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通常被译作“国家之学”或“本土之学”,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在日本发展起来的一场学术与文化阐释运动。国学者研究日本古代的语言、诗歌、神话和制度,力求摆脱源自儒家与佛教的解释框架,独立理解这些研究对象。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包括早期诗歌总集、宫廷文学、历史编年著作以及有关神祇的记载。国学并非单一的组织,也不是统一的学说,而是涵盖了文献考证、文学批评、宗教教导,以及日益明确的、关于日本独特历史特征的主张。
国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后世将他们并称为国学四大人。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日本早期文献解读方法的确立,并对语言、情感、神圣权威和天皇制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论述。国学的某些流派后来推动了十九世纪的宗教与政治运动,但不能仅凭国学后来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就概括其学术成就及其所处的多样社会环境。
思想背景与早期基础
国学兴起于德川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教育与出版文化之中。政治稳定、商业中心扩张,以及印本书籍日益普及,使世袭宫廷贵族和佛教寺院之外也形成了学术群体。武士、神职人员、医师、商人以及富裕的乡村家庭,都能够购置古典文献、听讲授课,并与学者通信。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仍不平等,但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日渐增多,地域分布也更加广泛。
儒学为这一时期有关治国、社会秩序和道德修养的讨论提供了大量概念与用语。朱熹一系的学说影响尤为深远,不过宋明理学从来都不是当时唯一的思想立场。十七、十八世纪批评正统诠释的学者主张,应依据符合古代历史语境的语言来阅读中国古籍,而不是借助后世的哲学体系加以解读。国学学者同样致力于还原古义,但将奉为首要依据的文献,从中国经典转向了日本早期著述。
这场运动在日本本土也有深厚的学术渊源。宫廷学者数百年来一直保存着诗歌传统,中世纪的注释家则借助佛教与儒家观念解读神话和宫廷叙事。国学并不是发现了一批未经触碰的文献,而是重新整理了传承下来的材料,并对既有解释提出挑战。它坚持恢复被后世注释遮蔽的原义,但这一努力本身,恰恰依赖于前人学术所保存的抄本文献、注释传统和教育实践。
一位尤为重要的先驱是佛教僧人契冲(1640—1701年)。他对八世纪重要诗歌总集《万叶集》的研究,推动了对日语文字与发音的历史分析。他在十七世纪后期编成的《万叶代匠记》,通过与其他早期文献比对,阐明了难解的词句。他的僧人身份表明,不能将这场运动的历史简单视为日本本土学术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后来用于批判佛教影响的方法,本身就是在佛教机构内部发展起来的。
随着这些学术活动的发展,“国学”这一名称才逐渐获得更明确的共同指称意义。早期学者曾用多种称谓描述自己的研究,其中有些指日本之学,有些指古学或对古代的研究。人们熟知的四大人传承谱系,是后世建构出来的,它使这场实际关系更为复杂的运动呈现出一脉相承的面貌。思想上的承继、个人之间的师徒关系,以及后人追溯并宣称的权威谱系,并不总是吻合。
春满、真渊与古代诗歌的重新发掘
荷田春满(1669—1736)与京都伏见稻荷神社的神职群体关系密切,主张系统研究日本古代文献。他的研究兴趣涵盖宫廷文学、早期诗歌、历史记载和宗教传统。通常认为出自他手的《创学校启》,倡议设立专门研究日本学问的机构。这份文献的文本流传史尚有疑问,因此不能径直将其视为春满治学纲领的明确表述;不过,在后世关于国学起源的叙述中,它成为了一份重要文献。
春满的重要性,部分在于他将日本古典文献视为一个需要持续制度支持的研究领域,而非仅仅是汉学的附庸。依照这一观点,古代文献保存着某些表达方式与实践形式,无法借助外来的概念范畴得到充分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东亚学术传统中精深的治学方法,而是要将这些方法转用于不同的文献,并质疑中国文明为一切阐释提供普遍标准的预设。
