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言命令是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无条件的道德义务原则。它要求理性行动者依据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行事,而不是遵循那些仅以个人欲望、预期利益或外在命令为依据的规则。康德以几种不同的表述形式阐明这一原则,其中最著名的是:只依照自己同时能够意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始终将人性视为目的,绝不仅仅视为手段。
这一原则在伦理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尤其是在义务论伦理学中。义务论依据义务和约束来评价行为,而非仅仅依据行为的后果。康德提出定言命令,不只是为了提供一套判断如何行动的程序,更是为了解释道德要求何以能够约束理性存在者。相关论证将道德义务与自由、自律、人的尊严联系起来,并探讨了这样一种共同体的可能性:它由每一位理性成员都能接受的法则来治理。
定言命令最早在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得到系统阐述,随后又在1788年的《实践理性批判》和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它的解释至今仍有争议,涉及的问题包括:普遍化如何运作,各种表述形式是否等价,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义务,以及一项以理性行动能力为基础的原则如何适用于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与制度。
历史背景与道德哲学的研究任务
康德是在十八世纪关于道德基础的争论中提出定言命令的。有些理论将义务奠基于神的命令,另一些则将其奠基于自然的完善、自利、仁爱情感或道德情感。例如,大卫·休谟赋予情感在道德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并质疑理性单凭自身就能推动行动。康德的回应并不是否认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是要区分行为的心理来源与使道德要求具有有效性的根据。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旨在找出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全书分为三章,从日常的道德理解走向哲学分析,继而说明这一原则何以具有权威。康德首先提出,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才智、勇气、财富乃至幸福,在恶的意志支配下,都可能变得有害。因此,善良意志的价值不能仅仅取决于它取得的成果,或它发挥作用时所处的有利环境。
这一研究任务与康德对先验与后验证成的区分密切相关。经验能够揭示人们欲求什么、制度如何运作,以及行动通常会产生什么效果。但康德认为,经验无法确立一种毫无例外地约束每个理性行动者的要求。从人类心理的偶然特征中推导出来的原则,只能解释具有这些特征的存在者倾向于做什么,或认为什么有用,却不能说明理性存在者有义务做什么。因此,道德哲学需要一种非经验性的基础,尽管将其原则应用于人类的具体处境时,仍然需要广泛的经验知识。
《实践理性批判》通过道德法则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展开了这一论述。《道德形而上学》则对义务作出了更细致的说明,分为法权论与德性论。这些著作各有不同的任务:《奠基》并不是一本全面罗列各种义务的手册,而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则考察了财产、契约、政治权威、对自身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义务。
康德的政治与伦理著作,也置身于由让-雅克·卢梭以及围绕自由、平等和正当权威的争论所塑造的思想背景之中。然而,道德上的自我立法,并不只是将民主投票搬到个人良心之中。其核心问题是,任何理性意志能够普遍制定什么法则,而不是某个个人或现实中的多数人碰巧赞同什么。
定言命令、假言命令与道德价值
在康德的术语中,命令表达的是理性原则如何约束一种可能不遵从理性的意志。人既会进行理性思考,也会受到偏好、恐惧、习惯和自身利益的影响。因此,人会将某些理性要求体验为命令。完全理性的意志,或称“神圣”意志,必然依照道德法则行动,不会将这一法则体验为命令:理性的要求与意志的选择之间不会存在任何差距。
假言命令以某个目的为条件来指引行动:如果行动者意欲实现某个特定目标,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手段。学习一门语言可能需要经常练习;建造一座桥梁则需要适当的计算和材料。康德区分了涉及特定可能目的的技能规则与涉及幸福的明智劝告。它们的权威取决于某个为人所欲求或预设的目的。放弃这一目的,就可能使相应的工具性要求不再成立。
