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论是伦理学中的一类理论,认为行为的正当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后果有多好。有些行为之所以是必须做的、禁止做的或允许做的,是因为它们履行义务、尊重他人或避免侵犯权利,即使另一种行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总体结果,也是如此。例如,一个承诺可以构成承诺者采取某项行动的理由,而这一理由不能归结为一般意义上守信所带来的益处。
义务论的各种理论对义务的来源和约束力有不同看法。有的将义务建立在理性行动能力之上,有的则将其建立在权利、特殊关系或人们能够合理接受的原则之上。它们也存在其他分歧:禁令是否容许例外,相互冲突的义务应如何协调,以及意图、同意和造成伤害与放任伤害之间的区别各具有什么道德意义。伊曼努尔·康德的理论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系统性典范,但义务论也包含一些重要的非康德式进路。
义务论通常与后果主义和德性伦理学相对照:前者将后果视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本依据,后者则在解释道德问题时,将品格与人的繁荣置于优先地位。这些区分涉及的是道德判断的基础,而不是几套彼此排斥的实践规则:这三种进路都可以谴责残酷、支持诚实并承认援助义务,只是对这些判断的解释各不相同。
范围与概念结构
义务论的界定性特征并不只是关注义务。后果主义者同样承认义务,包括防止痛苦或增进福祉的义务。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所有义务最终都源于一项要求,即产生可实现的最佳结果。义务论理论否认,这种最大化要求涵盖了道德的全部内容。一个行为之所以是错的,可能是因为它构成了侵害、背叛或欺骗,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使世界的总体状况变得更差。
义务论的论述中常出现三个要素:义务、约束和许可。义务要求人采取某种行动,例如偿还债务。约束则限制人们为追求本身有价值的目的而可以采取的手段,例如禁止为使他人获益而蓄意杀害无辜者。许可为选择留下空间,其中也包括并不使非个人价值最大化的选择。一些理论承认,人有权将大量资源投入个人计划,而不必始终将这些资源用于实现最大的总体利益。这些要素未必都具有相同的哲学基础。
另一项区分涉及正当与善之间的关系。主张正当优先于善,通常意味着:即使独立界定了哪些结果有价值,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决定什么行为是可被允许的。这并不意味着幸福、福祉或其他善不重要。一种理论可以要求人们向他人提供大量援助,同时坚持不得通过盗取无关者的财物来筹措援助资金。义务论也不一定否认,后果有助于判定哪项义务最为紧迫。
义务论也有别于道德绝对主义。绝对主义的禁令在其适用范围内不容许任何例外;义务论的禁令则未必是绝对的。一些理论承认,义务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其他考量推翻;另一些理论则允许,在涉及足够严重的伤害时突破约束。同样,义务论也不等同于服从法律、习俗或权威。法律命令可能与道德义务相冲突,而义务论理论可能要求人们抵抗而非服从。
最后,义务论是规范伦理学中的一种立场,而不是关于道德真理或道德知识的完整理论。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元伦理学中的问题,例如道德判断是在描述客观事实,还是在表达实践承诺。它也不会自动确定人们如何认识义务。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和契约主义的论述都可能支持义务论的结论,却对这些结论的证成方式存在分歧。
历史形成与术语
“义务论”一词源自希腊语 deon,意为具有约束力或必须履行之事,以及 logos,意为论述或研究。杰里米·边沁的遗著《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由约翰·鲍林编订,于1834年出版。书名所指并非现代意义上以义务为基础的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之间的对立:边沁本人正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必须区分这个词的历史与如今被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理论的历史。