曾师从春满的贺茂真渊(1697—1769)将早期诗歌置于这一学术事业的核心。真渊在江户从事研究,并曾一度担任德川家族成员田安宗武的学术顾问,将文献考证与对古人性情的阐述结合起来。他将《万叶集》视为一种充满活力、较少矫饰的生活方式的见证。在他看来,其中的语言似乎保留着一些特质,而这些特质后来被宫廷文化的繁复修饰和道德理论所遮蔽。
真渊将刚健有力、具有“男子气概”的诗风称为“益荒男振”(masuraoburi),并将其与后世较为柔婉的风格相对照;这一对照既关乎文学,也关乎历史。他不只是对诗歌格律形式加以分类,还将表达方式与创作者的性情联系起来。在写于18世纪60年代的《国意考》等著作中,他认为,日本古代社会曾拥有一种不依赖繁复的外来道德学说的秩序。这一论点预示了国学中反复出现的一项主张:明文阐述的道德体系未必代表文明的最高成就,反而可能表明,一种更早的、较少自觉雕琢的淳全状态已经丧失。
1763年,真渊与本居宣长(1730—1801)在松阪相会,成为国学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虽然会面短暂,两人此后的书信往来却产生了远超这次短暂相会的影响。真渊鼓励宣长先扎实掌握古代语言,尤其要通过研读《万叶集》打好基础,再着手研究语言艰深的《古事记》。两人的交往将文学阐释与语言基础的训练联系起来,不过,宣长后来对宫廷叙事文学和细腻情感的推重,与真渊的诗歌理想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语文学与古代语言的重建
国学最经久不衰的学术贡献,是推动了语文学的发展,即通过细读文献来研究语言的历史。日本古代文献的解读格外困难,因为汉字在其中有多种用法:一个字可能用于表意,也可能表示一个日语音节,还可能用于音义混合的书写体系。因此,同一种书写形式,可能因上下文、年代和文体的不同而需要采用不同的读法。
《万叶集》尤为重要,因为它以汉字记录日语语音的方式,保存了后世读者已无法直接辨识的语言证据。国学者通过比较文字的表记方式、诗歌中的惯用表达、语法词尾和平行段落,重建较早的语言用法。他们还参阅史书、祭祀文献、地方记录及后世注疏。其目的不只是用现代日语词语替换难懂的古语,更在于恢复那些已被后世语言和学术研究混同的区别。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正是这一方法的典范。这部四十四卷的注疏历经数十年,于1798年完成。712年呈献朝廷的《古事记》兼收谱系、神话、歌谣及早期统治者的事迹。本居宣长力求先确定其语言应当如何解读,再判断其中叙事的含义。他的注疏探讨了读音、语法、名称、文本异文,以及散文段落与其中穿插的歌谣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学术领域,《古事记》长期不如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受到重视;本居宣长的研究使它成为理解上古时代的核心权威文献。
本居宣长的《汉字三音考》和《字音假字用格》也为汉字读音及假名用法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这些研究。本居宣长的弟子石塚龙麿(1764—1823)发现,古代以文字表音的写法存在系统性区别,这些发现对后世重建上古日语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些区别的完整音系学解释,是在后续研究中逐步形成的;不应将最初的观察发现等同于一套完整的古代语音系统现代理论。
不过,国学的语文学研究在注重历史辨析的同时,也包含一些现代学术未必认同的信念。文本语言的古老程度,可能被视为它更能通达日本原初精神的证据;一种读法是否真实可靠,也可能与某个神话的权威性纠缠在一起。因此,国学的方法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细致比较揭示不合时代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可能为一种将本土起源置于优先地位的叙事提供支持。国学运动的重要性,部分就在于它将批判性的研究方法与实质性的文化信念结合在了一起。
宣长的文学批评与对情感的理解
宣长对《源氏物语》的解读,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研究路径。这部十一世纪初的宫廷叙事作品出自紫式部之手。此前的读者往往从中寻求道德教诲、佛教对执著的警示,或可供效法的行为准则。宣长认为,这些解读框架可能遮蔽作品在文学上的成就。它的核心关切并不是奖善惩恶,而是表现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复杂情感。
