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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形而上学、认识论与哲学史 / transcendental-idealism

先验唯心论

康德的学说,主张人类知识涉及由认知形式构成的现象,而非独立于这些形式的物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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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唯心论是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哲学学说。按照这一学说,人类对经验对象的认识受人类感性与知性所提供的条件制约,而不是认识对象独立于这些条件时可能具有的样子。其核心在于区分现象与物自身:现象是能够被经验到的对象,物自身则是撇开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而加以考察的事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述了这一学说的主要论证;该书初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经过大幅修订。这一学说既主张知识存在界限,也解释了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知识何以可能。

“先验”一词涉及使对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超自然,也不单纯指超出经验。“唯心论”在这里主要涉及空间、时间以及在时空中被给予的对象的地位。康德主张,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直观的形式,同时又捍卫空间对象的经验实在性。因此,他的立场既不同于认为日常对象皆为幻象的主张,也不同于认为知识仅仅是对一个结构完全独立于认知的世界的复现。

先验唯心论重塑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中的争论。它解释了数学与基本自然法则何以被认为具有必然性,质疑了有关灵魂与上帝的传统证明,并为调和自然因果性与自由的可能性提供了框架。先验唯心论究竟主要是一种知识理论、一种形而上学学说,还是二者不可分割的结合?自康德在世时起,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就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它的诠释。

历史形成与批判哲学计划

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形成于近代早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论争的背景之下。理性主义哲学家,尤其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认为理性能够超越感官经验所提供的内容,确立关于实在的实质性真理。经验主义者则强调观念与知识源于经验。康德不认同这样一种假设:仅凭理智分析或感官印象的积累,就能解释数学和自然科学所宣称的必然性与客观性。问题不仅在于概念从何而来,更在于我们凭什么有理由将概念应用于对象。

大卫·休谟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探讨,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挑战。经验呈现的是有规律地相继发生的事件,却并不呈现将原因与结果联结起来的必然联系。如果必然性无法被感知,因果判断的权威性便成了问题。在1783年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留下了一句名言,称休谟打断了他的“独断论迷梦”。他的回应不是通过更细致的观察来重新确立必然性,而是追问:因果秩序是否本就属于使客观的事件序列能够被经验到的条件。

康德1770年的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在这篇论文中,他已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感性认识的主观形式,但仍保留了一种关于理智知识的看法,而后来的批判哲学将对其加以限制。在1772年2月21日致马库斯·赫尔茨的一封信中,康德指出了核心问题:并非源于对象的表象,何以仍能指向对象?此后展开的批判哲学计划,力求解释这种关系,同时又不赋予人的知性以创造其对象或直接把握超感性实在的能力。

第一部《批判》围绕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来组织这项探究。依据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康德将仅仅阐明概念中已有内容的判断,与扩展认识的判断区分开来。依据先验与后验认识的区分,他又将独立于经验的证成与依赖于经验的证成区分开来。他认为,数学判断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既扩展知识,又具有无法仅从反复观察中推导出来的必然性。

1787年版序言中的“哥白尼式”主张,颠倒了惯常的解释方向。康德不再假定认识必须完全符合独立构成的对象,而是追问:对象,就其作为可能经验的对象而言,是否必须符合认识的条件。这并不是说个人可以凭空创造自己所处的环境,而是在说明:对于有限的人类认知者来说,任何事物要成为一个可被经验的对象,必须具备哪些普遍条件。

现象、物自体与经验实在性

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区分,是先验唯心主义学说的核心。现象是在人类感性条件下被给予的对象。将事物作为其自身来考察,就是撇开这些条件来考察它。康德认为,人类只能认识作为现象的对象,因为人的知识既需要感性的给予,也需要概念性的思维。这一限制关乎人类认知的形式,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暂时存在的空白。

