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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学

日本美学涵盖历史上有关美、艺术实践、感知,以及器物、环境与日常生活之表现意义的多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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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学涵盖了日本人借以理解美、艺术成就以及感官经验意义的各种概念、判断、实践和哲学论证。它既包括蕴含于诗歌、戏剧、绘画、园林、建筑及讲求修养的日常活动中的思考,也包括近代确立的美学学科。它并非一套单一的学说,也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民族感性:宫廷的优雅、宗教的清苦、都市的奢华、商业娱乐与工业设计,各自孕育了不同乃至相互竞争的评判标准。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概念包括:物哀(mono no aware),即对事物所引发的感伤的敏锐体察;幽玄(yūgen),即含而不露的深邃意蕴;侘(wabi),即经由涵养而形成的简朴清寂;寂(sabi),即与岁月和孤寂相伴的特质;以及粹(iki),即洗练而时髦的都市风尚。这些概念的含义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与艺术门类中逐渐形成的,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日本之美”的别称。要理解这些概念,既要关注具体作品的形式,也要考察赋予这些形式以意义的社会关系、宗教传统、材料与技艺,以及国际交流。

历史基础与宗教背景

早在美学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之前,日本就已存在关于艺术价值的观念。早期的相关讨论见于诗歌序言、歌合评判、表演艺术论著、宗教著述和鉴赏记录。这些文献未必会将审美体验与道德品格、社交能力、仪式效力或精神修养区分开来。能够创作一首合乎场合的诗歌、识别文学典故,或为聚会挑选器物,既能体现一个人的学养与细腻感受力,也能确立其社会地位。

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交流至关重要。随着典籍、器物、工匠和宗教人士一批批传入日本,文字体系、佛教造像、建筑技艺、音乐实践及诗学理论也随之而来。日本的艺术传统是在吸收与改造中发展起来的,而非文化隔绝的产物。例如,汉诗与本土和歌并存,形成了不同却又相互影响的学养与表达标准。后来,中国水墨画既提供了技法,也提供了备受推崇的范本,日本画家则根据本地赞助者的需求和作品的使用环境加以改造。

佛教对无常、苦、执著,以及看似恒久的形态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这些观念能使季节流转或建筑衰败同时具有审美意义和宗教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当一概摒弃美的事物。艺术创作服务于礼拜、追思、观想与教化。精工雕琢的寺院造像和装饰华美的供奉器物,与简淡的水墨画一样,都是这段历史的组成部分。十一世纪建成、于1053年落成供奉的平等院凤凰堂华美夺目,展现了一种借助绚丽景象唤起佛国净土意象的宗教环境。

神道传统带来了涉及祓禊、供奉、圣地以及人与神灵关系的实践。在伊势,主要神殿定期重建,说明延续性可以通过材料的更新与技艺的传承来维系,而不必依赖原有建筑始终留存。这类实践使“历史真实性总是寄寓于古老实体之中”的假设变得复杂。不过,不应据此概括出一套统一的神道艺术理论:各地传统,以及神社与佛教机构在历史上的互动,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儒家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将体现修养的表达与学问、合宜的行为及社会关系联系起来。道家著述也为重视自然无为、退隐以及摆脱刻板计较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些传统彼此交融,并非各处于封闭的领域。因此,那种认为日本美学不过是禅宗之表现的常见说法,遮蔽了其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宫廷文化、密宗与净土佛教、商人社会、作坊组织和国家制度,都塑造了审美判断,而且其影响往往比任何单一宗教教义都更为直接。

宫廷文学与物之感怀

通常以794年至1185年为起讫的平安时代,其宫廷文化将文学感受力视为贵族生活中的一项核心修养。诗歌流传于书信往来、求爱、时令庆典和竞赛聚会之中。一首诗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措辞,还取决于吟咏或呈递的时机、书法、纸张,以及它与前人诗作的关系。因此,审美判断具有关系性:一种表达之所以显得优雅,可能正是因为它以分寸恰当的含蓄或委婉,回应了某一特定情境。