相比之下,定言命令将某种行动表述为必要的,而不以任何进一步欲求的目的为前提。例如,禁止作出欺骗性承诺的要求,并非只对那些珍视诚实名声的人具有约束力。即便有人能够通过欺骗获利而不被察觉,这一要求也声称对其具有约束力。因此,“定言”关乎要求的根据与适用范围,而非语气格外强硬,也不是不愿考虑相关情境。
康德区分了合乎义务的行动与出于义务的行动。商人若仅仅为了维持有利可图的声誉,而向缺乏经验的顾客收取公平的价格,其行为便是合乎义务的。按照康德的严格定义,同样的行为只有在以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为决定根据时,才具有独特的道德价值。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有益的后果或同情之心是不好的。它将行为的正当性与行为动机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区分开来。
一个长期存在的诠释问题是:当义务与偏好共同促成行动时,这一行动能否具有道德价值。康德的例子通过设想缺乏同情或个人利益的情境,将义务的作用单独呈现出来。这些例子并不能直接证明,道德行为必定是情感冷漠或令人不快的。在他后来对德性的论述中,也包括培养有助于行善的同情能力。
对法则的敬重也不同于服从强大的上级。它是一种道德情感,源于对理性权威的承认,而不是这一权威的来源。同样,良知也不是一种不会出错的个人偏好:它关乎行动者依据道德要求进行的自我评判,而这些要求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个人是否认可。
普遍法则、准则与道德检验的结构
普遍法则公式要求行动者只依据这样的准则行动:行动者同时能够意愿这条准则成为普遍法则。准则是行动的主观原则,即特定行动者据以行动的方针。它通常指明相关情境、拟采取的行动以及目的。“在经济困难时,通过承诺还款来获得金钱,却并不打算偿还”,比孤立地说“作出承诺”提供了更多信息。
普遍化所追问的是:这样的原则能否支配处于相关情境中的每一个人,以及能否理性地意愿它普遍施行。这一程序并不只是预测许多人模仿某个可见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也不是询问某项方针是否仍会给个人带来便利。它考察的是:为某项行动提供依据的原则,是否与其自身作为适用于一切理性行动者的法则这一地位相容。
康德还提出了自然法则公式:行动时,要仿佛该行动的准则将通过行动者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这以更具体的形式呈现了普遍有效性,引导我们设想一个拟议方针如同法则一般规律地运行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可能的共同秩序之结构的思想实验,而不是主张道德能动性会真的变成一种物理过程。
虚假承诺的例子说明了其中的核心机制。设想中的行动者依赖于他人将承诺视为有意履约的证据。但是,如果只要有利就作出虚假承诺成为一条普遍施行的规则,那么这类保证便无法再赢得这一计谋所必需的信任。这条准则一方面试图保留承诺这一惯行,供行动者自己利用,另一方面却又允许破坏这一惯行赖以成立之条件的行为。
这种推理不同于通常的后果主义计算。有害后果有助于揭示这一事例的结构,但根本的反对理由在于:依据一条会破坏许可本身成立条件的原则来主张获得许可,是不一致的。行动者所寻求的是一种无法纳入共同法则的例外。
如何表述准则,是一个重大难题。将某项方针描述得过于宽泛,可能会把无害行为判为错误;而在描述中加入任意的细节,又可能使应受谴责的行为显得可以获得独一无二的豁免。像“在这个特定日期、这些确切情境下实施欺骗”这样的准则,并不能仅仅因为不大可能再次适用,就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因此,诠释者一直在争论,如何区分具有道德相关性的情境与投机取巧的限定条件。普遍法则公式以对行动者实际理由的判断为前提;它无法可靠地充当一种机械程序,对输入的任何文字描述进行检验。
矛盾、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通过四个例子,区分了对自身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以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这些例子分别涉及出于自爱的自杀、虚假的承诺、对自身天赋的荒废,以及拒绝帮助他人。它们旨在展示一项准则无法普遍化的不同方式,而非对道德生活作穷尽性的分类。
当一项准则若被设想为普遍法则,就会破坏其自身所预设的实践或制度安排时,便产生了构想上的矛盾。虚假承诺是最清楚也最常见的例子。康德将这类无法通过普遍化检验的情形与完全义务或严格义务联系起来。这类义务禁止特定种类的行为,而不只是要求确立某个一般性目的。在自杀的例子中,他认为,以自爱来毁灭生命,与自爱被认为具有的促进生命的自然功能相冲突。这一论证依赖于有关自然目的的假设,许多诠释者认为,与承诺的例子相比,这些假设的基础不够稳固。