“现象”并不意味着幻象。房屋、树木或运行中的行星,即使其空间和时间特征属于它们被经验到的条件,也仍然可以具有经验实在性。幻象产生于错误的判断,例如把知觉上的失真误认为客观属性。相比之下,现象指的是经验认知的整个正当领域。天文观测可以纠正最初的视觉印象,却并未因此脱离现象的框架:无论最初的观测,还是对它所作的科学修正,所涉及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中的对象。

因此,康德将先验唯心主义与经验实在论结合起来。在经验层面,对象有别于人们对它们的个别知觉,占据着可供公共探究的位置,并处于合乎规律的关系之中。它们的存在不必取决于某个特定的人当下是否正在观察它们。然而,在先验层面,使这些对象得以被辨认的时空框架,不能被归于独立于人类感性的事物。因此,这里所说的依赖,并不等于对个人意愿、注意力或短暂心理状态的依赖。

思维与认识之间的区分在这里至关重要。即使经验中并未给予与某个概念相对应的对象,这个概念仍然可以被思考。知识则既需要概念,也需要恰当的直观。因此,康德允许人们思考物自体,却否认人们能够对其确定的属性获得理论知识。与此相关的术语“本体”(noumenon),在消极意义上,指某物就其并非感性直观的对象而言的情形。在积极意义上,它则指智性直观的对象,而康德并不认为人类具有这种认知方式。

这一区分带来了一个始终未能消除的解释难题。康德有时将物自体描述为对感性产生感触作用,这种表述似乎是在解释感觉质料的来源。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论述,因果性是一个范畴,其正当的认知运用仅限于可能经验。如果把感触作用理解为不可知之物与心灵之间一种在理论上可知的因果关系,这一限制似乎就受到了威胁。如果仅将其理解为标示人的接受性,以及经验并非自足这一点,那么它所能提供的形而上学解释就少得多。感触问题成为后来批判者集中质疑的主要问题之一。

作为感性形式的空间与时间

《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考察感性,即对象借以被给予我们的接受能力。这里的“感性论”关乎感性认识,而非主要研究艺术与美的理论。康德区分了现象的质料与形式:质料与感觉相关,而形式使感性杂多得以得到整理。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由于一切表象都属于主体的心灵生活,时间也构成一般现象的条件,而空间则直接构成外部现象的条件。

康德主张,空间与时间并非从反复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要经验到事物彼此外在,就已经预设了空间秩序;要经验到先后或同时,也已经预设了时间秩序。他还将空间与时间刻画为单一的直观,而非一般概念。各个具体空间被表象为一个包罗一切的空间内部的限定,而非归入某个一般类别的各个独立实例。同样,不同的时间也是同一个时间的部分。这些论证旨在确立:空间与时间为经验提供了先行框架,而不是通过经验才被发现的属性。

将空间与时间视为纯直观,是为了解释数学认识。按照康德的说法,几何学在纯粹的空间直观中构造图形,由此确立既能增进知识又具有必然性的命题。算术涉及相继进行的综合,并与时间秩序相联系。他提出的著名例子——7+5=127+5=12 是综合判断——反映了他的看法:得出这一结果需要进行结合,而非仅仅分析其中各个概念。更广泛的主张是,数学构造之所以能够揭示经验对象的特征,是因为这些对象必须符合相同的直观形式。

因此,空间与时间在经验上是实在的,在先验上则是观念性的。空间判断客观地适用于外部现象,时间判断客观地适用于事件。然而,当我们撇开人类感性来考察事物时,就不能断言空间或时间是这些事物的规定。康德并未将它们说成可有可无的约定,也未将它们视为由各个个体自行选择的结构。它们是人类感性经验的必要条件。他的论述也不意味着,人类有权断定一切可以设想的智能都必须如何认识:另一种知性或许并不像人类这样依赖接受性的直观。

后来,数学与物理学的发展使这一论述面临更复杂的局面。非欧几何挑战了这样一种假定:唯有欧几里得几何才能表达空间的必然结构。相对论则将物理时空的几何结构与康德视为理所当然的框架区分开来。这些发展并不能直接判定经验是否具有必然的组织条件,却使人们难以再将这些条件等同于《纯粹理性批判》所捍卫的特定时空结构。因此,后来的康德主义者将探究客观性条件这一总体计划,与康德对几何学的具体论述区分开来。