约于905年编成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对以本国语言创作的诗歌之意义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其日文序言出自纪贯之,将诗歌描述为发自人心、因应人生体验而诉诸言辞的表达。花朵、秋草、鸟与离别等传统题材,通过不断积累的联想获得了深度。题材的程式化并未消除独创性;创作的技巧在于变化运用传承下来的素材,使熟悉的意象切合新的情境。

物哀尤其关乎对事物无常及其情感意蕴的感应。这个词常被译为“事物的哀感”,但其含义并不限于悲伤。惊叹、喜爱、柔情,以及对某一瞬间之脆弱的深切体认,都可以属于物哀。花朵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它美丽,还因为它的绽放与终将到来的凋零不可分割。事物、它所处的时间情境,以及观者的感应,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场域。

紫式部于十一世纪初写成的《源氏物语》,在后世对这种感受方式的论述中成为核心范例。作品对人际关系、季节更迭、记忆与失落的描写,难以归结为直白的道德训诫。十八世纪,本居宣长将物哀置于自己解读这部作品的核心。他的分析属于国学,即研究日本早期文献、质疑以外来道德框架为主导的解读方式的学问。因此,必须区分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十一世纪文学世界,与宣长后来用以阐释它的理论。

宫廷美学也包含雅这一观念,它关乎经修养而成的优雅,并排斥被视为粗俗或不合宜的事物。这一理想以并非人人都能获得的教育、闲暇以及对宫廷礼法的熟悉为基础。清少纳言约于十一世纪之交写成的《枕草子》,记录了种种区分细致的愉悦、烦恼,以及对人们社交表现的评判。这类书写表明,宫廷的风雅既非被动的静观,也不是泛泛的自然之爱。它涉及机智、分类、竞争,以及对物质与行为细节的密切关注;身份与品位的差别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

诗歌与表演中的含蓄深意

幽玄指一系列特质,通常被解释为神秘幽深、含蓄深邃,或超越直陈之意、难以捉摸的余韵。这个词早先已用于中国的思想与文学领域,后来才在日本诗歌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并不指某一种视觉风格,而是关乎有限的外观或表达如何暗示比明示内容更多的意蕴,使情感与意义超出那些可以直接描述的内容。

在中世纪诗歌中,生于1114年、卒于1204年的藤原俊成推动了“幽玄”作为重要批评标准的确立。幽玄的效果可以通过氛围、联想,以及言辞节制与情感深度之间的关系而产生。俊成之子藤原定家进一步发展出一种要求严苛的诗歌文化,借助传承下来的语言和典故,实现凝练的表达。十三世纪初编纂的《新古今和歌集》,体现了这一文学世界的典型特征:前人诗作、季节意象与情调暗示之间错综交织的互动。

戏剧中关于“幽玄”的论述,尤其与世阿弥相关。世阿弥约生于1363年、卒于1443年,对能剧的表演与理论塑造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风姿花传》等论著中,他探讨了训练、观众反应、角色专长,以及成就精彩表演的条件。他提出的“花”这一概念,关乎表演者带来新鲜感与吸引力的能力。儿童演员天生的动人之处,不同于资深演员经年积累而成的持久艺术成就。因此,要达到卓越境界,就必须理解表演效果如何随年龄、情境和观众期待而变化。

能剧将吟唱、器乐、舞蹈、面具、服装与高度受控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表面上的简约,依赖的是严格训练,而非技巧的缺席。面具角度的细微变化,就能改变显现出的表情;而以审慎节奏横穿舞台的动作,则可以塑造人物、营造情感张力,并勾勒出想象中的景观。在许多梦幻能剧目中,旅人与一位看似寻常的人物相遇,由此引出亡者的归来;亡者或受某个地方牵系,或仍怀有未了的执念。记忆由此重现于当下,却并非通过寻常的写实行动来呈现。