关于义务的论述远早于这一现代术语。斯多葛学派围绕适当的行为、理性本性,以及与人的各种角色相关的义务,发展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概念用语。西塞罗于公元前44年写成的《论义务》,探讨了与正义、社会关系及高尚行为相关的义务。这类著作为后来的欧洲道德哲学提供了重要概念,但若简单地将其称为现代义务论,就会掩盖它们在德性、自然与人的善等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宗教传统与自然法传统同样提出了各种禁令和义务,并不将其视为对总体福祉的简单计算。托马斯·阿奎那将道德规范与实践理性以及对人性的目的论理解联系起来。相比之下,神命论将义务的根源置于神的命令之中,不过,各种神命论对神的权威与善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看法。无论是自然法伦理学还是宗教伦理学,都不必然属于义务论:二者内部都包含关于目的、德性、规则与道德权威的多种论述。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确立了以理性的道德法则与自律为核心、在现代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框架。他的理论并非只是罗列义务,而是试图解释,道德要求为何能够不依赖偶然的欲望,无条件地约束理性行动者。此后,19世纪的争论将康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及其他进路并列讨论,不过,如今教科书中常见的分类直到更晚才定型。
20世纪哲学大幅拓宽了义务论的范畴。W. D. 罗斯的《正当与善》(1930年)主张存在多项基本义务,而不是从单一的康德式原则推导出所有义务。后来的学者探讨了权利、道德约束、责任,以及为了使他人受益而伤害一个人是否可以被允许等问题。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菲利帕·富特、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托马斯·内格尔等人的研究,推动这些问题成为分析伦理学的核心议题。因此,当代义务论所指的是一个多元的研究传统,而非一套从康德那里原封不动继承下来的单一学说。
康德的义务、自律与对人的尊重
康德区分了合乎义务的行为与出于义务的行为。商人若仅仅为了维持有利可图的声誉而收取公道的价格,其行为或许合乎义务,但这种动机并不能赋予该行为以康德所说的、源于尊重道德法则的独特道德价值。这一区分关注的是行动者作出选择的根据,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只要行为伴随着喜爱、同情或满足感,它就失去了道德价值。
核心原则是定言命令。假言命令规定,如果想实现某个特定目的,就应当如何行动;与之不同,定言命令所主张的权威独立于此类目的。在普遍法则公式中,定言命令要求行动者只依据这样的准则行事:行动者同时也能意愿该准则成为普遍法则。准则是一种实践原则,规定了行为、行为所处的情境及其目的。因此,这一检验评判的是选择所依据的原则,而不只是对身体动作的描述。
康德以虚假承诺为例,说明了一种无法通过检验的情形。某人打算通过承诺还款来获得金钱,却根本无意偿还。将这一原则普遍化,就会破坏其成功所依赖的实践:依据该原则作出的保证,将无法发挥欺骗者所需要的建立信任的作用。康德将这种概念上的矛盾与意愿上的矛盾区分开来。一概拒绝帮助他人或许是可以设想的,但康德认为,理性行动者不可能既意愿自己在可能需要时得到帮助,又一致地意愿这样的原则。
人性公式要求行动者,无论对待自身还是他人身上的人性,都始终也将其视为目的,绝不只将其视为手段。“只”字至关重要。日常合作涉及人们彼此为对方的目的服务,但这未必会把任何人降格为工具。欺骗与强迫是核心例子,因为它们绕过或破坏了他人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一表述将义务与道德自律联系起来:道德权威源于理性的自我立法,而不只是源于外部强加的命令,或对既有偏好的满足。
康德还区分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施加相对明确的约束,而不完全义务,如行善与自我完善,则允许人们在履行方式和时机上有一定余地。因此,他的伦理学不仅包含禁令,也包含积极义务以及对目的的采纳。关于定言命令各个公式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具体界定准则,以及特定义务究竟有多严格,解释上仍存在争议。康德于1797年发表的、否认所谓出于仁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文章尤其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对诚实提出了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某些紧急情境下,欺骗似乎是保护受威胁者的必要手段。
