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效果原则是伦理学中一项涉及同时产生良好效果和有害效果的行为的原则。该原则认为,如果某种可预见的伤害既不是行为者的目的,也不是取得良好效果的手段,那么造成这种伤害有时可以得到道德上的许可。这种许可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尤其是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质,以及是否存在足够重大的理由来接受这种伤害。因此,这一原则并不认为,良好的意图可以为任何有害行为开脱。
双重效果推理在历史上与托马斯·阿奎那及天主教道德神学密切相关,在世俗道德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被用于考察正当防卫、战争中的平民伤亡、具有严重副作用的医疗措施,以及牺牲一人以挽救他人的情形。其核心在于区分有意造成的伤害与虽可预见却并非有意造成的伤害。围绕这一区分,人们对行为的性质、道德上可允许的伤害限度,以及行为者的目的与他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
历史起源与发展
最常被认定为双重效应推理源头的段落,出自阿奎那于十三世纪撰写的《神学大全》第二部之二第64题第7条。这一条探讨的是:在自卫中杀死他人是否正当。阿奎那认为,同一个行为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保全防卫者的生命,以及杀死攻击者。对行为的道德评价取决于行为者意图达成什么,以及防卫所用的武力是否与威胁相称。以保全生命为目的的行为,如果使用了超出必要程度的暴力,也可能变得不正当。
阿奎那的论证属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涉及自愿行为、自然法,以及行为的对象、目的和情境在道德上的意义。他所作的区分借鉴了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其中对选择、审议和以某种目的为导向的行动的分析。不过,阿奎那并未以“双重效应原则”之名,提出如今人们熟悉的四条件表述。他的讨论提供的是一个奠基性的例子,而不是一套完整、独立成体系、适用于所有兼具善恶后果之行为的学说。
关于自卫的这段论述还包含一些限定,而这些限定有时会在简化的介绍中被忽略。阿奎那区分了私人实施的防卫行为与依公共权力实施的杀人行为。在他看来,私人可以保卫生命,但不能径直把杀人作为防卫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他的立场不能被简化为当代的一种主张,即任何出于自卫的故意杀人都是可允许的。这一历史文本既对意图作出了区分,也包含了关于权威、正义和保全生命的特定预设。
后来,经院哲学和天主教道德神学传统中的神学家,将相关推理扩展到涉及医疗、妊娠、战争及其他义务冲突的情形。人们熟悉的那些条件清单是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非自十三世纪起就以一套固定不变的公式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道德神学手册,推动这一原则确立为一种公认的、用于评价兼具善恶效果之行为的方法。
二十世纪,这一原则成为分析哲学中的重要议题。G. E. M. 安斯康姆关于意图与行动的研究、菲利帕·富特对堕胎和义务冲突的讨论,以及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对电车案例的分析,都将关注点转向了有意伤害与无意伤害之间的概念结构。因此,这一原则的影响超出了其神学起源的范围。当代讨论包括从宗教立场对它的辩护、以权利为基础的世俗诠释、对其传统条件的修订,以及认为它所强调的那些区分无法支持人们通常据此得出的道德结论的论证。
传统条件及其逻辑结构
