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是美学中的一个范畴,与非凡的尺度、力量、恢宏气势或强烈的表现力有关。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体验:某种事物似乎超出了感知、理解或再现的通常尺度,由此引发的反应可能兼有赞叹、恐惧、惊异、愉悦与精神升华之感。山岳、风暴、宏伟的建筑、震撼人心的演说和艺术作品,都曾被形容为崇高,尽管不同理论对其何以产生这些效果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美往往与和谐、比例或悦人的形式相联系,而崇高则不同,它可以涉及无序、晦暗、危险,以及理解似乎无能为力的情形。这一区分影响深远,却并非普遍适用:有些思想家将崇高纳入美的范畴,另一些则认为二者彼此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一个核心问题是:崇高究竟属于对象本身,属于再现这些对象的语言或艺术作品,还是属于感知主体的心灵活动?
这一概念从古代关于高格调言辞的论述,发展为十八世纪哲学与浪漫主义艺术的重要主题。此后的发展涉及道德自由、再现的限度、技术力量和环境体验等方面的理论。在这些不同语境中,崇高反复标示出人的能力与某种似乎超越这些能力的事物之间的张力。
古代修辞学与托名朗吉努斯的论著
古代关于崇高的主要文献是《论崇高》(Peri hypsous),传统上被认为出自朗吉努斯之手。这部著作通常被断定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但其作者及确切年代至今仍无定论。传统观点将其归于三世纪的批评家、哲学家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如今这一说法已不被普遍接受。现存文本并不完整,是写给一位名叫波斯图米乌斯·特伦提阿努斯的通信者的。它直接关注的并非自然景观或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感受,而是某些文学段落和公共言论所具有的非凡力量。
希腊语 hypsos 意为高度或高扬。在这部论著中,格调高远的语言并不只是通过条理分明的论证来说服听众,更能使人心驰神往,或以其力量震撼人心。因此,崇高有别于单纯的技巧无误。一篇精雕细琢的文章或许没有差错,却未必称得上伟大;而一位才力卓绝的作家即便偶有瑕疵,仍可能产生崇高的效果。作者反复将真正的高远与浮夸、稚拙的雕饰以及不合时宜的情感宣泄加以对照。
论著指出,崇高主要有五个来源:伟大的思想、强烈而充满灵感的情感、修辞格的巧妙运用、高雅的措辞,以及庄重的布局。前两者尤其依赖天赋,后三者则可以通过技艺训练来培养。这些来源并不是机械地发挥作用。例如,当听众全神贯注于思想或情感的力量,难以察觉修辞的人工痕迹时,修辞格往往最能奏效。因此,技巧分析所要阐明的,是无法归结为规则的表达效果。
书中的例证广泛取自荷马、萨福、希腊悲剧作家、德摩斯梯尼及其他作家。论著还引用了《圣经·创世记》中的创世命令,赞赏那句命光出现的话语所体现的神力观念。它对萨福描写爱欲的诗篇所作的讨论表明,崇高未必依赖体量庞大的实物:对身体与情感紊乱状态的凝练呈现,也能产生相当的强度。在另一处,《奥德赛》中埃阿斯的沉默则表明,宏伟的气魄未必需要繁复的言辞。
古代的崇高观念也具有伦理与文化层面的意义。伟大的写作与伟大的心灵相联系,而论著结尾的讨论则追问:文学的衰落究竟源于政治上的奴役,还是源于对财富与享乐的追逐。不过,它并不是一套系统的道德理论。它的持久意义在于,将表达技巧与非凡的思想力量结合起来,从而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一种艺术伟大的典范,使其能够超越通常衡量作品是否合乎规范的标准。
十八世纪的转变
随着古代文本的重新发掘、翻译与阐释,崇高成为欧洲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尼古拉·布瓦洛于1674年出版的《论崇高》法译本尤其具有影响力。布瓦洛将崇高的效果与仅被理解为辞藻华丽的高雅文体区分开来。看似平实的表达,只要其思想或力量能使受众超越惯常的期待,也可以是崇高的。这一阐释使崇高概念得以应用于修辞风格分类之外的领域。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游记与自然风景描写日益将关注点从语言转向体验。山岳此前常被描述为荒芜、杂乱或碍事之物,此时却成为具有审美修养者欣赏的对象。约翰·丹尼斯在记述1688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经历时,使用了喜悦与恐惧交织的措辞。这类描写并不意味着更早的文化对壮观景色毫无感受;它表明,欧洲作家正在发展一套更明确的美学词汇,用以欣赏那些不符合对称理想与人为秩序的事物。