范畴、综合与经验的统一性

仅凭感性并不能形成对对象的认识。感性材料的杂多还必须得到结合与理解。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将这一主动作用归于知性。他那句常被引用的表述指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无论是缺乏感性所予的纯粹理智活动,还是缺乏概念组织的感官接受,都不足以构成人类知识。感性与知性的这种协作,使先验唯心论有别于将认识归结为被动感觉或自足的理性洞见的理论。

康德列出十二个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并将其归入量、质、关系和模态四类。它们包括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共同性或相互作用,以及可能性、存在性和必然性。他依据自己所认定的判断的基本逻辑功能,推导出这些范畴的组织体系。一般逻辑学抽去认识的内容,先验逻辑则考察那些使我们能够先天地思考对象的概念。其中有争议的一步在于:康德主张,判断的形式也揭示了指向对象的知性活动的基本形式。

先验演绎试图确立范畴应用于经验对象的合法权利。这里的“演绎”具有法学意义:它所关涉的是为某种权利主张提供正当性论证,而不只是从前提推导出结论。康德的论证诉诸一种统一性:表象要归属于同一个意识,就必须具备这种统一性。“我思”必须能够伴随主体的一切表象。这并不是说,每一次知觉都明确包含自我意识;而是说,表象若要算作该主体的认识,就必须能够在同一个融贯的立场中结合起来。

康德将这种统一性称为统觉的先验统一性。它不只是通过观察某个内在对象而发现的事实,而是任何判断活动和对象表象得以可能的条件。一连串彼此脱节的印象,尚不足以构成对某个持续存在的事物或某个具有客观秩序的事件的经验。知性的综合活动使我们能够区分:表象在个人心中碰巧如何出现,以及这些表象的对象究竟如何被规定。康德的主张是,范畴阐明了实现这种客观统一性所必需的结合形式;不过,先验演绎究竟通过哪些步骤确立每一个范畴,仍有争议。

图型论解释了纯粹范畴如何与感性直观相联系。图型是一种时间规定的规则,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心理图像。实体的图型关涉在时间中的持存;因果性的图型关涉依照规则而发生的相继。这些时间规则在抽象概念与经验对象之间起中介作用。康德并不是说,判断要求每个概念都配有一个单独的图像。他所解释的是:本身并非感性的概念,如何仍能在经验的时间结构中获得确定的应用。

客观经验与自然科学原理

康德通过一套支配可能经验的原理体系,阐明范畴的经验意义。这些原理并非旨在取代实验,也不是要在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推导出一切自然法则。它们确立了一个框架,使观察能够被视为对量度、事件以及相互作用的对象的观察。这里需要区分的是,自然作为经验对象所须满足的一般条件,与通过探究发现的具体法则。在康德看来,变化必有原因,这是先天的;但某一具体变化由何种原因引起,则需要经验研究。

“直观公理”指出,现象都是广延量。在经验中,一个空间或时间的整体是通过对其各部分的综合来表象的,因此,量的规定对于把握这一整体具有根本意义。“知觉的预期”进一步指出,与感觉相对应的实在具有内涵量,即程度。感觉的程度并不像一条线那样由空间部分构成,但它可以连续减弱,直至消失。康德并未声称能够预先确定将会出现哪些感觉,或它们的强度如何;这一原理所涉及的是,感觉一般而言都具有程度。

“经验的类比”处理的是时间关系。第一类比论证,实体的持存是变化得以被确定的条件。第二类比论证,变化依照因果法则发生。第三类比则将诸实体之间的客观同时性与它们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这些原理涉及存在之间的关系,而非对现象进行直接的数学构造。它们的作用在于说明:知觉如何能够产生关于同一个客观时间秩序的判断,而不只是记录主体把握事物的先后顺序。