意愿上的矛盾所涉及的准则,虽然可以设想其普遍化后的情形,却无法由理性行动者一以贯之地意愿。一个没有人发展自身才能的世界或许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康德认为,理性行动者必然会意愿发展那些有助于追求其各种目的的能力。同样,一个普遍拒绝帮助他人的人,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即使自己需要帮助来实现重要目的,也无法获得帮助。
这些论证得出了不完全义务或宽泛义务,例如培养自身能力和增进他人幸福。不完全义务并不意味着这种义务可以选择不履行,也不意味着它不是真正的义务。它要求人们确立某个目的,同时在如何、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追求该目的等方面留有余地。行善并不要求人们每时每刻都将一切可用资源投入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
康德在其德性论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区分。留有余地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方便时随意豁免自己的道德要求,而是容许人们在协调各项必须追求的目的时运用实践判断。同样,严格义务也可能需要通过解释,才能确定在具体情境中,什么算是说谎、强制或干涉。人们常将完全义务等同于纯粹的禁止性规则,将不完全义务等同于纯粹的积极性规则;这种说法至多只能提供一种大致的理解。
康德否认两项真正的义务可能相互矛盾:彼此不相容的义务不可能在相同情境下同时具有约束力。不过,义务的根据之间仍可能相互竞争,因此需要作出判断,确定究竟哪一项根据决定了实际的义务。批评者认为,这种解释可能只是换一种方式描述难题,而非解决难题。真正的义务冲突与初看之下都颇有道理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冲突,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后来有关道德责任的争论中仍然十分重要。
作为目的的人性与尊严的基础
人性公式要求,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任何他人,始终都应同时将人性视为目的,而绝不能仅仅视为手段。这里的“人性”主要指理性本性,即设定目的、依据原则行动,以及通过理性规范行为的能力。这一公式并非只是要求行动者偏爱自己所属的生物物种。其基础在于,康德赋予具有实践理性能力的存在者以特殊地位。
把他人当作手段,本身并不在禁止之列。日常合作都会利用他人的能力与服务:乘客依靠司机,雇主依靠工人,患者依靠医护人员。问题在于仅仅把他人当作手段,也就是未能尊重对方作为拥有自身目的的行动者的地位。欺骗与强迫是其中的典型情形,因为它们绕过或破坏了他人依据相关信息与理由作出选择的能力。
虚假承诺从不同于普遍化的角度说明了这一要求。受骗的出借人无法参与借款人的真实计划,因为借款人隐瞒了不打算还款的意图。出借人的行动能力由此成了实现某个目的的工具,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隐瞒真相。在当代应用中,人们经常从这一关切出发理解知情同意,不过,仅有有效的同意,还不足以判定每一项交易是否都尊重了尊严。
这一公式也包含积极的维度。尊重他人作为目的,不仅意味着不操纵他人,也意味着关切他们在道德上可允许的目的,以及他们追求这些目的的能力。康德对行善的论述,将这一要求与把他人的幸福确立为自己的目的联系起来。对自身的义务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自身的理性本性并不是可以任意处置、用来满足任何眼前偏好的工具。
康德区分了价格与尊严。有价格的事物可以用等价物替代;尊严则指一种不能由可交换之物替代的价值。理性本性之所以具有尊严,是因为它与自主的道德立法相关。这并不是说人们具有同等的技能、社会效用或德性,而是涉及一种无法用市场价值衡量的地位。
一些重要的边界问题仍有待解决。康德对理性本性的强调,带来了有关婴儿、重度认知障碍者以及非人类动物地位的问题。在康德本人的论述中,涉及动物的义务被视为对人性的间接义务,许多后来的康德主义者拒绝接受或修正了这一立场。因此,当代对尊严概念的拓展,往往会区分康德从根本上禁止将存在者仅仅工具化的原则,与他对哪些存在者具有直接道德地位所划定的较狭窄范围。
自律与目的王国
道德自律是意志为自身制定道德法则的属性。在康德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按照个人喜好创设道德标准。只有当意志所遵循的原则能够对所有理性行动者普遍有效时,意志才是在自律地立法。仅仅因为某条规则能满足某种偏好、带来奖赏、避免惩罚,或符合外在权威的要求而选择它,并不足以确立其道德权威。
康德把与此相对的状态称为他律。他律理论使意志的法则依赖于某个欲望对象,或某种独立于意志而规定的善。即便是幸福或完善这样的崇高目标,如果其权威取决于人们是否想要实现它,也不能成为无条件义务的根据。同样,神的命令也不能仅凭其命令的身份就成为道德的终极基础:承认这些命令具有道德权威,本身就已经需要说明服从为何是正当的。
自律公式将每一个理性意志都呈现为普遍立法的意志。它把服从与立法者的身份结合起来,同时又不使道德要求变得任意。行动者服从的是理性能够认可为自身所立的法则,而不是某种他人无法享有的私人特权。这正是康德将道德与自由联系起来的基础:自我治理与受制于那些仅仅碰巧最强烈的冲动形成对照。