约瑟夫·艾迪生在1712年发表于《旁观者》的论想象之乐的系列文章中,将宏大、新奇与美列为想象快感的重要来源。开阔的景致、山岳、荒漠和浩瀚的水域,似乎为心灵提供了自由,因而能够拓展心胸。艾迪生的论述有助于将审美快感与知觉、想象的运作联系起来,而不再仅仅诉诸艺术规则。由此,崇高成为新兴心智能力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研究与经验主义及十八世纪的趣味理论密切相关。
神学与科学的解释也塑造了这一转变。托马斯·伯内特的《地球神圣理论》于1681年首次以拉丁文出版,将地球表面的不规则形态纳入神圣历史的叙述之中。后来的作家则可以将看似混乱的地貌视为神力的征象,或规模巨大的自然过程留下的证据。天文学发现、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关于无限的争论,同样提供了挑战人们惯常理解尺度的对象。自然的浩瀚可以激发宗教性的赞叹,却不必归结为某一种神学解释。
崇高也逐渐与如画美学区分开来,在十八世纪晚期的英国风景理论中尤其如此。如画美学强调适合画面构图的特质,包括粗粝感、多样性以及不规则的组合;崇高则强调压倒性的尺度或力量。这两个范畴在实践中可能有所重叠,但二者的区分影响了风景描写、园林设计、旅行与绘画。到十八世纪中叶,崇高已不再主要是卓越文字的属性,而成为分析心灵如何回应自然的一种方式,并且日益被用于探究:令人不安的对象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产生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
伯克:恐怖、晦暗与身体反应
埃德蒙·伯克在《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之起源的哲学探讨》中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崇高理论之一。该书于1757年出版,1759年增订。伯克区分了与自我保全相关的激情和与社会性依恋相关的激情。痛苦、危险以及对二者的预期主要属于前一类;爱与美的吸引力则主要属于后一类。崇高之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强度,正是源于与自我保全相联系的激情。
伯克的核心主张是:凡能激起痛苦或危险的观念,或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生作用的事物,都可能成为崇高的来源。真实的危险通常并不令人愉悦。当危险迫在眉睫时,人们的反应是受苦或立即行动,而非审美享受。然而,在保持适当距离或经过适当调整的情况下,具有威胁性的对象可以产生伯克所谓的欣悦。这种相对的愉悦与痛苦的消除或缓解有关;伯克将其与宜人感受所带来的积极快感区分开来。
惊愕是崇高最强烈的效果:心灵被对象牢牢占据,以至于其他活动暂时停顿。伯克指出,晦暗、力量、巨大、看似无限、孤寂、黑暗以及震耳欲聋的声音等特征,都能够产生这种效果。晦暗尤其重要,因为不确定性会加剧恐惧。无法明确定位或衡量的威胁,可能比一个细节完全明确的对象更有力地调动想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诗歌的暗示有时能比细致的视觉描绘产生更强烈的情感力量。
伯克还提出了生理层面的解释。他将痛苦和恐惧与神经、肌肉的紧张联系起来,同时认为美有助于放松。这些机制属于十八世纪生理学的范畴,而非当代神经科学已经确立的知识,但它们体现了伯克这一理论计划的雄心:审美判断应当与身体过程联系起来,而不能仅凭形式规则加以解释。因此,他将黑暗、突如其来的声响以及其他感官条件都视为具有哲学意义的证据。
崇高与美的对立构成了伯克理论的基本框架。崇高的对象往往具有巨大、粗糙、黑暗和强力等特征;美的对象则往往小巧、光滑、精致,且变化平缓。这些特征只是用于解释的倾向,并不是能够可靠地对所有艺术作品或自然景观进行分类的标准。他的论述还融入了其时代特有的性别化社会预设,将美与女性的纤柔联系起来,将崇高与威严的力量联系起来。后来的批评对这些预设进行了审视,而没有将其视为知觉的普遍特征。
伯克的影响延伸到了哥特小说、风景欣赏以及艺术暗示理论。他的分析使人们能够解释,为什么与恐惧有关的题材也能具有吸引力,而不必断言痛苦本身就能直接带来愉悦。