一种常见表述提出,兼具善恶效果的行为要获得道德上的许可,必须满足四项条件。第一,从道德上相关的角度来描述,该行为本身必须是善的,或至少是道德上允许的。第二,行为者必须意在实现善的效果,而非恶的效果,尽管恶的效果可以是预见到并予以接受的。第三,不得以恶的效果为手段来实现善的效果。第四,必须有分量与之相称的重大理由,才能容许恶的效果发生。有些表述还明确要求,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避免或减少伤害。
第一项条件防止该原则成为为不当行为开脱的通用借口。行为者不能先实施一项本身就受禁止的行为,再仅凭其有益后果为之辩护。然而,判定行为的道德性质本身就很困难。将行为描述为“救治患者”“杀死一个人”或“摘除器官”,可能会突出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因此,妥善运用这一原则,需要对行为者究竟在做什么给出站得住脚的说明,而不只是给行为贴上一个有利的标签。
第二项和第三项条件区分了伤害进入行动计划的两种方式。伤害可能是行为者追求的目标,也可能是为实现某个进一步的目标而选择的中间步骤。在标准的双重效果推理中,这两种情况都算作有意造成伤害。一个人为迫使他人配合而伤害人质,不能仅仅因为最终目标是获得配合而非使人受苦,就声称伤害并非出于有意。相比之下,即使行为者知道某种有害后果必然发生,该后果仍可能不属于其为实现善的效果而选择的途径。
这一区别可以用示意结构来表示。设 为行为, 为其有益效果, 为其有害效果。在典型的附带效果结构中, 产生 ,同时也产生 。在手段结构中, 产生 ,而 是产生 的手段。这种图式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该学说,却不能构成完整的判定标准。哪些因果要素属于行为者的计划,以及哪些描述能够准确界定相关伤害,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这些条件通常被理解为必须同时满足,而不能相互替代。足够重大的益处并不会自动解除对有意造成伤害的禁止;没有伤害意图,也不意味着无需满足相称性要求。因此,双重效果原则给予的是有条件的许可,而不是要求人们实施每一项符合条件的行为。其他义务、权利、承诺或制度规则,仍可能使某项行为不可实施。该原则也不能证明,凡不满足其条件的行为,在所有伦理理论下都不可允许;这一结论取决于运用该原则时所依据的更广泛的理论。
意图、预见与行为描述
核心区别在于意图,而非单纯的偏好。意图实现某一结果,通常意味着将其纳入行动计划,作为目的或手段。相比之下,预见关乎行动者预期会发生什么。某种后果即使极有可能发生,甚至被认为不可避免,也未必被纳入行动者的目的之中。反过来,意图实现的结果也可能是不确定的:试图伤害他人却未能得逞,即便伤害从未发生,仍然是一次伤害企图。
意图也不同于欲望或情感态度。一个人可能极不情愿地打算采取某个有害步骤,同时对此深感厌恶。为了获得合同而毁坏竞争对手设备的人,可能对毁坏行为感到遗憾,却仍将其选作手段。反过来,行动者也可能乐见某种附带后果,却并非为了促成这一后果而行动。这些态度可能影响对其品格或动机的评价,但仅凭这些态度,无法判定行为本身的结构。因此,运用双重效应原则进行推理,不能仅仅声称行动者“不想要”这种伤害。
一种经常被提出的判别方法是:如果能够在保留益处的同时避免有害后果,行动者是否仍会采取该行动?肯定的回答可以表明,伤害是附带的。然而,这种反事实检验并不能一锤定音。行动者可能乐于接受无害的替代方案,却仍在实际情境中选择有害的手段。实施胁迫的人固然更愿意让对方不费力气便顺从,但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使对方顺从时,仍可能有意施加痛苦。假设情境下的偏好不能取代对实际所采纳计划的考察。
另一个难点涉及应在哪个层面上描述意图实现的效果。如果袭击者计划摧毁一栋有人在内的建筑,其中人员的死亡是否必然也是其意图的一部分?有些观点将摧毁建筑结构与杀死其中人员区分开来,即使这些人几乎肯定会死亡。批评者认为,过于狭窄的描述可能会将行为中实际上不可分割的方面割裂开来。由此产生的难题有时被称为“紧密性问题”:有害后果与所选择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被视为仅仅是附带后果?