目的王国进一步展开了这一理念的社会意涵。康德将其描述为理性存在者在共同法则之下形成的理想的系统性联合。其中每个成员既服从这些法则,又通过理性的意愿活动成为这些法则的立法者。每个人所能正当追求的目的,都必须置于一种同时承认他人地位与目的的秩序之中。
这个王国是评判行动的理想,而不是某个历史上的国家、宗教机构或现实中的立法机关。它并不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在道德上有效,也不要求人人拥有相同的个人规划。它的统一性在于相互立法所形成的共同约束,而在这些约束之内,人们可以追求多种多样的目的。
康德把几种主要表述视为同一道德法则的不同表达,分别从普遍性、理性存在者的地位以及自我立法的角度加以阐述。不过,这些表述是否等价,仍有争议。普遍法则的推理似乎是在检验准则的一致性;人性公式似乎提供了关于价值的实质性承诺;目的王国则引入了一种社会视角。有些解释从理性行动能力中推导出这三种表述。另一些解释则认为,只有接受关于人性价值的额外主张,康德的论证才能成立。这一争论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绝对命令:它主要是一种形式检验、一种尊严理论,还是一种阐明道德关系如何能够获得相互辩护的学说。
自由与道德权威的正当性论证
确定一项原则,与证明它具有约束力,是两回事。康德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理性行动者必须承认定言命令,而不能把它看作诸多可选理想中的一种?他将这一要求界定为一种属于先验综合判断的实践命题:它主张自身具有必然性,却并非仅仅源于经验;同时,也不能仅凭分析不完善的人类意志这一概念来确立它。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节中,康德将道德与自由意志联系起来。理性行动者必须在自由这一理念之下进行思考权衡,将理由而非外在的因果决定视为选择的权威依据。他认为,自由意志不可能是无法则的意志;它的积极原则必定是自律。如果自由与自律不可分,那么道德法则所表达的就是自由的理性意志的法则。
这一论证是在先验唯心论的更广阔框架中展开的。人的行动既可以从经验的立场来看,被视为发生于自然的因果秩序之中;也可以从智性立场来看,被视为可归属于理性行动者。康德并不主张,自由能够作为打断通常因果关系的特殊事件而被观察到。他的论点是,自然解释与实践中的自我理解,是从不同立场来理解行动者的能动性。
这里的一个困难,是自由与道德之间似乎存在循环:自由似乎确立了道德义务,而对义务的意识又似乎确立了自由。康德明确正视了这一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成功,以及智性立场究竟具有何种地位,至今仍有争议。他对不同立场的区分,不应被简化为这样一种主张:经验科学已经发现了一个不受因果决定的内在自我。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转而着重强调“理性的事实”:对道德法则的意识使我们认识到实践自由。道德法则是认识自由的根据,而自由则是道德法则得以可能的根据。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有多少人声称自己具有道德情感的经验事实,而是关于理性意识到一种无条件要求的主张。
随后,上帝与灵魂不朽作为与至善相关的悬设进入康德的实践哲学。这里的至善,被理解为德性与相称的幸福相结合。它们并不是推导定言命令的前提。道德义务并不依赖于对神圣奖惩的计算。这种实践信仰与康德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整个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他的构想中,义务的权威先于这些宗教信念,而不是建立在它们之上。
反对意见、相互竞争的解释与疑难案例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批评认为,普遍化要求过于形式化,无法据此推导出实质性的义务。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指出,抽象的一致性要求本身并不能确定伦理生活的内容。如果已经预设了财产权或承诺等制度,那么违反这些制度或许会产生矛盾;但这种形式上的检验未必能够说明,这些制度为何应当存在,又应当具有怎样的恰当结构。康德主义者的回应强调,准则涉及的是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而非任意命题;同时,人性公式与自律公式阐明了这一检验的实质基础。
一个相关的反对意见涉及准则应当在何种具体程度上加以表述。一项经过精心限定的行事方针,即使动机显然有问题,也可能看起来能够普遍化。反过来,如果把普遍化理解为要求每个人同时从事同一种活动,那么某些不寻常但无害的选择也可能显得无法普遍化。辩护者区分了两件事:在特定情境下普遍允许某种行为,与所有人都从事同一职业或采取同一种生活方式。这项检验关注的是共同的选择原则,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整齐划一。
