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主义是伦理学中的一类理论,认为行为、规则或其他评价对象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完全取决于其后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形式是功利主义,它依据行为对总体福祉的贡献来评判行为。不过,后果主义的范围更广:一种理论可以从平等、知识、自由或多种善的角度评价结果,而不只着眼于幸福。
后果主义的各种理论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什么算是好的结果,谁的利益应被纳入考量,行为者是否必须使善最大化,以及应当评价个别行为还是一般规则。它们还区分依据实际结果作出的判断与依据合理预期作出的判断。这些差异影响着各理论如何处理不确定性、人际关系、权利以及对后代的义务等问题。
后果主义通常与义务论和德性伦理学相对照:前者承认某些义务或约束并非完全以结果的价值为基础,后者则将品格与人的繁荣发展置于核心地位。这些界限并非绝对:后果主义者可以为规则和德性辩护,非后果主义者也可以认为后果具有道德重要性。区分两者的关键问题在于,后果是否构成道德正当性的最终依据。
后果主义的论证结构
后果主义理论将一种价值观与一项把价值和正当行动联系起来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其中,评价部分规定哪些结果较好、哪些较差;规范部分则根据这一排序,确定行动者应当做什么。在一种简单的最大化表述中,如果所有可选行动中没有任何其他行动能带来更好的后果,那么该行动就是正当的。如果若干选项并列最优,那么每个选项都可能是道德上允许的。因此,最大化后果主义不一定会在每种情境下都指定唯一正确的行动。
这一结构可以用形式化方式表示。设 为行动者可采取的行动的集合, 表示行动 的后果, 则对这些后果作出评价。那么:
这一表达式本身既没有将善等同于快乐,也没有要求以货币衡量价值,更没有规定应当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它同样没有确定如何界定相关的可选行动。某个行动在物理上或许是可能的,但行动者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信息、权限或机会而无法采取它。不同的具体规定可能改变理论给出的判断。
后果并不限于即时产生或有意促成的影响,也可能包括信任、激励、制度、预期和品格的长期变化。不过,后果主义并不是说,任何成功的行动在道德上都有正当理由。实现行动者的个人目标,与产生道德上最优的结果是两回事;相关的比较着眼于可选行动,而不是孤立地考察某个结果是否可取。要解释每种可选行动会带来什么,就需要对因果关系和反事实依赖关系作出判断,而不只是罗列某个行动之后发生的事件。
标准的功利主义理论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评价结果:一项利益不会仅仅因为受益者是行动者本人,就获得更大的权重。一些范围更广的后果主义理论则允许相对于行动者的排序;按照这类排序,不同的行动者可以合理地赋予特定关系或责任不同的权重。这类理论应当如何归类,仍有争议。如果任何义务都可以被表示为一种对结果足够强烈的偏好,那么后果主义就有可能沦为对其他道德观点的形式化重述,而不再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因此,关键在于:能否独立于后果主义试图解释的义务,来界定结果的价值。
历史发展与术语
在多种哲学传统中,都能找到类似后果主义推理的论证,但必须区分对有益结果的关注与完整的后果主义理论。中国古代的墨家在评价各种做法时,部分依据是它们对社会秩序、物质供给和人口增长的贡献,并从公共利益出发,反对耗费巨大的战争和繁复的丧葬仪式。墨家关于兼爱与实际功利的学说,与后来的后果主义思想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不过,这些学说是在一个同时包含天、鬼神和政治权威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而非形成于近代欧洲道德哲学的概念背景之中。
近代功利主义兴起于十八世纪围绕仁爱、快乐、立法和社会改良展开的讨论。大卫·休谟在解释道德赞许时,强调品性和制度的有用性,但不能因此就将他的道德哲学等同于最大化后果主义。杰里米·边沁于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将功利原则确立为判断行为和政府措施的基础。他在讨论快乐与痛苦时,考察了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和范围等特征,其中“范围”指的是受到影响的人数。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861年首次发表、随后于1863年结集成书的系列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功利主义。密尔主张快乐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并将功利与正义、安全保障及道德规则联系起来。亨利·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于1874年首次出版,对利己主义、直觉主义道德观和功利主义进行了系统考察。西季威克将不偏不倚的仁爱视为一项核心的理性原则,同时承认,对自身之善的理性关切与对普遍之善的理性关切之间,始终存在冲突。在《伦理学原理》(1903年)中,乔治·爱德华·摩尔将正确行为的后果主义结构与享乐主义区分开来,赋予人际情感和对美的欣赏等善以内在价值。
“后果主义”一词通过G. E. M. 安斯康姆于1958年发表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在现代哲学中获得了广泛关注。安斯康姆在批评某些理论进路时使用了这个词,认为这些进路削弱了预期意图中的效果与可预见的附带效果之间的道德区别。此后的哲学用法扩大了这一术语的含义,使其成为涵盖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理论的一般范畴。二十世纪后半叶,相关争论日益注重区分行为与规则、客观的正确性与决策程序,以及福利最大化与其他价值观。因此,后果主义不再只是古典功利主义的另一个名称,而成为一个可以在其中构建相互竞争的理论的框架。
什么使结果具有善的价值?