日语中的“间”(ma)意为间隔或间距,有助于描述姿态、声音与停顿之间的某些关系;不过,将其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民族性原则,主要是现代的现象。戏剧中的停顿之所以有效,取决于它前后的内容,而不是因为空白本身就必然深刻。同样,“幽玄”也不应等同于晦涩。含蓄暗示需要足够的形式与惯例支撑,观众才能感知那些未被明说的内容。因此,中世纪美学中的深度,既依赖共享的文学知识和精湛的表演,也依赖对含混多义的开放态度。

侘、寂与茶之美学

侘寂中的“侘”与“寂”,在现代对日本美学的描述中常被合并使用,但两者各有不同的历史。“侘”起初与匮乏、孤独或失意相联系,后来才获得了与简朴处境和刻意涵养的节制相关的积极含义。“寂”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从荒凉与衰老的意涵,逐渐转向素淡的外观、风化的痕迹以及孤寂的余韵等特质。两者最初都不是一条普遍法则,并不意味着凡是不规整或有残损的物件都是美的。

茶道,即调制并共同品饮抹茶的实践,其发展为“侘”提供了一个尤具影响力的制度化场域。茶会曾包含对珍贵舶来器物的陈列,尤其是中国茶器。十五至十六世纪,与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及千利休一脉相承的茶人,逐渐形成了一些做法,使简朴的茶室以及精心挑选的本土或朝鲜器具,得以与备受推崇的中国器物并置。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以贫朷取代奢华,而是重新调整了物质外观、文化权威与主人鉴赏判断之间的关系。

千利休生于1522年,卒于1591年,后来成为侘茶的典范人物。狭小的茶空间将注意力集中于动作、彼此的距离、器具,以及茶会逐步展开的过程。许多小茶室设有低矮入口,改变了参与者进入的方式;有限的室内尺度则缩短了主客之间的距离。一幅挂轴、一处插花、烧水的声音以及端持茶碗的动作,都可以成为一场茶会中相互关联的要素。因此,审美对象不仅是单件器具,也是依时间次序组织起来的相会过程。

与长次郎相关的乐烧茶碗,体现了材料与技法如何契合这一场域。它们以手捏成的形体和素淡的表面,呈现出与轻薄、规整的轮制瓷器不同的质感。不规整的形态可以使茶碗握在手中时别具触感,也会影响光线落在其表面时的效果。这些特质经过选择与刻意培育,并非只是对偶然结果的照单全收。与此同时,著名茶器也可能享有极高声望,具有昂贵的金钱价值。崇尚俭素的话语,与精英阶层的赞助、鉴赏活动及政治权力并存。

“寂”在松尾芭蕉的诗歌世界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芭蕉生于1644年,卒于1694年。在这一语境中,“寂”可以指一种氛围或情调,而不一定是实物随岁月老化的状态。现代商业叙述常将这些不同的历史脉络混为一谈,笼统地归结为对质朴表面的偏爱。金缮,即用漆修补陶瓷、并常辅以金属粉的技艺,也经常被视为“侘寂哲学”的直接体现。修补可以使损伤显露出来并获得珍视,但其意义取决于器物本身、作坊的工艺实践、收藏流传史及所处情境;并不存在一套统一的传统准则来支配所有此类修补。

艺术修习、材料的能动性与经人工培育的自然

日本的艺术实践往往以在传承下来的技法体系中反复训练,作为取得审美成就的基础。书法、插花、武术演练、绘画及其他艺术,都可能以“道”来表述,尽管这些术语及其相关制度各有不同的历史。这种表述可以将艺术造诣置于更广泛的个人修养过程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实践最初都是宗教修行,也不意味着技艺精湛必然带来高尚的品德。

在书法中,笔迹记录了姿态、速度、力度、墨、笔与纸相互协调的过程。评价写出的线条时,既可以考察其结构与辨识度,也可以关注其节奏、气韵,以及落墨处与留白处之间的关系。学习者通常先临摹范本,再逐渐形成更具个人特色的表现形式。因此,看似自发的表达,可能有赖于长期的反复练习和对前人范例的深入了解。材料的反应特性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纸张的吸水性与墨色浓淡的变化,使完全相同的重复成为不可能。