这些问题将双重效应原则与心灵哲学及行动哲学联系起来。通常而言,意图并不被视为一种外界无法探知、且能凌驾于一切相反证据之上的内心声明。计划文件、指令、所选方法、对替代方案的反应,以及某种后果在实现目标中所起的作用,都可以成为识别意图的依据。不过,不同的行动理论可能会对同一组证据作出不同解读。因此,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可靠性,部分取决于一种意图理论:它既不能将知情等同于以之为目的,也不能容许行动者通过重新描述,抹去自己刻意选择造成的伤害。
比例性、替代方案与责任
比例性要求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意图问题:即使伤害只是附带后果,接受这种伤害是否正当?通常,不能仅仅因为伤害并非行为者所愿,就认为些许便利足以成为造成严重伤害的理由。相关考量包括益处的重要性、伤害的严重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伤害较小的替代方案,以及行为者对受影响者负有的义务。这种评估针对的是具体情境,而不是在未加界定的善与恶之间作抽象比较。
双重效果推理中的比例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使总体福祉最大化。功利主义分析可能会依据各个方案对整体福祉的预期贡献来进行比较。双重效果原则的支持者则可以主张,在比较后果之前,就应先排除某些行为,而比例性只适用于余下的选项。因此,这一原则将对行为手段的限制与对后果的评估结合起来。它之所以归属于义务论,正是因为它拒绝认为,只要益处足够大,就能自动使获取这种益处的任何手段都变得正当。
替代方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避免的伤害比不可避免的伤害更难获得正当理由。如果两种行为同样有效,却给无辜者带来显著不同的风险,那么,既然存在更安全的选择,选择伤害更大方案的理由就会减弱。不过,不同表述对这一要求的严格程度有不同规定。有些要求伤害必须不可避免,或必须采用可行方案中伤害最小的手段;另一些则将伤害的可避免性纳入更广泛的比例性判断。替代方案也可能效果较差、不确定性更高、见效更慢,或会伤害另一群人,因此,比较方案并不只是找出一个无害的选项那么简单。
不确定性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行为者往往需要在对因果路径和结果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概率与期望值有助于表征预期的收益与损失,但数值估计并不能解决有关权利、可允许的手段或风险分配的问题。最终结果良好,也不一定能证明一项不合理的决定是正当的。反过来,一项有正当理由的决定也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评估决定时,必须区分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选择该行为时可以合理预见的情况。
没有伤害意图,也不意味着不必承担道德责任。对于因疏忽或鲁莽而产生、不合比例或本可避免的附带后果,行为者仍可能负有责任。一个人若明知会使他人面临严重危险,却仍为微不足道的益处而这样做,就不能以无意造成伤害作为完全免责的理由。这一点将双重效果原则与一种弱得多的主张区分开来,即非故意的伤害在道德上无关紧要。双重效果原则的支持者所主张的是,意图只是若干具有道德意义的因素之一;同时,他们也承认,对于可预见的伤害,仍须说明理由、加以限制,并在适当情况下追究责任。
电车案例与因果检验的局限
自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发表《堕胎问题与双重效果学说》以来,电车难题便成为检验双重效果推理的重要场景。在一个广为人知的版本中,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行动者可以将其转向另一条轨道,但这会导致那条轨道上的一个人死亡。这个案例引导人们将其与另一类情境作比较:为了救下五个人,必须蓄意杀死一个人。它的目的不只是询问人们在人数上的取舍,而是要分离出某些特征,以解释为何人们会对结果相近的行为作出不同判断。
在标准的转轨案例中,那一个人的死亡似乎是转移威胁所带来的副作用。即使此人逃脱,转轨仍然能够救下那五个人。相比之下,在与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的研究相关的天桥案例中,一名旁观者可以把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推到电车前方,以此阻停电车。在这里,此人的身体被用来阻挡车辆。双重效果原则的支持者常常这样解释两者的区别:前一种行为转移了威胁,而后一种行为则把对一个人造成严重伤害纳入了救援计划。