最为人熟知的后果主义理论属于福利主义:它们主张,一种结果的最终价值取决于个体的福祉。福利主义本身并不确定福祉究竟由什么构成。享乐主义将福祉等同于快乐和痛苦的缺失。以偏好为基础的理论则强调欲望或偏好的满足,有时还将其限定为在充分知情并经过反思后形成的偏好。客观清单理论承认,理解、成就、友谊或自主等事物具有善的价值,即使它们无法还原为愉悦体验或欲望的满足。
这些关于福祉的观点可能存在尖锐分歧。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中提出的“体验机”思想实验问道:如果一个人与真实的成就和人际关系隔绝,过着由人工制造的、看似极其美好的体验所构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否与相应的真实生活同样好?这个例子挑战的是纯粹以体验解释福祉的观点,而非后果主义本身。后果主义者可以回答说,真实的人际关系或成就具有独立于体验的价值。同样,偏好理论必须解释:满足一个基于错误信息的欲望,是否会使持有该欲望的人受益;以及希望他人遭受痛苦或处于从属地位的偏好,是否应当纳入道德评价。
另一个独立问题涉及加总:个体的获益与损害如何决定一种结果的整体价值。总量功利主义将所有个体的福祉相加,而平均功利主义则考察平均福祉。其他后果主义进路则特别重视利益的分配。优先主义赋予处境较差者所获得的利益更大的道德权重,但不一定认为平等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平等主义后果主义可能将减少不平等视为诸多善之一。这些立场属于有关分配正义的争论,不应混为一谈:一种结果可以在不使任何人受益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平等,而按优先原则赋予权重的改善也可以使处境较差者受益,却不实现平等。
后果主义也可以采取非福利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形式。它可以将知识、艺术上的卓越、生物多样性、自由或公正的人际关系纳入应当促进的善。多元主义带来了比较方面的问题:健康方面的收益能够抵偿多大程度的环境损失?某些善是否无法相互比较?一种理论可以采用加权赋值、词典序优先规则,或采用不完全排序,使某些备选方案之间既无优劣之分。消极后果主义理论则特别优先、甚至唯一优先地考虑减少痛苦或其他不良结果。这类理论会导出什么结论,取决于是否将避免恶与创造善加以权衡,以及不同形式的痛苦能否加总。后果主义本身并未预设任何单一的衡量尺度。
行为、规则、动机与决策程序
行为后果主义依据每个可选行为的后果来评价该行为。规则后果主义则依据规则或规范体系被接受、内化或遵守所产生的后果来评价它们,再通过选定的规则评判行为。例如,禁止欺骗的规则可以得到如下辩护:普遍接受这条规则有助于维持信任、降低沟通成本,并保护人们免受操纵。因此,按照一套依据后果选定的规范,即便某次说谎在那个特定场合会带来稍好的结果,它仍可能是错的。
如何具体界定规则后果主义,至关重要。评估所有人都遵守一套规范时的后果,与评估这套规范在现实中被人们接受时的后果,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人们有时会误解规则,或未能遵守规则。规范还必须易于学习和运用。过于复杂的指示可能效果不佳,因为传授这些指示的成本很高,行动者也无法可靠地识别其中的例外。理查德·布兰特和布拉德·胡克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后果主义伦理学理论,认真考虑了这些实践和心理因素。在这些理论中,规则并不只是对逐个行为独立计算所得判断的便捷概括。
规则后果主义面临一种结构性两难。如果一条规则允许在违反它能产生最佳后果时破例,那么这一理论就可能退化为行为后果主义。如果规则即使在违反它会带来更好结果时也不允许破例,批评者便会指责它“崇拜规则”。辩护者回应说,相关的正当化依据在于接受整套规范所产生的后果,其中也包括酌情破例对判断、信任和规则遵守情况的影响。一套经过审慎界定的规范可以包含应急条款,而不必授权每个行动者只要觉得眼前的计算结果有利,就可以暂停遵守规则。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正当性标准与决策程序。行为后果主义者可以主张,正当行为应使善最大化,同时否认人们应当不断计算后果。诚实的习惯、情感、职业准则以及可靠的道德经验法则,可能比反复进行明确的最优化计算带来更好的决策。R. M. 黑尔在《道德思考》(1981年)中提出了一种双层进路,将直觉性的道德思考与批判性反思区分开来。间接后果主义对动机和品格的辩护,也以类似区分为基础。这类理论评估的是培养某些性情倾向所产生的后果,而这些倾向本身并不会引导人们始终关注总体价值。由此形成的立场并不必然是规则后果主义:即使所推荐的心理模式由规则引导,最终标准仍可能着眼于个别行为。