多元义务与契约主义的证成
并非所有义务论理论都从某个至高原则推导出义务。W. D. 罗斯认为,日常道德经验揭示了若干基本的义务类型。他的理论涵盖守信、补偿、感恩、正义、行善、自我完善和不伤害。作出承诺,就有了信守承诺的理由;给他人造成伤害,就有了作出补偿的理由;有机会使他人受益,就有了提供帮助的理由。这些理由并不是同一项价值最大化要求的不同表达,不能相互替换。
罗斯将这些义务称为初始义务(prima facie duties)。这一说法并不是指那些仅仅看似存在、仔细审视后便会消失的义务,而是指真正具有道德分量、但在特定情境中可能被其他考量压倒的考量因素。例如,一个人答应与朋友见面,却在途中遇到重伤者,此时救助伤者的需要可能优先于履行约定。尽管如此,这项承诺仍然重要:它的道德意义并非信息不完整所造成的错觉。
实际义务是在综合权衡相关考量之后应当履行的义务。罗斯否认存在一种机械公式,能够在所有情形下都可靠地确定应当如何行动。成熟的判断和对具体情境的关注不可或缺,而对具体行为的判断,其确定性低于对基本义务类型的认识。这一立场与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意味着赞同一切凭直觉觉得正确的做法。反思能够揭示错误的情境描述、被忽略的义务,以及彼此不一致的优先次序。
通向非后果主义结论的另一条路径是契约主义,尤其是 T. M. 斯坎伦在《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1998)中提出的理论。其核心检验是:某种行为是否会被这样一套原则所禁止——任何人都无法合理地拒绝以这套原则为基础,在充分知情、不受强迫的条件下达成普遍共识。这项检验关注的是能否向每一个人作出正当说明,而不是使利益总量最大化。不能仅仅将许多其他人各自获得的微小利益加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证明让某个人承受沉重负担是正当的。合理拒绝并不等于某个人碰巧不喜欢什么;它取决于受影响的个人所能提出的理由有多充分,以及这些理由是否切题。
契约主义既不同于实际订立的契约,也不能与所有被冠以契约主义之名的理论混为一谈。它不要求人们在历史上曾经同意过道德规则。它也不等同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后者借助一种假设的原初状态,为社会基本结构选择原则。不过,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仍体现出一种与之相通的立场:反对仅仅为了增加社会总量,就牺牲某些人的基本利益。因此,罗斯式多元论与契约主义展示了义务论判断的不同基础:前者强调不可化约的道德理由,后者则强调能够向每个人作出正当说明的原则。
权利、个人约束与道德许可
许多义务论理论通过人权来解释对行为的限制。一项权利可以确立某种他人必须尊重的受保护利益或地位。例如,免受袭击的权利通常使他人负有不得袭击权利持有者的义务。权利并不都属于同一种逻辑类型:要求他人不得干涉的请求权,不同于采取行动的自由、改变法律关系的权力,也不同于不受他人权力支配的豁免权。因此,仅仅说某人“享有一项权利”,并不能明确与之对应的所有义务。
以受事者为中心的理论,主要从行为所针对的人出发来解释约束。为了给几名患者获取器官而杀死一个无辜者,对这种做法的反对理由,并不止于它所引发的恐惧或对医疗信任的损害。按照以权利为基础的解释,即使在一个经过精心设定、排除了更广泛后果的案例中,这个人仍有权要求不被以这种方式杀害和利用。这个人的地位限制了人们谋求益处的方式。同意有时可以改变这些关系,但其效力有限:哪些保护可以放弃,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放弃,各种理论对此存在分歧。
相比之下,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理论强调行动者自身的行为、承诺或关系。禁止谋杀可以给每个行动者一个自己不得谋杀的特殊理由,而不只是给出一个尽量减少所有人所犯谋杀总数的理由。这些理由通常被称为行动者相对的理由,因为其内容本质上取决于行动者所处的位置。对子女、朋友或承诺接受者负有的特殊义务,也是这类理由的例子。相反,行动者中立的理由提出一个应当追求的目标,却不把实现这一目标的责任特别归于某个人。
这一区分引出了一个典型难题。如果实施一次不当行为可以阻止他人实施数次类似的不当行为,那么,为什么拒绝这样做在道德上反而更可取?义务论者可能回答说,责任不能归结为控制全世界不当行为的总量。尊重某个人,与促进对人的普遍尊重,二者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为了增进其他地方对权利的尊重而侵犯某个人的权利,可能恰恰违背了该项权利所确立的关系。批评者则质疑,这是否使行动者自身的道德完整性占据了过于核心的位置。