这一解释随即面临进一步细化的问题。在天桥案例中,阻停电车的可能是那个人的身体,而非他的死亡。即使此人幸存,计划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检验只关注死亡是否在因果上必不可少,就可能遗漏真正相关的问题。有意采用的手段,可能其实是强行把某人置于会遭受猛烈撞击的位置。这样一来,所讨论的道德对象就不只是死亡,而是强加于人的身体侵害,或是以伤害他人的方式利用其身体。
环形轨道案例又带来了另一重困难。假设转轨后的电车会沿着环线行驶,并再次驶向那五个人,除非它撞上岔道上的那一个人而停下来。此时,转轨似乎就依赖于那个人的存在。尽管因果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些判断仍然认为,这种做法比天桥案例中的做法更可接受。这类例子表明,人们的直觉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转移既有威胁、主动对某人施加暴力、身体接触,以及造成伤害与放任伤害发生之间的区别。
作为思想实验,电车案例表明,有必要区分这些因素,而不能把任何单一反应当作某种学说的证明。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可能会谴责把无关者当作可利用的资源,却不以意图作为根本解释。后果主义者则可能完全否认这种通常所作的对比,或者通过允许此类行为所带来的更广泛代价,来解释人们直觉上的抗拒。只有明确交代各项假设,这些案例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启示:受威胁的资源归谁所有,是否存在救援义务,有哪些替代方案,以及决策者知道哪些因果事实。
医学应用与有争议的案例
医学伦理学提供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双重效果案例,因为有益的干预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负担或风险。传统例子是旨在缓解剧烈疼痛、却可能缩短生命的治疗。双重效果推理将伴有有害副作用的症状缓解,与以致人死亡为目的的给药行为区分开来。这一区别涉及干预的目的与结构,而不只是所用药物是否相同,或治疗后是否发生了死亡。
必须将这个例子与有关规范实施的治疗究竟会产生何种实际作用的临床论断区分开来。这个伦理学例子假定存在缩短生命的风险,但并不能证明常规镇痛必然会缩短生命。在缓和医疗中,干预的依据、剂量、时机、监测以及预期治疗效果,都会影响对该干预的理解。如果哲学讨论把临终前每一次使用强效镇痛药都视为明知会加速死亡而仍然实施的行为,就可能产生误导。
姑息性镇静也引出了相关问题,因为其直接意图包括降低意识水平,以缓解其他方法难以缓解的痛苦。这里需要作出的区分,并不是有意促成所有生理变化与无意促成任何生理变化之间的区分。相反,分析所要追问的是:哪些效果被选作治疗手段,哪些负担被接受,以及额外的有害后果是否与预期益处相称。知情同意和患者自主权还提出了独立的要求。治疗不会仅仅因为其有害后果并非出于本意就变得可以接受,而同意也不会自动使所有致人死亡的方式都获得正当性。
天主教关于妊娠的讨论也运用了双重效果推理,尤其是在区分异位妊娠的不同干预方式时。一种常见分析认为,切除发生病变的输卵管旨在去除危及健康的组织,而胚胎死亡则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对于其他干预方式,包括更直接作用于胚胎或滋养层组织的干预,天主教生命伦理学内部对其如何归类存在分歧。这些争论涉及如何界定行为及其手段;不应把其中的观点表述为对医疗必要性的定论,也不应将其描述为普遍认可的道德区分。
不予实施或撤除治疗的决定需要进一步分析。即使可以预见死亡,仍可能因为某项干预负担过重,或无法带来与负担相称的益处而拒绝接受。不能仅凭没有实施治疗,就推断这一决定是否包含致人死亡的意图。在不同的伦理框架和法律体系中,安乐死、协助死亡、拒绝治疗以及症状缓解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双重效果原则可以澄清评估中的一部分问题,但它本身不能确立诊断、判定治疗效果、认定同意是否有效,也不能解决关于专业职责的所有问题。
战争、公共权力与法律上的类似概念
在正义战争理论中,双重效应原则常被用来区分两类攻击:一类以军事目标为攻击对象,虽可预见会伤及平民;另一类则将平民的苦难作为手段或目的。典型的对比是:明知可能造成平民伤亡仍打击军事设施,与攻击平民以恐吓民众、迫使其投降。即使两种行动最终都谋求军事优势,平民所受伤害在各自计划中发挥的作用也并不相同。
这一区分所提出的要求,不只是让军事人员宣称自己追求的是一个正当目标。如果选择造成平民死亡,是为了瓦解士气、迫使民众迁离或施加压力,就不能仅因最终目标是取得胜利,而将这些死亡重新归为附带后果。反过来说,指挥官预见到平民伤亡,这一事实本身也不足以证明这些伤亡是其有意造成的。要辨明实际起作用的行动计划,需要考察目标选择、所用武器、行动时机、可获得的情报,以及平民所受伤害在计划中被赋予的因果作用。
