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明治維新）是日本于1868年开始的一场政治变革。此前统治日本二百五十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来自西部诸藩的武士联盟推翻，这些武士以明治天皇的名义行事。此后数十年间，新政府废除了封建藩制，瓦解了世袭的身份等级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并推行快速的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这一时期通常被视为现代日本的起点，人们也常将它与十九世纪其他的现代化尝试相比较，例如奥斯曼帝国和清朝中国的改革。

维新的发生源于长期积累的压力：僵化的藩国治理体制、武士阶层的财政困境、西方军舰的到来以及随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有日益高涨的效忠天皇的意识形态。事件的直接进程则由幕末的政治斗争和1868至1869年的戊辰战争所塑造。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场变革究竟是天皇统治的复归、一场革命，还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而这一判断的不同，也决定了人们如何理解这一时期。

本词条涵盖德川时代的背景与维新的起因，1866至1869年间的政治与军事事件，明治早期国家的制度改革，以及其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各项措施。随后讨论对外关系与条约修改，主要的史学争论，以及这一时期在日本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遗产。

术语与“革命”之争

日文称这一系列事件为“维新”（Ishin），意为更新、革新，该词源自中国古典《诗经》中的一句话。江户后期和明治初期的文人还使用“御一新”（goisshin，“大更新”）一词。英文中的“Restoration”（复辟）则译自当时使用的另一个词“王政复古”（ōsei fukko，恢复天皇统治）。1867年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后不久，朝廷便宣布了这一名号。Ben-Ami Shillony 认为，“复古”与“复兴”指的是恢复天皇权力，而“维新”则指改革，因此英文译名会让读者误解变革的规模。不过，这一名称仍指向一次真实的权力转移：在天皇朝廷长期主要保有礼仪与文化地位之后，实际政治权力重新回到天皇手中，德川幕府的统治权也被正式交出。

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性质看法不一。Thomas Smith 称之为“贵族革命”，因为其领导者是武士而非平民或农民，而且它是以另一个由武士主导的政府取代旧政府，而非回应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明治时期的部分作者（包括福泽谕吉）把这一变化称为“革命”（kakumei），近年的学术著作中也出现了“明治革命”一词。至于这一进程的起止时间，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从1830至1840年代的天保危机算起，有学者则从1853年佩里舰队到达日本算起；至于终点，有人定在1871年废藩置县，有人定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也有人定在19世纪80年代末。

事件与过去的断裂程度，是讨论的核心。新领导者在托古的同时，废除了朝廷的最高官职与幕府的各项职位，包括摄政与征夷大将军，并在天皇之下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各大臣等新职位。皇室在这一转变中得以延续，而且事件并未像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那样伴随大规模的财产剥夺。因此，学界的解释从“旧秩序的恢复”一直延伸到“以传统之名进行的快速制度重建”。

“不流血的革命”一说在大众叙述中很常见，但许多专家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这一说法所依据的是，相对于日本的人口，死亡人数并不多；而且该词也被用来美化戊辰战争（1868年1月至1869年6月）。各来源的伤亡数字并不一致：一种说法是动员约12万人，约3500人阵亡；另一种说法是动员约6.9万人，约8200人阵亡。暴力也不限于战场。1868年3月，土佐藩武士在堺事件中杀害了11名法国水兵；不久之后，京都又有英国外交官遭到武士袭击。1877年的西南战争比戊辰战争血腥得多，因此批评者认为“不流血”的标签掩盖了这一时期的暴力。

日本的皇政派并非一个统一的运动。他们的胜利依赖于少数藩之间的联合，新政府在权力稳固之前，还必须镇压北方的抵抗势力、北海道的虾夷共和国以及不满的武士。这些斗争也是历史学家强调1868年充满争议、而不把它视为单一决定性断裂的原因之一。

德川幕府与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自1603年起在江户统治日本，江户后来改名为东京。幕府的权力源于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的胜利，它与各藩藩主分享统治权。名义上，权力由江户的幕府与大约250个由大名控制的自治藩国共同掌握。藩的数量从来没有固定。据记载，家康早年重新分配领地时，把藩的总数从295个减到了267个。幕府也直接占有土地，控制着全国约四分之一的领土，包括主要城市、矿山和贸易路线。

历史学家将这一体制称为幕藩体制，这一名称由两个词组合而成：“幕府”指幕府政府，“藩”指大名的封地。在这一体制下，各藩自主运作，甚至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但每个藩仍然从属于将军。直到1860年代，幕府调动所有大名军队的权力都未受到质疑，也没有哪个藩公开违抗幕府。