道德许可引出了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有些理论允许行动者对自己的计划和关系给予额外权重,却并不要求他们这样做。一个人可以把时间用于学习音乐,而不必把每一个空闲小时都投入慈善工作,即使后者会带来更大的益处。这类许可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对他人的严重困境漠不关心。它们所划定的,是一个道德允许人们自行选择、而不要求从不偏不倚的立场实现最优结果的空间。对于这一空间有多大,以及应当通过自主性、正当的偏爱,还是他人所能提出的要求之限度来作出最佳解释,各种理论存在分歧。
意图、造成伤害与双重效果原则
义务论推理往往区分行为者意图造成的结果与其预见到的结果。意图造成的伤害,是被当作目的本身或实现目的的手段的伤害;预见到的伤害,则是行为者预料会发生、却不一定纳入行动计划的伤害。这一区分并不等同于希望造成伤害与对伤害感到遗憾之间的区别。一个人可能对伤及无辜感到遗憾,却仍有意利用这种伤害来实现某个目标。反过来,意识到某项行动存在造成伤害的风险,也不意味着行为者有意造成这种伤害。
双重效果原则赋予这一区分以特定作用。其历史渊源包括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对自卫的讨论,不过,人们熟悉的多条件表述是在后来才形成的。这一原则的常见版本通常要求:行为就其对象而言是可被允许的;行为者既不以有害效果为目的,也不将其用作手段;良好效果不是通过不良效果实现的;并且,有足够重大的理由允许伤害发生,且理由的重要性须与伤害的严重程度相称。因此,这一原则并不是说,只要将某种后果描述为非意图的后果,就可以一概免责。
电车难题由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引入现代讨论,后经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进一步发展,用以检验这些区分。在标准的扳道岔情境中,让一辆失控的电车改道可以救下五个人,却会导致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死亡。在天桥情境中,将一个人推到电车行驶的路径上,可以使电车停下并救下五个人。两种情境中伤亡人数可以相同,但受害者在因果链条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后一种情境中,这个人的身体被用作阻停电车的手段;而按照对扳道岔情境的一种标准解释,救援成功并不以那一个人的死亡为必要条件。
另一个区分涉及造成伤害与任由伤害发生。不启动一个致命过程,在道德上可能不同于启动这一过程,但这一区分不能简单等同于身体有所动作与不采取行动之间的区别。一个人可以通过有意的行动任由伤害发生,而不作为也可能违反一项严格的义务。照护者若拒绝向依赖其照护的人提供不可或缺之物,即使没有直接实施攻击,也可能承担严重责任。既有义务、对局面的控制能力,以及行为者与处于危险中的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对此的分析。
这些案例也说明,为什么必须分别考察因果关系、意图与行为的可允许性。导致他人死亡,本身并不足以认定这是不当杀人;而没有杀人意图,也不足以认定行为是可被允许的。疏忽、鲁莽、与所追求目标不相称的风险,或违反保护义务,都可能使非意图造成的伤害成为不当行为。双重效果推理的批评者还指出,对意图的描述可能受到操弄。支持者则回应说,必须依据相关行动计划的实践结构与因果结构来识别它,而不能以行为者偏好的措辞为准。
义务冲突、灾难与理论上的反对意见
义务冲突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义务论的各项要求可能指向不同的行动方向。保密可能与保护某人免遭严重伤害相冲突;信守承诺可能与提供紧急援助相冲突。一些理论否认,界定充分的真正义务之间会发生冲突,认为表面上的冲突说明,人们对某项规则或具体情境的理解还不够充分。另一些理论则承认,就某一方面而言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并将这些义务与最终支配当前情境的义务区分开来。更强的一种立场则承认,真正的道德困境确实存在:无论行动者怎么做,总会有某项要求无法得到满足。
余留义务有助于解释,在作出正当选择之后,还可能留下哪些责任。一个人为应对紧急情况而违背承诺,即便这样做是被允许的,也可能仍有义务作出解释、道歉或补偿。这并不一定表明其应急行动是错误的,而是表明,被压倒的那项诉求仍具有道德意义。这类情形对某些解释提出了挑战:这些解释认为,一旦确定了最佳行动,未获优先考虑的因素就完全不再具有道德分量。不过,后果主义理论也能通过道歉和补救所产生的效果来解释这些做法。
