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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supererogation

超义务行为

超义务行为是超出道德义务要求的善行,实施它值得称赞,不实施它却不构成道德上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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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义务行为是指一个人所做的、超出其道德义务要求的善行。在伦理学中,超义务行为通常被理解为既在道德上允许,又值得称赞的行为,而不实施这种行为并不构成道德上的过错。格外慷慨的举动、自愿作出的牺牲以及某些英雄行为,都是常见的例子;不过,哪些具体行为属于这一范畴,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以及所依据的道德义务观。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一种行为怎么可能在道德上优于其他选择,却又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定义与区别性特征

超义务行为通常与另外三类道德行为相区别:

  • 义务行为:道德要求必须实施的行为。
  • 禁止行为:道德不允许实施的行为。
  • 仅仅允许的行为:道德允许实施,但并不认为特别好或值得称赞的行为。

超义务行为是道德上允许的,却不只是允许而已:实施它比不实施它具有某种道德价值。其区别性特征在于,它既具有积极的道德价值,又不是一项义务。

一种常见的界定包含四个条件:

  1. 该行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2. 实施该行为在道德上是好的,或值得称赞。
  3. 该行为不是道德所要求的。
  4. 不实施该行为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责备的理由。

这些条件是讨论的有益起点,而非毫无争议的定义。哲学家们对于善意是否必不可少、行为是否必须使他人受益,以及当不实施某种行为会显露出不佳品格时,该行为是否仍可算作超义务行为,存在分歧。

区分行为的道德性质与行为者是否值得称赞十分重要。一个行为即使部分出于获得认可或谋取好处的动机,仍可能超出义务要求。有些观点将这种行为归为超义务行为,但认为只有动机恰当的行为者才值得充分赞扬;另一些观点则把值得肯定的动机纳入定义之中。

牺牲与困难

超义务行为往往与重大的代价、危险或努力相联系,但这些因素并不普遍被视为必要条件。一件并非义务所要求的小小善举,也可能属于超义务行为;而一项艰难或危险的行动,则可能由于承诺、职业责任或特殊关系而仍然属于义务。

牺牲本身也不必然意味着具有道德价值。危及他人的不必要冒险,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物资助的慷慨之举,不会仅仅因为行为者放弃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就成为超义务行为。

历史发展

术语的基督教起源

这一术语形成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其语言上的源头是拉丁语动词 supererogare,意思是额外支出或支付。这个词的一种形式出现在新约拉丁语译本中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里:撒马利亚人承诺,会偿还客店主人额外支出的费用。

基督教神学逐渐区分了具有约束力的诫命与引导人过上更完善宗教生活的劝谕。在天主教会的传统中,贫穷、贞洁和服从这三项福音劝谕成为重要的例子。一般而言,并非每位基督徒都必须遵行这些劝谕,不过,特定的承诺可以通过发愿而具有约束力。

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诫命与劝谕:诫命涉及实现人生应有目的所必需的事项,劝谕则涉及更充分或更有效地追求这一目的的方式。这一区分有助于阐明一种可能性:某些善行可以超出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要求。

在有关功德与救赎的争论中,“超义务善功”还获得了更为特定的神学含义。这一历史用法不应不加限定地等同于当代哲学中的超义务行为范畴。

宗教改革时期的批评

新教内部的许多传统拒斥超义务善功这一神学教义。反对意见包括:人所行的义不可能超过其对上帝应尽的本分,以及救赎并不取决于积累额外的功德。

例如,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信纲》第十四条,就反对将超义务善功理解为超出上帝诫命的自愿善功。这些神学立场本身并不能解决一个世俗哲学问题:某些道德上的善行是否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现代哲学讨论

超义务行为在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中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在 J. O. 厄姆森于1958年发表《圣人与英雄》一文之后。厄姆森认为,把行为分为义务行为、允许行为或禁止行为这些常见类别,并不足以充分刻画非凡的道德行为。

后来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圣人和英雄,而是进一步涉及日常善意、宽恕、慷慨以及道德要求的限度。

核心哲学问题

主要的难题在于如何解释道德上的善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

如果实施某种行为的道德理由比不实施它的理由更强,为什么道德不要求人们实施它?反过来说,如果实施与不实施都在道德上被允许,那么,实施它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更好?