康德:想象力、理性与道德使命
伊曼努尔·康德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作了重大重构。他早在1764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就已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后来的著作中,他将崇高置于其批判哲学的框架内。对康德而言,严格说来,崇高并不是自然对象的属性。确切地说,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心灵状态:对象的规模或力量使想象力与理性形成一种独特的关系,由此引发了这种状态。
康德区分了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关乎大小。用数字进行的度量可以无限延续,但想象力要将某种巨大的事物把握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却会遭遇界限。巍峨的山脉或看似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能够揭示两种活动之间的差别:一种是逐一摄取各个部分,另一种则是将这些部分的总体统一于一次直观呈现之中。想象力的不足带来不快,但这种不足也使心灵意识到,理性要求一种超越一切感官尺度的绝对总体。
力学的崇高关乎威力。风暴、火山、高耸的悬崖和汹涌的大海,都能展现一种力量,相比之下,人的身体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不足道。只有当观察者并未真正被恐惧压倒时,这类对象才可能引发崇高感。它们的力量揭示了身体的脆弱,同时也使人意识到一种无法以体力衡量的能力:理性与道德上的独立性,人凭借这种独立性,依据原则而非仅仅依据自然力量来评判自身。
这一过程解释了崇高为何兼具不快与愉悦。想象力遭遇阻碍或失败,而理性恰恰通过这种不足间接显现出来。康德有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否定性的呈现。任何感性形象都无法充分展现绝对总体或超感性自由之类的理念,但感性呈现的失败却能指向这些理念。因此,他的论述有赖于先验唯心论中发展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理念之间的区分。
康德将这种体验与道德自律联系起来,但并不把审美感受等同于道德行动。崇高以间接的方式,使人感受到一种超越单纯身体自我保存的使命。崇高感关于共同有效性的主张,也以某些能力为前提,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与文化和道德理念相关。因此,若把崇高理解为一种完全直接的、对所有人都毫无差别的自然反应,就会面临困难。
康德主要关注自然,尤其是不受某种主导性人类目的支配的自然。因此,他的论述并不只是一套关于震撼人心的艺术的一般理论。后来的作者将这套论述应用于艺术表现,但这样做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崇高源于呈现的不足,那么艺术作品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使这种不足具有意义,而不是仅仅暴露技艺上的局限。
德国唯心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
康德之后,崇高成为探讨自由、艺术表现,以及有限的人类生命与超越其限度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在德国唯心主义中,这一概念承担了不同的作用,而未发展成一种公认的统一学说。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8世纪90年代及19世纪初的论文中,尤为重视崇高作为一种体验的意义:人通过这种体验,意识到自身能够独立于自然必然性。肉体的痛苦可以击垮身体,却未必能够左右一个人的道德判断。