第二类比通过对照观看房屋与观察船只顺流而下的情形,使问题变得直观。人们可以按不同顺序知觉一座房屋的各个部分,而这并不意味着房屋本身也随之发生变化。相比之下,船只先后所处的位置构成了一个事件,其客观次序不能任意颠倒。康德认为,对这样的事件作出判断,就必须将其相继次序表象为由某种规则所规定。这一论证并未为船只确立某条具体的力学定律;它力图确立的是,客观变化以合乎法则的时间规定为前提。

“经验思维的公设”通过与经验条件的关系来说明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某物符合经验的形式条件时,它在经验上就是可能的;现实性要求与知觉相联系;必然性则涉及在经验的一般条件下所作的规定。这一框架将科学解释限定于自然领域,同时又确保了它在该领域中的正当性。在1786年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将批判哲学框架的某些方面应用于物质、运动和力学。由此形成的物理学属于其所处的十八世纪背景,但其哲学抱负更为广泛:说明为何受法则支配的自然秩序是客观探究的前提,而不只是从反复出现的规律性中推断出来的。

理性、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的界限

“先验辩证论”考察理性寻求无条件者的倾向,即寻求一种不再依赖任何进一步条件的完整解释。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科学探究中富有成效。问题在于,理性把它所追求的完整性当作一个可以独立于可能经验而被认识的对象。康德将由此产生的错误称为先验幻相。与初步的逻辑错误不同,即使根源已经查明,这种幻相仍会反复出现,因为它源于理性自身对解释统一性的要求。

在理性心理学中,康德批判了这样一类论证:它们从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出发,推导出灵魂是一种单纯、持存、非物质的实体。“我思”是认知的条件,却不能提供对独立于经验的自我本身的直观。因此,思维主体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并不能证明灵魂作为实体的单纯性或不朽性。这一批判与人格同一性和身心二元论直接相关,但并不构成对唯物论的证明。它的结论在于,理论推理对于思维主体所能确立的知识是有限的。

当理性将世界视为一个完结的总体时,二律背反便产生了。康德提出了几组相互冲突的主张,分别涉及世界是否有时间上的开端和空间上的界限,复合事物是否最终由单纯者构成,自由是否与自然因果性并存,以及是否存在绝对必然的存在者。这些看似成立的证明,都依赖于将经验范围内有效的原则扩展到一切条件的总体。世界作为一个绝对完整的对象,从来不会像经验对象那样被给予。先验唯心论旨在通过否定以下假定来消解冲突:现象构成一个自存的整体,而其最终结构可以独立于经验的条件得到规定。

第三个二律背反对于自由意志尤为重要。康德认为,一个行动可以被视为自然界中受因果规律支配的事件,同时,行动者也可以从一个不由这些时间条件所规定的理知立场来考察。这并未提供任何关于自然规律受到可观察的中断的理论知识。它至多为不自相矛盾地思考自由留下了余地。自由在实践上的积极意义,是通过伦理学和道德自律得到阐发的,而不是通过对某种本体机制的思辨洞察来确立的。

康德还批判了传统上从理论角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包括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和自然神学论证。他对本体论论证的反驳包括这样一个主张:存在并不是为概念增添某种规定性的实在谓词。尽管如此,理性理念仍可发挥范导作用:它们引导探究趋向系统的统一性,却不构成关于超感性对象的知识。范导性运用与构成性运用之间的这一区分,使理性能够组织研究,同时避免将解释上的理想误当作独立地被认识的实体。

其他唯心论与外部世界问题

康德反复将先验唯心论与勒内·笛卡尔和乔治·贝克莱的立场区分开来。按照康德的术语,笛卡尔代表的是“怀疑的唯心论”,它认为外部对象的存在是可疑的,或者尚未得到充分证明。贝克莱代表的则是“独断的唯心论”;在康德的刻画中,这种立场否认物质对象能够独立于心灵而存在于空间之中。这些分类反映的是康德为了论辩而对前人立场所作的重构,并不是对这两位哲学家思想的全面概述。他的核心目标在于表明:空间的观念性并不意味着日常外部经验是不确定的。