花道通过安排植物材料,同样依照习得的程式,对选取的自然形态加以转化。与池坊相关的传统发展出了繁复的“立花”形式,而后来的流派和风格则探索了枝条、花朵、花器与周围空间之间的其他关系。二十世纪的探索,包括1927年创立的草月流所采取的做法,拓展了运用非传统材料与场地的可能性。因此,插花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归结为三枝、不对称或极简朴素的单一美学。

日本庭园尤其清楚地表明,“自然感”可以是持续人工营造的结果。设计者挑选石材、引导水流、修剪树木、框取景致,并安排游览路线。中世纪的造园手册《作庭记》记载了有关置石及其他景物布设的原则与禁忌。后来的枯山水庭园无需再现完整的地理景观,便能唤起山岳、岛屿与水域的意象。在京都龙安寺,十五块石头布置在一片耙理过的砾石围合空间内,引人久久凝视;但其象征意义尚无定论,最初究竟由谁设计,也仍不明确。

庭园的审美效果不仅取决于最初的设计,也有赖于日常养护。苔藓需要照料,草木需要修剪,砾石需要耙理,损坏老化的材料需要更新。从固定的廊台上观赏的庭园,与景致随着身体移动而逐步展开的回游式庭园,有着不同的体验。“借景”则通过将庭园与其边界之外可见的景物联系起来,延展整个构图。这些实践使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简单对立变得复杂:环境经过培育和经营,让生长、季节、天气与人为控制的构图相互作用。与这些实践最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涉及注意力、身体化的技艺,以及艺术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人与材料的协作,而非将某种观念单方面强加于材料之上。

都市趣味、大众娱乐与“粹”

德川时期(1603—1868年),江户、大阪和京都的都市文化不断发展。出版商、剧场、游廓、商铺以及鉴赏家圈子共同塑造了新的审美价值,宫廷的优雅或茶室的简朴已不足以充分体现这些价值。商业娱乐往往偏爱鲜艳的色彩、新奇感、丰富的视觉呈现和引人注目的舞台效果。因此,日本美学史不仅包含节制,也包含炫目的展示与诙谐的夸张。

浮世绘通常被释为“浮世的图画”,通过绘画和木版印刷发展起来。“浮世”一词早先带有佛教意涵,指充满忧苦、变动无常的世界;在近世都市文化中,它逐渐转而指向当下生活中转瞬即逝的欢愉。浮世绘版画描绘演员、游女、时尚、名胜、故事与风景。其制作依赖画师、雕版师、印刷师和出版商之间的协作,而非某位艺术家的独立创作。

全彩的“锦绘”印刷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铃木春信是早期的重要代表。此后,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等画师,在人物、天气、动态与场所的表现上各自形成了鲜明特色。北斋于19世纪30年代初刊行的《富岳三十六景》,以同一处地标为线索,将不同视角与人类活动组织起来。这些作品既能作为商品为大众所购买,又可能要求观者具备相当的鉴赏素养,才能辨识其中的视觉惯例、文学典故或当红名人。

粹指一种独具都市气息的风雅格调,尤其与江户密切相关。它包含练达、节制,以及避免刻意炫示自己的认真与用心等意味。与之密切相关的词汇,如“通”,则标示着内行的知识与经过涵养的鉴别力。这类评判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懂得不把自己的见识显露得过于直白。服饰、言谈或举止中看似随意的选择,便可能显出行家的娴熟自如,与外行刻意卖弄的姿态形成区别。

九鬼周造1930年的研究《“粹”的构造》,将这一植根于特定历史情境的概念转化为哲学课题。他从媚态、意气与达观三个方面分析“粹”,并将其与纹样、色彩、艺术风格等表现形式联系起来。他的论述既借鉴了欧洲哲学,也运用了日本文化材料。因此,这部著作既是对江户趣味的诠释,也是一种现代哲学建构,而非对近世每个人如何理解这个词的直接记录。都市美学也揭示了抽象的美学讨论常常掩盖的不平等:那些促成精致风格的游廓,运作于对身份、劳动和人身禁锢实行管制的制度之中;审美上的精致,不应被误认为意味着社会条件的良善。