对席勒而言,悲剧为这一区分提供了重要情境。剧中人物可能面对肉体力量无法战胜的势力,却能在应对这些势力的方式中展现自由。观众的反应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对痛苦的欣赏。重要的是,一种独立性在束缚之中显现出来,并由此变得可以被理解。因此,崇高补充了美所许诺的和解:美暗示着人的各种能力之间的和谐,而崇高则关乎那些无法实现和谐的处境。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将崇高置于他对艺术的历史形态与概念形式的论述之中。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美学讲演录中,他将崇高与有限形式不足以表达绝对精神内容的问题联系起来。他对希伯来诗歌的讨论,强调神的力量如何被尊崇为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存在。这不同于康德对判断主体的分析:黑格尔关注的是,特定的艺术与宗教表现形式如何阐明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关系。
阿图尔·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在他看来,日常知觉通常受现实欲求和个人利益支配。审美观照则暂时松解了这种联系。在崇高体验中,观者凝神观照某种敌视人类福祉或对此漠不关心的事物,同时保持一种无意志的认识状态。他所举的例子涵盖荒凉的景观、强大的自然力量,以及浩瀚的空间或漫长的时间尺度。美与崇高的区别,在于超越个体自身的脆弱性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在浪漫主义中,这些哲学问题与诗歌对想象力的阐述交织在一起。威廉·华兹华斯笔下的山岳景象,常常将感知的局限、记忆与想象力联系起来。珀西·比希·雪莱1816年的诗作《勃朗峰》探讨了山岳显现出的力量与感知它的心灵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将这种关系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学说。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作品同样将崇高效果与想象活动联系起来,而非仅仅归因于体量之大。
因此,浪漫主义的崇高不能被简化为对荒野风光的赞叹。它也关乎这样一种情形:当语言、记忆或感知面对某种无法被其完全容纳的事物时,人对自身的理解便会变得不稳定。风景可以成为反思想象力的契机,但也同样能够暴露想象力的不确定性。
绘画、建筑与音乐
视觉艺术通过尺度、构图、对比,以及观看者与所再现世界之间的关系,使崇高成为可感知的体验。十八、十九世纪的风景画常常以山峦、海洋或天空为衬托,凸显人物的渺小。小小的人物既为衡量景物的宏大提供了参照,也暗示了观看者在画面中的位置。昏暗的光线、受阻的视野、不稳定的地平线,以及若隐若现的远景,都能使一处风景显得深不可尽,而不只是辽阔广大。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于1808至1810年间创作的《海边的僧侣》,将一个孤独的人物置于广阔的海天之前,几乎不借助常规手法来引导视线,使其进入一个秩序井然、令人舒适的风景空间。他于1823至1824年间创作的《冰海》,则呈现了破碎冰块压覆船只残骸的景象。这类作品常被从崇高的角度加以阐释,尽管其意义也涉及宗教、历史和艺术语境。J. M. W. 透纳笔下的风暴与海景,同样运用激荡的光线、模糊的轮廓和不稳定的空间关系,使观看者难以在视觉上把握全局。
在建筑中,崇高常与宏大的尺度、重复的结构、厚重的围合空间,以及难以从单一位置把握整座建筑等特点联系在一起。艾蒂安-路易·布雷于1784年为艾萨克·牛顿设计了一座未曾建成的纪念堂,方案构想了一座巨大的球形纪念建筑,其内部将模拟天象效果。它的几何形态将数学上的简洁与预期营造的、震撼人心的宏大体验结合起来。因此,建筑中的崇高可以依赖精心计算的设计,而不一定源于人为意图的缺席。
音乐带来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因为音乐的效果无法直接归结于所再现对象的大小。然而,绵长的时程、强劲的音响、突如其来的对比、和声张力以及对曲式的期待,仍然能够产生被称为崇高的体验。十八世纪人们对亨德尔清唱剧的反响,以及十九世纪对贝多芬的阐释,推动形成了一套话语,使音乐得以被理解为超越日常愉悦或娱乐的艺术。器乐似乎独立于确定概念之外,这使它在浪漫主义关于无限的论述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E. T. A. 霍夫曼在1810年评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将器乐与一个未知的领域,以及敬畏、恐惧和渴望之情联系起来。这种批评语言不只是在描述响度或情绪上的激动,而是赋予音乐形式一种力量,使其能够动摇熟悉经验的边界。然而,并非每一次强烈的渐强或每一座宏伟的建筑都具有崇高性。哲学上的问题在于,特定的形式手法如何使人遭遇那些看似超出限度、触及极限或不可理解的事物。