批评者还质疑,康德是否给予后果足够的重视。后果主义理论主要根据行动结果的价值来评价行动,而功利主义通常考察行动对总体福祉的影响。相比之下,康德伦理学对如何对待人设定了限制,即使出于有益的目的,也不能逾越这些限制。在涉及欺骗、惩罚,或牺牲一人以帮助其他多人的案例中,这种差异尤为鲜明。不过,康德并不认为后果从来都无关紧要:要追求有义务追求的目的,并辨明某一行动实际上做了什么,就必须了解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说谎是最广为人知的疑难案例。在1797年的文章《论出于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中,康德回应了本雅明·贡斯当关于诚实的讨论,其中包括凶手寻找受害者的案例,并否认存在所提出的那种说谎权利。康德的严苛立场一直受到批评。解释上的争论涉及这篇文章的法权语境、说谎与隐瞒信息之间的区别,以及更广泛的康德主义原则能否为例外提供正当理由。把绝对命令简化为“任何令人不快的真相都必须随时主动说出”,并不准确。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以义务为中心的伦理学低估了友谊、爱与道德情感。德性伦理学关注品格与人的繁盛,而以关怀为导向的进路则强调依赖关系与具体的人际关系。康德主义者在回应时指出,康德对德性、友谊、感恩和行善都有广泛论述,同时也承认,在他的理论中,普遍的道德约束优先于偏向特定对象的情感纽带。
绝对命令也不同于黄金法则。询问自己是否愿意接受他人的某种对待,答案可能取决于个人不寻常的偏好或所处的谈判地位。康德所问的则是:对于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人而言,哪些原则能够得到正当辩护。个人偏好的互惠性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并不是等同的检验标准。
后世影响与当代应用
定言命令既通过对其本身的直接阐释,也通过经过修订的理性证成理论,塑造了现代道德哲学。20世纪及此后的康德主义哲学家往往保留可普遍化性、平等地位和自律等观念,同时摒弃康德的部分形而上学观点或某些具体判断。他们的理论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道德要求究竟是由理性发现的,是通过理性程序建构的,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
约翰·罗尔斯赋予康德思想在正义理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提出的原初状态中,人们在不知道自身社会地位或特定优势的情况下选择原则;这一设想并不等同于康德的普遍化检验。不过,它通过限制审议的条件,呈现公平以及不受任意特权支配的状态。罗尔斯1980年关于康德式建构主义的系列讲座,为后来的相关争论奠定了框架:道德原则是否产生于某种条件得到恰当规定的理性选择程序?
其他有影响力的阐释则强调康德理论框架的不同方面。奥诺拉·奥尼尔阐发了拒绝那些无法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强制和欺骗的原则。克里斯蒂娜·科斯加德将义务与实践认同以及反思性行动能力的要求联系起来。芭芭拉·赫尔曼考察道德判断、动机,以及情境中具有道德意义的特征所起的作用。小托马斯·E. 希尔探讨尊严、自尊与审议。这些进路说明,当代康德主义伦理学不能被简化为将某一句表述套用于孤立的行为。
在人权理论和政治哲学中,人性公式为阐述平等地位及限制将人作为工具对待,提供了一套重要的话语。康德本人的法权学说关注的是:在普遍法则之下,每个人的外在自由如何与其他所有人的外在自由相容。这与约束动机和所采纳目的的伦理要求有关,但又有所区别。国家可以规制外在行为,却并不因此有权强迫人们具备德性或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应用伦理学中,康德式推理见于有关临床知情同意、欺骗性广告、劳动剥削、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的讨论。例如,隐私分析可以追问:信息收集是否隐瞒了受影响者无法合理授权的用途,或者某个机构是否将这些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视为需要绕过的障碍。这类应用需要掌握有关机构实际运作的事实知识;仅凭定言命令本身,无法具体确定每一项可被允许的信息政策。
历史局限也影响着定言命令的当代运用。康德一方面捍卫理性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在某些著作中表达了种族等级观念,并依据依附关系、财产和性别等方面的区分来限制政治参与。相关研究考察了这些立场内部的变化与张力。当代康德主义理论通常超越这些限制,将平等的道德地位和政治地位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并将普遍证成视为批判排斥、而非重现排斥的依据。由此产生的争论区分了两个问题:一个论证本身的权威性,以及其最初提出者在运用这一论证时是否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