早期读者并不总是接受这一区分。1782年,与克里斯蒂安·加尔韦和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费德尔有关的哥廷根书评,在介绍第一部《批判》时,将其中的唯心论与贝克莱的唯心论几乎等同起来。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作出了回应,并在1787年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加强了对外部世界知识的论述。这场分歧并非仅仅关乎术语。争论的焦点在于:将空间对象描述为表象,是否必然意味着把它们置于心灵之内,从而无法解释它们的公共性和独立性。

1787年新增的“对唯心论的反驳”论证说,要明确意识到自身在时间中的存在,就必须与自身之外某种持存的东西发生关联。内部表象不断变化;仅仅诉诸另一个同样变化的表象,并不能确定这些表象在时间中的位置。康德意在得出的结论是:外部经验并不是从一个本身确定无疑的内部世界出发所作的可疑推论。相反,对自身内在生活在时间中具有确定性的意识,本就依赖于外部经验。论证所要求的持存要素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一论证与“第一类比”之间是什么关系,仍然是诠释者争论的问题。

理解这一论证,还必须结合康德对“外部”一词的经验意义与先验意义所作的区分。一个对象如果占据了与主体身体不同的空间位置,就可以在经验意义上处于主体之外。但这并不能证明,空间性独立于人类认知而属于事物。康德旨在确立第一种意义上的外部对象,同时并不声称拥有第二种意义上的知识。因此,这一反驳并不是要证明物自身具有我们所熟悉的物理对象的空间属性。

这一区分也将先验唯心论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主义区别开来。康德所说的条件并不是个人的联想、习惯或偏好,而是表象要具有客观有效性所必需的条件。尽管如此,主观主义的指责仍然影响重大:如果客观性是通过认知条件来解释的,那么批评者就会追问,这一理论所确立的究竟是实在性,还是仅仅在人类框架内部的融贯性。康德的回答是,要求进一步将表象与完全处于一切可能认知条件之外的对象加以比较,就是强加了一项不正当的标准。这场争论所关涉的是这一标准是否可理解、是否具有权威,而不只是日常对象是否存在。

形而上学解释、认识论解释与双重面向解释

对先验唯心论的不同解释,分歧在于如何理解现象与物自身之分的含义。传统的“双重世界”解读将现象与物自身理解为两类不同的存在者:一类是依赖心灵的现象,另一类则是独立存在、作为现象之基础的实在。这种解读的依据,是康德将物自身说成现象的根据,或说成对感性有所作用的那些段落。它的主要困难在于:既然康德否认我们能够认识可能经验之外的事物,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断言存在这些关系?这种解读还可能使经验对象看起来像是内在的替代物,用以替代那些无法触及的外在原物。

相比之下,“双重面向”解释将现象与物自身理解为在不同条件下或从不同立场考察的对象。同一个对象,既可以就其在人类认知形式下如何显现来考察,也可以就其独立于这些形式时如何存在来考察。这种进路强调康德关于以两种方式考察同一批对象的表述。它避免了直接引入多个世界,却仍留下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两个面向究竟只是考察对象的不同方式,还是反映了两组不同的属性,本身就存在争议;我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肯定非空间性实在的存在,也同样存在争议。

亨利·E.阿利森于1983年出版、2004年修订的《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认识论解释。按照这一解释,这一学说所关涉的是认识条件,即将对象表象为人类认知对象所必需的条件。它不宜被理解为一种思辨理论,仿佛心理实体占据一个领域,而不可知的原因则占据另一个领域。物自身的立场,是将人类认知的条件抽离不论,而不是描述一个其特征已得到正面认识的另一个领域。批评者认为,这种进路可能会淡化某些段落的分量,而这些段落似乎确实主张了本体论上的依赖关系或非空间性。