这些艺术实例也使真实危险与再现的危险之间的区分变得复杂。画中的风暴不会造成海上的危险,但宏阔的室内空间或震撼人心的音乐演出,却能直接影响观看者或听众。因此,崇高可能涉及再现、身体的沉浸,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现代主义、抽象与再现的限度
二十世纪的讨论将关注点从宏伟的自然对象转向了一个问题:如何呈现那些无法通过图像或语言充分表达的事物。在现代主义中,即使放弃传统宗教意象与风景再现,崇高仍可延续。核心问题变成了:艺术作品能否通过抽象、中断、空无,或对惯常阐释方式的抵抗,唤起某种超出再现能力的体验。
巴尼特·纽曼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崇高即此刻》,是对这一追求的一次关键宣言。纽曼反对这样一种假设:美国现代绘画必须重新拾取欧洲的美的规范或沿袭已久的神话题材。他的大面积色域往往被称为“拉链”的竖直色带打断,因此,人们常将这些作品视为建立直接遭遇的尝试,而非对某个巨大外部对象的描绘。尺度固然重要,但并不只是因为大幅绘画模仿了辽阔的风景。
其他抽象画家的作品也曾从崇高的角度得到阐释,尤其是那些以大幅画布和精简的视觉语汇改变观者空间感与注意方式的作品。这类阐释始终存在争议。作品的抽象性或尺寸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崇高效果,而且艺术家的意图各不相同。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与作品的相遇,是否使确定形式、日常定位感或概念解释的限度获得了美学意义。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争中赋予崇高以突出地位。他借鉴康德,强调可构想之物与可呈现之物之间的冲突。他的《崇高分析论讲义》于1991年以法文出版,细致考察了康德论述中的内在张力。在其他论述中,利奥塔将先锋艺术与这样一项任务联系起来:指出某种事物抗拒呈现,而不是提供一幅完整、可理解的世界图景来使人安心。
这一思路不同于对宏伟的简单颂扬。艺术作品可以通过挫败期待、打断辨认过程,或拒绝既定的叙事连贯形式,来唤起对不可呈现之物的感受。由此产生的体验,并不一定最终使一个自主自足的主体获得充满自信的升华。相反,一些现代与后现代论述保留了不确定性,以及无法达成和解的状态。
崇高也进入了有关历史灾难与艺术见证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再现的限度具有了伦理分量。将崇高用于这些领域时,必须区分美学上的困难、对历史的理解与真实之人的苦难。将某种再现称为崇高,并不意味着其所再现的事件就是适宜供人审美享受的对象。只要将描述压倒性体验的话语用于历史,将暴力转化为奇观的危险就始终值得警惕。
技术崇高与环境崇高
技术崇高指人造系统所引发的敬畏感或压倒性的力量体验。工厂、桥梁、水坝、摩天大楼、飞机、火箭和电网,都可能扮演过去主要由山岳或风暴承担的角色。利奥·马克思在1964年出版的《花园中的机器》中,考察了美国文化中技术力量与田园理想的相遇;戴维·E.奈在1994年出版的《美国技术崇高》中,则追溯了技术奇观与宏伟工程所承载的公共意义。
技术崇高改变了观看者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山岳或许显得独立于人类的目的,而悬索桥或火箭发射则展现了人类的集体能力。观看者既可能感到自身渺小,也可能对成就这一壮举的社会产生认同。因此,这类场合可能为国家叙事、企业权威或对技术进步的信心提供支撑。这些政治功能随历史而变化,也不能涵盖全部体验,但它们使技术崇高有别于仅着眼于独自静观的解释。
技术系统也可能令人不安,因为其运行超出了个人的理解或控制能力。核武器是一个尤为鲜明的例子:它的力量由人类创造,却足以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在这里,审美愉悦所需的距离,在伦理与实践层面都成了问题。对爆炸的呈现可能令人着迷,同时却掩盖了伤害、污染及长期后果。只有不将破坏性力量视为其宏伟本身便足以证明其正当性的存在,崇高这一范畴才能揭示这种张力。