现代美学与哲学重构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伴随着日本在十九世纪对教育、国家制度和艺术分类的变革。日语中的“美学”(bigaku)一词,在始于1868年的明治时期确立为这门学科的名称。相关范畴,尤其是通常译作“纯艺术”的“美术”(bijutsu),是在参与国际博览会、建设学校与博物馆以及建立行政体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既有的艺术实践被重新纳入纯艺术、工艺、工业与国家遗产等类别之中,这些区分并非对前现代分类的简单沿用。

欧内斯特·费诺罗萨和冈仓觉三在日本艺术的研究与制度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冈仓于1906年出版英文著作《茶之书》,向国际读者介绍茶文化,将其呈现为理解艺术、行为举止与日常生活的一种途径。这部著作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对文化所作的选择性阐释及其说服力。不应将其视为对历史上一切茶事实践的中立罗列。与其他现代论述一样,它将特定传统与有关亚洲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宏观论断联系起来。

西田几多郎将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入了与京都学派相关的哲学研究。在1911年的《善的研究》中,他通过对“纯粹经验”的论述,考察了反思将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对象区分开来之前的经验。尽管他的哲学不能归结为美学,但它为理解艺术创作与感知提供了思想资源,使二者不再仅仅被视为孤立的观者与一件已完成作品之间的关系。他后期的著作对行动、表现与历史现实作出了更为复杂的阐述。

其他思想家则对这类进路提出了质疑或补充。和辻哲郎于1935年出版的《风土》,从气候、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考察人的存在。九鬼周造对“粹”(iki)的分析,将特定文化中的实例与受现象学及其他欧洲思想传统影响的方法结合起来。这些研究表明,现代日本哲学既不是对西方思想的被动接受,也不是古代观念未经外来影响的延续。它是在翻译、概念重构,以及围绕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关系的争论中形成的。

谷崎润一郎1933年的随笔《阴翳礼赞》提供了另一种美学思考。文章通过讨论建筑、漆器、纸张、食物与照明,探索那些在明亮的现代照明下变得不易感知的特质。文中的对比刻意带有选择性和文学色彩,并非对日本社会与西方社会全面的实证描述。这些现代文本共同确立了一套人们熟知的语汇,日本美学正是借助这套语汇在国际上传播。同时,它们也使民族认同问题与另一类选择密不可分:哪些器物、环境与实践值得代表一种文化。

建筑、工艺与现代设计

日本建筑提供了诸多场景,其中的审美效果源于各种关系,而非孤立的装饰。在许多传统住宅和上层阶层的建筑中,结构开间、榻榻米尺寸、滑动隔断、缘侧以及不断变化的日光,共同组织起人们对空间的体验。半透明的纸障子可以使光线变得柔和,不透光的推拉隔扇则可以分隔或连通房间。这些都是具有各自社会历史的具体建筑技术,而非某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性空寂偏好的表现。

间(ma)一词可以指空间或时间上的间隔,包括物体、建筑构件、声音或动作之间的间隔。它在建筑中的意义,在于组织各种关系以及使用的可能性。一处看似空置的区域,可能为通行、布局调整或期待的形成提供条件,而不只是构成视觉上的空白。二十世纪,国际上的相关论述日益将“间”推广为一种普遍性的美学概念,其中尤以矶崎新于1978年在巴黎策划的“间:日本的时空”展览为代表。

始建于十七世纪的桂离宫,成为二十世纪建筑师的重要参照。其建筑与庭园展示了尺度精审的营造方式、不断变换的景致,以及精心安排的行进路线。布鲁诺·陶特于1933年来到日本,他推动桂离宫在现代建筑论述中获得了显著地位。后来的解读往往强调桂离宫与功能主义或现代主义抽象形式的契合之处。这类解读虽能阐明这组建筑群的某些特点,却也可能淡化其宫廷背景、文学意涵以及精巧的景观设计。