这一解读的关键概念是物哀,通常被解释为“事物所引发的哀感”或“对事物的敏感”。它指的是对触动人心之事的感知与理解:爱恋、失落、美、失望,以及境遇的流转。其中,悲伤占据显著位置,但物哀并不只是忧郁的同义词。它还包括理解某一特定情境为何会引发情感的能力,即便这些情感并不能完全符合某种道德准则。
宣长在《紫文要领》及后来于1796年完成的《源氏物语玉小栉》等著作中阐发了这一见解。要理解这部物语,就必须关注人物的处境,以及其行为背后的情感逻辑。理解人物的感情,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定其行为在道德上值得赞许。文学理解与道德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叙事作品恰恰可以通过呈现道德训诫所谴责的行为,揭示人生的重要面向。
他的理论也解释了诗歌的起源与目的。强烈的情感寻求表达,而具有一定形式的语言则将这种情感传达给他人。因此,诗歌并不主要是传授抽象义理的工具。它的价值取决于体验、言辞与能够作出情感回应的受众之间的关系。这一立场挑战了以教化为旨归的文学批评,却并未排斥历代积累的文学惯例:宣长本人始终深入钻研传统诗歌语言、历史用法以及讲求法度的创作实践。
在日本美学史上,宣长对情感感受力的论述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不应将其不加限定地等同于现代的艺术自主论或普遍共情理论。他的文学批评,是其关于语言与文化性情的更广泛历史论述的一部分。他将一种据称善于感受的日本式情性,与被认为同中国学问相联系的计较习气和道德评判倾向相对照。因此,他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必须与他用来解释这些作品的宏观文化对立框架区别开来。
神话、古道与神的权威
本居宣长对《古事记》的解读,将语文学研究拓展到了宗教、社会秩序以及人类理解能力的界限等问题。书中关于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这对神祇、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及其后裔降临的记载,不仅仅是文学阐释的素材。在宣长看来,这些记载保存了古道的根基:一种由诸神确立、经由皇室血脉传承的秩序。
宣长更推重《古事记》而非《日本书纪》,既出于语言层面的判断,也出于诠释层面的考量。在他看来,后者采用典雅的汉文,并沿用中国史学的叙述惯例,因此不如《古事记》能够直接反映日本本土的上古面貌。《古事记》似乎保留了更古老的表达方式,对诸神事迹的叙述也较少经过改写。现代历史学界将这两部著作都视为八世纪朝廷特定编纂活动的产物,但宣长认为,辨明两者在语言上的差异,是接近更原初传统的一条途径。
宣长批评他所谓的“汉意”(karagokoro),即“中国之心”或“中国式心智”。这一术语所指的,并不只是具有中国血统或熟悉中国典籍,而是一种诠释倾向:习惯于将各种现象强行纳入抽象的道德与理性解释框架。他认为,日本读者自身也可能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因此,他的批评既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比较,也是对人们内化于心的评判标准的抨击。
诸神,即“神”(kami),并不能整齐地归入一个由道德上完美无缺的神灵构成的体系。宣长对此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解释,将一切令人敬畏的非凡存在与力量都纳入其中,无论其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祸害。这种理解反对将神话简化为普遍伦理原则的寓言。灾难、死亡以及令人不安的神的行为,并不一定昭示着某种隐藏其后、可为人类理解的理性和谐。在这一点上,他的论述既不同于儒家的道德宇宙观,也不同于那些要求天意所安排的事件必须能够被证明是公正的哲学思路。
宣长在1771年写成、后来收入《古事记传》的《直毗灵》中,阐述了这一立场的若干方面。在他看来,古道并非圣人创制的理论体系。它先于明确的道德学说而存在,以诸神的作为、皇位的传承以及世代相承的生活方式为根基。这些论点对后来的神道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却并未构成一套详尽的宪制方案。从他本人同既有权力机构的关系及其提出的实际建议来看,也不能直接得出他要求推翻德川幕府的结论。
平田笃胤与宗教探究的拓展
平田笃胤(1776—1843)更加重视死者的归宿、不可见的世界,以及日常生活的宗教意义,由此改变了国学的面貌。他自视为本居宣长的学术继承人,尽管宣长在世时,他并未亲自从其受业。这种自认的传承关系影响深远:它使笃胤得以将一套经过大幅改造的宗教构想,表述为既有古学的延续与完成。