保罗·盖耶于1987年出版的《康德与知识的主张》,以与上述解释不同的方式重构并批评了康德的论证,尤其是有关自我意识、时间规定和客观经验的论证。蕾·兰顿于1998年出版的《康德式谦逊》,围绕我们对事物内在属性的无知提出了一种解释,将这些属性与知识所能把握的关系性特征区分开来。露西·阿莱斯于2015年出版的《显现的实在》,则提出了一种解读,旨在既保留日常对象的实在性,又承认这些对象的显现在实质上依赖于感知者。这些进路表明,可供选择的解释并不限于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简单对立。

这些解释上的分歧也关系到如何理解“表象”。如果现象确实就是私人的心理项目,那么先验唯心论似乎便接近康德所反对的立场。如果“表象”所刻画的,是公共对象如何能够为认知所把握,那么这一学说就能够支持一种关于日常对象和科学对象的更强的实在论。然而,如果某种解读将这一学说化约为“知识需要认知能力”这一毫无争议的主张,就可能遗漏它关于空间、时间以及物自身不可知性的激进论断。恰当的解释必须同时说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受到限制,二是经验中的实在受认知形式制约这一肯定性主张。

接受、转化与持续的争论

先验唯心主义问世之初引发的反响,推动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兴起。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在1787年的讨论中,对感触问题作出了著名的表述:假定有事物作用于感官,似乎是进入康德体系所必需的,却又与遵守该体系的限制不相容。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1792年的《埃奈西德穆》则质疑了为批判哲学确立可靠基础的种种尝试。这些反对意见使人们集中关注一个问题:能否在不逾越康德所设界限的前提下,解释认知与其被假定为独立存在的根据之间的关系。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回应是,以“自我”的自我设定活动为中心重建哲学,而不是接受物自身作为解释性的原因。他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于1794至1795年间出版。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后来批评康德式的限制,认为这些限制使理性与一种被宣称为不可知的实在彼此分离。这些发展是对康德学说的改造,而非简单延续。相比之下,阿图尔·叔本华保留了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却将后者等同于意志;这种实质性的认定超出了康德对理论认知的限制。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以不同的侧重点重新推进了批判哲学的事业。赫尔曼·柯亨和马堡学派强调科学知识的条件,巴登学派则考察价值问题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恩斯特·卡西尔将广义上的康德式进路拓展到符号形式领域,包括语言、神话和科学。这些传统往往认为,与康德具体的官能心理学或他对18世纪自然科学的说明相比,批判方法具有更持久的意义。

在分析哲学中,P. F. 斯特劳森于1966年出版的《感觉的界限》,力求保留关于经验之必然结构的论证,同时拒绝先验唯心主义的大部分解释框架。这有助于确立一种区分:康德关于客观经验的论证,与他将现象解释为受人类感性制约的理论,并不是一回事。更一般地说,先验论证从经验、判断或话语中某种得到认可的特征出发,推导出据称使其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这类论证能否有效反驳哲学怀疑主义,仍有争议:证明某些东西必须被相信或被表象,本身未必就能证明什么东西独立存在。

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仍然构成讨论的主线。其一涉及康德的范畴是否完备,以及这些范畴如何从他的判断表中推导出来。另一个问题是,能否在不将人类思维中历史上偶然形成的特征视为普遍特征的情况下,确立经验的必要条件。科学的变迁引出了一个相关问题:批判哲学应当确定固定不变的认知条件,还是允许构成性原则随着科学框架而变化?围绕科学实在论的争论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成功的理论所描述的,究竟是独立于认知的实在本身,还是仅仅是在探究条件之下呈现的实在?

与现象学的比较,同样围绕主体与世界的地位展开。埃德蒙德·胡塞尔通过分析意向性与客观性的构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先验唯心主义,而不是沿用康德对范畴和直观形式的特定演绎。共同的术语不应掩盖方法或学说上的差异。在当代阐释中,核心问题依然明确:经验对象对认知条件的依赖,究竟是一种能够成立的客观性解释,一项过度的形而上学主张,还是两者的结合,而其组成部分又可以彼此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