实际后果、预期后果与不确定性
一项行动即使有当时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支持,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反过来,鲁莽的行为也可能因运气而得到好结果。后果主义理论通过区分以实际后果为准的标准与相对于证据或基于预期的标准,来辨别这些情形。按照客观的解释,行动是否正当,取决于它实际带来的结果与其他可选行动相比如何。按照相对于证据的解释,相关比较则取决于行动者已经掌握或在合理范围内能够获得的信息。这些进路不一定会赋予正当性、正当理由与责备相同的地位和作用。
期望值后果主义将结果的价值与概率结合起来。若 遍历所有可能状态,其基本计算可写为:
其中, 表示选择行动 时出现状态 的概率, 则表示该行动在该状态下所产生结果的价值。在因果决策情境中,这些概率必须反映选择某项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而不能仅仅反映统计关联。该理论据此选择期望值最高的行动。这一模型需要对概率、价值的比较以及风险的处理作出假设。仅有结果的序数排序,并不足以计算期望值。
使预期道德价值最大化,不应与不经进一步评价便使金钱、寿命年数等数量的期望值最大化混为一谈。赋予结果的价值,可能已经体现了收益递减、负担分配不均,或对严重伤害的特别关注。使用数值概率也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就此消失。漫长的因果链、有限的证据、事件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对何种模型才正确的分歧,都可能使精确估计变得不可靠。概率不明确、价值无界,以及以极低概率获得巨大收益的可能性,还会带来更多困难。因此,一些后果主义者转而探索稳健的决策规则、概率区间,或限制哪些带有推测性的预期可以指导行动。
在这里,正当行动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区分尤为重要。主张以实际后果为准的理论家,可以判定一项行动在客观上是错误的,同时认为行动者的判断合乎情理、不应受到责备。主张以预期为准的理论家,则可以判定一次侥幸成功的冒险是错误的,因为在作出选择时,其可能后果已不可接受。两者都必须处理获取更多信息的成本:调查本身会消耗资源,也可能延误行动。因此,后果主义对探究活动的解释,不仅要考虑哪些证据能够改善决策,还要考虑获取这些证据是否值得付出预期成本。这些问题将道德推理与决策理论,以及探讨如何负责任地持有信念的认识论联系起来。
权利、正义与对伤害行为的限制
对后果主义的一项核心反对意见是,将总体价值最大化可能意味着允许牺牲一个人来使他人受益。常见的例子包括为防止骚乱而惩罚无辜者,或杀死一名健康者,将其器官分配给多名患者。这类思想实验旨在凸显一种冲突:一方面要使总体结果更好,另一方面则要尊重每个人,将其视为有权要求不受某些对待的个体。这些思想实验的说服力,并不取决于其中设想的做法在现实制度中通常能否奏效。
后果主义者通常回应说,这些做法的全部后果还包括恐惧、错误、滥权、信任受损以及制度遭到削弱。一个允许捏造罪名、将人定罪的制度,会诱发不当行为,使所有人都缺乏安全保障。同样,医疗服务也有赖于对患者的可靠保护。这些回应能够解释,为何后果主义推理支持有力的法律保障和职业规范保障。然而,批评者仍会追问:如果特意构造一个排除了这些不良影响的案例,这一理论会作何判断?如果侵犯某项权利确实会带来最佳结果,那么纯粹追求最大化的行为后果主义似乎就不得不允许,甚至要求这种侵犯。
电车难题与菲利帕·富特1967年的研究有关,后来又经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进一步发展,探讨了改变威胁的指向、将某人用作手段以及任由伤害发生之间的区别。后果主义者可能接受其中一些区别,因为它们会稳定地影响结果;也可能采用更丰富的评价框架,将结果产生方式的某些特征纳入考量。非后果主义进路则往往认为,这些区别本身就具有独立的重要性。例如,双重效果原则在特定条件下,区分有意造成的伤害与可以预见但并非有意造成的副作用。后果主义通常不会仅仅因为一种效果是有意造成的、另一种不是,就赋予这一区别决定性的分量。