环境思想同样修正了传统上那种观看者置身安全之地、面对强大自然的图景。气候变化、生态退化和物种丧失发生于难以直接感知的多重尺度之上。人们通过测量、模型、图像以及散布各处的后果来认识它们,而非凭借一幅全景便能将其尽收眼底。哲学家蒂莫西·莫顿在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了超物体概念,用以描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局部接触都无法穷尽的实体。这并不只是崇高的另一个名称,但它所处理的是与崇高相关的尺度与理解难题。
环境崇高能够揭示,人类依赖着一些无法仅凭静观便加以掌控的过程。它也可能受到批评,因为它偏重壮观的荒野,而忽视了普通的栖息地、有人居住的景观,以及视觉上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生态关系。冰川崩塌在视觉上或许令人震撼,但其意义还涉及水系统、当地社群和长期气候变化,而这些并非奇观本身所能揭示。
数字网络和人工智能也因其表面上的复杂性或庞大规模而被赋予崇高的描述。这类描述需要审慎对待:计算能力仿佛无边无际的印象,可能源于不透明的界面或宣传,而非对系统能力的准确理解。
当代争论与比较视角
当代哲学讨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崇高究竟是否构成一个统一的范畴。伯克强调恐惧与身体反应;康德强调想象力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及关联;其他理论则着重于表现上的恢宏、存在层面的迷失,或表象的失效。这些解释有所交叠,却并未指向完全相同的体验。浩瀚的星空、悲剧演出和抽象绘画可能引发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反应,却未必都体现同一种必然的心理机制。
一个持续受到讨论的问题是审美距离。许多经典例子都假定,观者处于足够安全的境地,能够观照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威胁自身的事物。然而,这种距离不必仅仅是空间上的:虚构、记忆、制度化场所,以及对防护技术的信心,都可能改变人的反应。反过来说,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人们可能只有恐惧,而没有愉悦或精神上的提升。因此,不能仅凭某个强大对象的存在,就直接推断出崇高体验。观察者的处境、知识和感知到的控制程度同样重要。
另一个问题涉及主体模型。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对这样一种描述提出了质疑:一个被假定具有普遍性的观者,通过在想象中征服自然来实现自我肯定。历史上,人们获得旅行、闲暇、教育以及安全观景位置的机会并不均等。那些被呈现为空旷荒野的景观,也可能是有人居住或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域。这些批评并不是要证明震撼性的审美体验并不真实,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主张:某种特定的欧洲解释能够穷尽这类体验的意义,或超然于社会历史之外。
因此,比较研究不能止步于寻找大致对应的译词。日本美学中的一些概念,包括“幽玄”(yūgen),可以涉及深邃、含蓄暗示,以及超出明确揭示范围的意蕴,但它们不能与康德意义上的崇高互换。同样,其他传统中有关宇宙尺度或精神转化的体验,也必须依据各自的文本和实践加以解释。情感用语相近,并不意味着哲学结构相同;将“崇高”用于跨文化研究,既可能使比较更为清晰,也可能掩盖重要差异。
实证心理学以敬畏为题研究相关体验。达契尔·凯尔特纳和乔纳森·海特于2003年提出了一种影响广泛的解释,将感知到的宏大与调适的需要视为核心特征:某种遭遇超出了既有的认知框架,促使人对其加以调整。宏大可以体现在物理、社会或观念层面。敬畏与崇高有所交叠,但并非同义;有些关于敬畏的解释并不要求恐惧、审美判断或理性的提升。
对这类反应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注意力、身体感受及自我感知的变化,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美学所提出的规范性问题。一种体验是否值得赞赏,是否依赖幻觉,以及它带来的愉悦是否掩盖了伤害,这些问题仍有别于对其心理效应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