国际人道法通过区分原则、相称性原则以及攻击中的预防措施等规则,处理相关问题。这些规则并不等同于哲学上的双重效应原则。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5款(乙)项规定,若一次攻击预计会附带造成平民损害,且与预期取得的具体、直接军事优势相比损害过大,则属于不分皂白的攻击。第57条涉及预防措施,包括核实目标,以及采取措施避免或尽量减少附带损害。这些条款确立的是法律要求,而不只是重申一种检验个人道德意图的标准。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法律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攻击者是否认为平民伤亡并非其本意。攻击可能因不分皂白、违反相称性原则,或未采取规定的预防措施而违反适用规则。声称追求有益目标,并不能消除这些违法之处。同样,军事目标的法律含义及相关证据标准,必须依据适用法律确定,而不能仅从哲学上关于有意后果与可预见后果的论述中推导出来。
国内刑法中的主观过错(犯罪意图要件),即犯罪的主观要素,是另一个与之部分相似的概念。各法律体系区分故意、明知、轻率和过失,但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相同。在某些情形下,行为人意识到某一结果几乎必然发生,即使该结果并非其所追求的目标,也可能足以支持法律上对故意的认定。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称为“双重效应”、可由这一哲学学说自动推出的普遍法律免责事由。该原则所作的区分或许有助于阐明法律推理,但责任、抗辩事由、证据标准和制度性权限,仍受其他规则约束。
哲学上的反对意见与竞争性解释
一项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对于其他方面相同的伤害,为什么意图会改变行为的可允许性?批评者认为,如果两种行为都可预见地导致同样多的人死亡,并挽救同样多的人,那么受害者的损失并不会因为一个行为者将死亡纳入计划、另一个行为者将其视为附带结果而有所减轻。按照这种观点,意图可能影响行为者应受责备的程度或其品格评价,却不决定行为本身是否可被允许。这一反对意见质疑了双重效应原则的一项核心主张:行为者的计划与有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变哪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
一种相关的批评区分了行为的错误性与对行为实施者的道德评价。即使救援者出于对某个会附带受害之人的敌意而采取行动,一次有益的救援仍可能是可被允许的。反过来,值得赞赏的动机也不能使缺乏正当理由的攻击变得可被允许。支持者回应说,这一原则从根本上讲并不关乎善意的情感,而是关乎行为者选择了什么作为目的或手段;这些选择有助于构成行为本身。因此,分歧部分取决于:意图只是伴随行为而存在,还是有助于确定行为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性质。
另一项反对意见是,对行为的描述可以被操纵。几乎任何有害手段,都可以被重新描述为一个中性的身体动作,随后伴有不幸的后果。这有时被称为双重效应推理中的重新描述问题或“紧密性”问题。要作出可信的辩护,就需要对哪些描述可以接受加以限制:如果某项有害干预解释了利益将如何实现,行为者就不能把它排除在计划之外。然而,试图明确这些限制的做法,可能依赖于有关权利、身体完整性或不当利用他人的独立判断,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双重效应原则本身究竟承担了多少解释工作?
后果主义进路通常不承认,有意造成的伤害在本质上比同样严重的非故意伤害更不可被允许,尽管它们可能认可禁止故意伤害的规则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以权利为基础的进路则可能通过个人享有的不受攻击、不受胁迫以及未经同意不被利用的权利,来解释相关案例。德性伦理学可以着重考察实践判断、品格和审慎思考的质量,而不是一套固定的条件。这些替代性理论可能对具体案例得出一致的结论,却对这些结论背后的解释存在分歧。
对道德判断的实证研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通常作出的反应,是否确实反映了意图与预见之间的区分,还是受到直接施力、情绪显著性、距离远近和感知到的责任等因素影响。这类研究结果可以检验有关人们如何判断案例的主张,但不能独立确立哪些判断具有正当性。因此,当代哲学研究仍在继续探讨:双重效应究竟是一项独立的道德原则,是对伤害他人所受更深层约束的一种有用表述,还是一种并不完善的启发式方法,其表面上的成功其实更适合用行为的其他特征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