民艺运动对器物价值提出了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阐释。该运动与柳宗悦以及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等陶艺家密切相关,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围绕对日常实用器物的欣赏而发展起来。日本民艺馆于1936年在东京开馆。柳宗悦主张,器物之美来自世代相传的技艺与共同体的实践,而非艺术家个人的自我彰显。然而,这一运动仍有赖于具名的收藏家、知识分子、博物馆及市场,由他们挑选特定器物作为典范。因此,对无名工匠作品的推崇,与身份明确的诠释者所拥有的权威并存。

二十世纪的设计也曾大幅偏离质朴克制的风格。新陈代谢派于1960年发表宣言,正式登上公共舞台,设想了大规模城市结构和可替换的建筑单元。设计师与建筑师以不同方式汲取工业材料、模块化系统、本土营造方式、装饰手法及先进技术的资源。声称日本设计本质上是极简主义的说法,无法解释这种多样性。更为精确的分析会考察:某件器物或某座建筑如何组织材料、身体移动、使用、生产与维护,以及对传统的借鉴如何在现代生活的要求下发生转变。

全球流通与当代阐释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器物与图像一直参与国际间的美学交流,而十九世纪的贸易与展览网络使这种流通变得更加活跃。日本主义指日本艺术的影响及其被接受的情况,尤其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在欧洲的影响与接受。版画、陶瓷、纺织品和装饰品为艺术家与收藏家带来了陌生的构图、表面纹样,以及表现日常题材的方式。它们的接受过程有赖于选择与重新阐释:器物一旦脱离原有用途,就可能获得新的意义,被视为某种据称统一的日本风格的范例。

现代电影进一步使国际观众的期待变得复杂。小津安二郎精心安排的家庭室内空间和反复出现的过渡性影像,常常被置于日本美学概念之下加以解读。这类阐释可能富有启发,但涉及摄影机高度、剪辑、表演和叙事组织的技术选择,也需要就其本身进行细致分析。沟口健二的长镜头与黑泽明富有动感的剪辑表明,日本电影内部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形式体系。没有任何一个传承下来的概念足以解释这一切。

当代视觉文化使这种多样性尤为鲜明。可爱通常对应英语中的“cute”,通过角色周边商品、时尚与媒体,成为一套影响深远的商业与文化表达语汇。其柔和的形态、简化的特征,以及与脆弱感或亲昵感的关联,与人们常赋予侘寂的肃穆感明显不同。漫画、动画、游戏、广告和街头时尚也涉及风格化、夸张、系列化,以及层层叠加的密集指涉。即使创作者有意借鉴较早的形式,也不能把这些媒介简单解释为中世纪美学原则的延续。

艺术家也明确将这类关系作为理论探讨的主题。村上隆于2000年通过展览与出版物提出“超扁平”,将平面化的画面、商业图像和对日本艺术史的阐释联系起来。这一主张是艺术家对艺术阐释与市场推广的介入,并非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民族文化解释。其意义部分在于:它一面在国际艺术市场中运作,一面挑战备受推崇的艺术、消费品与大众媒体之间的界限。

因此,学术讨论既关注本质主义的风险,也重视历史定位准确的比较所具有的价值。将日本美学描述为独独关注日常生活,忽视了其他地方的类似实践;将其概念仅仅视为异国情调的标签,则忽视了这些概念充分发展的思想与艺术史脉络。翻译又带来一重困难:幽玄、侘和粹等词的用法彼此交叠,任何单一的英语对应词都无法完整保留其含义。因此,细致的阐释需要追问:谁在使用某个术语,在什么时期、何种实践中使用,又是出于什么评价目的。一个残损的碗、一个数字动画角色和一首贵族诗歌,都可能进入日本美学的讨论;但对于它们各自的创作、接受,以及它们所引导的关注方式,都需要不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