宣长强调,人类对神意安排的认识有其限度;笃胤则力求更广泛地了解不可见的世界。他认为,死者仍处于一种与生者世界密切相关的灵性秩序之中。日本神话中的重要神祇大国主神,作为幽冥之事的主宰,因而获得了特殊地位。这些教说阐释了个人、共同体与死者之间持续存在的关系,并将古典神话与祖先崇敬及地方宗教生活中人们熟悉的关切联系起来。
笃胤所依据的材料并不限于日本早期文献。他阅读中国文献、介绍外国知识的记述,以及经由兰学传入的著作;兰学是日本主要借助荷兰文献研究欧洲知识的学问。他对基督教相关信息的研读尤其能说明问题。他反对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同时又考察其中可与自身宇宙起源论及死后世界观相比较的观念。因此,关于笃胤的研究强调,“本土”之学的建构可以通过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材料来实现,而不必依赖思想上的自我隔绝。
1812年完成的《灵能真柱》等著作,阐述了他对灵魂与死后世界的看法。在19世纪20年代编纂的《仙境异闻》中,他考察了少年寅吉的陈述;寅吉声称自己曾有过与山中超自然存在交往的经历。该书记载了对另一世界、其中居民及其活动的询问。无论从历史角度如何评价这些说法,这项调查都表明,笃胤试图以他人报告的经历和细致的问询,来补充对经典的诠释。
笃胤综合形成的学说扩大了国学在宗教层面的影响范围。它关注家庭责任、死亡、地方神祇与日本的尊严,因而能够吸引文学专门研究圈以外的读者。然而,由此形成的学派在思想上并不一致。追随者各自取用了他著述中的不同部分,有些人致力于语言及古物文献研究,而非超自然现象的探究。他的学说应当放在德川时代晚期宗教革新的历史中理解,而不能仅仅被视为从宣长的经典注释直线发展至近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环节。
学术网络、社会参与及内部争论
国学依靠师徒关系传播,而非由某一所学府统一传授。讲学、通信、抄写手稿、书籍流通和相互拜访,将各地的研习团体联系起来。学者的家宅可以同时充当课堂、藏书室、出版中心和举行仪式的场所。本居宣长在松阪的铃屋学派和平田笃胤的气吹舍学派,都是其中的重要例子;不过,这场运动也有赖于许多名气较小的地方机构和居间联络者。
这些网络跨越了身份界限,却并未消除这些界限。武士官员可能与神职人员、商人、医师或村落领袖一道从事考据研究。宣长本人也行医,其生涯体现了谋生职业与学术工作之间的交织。乡村参与者常将古典学问与地方文献、神社历史、农耕生活和自身在社区中的地位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活动,国学成为一种理解身边世界的途径,使人们能够将其视为日本更广阔历史的一部分。
女性也参与其中,尽管她们接触教师、获取书籍以及获得公认学术权威的机会仍不平等。女性的诗歌创作、阅读与通信,也是这场运动文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仅以历代男性学术宗师和阐述学说的论著来组织国学史,她们的存在就很容易被遮蔽。更广泛地说,现存的入门名册和通信记录揭示了参与程度的差异:登记成为门人,并不一定意味着精通老师的学说体系,也不意味着接受其所有宗教和政治主张。
国学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以《雨月物语》闻名的作家、古典学者上田秋成(1734—1809),曾就神话、语言以及日本的特殊地位等问题与宣长展开争论。他们的论辩表明,精通古代文学并不意味着接受宣长对神明权威的解释。另一些学者则专注于朝廷制度、历史地理、语法或诗歌创作,并未将一套排他性的民族起源神学置于研究的中心。
这场运动的实际研究范围还涵盖了仪式、服饰、音乐、古代官职和物质遗存。这些研究有时与好古之学相交汇,后者后来成为历史学各分支及考古学的源流之一,不过,近世的研究采用的是不同的标准和制度安排。“宗教”学术与“世俗”学术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后世分类所显示的那么清晰。复原一项古代仪式,既可以是文献考证,也可以是彰显地方声望的举动,同时还是一种虔敬的宗教实践。因此,要理解国学的社会史,既应考察著名的学说论述,也应关注具体实践。
政治运用与明治时期的转变
国学的政治意涵随着十九世纪的形势而变化。将日本视为因神圣血统而独具地位的国度,这种观念可以为效忠天皇提供依据,但早期学者并未由此得出相同的制度主张。德川统治本身也容许多种形式的尊皇思想。因此,不能将这场运动的起源解释为有组织地反对幕府,尽管后来有些追随者确实参与了倒幕运动。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围绕对外关系而起的政治危机,使有关国家认同、天皇权威及保卫国土的论述变得更加重要。一些平田派追随者参与了复古维新活动。他们的主张与水户学有所交集,但并不相同;水户学是一种融合历史研究、儒家政治思想,并特别强调天皇体制的学术传统。“尊王攘夷”,即“尊奉天皇、驱逐夷狄”的口号,流传于一个更广泛且内部分歧重重的政治领域,并非国学所独有。