有些后果主义理论将人权或权利的实现直接纳入对结果的评估。另一些理论则从工具性价值出发,或通过依据后果选定的规则,为权利辩护。这些进路都可能提供广泛的保护,但对于权利能否与其他善相权衡,以及应当如何计算权利受到的侵犯,它们存在分歧。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年)中着重阐述了一项相关的反对意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一些人的获益并不能补偿另一些人的损失,而同一个人后来获得的好处却可能补偿他先前付出的代价。因此,后果主义者不仅必须解释为什么加总后的数值更大,还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种加总方式能够恰当地体现不同个体各自的正当诉求。
过高的道德要求、人格完整性与私人关系
最大化后果主义可能施加十分苛刻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将资源用于捐赠,比用于个人计划能带来更多的善,那么最大化原则似乎就要求他捐赠。同样的推理可以反复适用,最终可能几乎不给闲暇或自愿行善留下余地。彼得·辛格在1972年的论文《饥荒、富裕与道德》中主张,只要无需牺牲任何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就有义务防止坏事发生。这篇论文使一场更广泛的争论变得更加尖锐:远方那些本可避免的苦难与贫困,究竟使我们承担了哪些义务?
道德要求过高这一异议关注的是义务的结构,而不只是人们不愿提供帮助。日常道德区分义务行为与超义务行为:后者值得赞赏,却超出了义务的要求。严格的最大化理论似乎压缩了后一类行为的空间,因为不采取可行选项中最好的行动就是错的。对此的回应包括:接受这些苛刻的义务,区分行为正当性的标准与何时应当责备行为者,以及发展要求较低的后果主义形式。迈克尔·斯洛特在20世纪80年代为满足化后果主义作了辩护;这种理论允许人们采取后果足够好、但未必最优的行动。这样的理论必须解释,足够好的门槛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有时可以放弃进一步的益处。
伯纳德·威廉斯在《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1973)中撰写的部分,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人格完整性异议。他通过一些例子追问:只要放弃自己深切持守的信念与追求能够改善总体后果,行动者是否就必须这样做?问题不仅在于计算令人不快,更在于这种理论把一个人的信念与追求,当作以非个人化方式生产价值的投入要素。威廉斯还批评了一种倾向:如果行动者不以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方式介入,就要为他人将会造成的伤害负责。后果主义者回应说,个人的信念、追求和能动性本身也可以具有价值;批评者则质疑,将它们视为后果的组成部分并赋予价值,是否足以体现它们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友谊和家庭关系带来了一个类似的偏私问题。父母通常对自己的子女负有特殊责任,而友谊意味着关心特定的人,而不是把受益者视为可以相互替换的对象。间接后果主义者认为,与不断进行不偏不倚的分配相比,稳定的特殊关系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照料、成长与信任。彼得·雷尔顿在1984年对异化问题的讨论中主张,一个人可以在客观上奉行后果主义,而不以最大化计算来组织日常动机。仍然有待回答的是正当化问题:如果一段关系的最终辩护依据是它对总体善的贡献,那么这段关系是否得到了充分尊重?关怀伦理学及其他以关系为中心的进路,即使认可许多相同的实践,也往往反对赋予这种解释以优先地位。
人口、后代与非人类生命
只要理论的评价范围涵盖相关人群的福祉,后果主义推理自然就会延伸到在空间或时间上远离行动者的人。这在人口伦理学中引出了棘手的问题:选择不仅影响人们生活得如何,还会影响有多少人存在,以及存在的是哪些人。改善现有人口生活的政策,与使更多人得以出生的政策并不相同。在通常的利益比较中,不能简单地假定:让一个幸福的人来到世上,与减轻一个已经存在的人的痛苦,是以同样的方式使当事人受益。
德里克·帕菲特的《理与人》(1984)使这些难题成为当代伦理学的核心议题。他提出的“令人反感的结论”对总福祉理论构成了挑战:对于任何生活质量极高的人口群体,都可能存在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群体,其成员的生活仅仅勉强值得过,但总福祉却更高。平均福祉理论避开了这一特定推论,却面临其他问题,例如:仅仅因为一个生活美满的人的福祉低于已经很高的平均水平,就可能反对增加这样一个人。临界水平进路和以影响个人为依据的进路提供了替代方案,但各自也需付出进一步的理论代价。