这通常被称为超义务悖论。对于那些把义务与依照现有最强理由行动紧密联系起来的理论,这一悖论尤为突出。

有几种思路试图解释这种看似存在的差距:

  • 正当化理由与要求性理由: 某种考量可以使一项行为值得选择,却不使其成为必须采取的行动。
  • 牺牲的限度: 即使作出更大牺牲能够带来更多的善,道德也可能允许行为者维护自身利益。
  • 个人特权: 个人在道德上可以被允许,对自己的计划、承诺和关系给予特殊的重视。
  • 义务的门槛: 道德要求所确立的可能是一个足够好的标准,而不是要求采取现有选项中最好的行动。
  • 有别于要求的理想: 评价道德卓越可以依据某些标准,而这些标准并不决定每个人都必须做什么。

这些思路的分歧在于:超义务行为究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范畴,还是可以通过对理由、许可与价值作出更一般的区分来解释。

主要伦理理论中的超义务行为

后果主义

标准的最大化后果主义认为,行为者必须在可行的行动中,选择能够产生最佳后果的行动。按照这一观点,没有做到最好就是错的,而做到最好则是履行义务。如此一来,超出义务要求的更好行为似乎就没有多少存在的空间。

这一困难在有关功利主义的争论中尤为突出。如果资源总能用于产生更多益处,那么道德要求就可能深入涉及行为者的收入、时间和个人生活。

超义务行为的支持者有时倾向于某些后果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只要求产生足够好的结果,而不要求结果最大化;或者允许行为者对自身利益赋予额外权重。另一些后果主义者则认为,保护自主选择空间的规则,本身就可能产生最佳后果。

这些方案能否保留义务与非凡善行之间的直觉区分,仍有争议。

义务论

义务论可以区分必须实施的行为与并非任何义务所要求的有价值行为。不过,行善义务使这条界线变得复杂:帮助他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义务,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以自由选择。

伊曼努尔·康德区分了严格义务与宽泛义务,也称不完全义务;后者允许人们在履行的方式和时间上具有一定余地。这种余地并不自动意味着,每一次具体的履行都是超义务行为。一个人可以自行决定帮助谁,但仍有义务将他人的幸福作为目的。

因此,不应简单地把不完全义务等同于可自由选择的理想。对于康德伦理学是否容纳超义务行为,以及如果容纳又是如何容纳的,存在不同解释。

德性伦理学

德性伦理学强调品格、实践判断和人的卓越,而不是把对孤立行为的分类视为道德的起点。因此,它可以描述非凡的慷慨或勇气,而不必先确定义务的精确门槛。

然而,这只是改变了问题的形式,并未消除问题。如果一个德性完备的人会实施某种慷慨行为,那么,不实施它究竟意味着做了错事、德性有所欠缺,还是作出了完全允许的选择?不同的德性伦理学理论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例子与有争议的界限

人们常提出的例子包括:捐助的数额大幅超出个人应当公平承担的援助份额;在没有义务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冒险救人;以及向有需要的人提供远超寻常程度的支持。

这些例子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当危险很小、需求紧迫,而且行为者能够有效提供帮助时,救助可能就是一项义务。职业责任或先前的承诺,也可能使原本可以自由选择的援助转变为义务。

宽恕

当受害者没有义务宽恕某种严重的过错时,宽恕有时被视为超义务行为。它的归类取决于宽恕是否恰当,以及宽恕具体包含什么。宽恕过错不一定意味着为过错开脱、放弃追责或恢复关系。

反复的慷慨相助

反复自愿提供帮助,可能使他人产生合理预期,或形成承诺。因此,最初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可能逐渐与新的责任联系起来。同时,受益者对帮助的依赖,并不自动赋予他们要求帮助无限持续下去的权利。

赞扬与责备

超义务行为并不等同于一切受到格外赞扬的行为。人们在不利环境下履行艰巨的义务,也可能值得高度赞扬。反过来,一项可自由选择的善行可能十分微小,也很少获得认可。

不因未实施某种行为而受到责备,也必须与完全不受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一个人可以在每一次具体的慷慨相助机会面前都选择拒绝,而不违反道德要求,却仍可能在整体上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冷漠倾向。

实践与制度意义

在应用伦理学中,超义务行为这一概念有助于区分可强制执行的标准、通常的道德责任,以及值得钦佩的自愿贡献。

法律要求与道德要求并不重合。一个行为可能超出法律的要求,却仍是道德上的义务。因此,仅仅证明某种行为在法律上可以自由选择,并不能确立它是超义务行为。

制度环境还带来了另一重困难。组织可能将工作人员的牺牲称赞为自愿奉献,同时却制造压力,使拒绝付出的人承受很高的代价。把某种行为描述为“超出职责的奉献”,并不能解决有关强迫、公平报酬或责任合理分配的问题。

分配正义问题也会影响慈善行为的归类。被描述为慷慨相助的行为,可能其实是在履行既有义务,例如弥补伤害或承担自己应当公平分担的份额。反过来说,在这些义务履行之后,真正的慷慨仍然可能存在。

因此,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超义务行为,不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大益处,还取决于谁对谁负有什么义务、有哪些可行的其他选择,以及责任是如何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