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主张恢复古代天皇制度形式的学者和活动人士创造了机会。新政府早期的机构采用了与古代朝廷相关的名称和礼仪安排,一些受过国学训练的人物也进入宗教及行政部门任职。不过,新政权也借助了各藩的官僚体系、儒学知识、军事改革以及引进的制度。它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某一个思想流派。
自1868年起推行的神佛分离政策,改变了神社与佛寺长期紧密交织的宗教格局。许多地方在实行这些措施的同时,也出现了排佛毁佛行为,但必须区分官方的分离命令与地方上的毁佛运动。国学对佛教诠释的批判提供了部分思想背景,然而,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地方政治、行政决策以及原有的冲突。与国学有关的学者也并非都赞同相同的宗教政策。
通常所称的国家神道,是在此后的制度变革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在1868年便以完整形态出现。政府对神社的管理、天皇祭祀、公共教育,以及有关国家认同的论述,都有选择地吸纳了与国学相契合的思想主题。其他要素则被改动或排除。例如,平田笃胤对幽冥世界的详细推论,并未直接被采纳为官方教义。从近世学术向现代国家制度的转变,涉及思想的取舍、官僚体系的重组,以及宗教定义的变化,而非将一套承袭下来的纲领直接付诸实施。
现代学术研究与诠释争议
对国学的诠释,始终受到书写其历史的目的所影响。强调从荷田春满,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再到平田笃胤这一传承脉络的论述,将国学描绘成一场前后连贯、旨在重寻日本古代精神的运动。这类叙事有助于确立一套公认的代表性学者与经典文本,却也将与之竞争的学者、地域差异,以及未曾走向宗教或政治行动的学问形态推向了边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学与天皇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持续受到批判性审视。国学将本土的本真与外来的扭曲相区分,这种区分可能为排他性的民族认同叙事提供支持。然而,若把一切对古代语法或宫廷诗歌的研究都视为现代民族主义的萌芽,也会造成另一种歪曲。近世的身份等级社会、皇统正当性、地方归属感与现代大众的国族认同,虽彼此相关,却并非可以相互替换的范畴。要确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辨明其中起中介作用的制度与重新诠释的行为。
因此,现代学术研究区分了几个不同的问题。其一是具体文本研究成果是否成立:对某种古代语法形式的解读,可以独立于学者的神学观念加以评估。其二是“日本”作为统一文化主体在历史上如何被建构。其三则考察后世的个人与机构如何挪用早期著述。作出这些区分,并不意味着文献学在政治上是无辜的;相反,它使人们能够准确说明,文本权威究竟如何转化为文化或政治权威。
国学也在语言哲学、文学批评和知识史领域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国学者认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表达保留了某些经验形态,而这些经验无法通过所谓普遍适用的范畴来把握。这一主张可以促使研究者密切关注语言差异,并批判以今度古的做法;它也可能使语言成为某种恒久不变的集体本质的证据。因此,对历史特殊性的同一种诉求,既支持了细致、注重语境的诠释,也支持了超出语言证据本身所能证实范围的断言。
当代研究通过比较手稿、考察出版史、研读师生书信与地方档案,以及研究宗教实践,来探讨这些张力。研究者也将国学与东亚其他古典学术运动并置考察,而不再将其视为思想上自成一体的存在。国学对中国权威的拒斥,是在一个深受中国文字、学术及政治概念影响的环境中形成的。由此呈现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对某种始终未变的本土传统的纯粹复原,也不只是后来民族主义的伪装,而是一种置身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力图重构古代并赋予这一重构以权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