帕菲特的非同一性问题涉及那些会改变未来究竟有哪些人存在的行动。一项长期政策可能改变人口迁移、人际关系和受孕时间,从而使不同政策下出生的是不同个体。在有害政策下出生的人,其生活可能仍然值得过,而且如果采取了更好的替代政策,这个人或许根本不会存在。因此,很难仅凭“这项政策使那个特定的人处境更糟”这一说法来解释其不正当性。非人格后果主义无需指出哪个个体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也能谴责一个较差的未来;而以影响个人为依据的观点则必须提出更复杂的解释。这些问题与代际公平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许多版本的后果主义,其道德考量范围也不限于人类。边沁在讨论动物时,强调的是它们感受痛苦的能力,而非推理或说话的能力。辛格的《动物解放》(1975)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论证,主张对不同物种的同类利益给予平等考量。平等考量并不意味着相同待遇:能力和需求的差异,会影响什么能让一个生命受益或受害。不过,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哪些生物具有感受能力,如何比较不同形式的体验,以及生态系统或物种是否具有独立于个体福祉的价值。因此,以福祉为基础的后果主义、以生物多样性为中心的观点,以及更广泛的环境价值多元论,即使都主张对结果进行评价,也可能建议采取不同的政策。
公共机构、实践评估与道德界限
后果主义推理在公共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公共机构经常需要比较有限资源用于不同用途所产生的影响。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税收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决策都涉及放弃其他机会:将资源投入某个项目,就意味着无法将其用于别处。成本收益分析试图以可相互比较的货币价值来表示各种影响,而成本效果分析则比较实现特定结果所需的成本。这些是评估方法,而非完整的道德理论。其结论取决于纳入了哪些影响、如何衡量这些影响,以及是否施加了基于分配考量或权利的限制。
卫生政策既体现了总量评估的实用性,也揭示了它的局限。质量调整生命年将生命时长与反映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权重相结合。比较每获得一个这样的单位所需的成本,可以为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提供参考,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道德上正确的分配方案。决策还可能考虑疾病的严重程度、平等获得服务的机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以及程序公平。人们可能会对某项指标是否充分反映残障人士或慢性病患者的获益产生分歧。这些分歧关乎价值与正义,而不仅仅是对技术准确性的争论。
在研究伦理中,预期的社会效益固然重要,但通常不能取代有关知情同意和参与者保护的要求。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将尊重个人、有利和公正阐述为彼此有别的原则。这说明,考虑后果的机构与完全奉行后果主义的机构之间存在区别。同样,法律制度可以部分地以威慑和保护公众为惩罚辩护,同时仍对定罪、刑罚的相称性以及对受罚者的待遇保留独立的限制。后果主义分析必须评估现实中机构的行为,包括其失误和激励机制,而不能假定官员能够可靠地识别并实现最佳结果。
后果主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揭示了简单优化的另一项局限。一个将数值目标最大化的系统,并不因此就在践行一种站得住脚的后果主义伦理:该目标可能遗漏相关损害、歪曲人的利益,或使操纵衡量过程的行为获得奖励。反过来,增加更多结果指标,也无法解决有关同意、正当权威,或谁有权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后果主义在区分经验预测与规范性承诺,并揭示机会成本时,最能发挥其作用。要在实践中运用后果主义,仍需明确受影响的各方,以合理且可辩护的方式比较收益与损害,并建立能够在不确定条件下采取行动、又不把方便使用的指标当作道德价值完整表述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