灾难性情形迫使人们追问:约束究竟应当有多强?阈值义务论认为,某项禁令在面对一般收益时仍具有约束力,但当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被凌驾。这避开了绝对禁令的某些推论,却也引出了阈值究竟应设在何处的难题。如果预期伤害仅略有增加,就突然使原先被禁止的行为变得可被允许,这种转变便可能显得武断。如果伤害在许多个案中不断累积,那么应当逐一评估每个行为,还是将其视为更大整体模式的一部分来评估,也并不明确。
所谓“义务论悖论”提出的问题是:一种理论为什么要禁止行动者为防止数次类似的侵犯而实施一次侵犯?与此密切相关的一项指责是,义务论重视保持自身行为的清白,甚于保护潜在受害者。对此的回应将约束与非人格性的目标区分开来:一项权利并不只是一道要求人们尽可能增加该权利获得尊重次数的指令。有些辩护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或者强调任何人都无权无限度地要求他人为此作出牺牲。这些解释能否为严格的约束提供正当理由,仍有争议。
另一场争论涉及:是否可以构建一套足够精细的结果排序,从而将义务论重新表述为后果主义。如果结果中包含由谁行动、意图是什么,以及谁的权利遭到侵犯等信息,那么这种排序就能重现义务论的许多判断。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不是在解释理论之间的差别,而是在掩盖它们:重现一组选择,并不能证明这些选择背后的理由属于后果主义。义务论也面临类似的解释要求。仅仅列出禁令并不足够;理论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偏偏是这些约束具有约束力,其适用范围如何确定,以及在证据不确定时,行动者应当如何推理。
专业实践、法律与新兴技术
在职业伦理中,义务论思想往往体现为特定角色所承担的义务:保密、诚实、忠诚、胜任工作以及避免剥削。这些义务可以为专业人员提供行动理由,而这些理由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眼前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披露信息或实施欺骗能够达到某种有益目的,律师对委托人的义务、研究者对参与者的义务,也可能依然具有重要分量。不过,角色义务本身仍须得到正当论证;职业准则不能仅仅将某种原本错误的做法宣布为角色职责的一部分,就使其变得可以接受。
在医学与研究伦理中,知情同意体现了尊重个人自主决定是否参与研究、是否接受干预的重要性。仅凭预期结果有益,并不足以在未获充分许可的情况下将某人纳入实验。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既体现了对研究参与者的保护,也关注研究的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这些框架结合了多种伦理推理方式,而非体现某一种纯粹的理论。有关决定能力、自愿性、信息披露以及紧急情况下例外的问题表明,尊重自主性不只是取得一个签名。
在法律与政治哲学中,基于权利的约束有助于解释,为何制度不能把每一种利益都视为可以用来换取总体福祉的筹码。正当程序以及防止任意惩罚的保障,限制了追求公共目标时可以采用的手段。然而,法律体系也运用比例原则审查、利益衡量和紧急权力。因此,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宪法权利就等同于绝对的道德禁令。法律权利如何解释、如何通过制度实施,以及可以受到哪些限制,与权利本身在哲学上如何获得正当论证,是不同的问题。
数字系统将类似问题带入了新的情境。数据隐私引出了这样的问题:有益的预测或高效的服务提供,能否成为未经充分授权便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正当理由。在人工智能领域,义务论进路促使人们对系统行为设置明确约束,例如禁止未经授权的信息披露或歧视性待遇。将一条规则写入程序,并不等于解决了如何从伦理上解释这条规则的问题。同意、胁迫、相关差异和可预见的伤害等概念都依赖具体情境,而且多项要求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这些应用凸显了道德理论与决策程序之间的一项重要区别。一种理论或许能解释欺骗为何是错的,却未必能为每一种误导性交流提供可计算的判定方法。反过来,一套实践程序可以结合规则、风险评估、人工审查和制度问责,而不必先确定道德的终极基础。因此,将义务论付诸实践,需要明确权限、例外、证据和责任。对于某一行为是否侵犯权利的不确定性,不能简单地用“规则已被机械遵守”的确定性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