证并不等同于休谟对从“是”推导出“应当”的质疑,而这两种批评也都不会自动驳倒所有被称为自然法的理论。必须考察具体理论,才能确定它是否以还原的方式定义道德上的善,是否依赖缺乏根据的推论,抑或对规范性理解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第二个反对意见涉及多元性与分歧。人类社会在奴隶制、性别等级、财产、惩罚以及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等问题上,一直存在尖锐差异。批评者认为,关于普遍理性的主张可能掩盖地方习俗或支配群体的利益。自然法理论家回应说,存在分歧并不能证明真理不存在,而且其思想传统也为批判根深蒂固的实践提供了依据。然而,他们仍须解释如何区分健全的判断与文化传承下来的偏见。
这一传统的历史使上述问题变得具体。自然法的语言既曾被用来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也曾被用来挑战这些秩序。诉诸共同人性,有助于阐明征服行为应受的限制,以及人人享有普遍权利的主张,却未能始终防止排斥或强制。因此,历史影响不能代替对具体论证的评估。同样,证明某个论证曾遭到滥用,也不能证明其背后的道德主张是错误的。
另一项争议涉及宗教多元社会中的公共正当化。批评者质疑,法律是否可以正当地以许多公民并不认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解释为基础。一些自然法理论家坚持认为,其核心论证无须依赖启示,仅凭理性即可理解;另一些人则更强调这些论证的神学背景。受约翰·罗尔斯影响的进路,以及围绕公共理性展开的讨论,都在追问:在持有不同整全性信念的公民之间,哪些考量能够为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决定提供正当理由。争议不仅在于道德真理是否存在,也在于关于这些真理的主张应当如何获得制度性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