主要的控制手段是参勤交代，即交替在江户居住制度。大名须每隔一年到江户进行仪式性的参觐，而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则长期居住在江户，实为人质。这一义务分阶段扩大：1635年起对外样大名（外様）强制执行，1642年起对谱代家臣（譜代）强制执行。除德川吉宗时期中断了八年之外，该制度一直实行到1862年。往返旅途的开支以及在两地维持住所的双重费用也耗尽了各藩的财政，这一点后来成为该时期经济压力的核心。

其他措施也强化了这种监管。大名的婚姻受到限制，建筑规模受到约束，并受到官方监察人员的监视，这些都旨在遏制异见、巩固德川家的地位。大名还依据与德川家的关系被划分为不同类别：亲藩（親藩，德川宗亲）、谱代（譜代，世代臣服的家臣）和较不被信任的外样（外様，字面意为“外人”）。外样大名的封地受到格外小心的安排，尽可能设在远离江户的地方，或夹在谱代藩之间，以便一有叛乱迹象便可加以监视。

社会按照严格的身份等级组织，武士构成统治阶层。只有武士才被允许佩刀，这一特权标志着他们的优越地位。武士依据等级从其所在藩的藩主那里领取俸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得与武士家族通婚，也不能出卖土地。工匠和商人处于正式身份秩序的最底层，但商业财富逐渐超出了他们的官方地位。

幕藩体制维持了两个多世纪的和平，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期，幕府的权威很少被公开挑战。然而，其僵化性限制了幕府和各藩的适应能力。固定的俸禄、与经济现实不相符的身份秩序，以及耗损藩财政资源的控制制度，使得当19世纪新的财政和对外压力到来时，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余地。

经济压力与社会变迁

德川幕府的财政建立在稻米之上，但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货币。武士的俸禄与各藩从领内村庄征收的稻谷挂钩，因此俸禄的数量是固定的，而稻米的价值却随收成和市场价格波动。物价的起伏侵蚀了固定俸禄的实际价值，而且随着武士家庭在住宅、仆役、礼品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开支都必须用现金支付，这一差距不断扩大。下级家臣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他们以未来的俸禄作抵押借债，有时还去做兼职，而身份等级的规范却不鼓励这种做法。

债务在整个体制中不断累积。元禄时期的商业繁荣之后，膨胀的经济在18世纪初崩溃，许多武士和大名对米商的负债深重，实际上已无力偿还。藩的财政也遵循同样的轨迹。例如1711年，伊达藩在已有超过12.3万两的债务之外，又不得不向江户和京都的放贷者借入更多款项，而高额利息使债务继续膨胀。到18世纪中叶，幕府将军和大名都陷入财政困境，财富则越来越多地流向商人阶层。

各藩尝试了多种财政补救措施，而其中大多数都加剧了社会紧张。重新丈量土地以查找未登记的稻田、宽政时期的改革以及发行纸币，都是恢复财政收入的尝试。高富藩的第九代藩主尝试过节俭、造林、发行纸币和提高农民赋税，但这些措施均未奏效，1868年该藩在农民起义之际对所有债务宣布违约。一些藩和幕府开始接受货币而非稻米作为支付手段，这一转变迫使农民将作物拿到市场上出售，而不能像从前那样留作家用。历史学家指出，统治阶层应对资金短缺的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压榨农民。

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的动荡日益加剧。一项研究统计，1603年至1868年间，各藩农民联合起义的事件共有1787次，而且通常由村庄的头人领导。市场作用的增强使农村更容易受到价格冲击。历史学家弗拉斯托斯（Vlastos）把1866年的一次大规模骚动描述为"由市场引发的'生存危机'"。一旦某种产品需求下降，工资减少甚至收入归零，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痛苦。在饥荒年份，稻米价格尤其动荡，据某些估计，米价飙升了300%至400%。

城市中的不满情绪也循着类似的脉络发展，矛头指向那些被认为从匮乏中牟利的人。在饥荒期间，抗议者常常袭击富商、放贷者以及被指囤积稻米的村吏的住宅和仓库。这些袭击表明，经济困苦已转变为对地方权威的挑战。官员被视为未能保护普通民众，幕府以道德秩序统治的正当性也随之丧失。

加剧危机的那些商业力量，同时也壮大了正式秩序之外的群体。商人积累了资本，并通过放贷和贸易，对他们所资助的大名施加影响。负责征税和土地交易的富裕农村家庭与村中精英，识字率和经济活跃度不断提高。他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教育水平，使得武士居于商人之上的四民身份等级制度，越来越与实际的社会权力脱节。这种正式身份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张力，将塑造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政治论争。

锁国、外压与日本开国

从1630年代起，德川幕府通过少数受控渠道管理对外交往，这一制度后来被称为锁国。该词常被译作"封闭的国家"，但实际安排更接近于受管理的有限开放，而非完全排斥。对华贸易经由长崎港进行，中国人在长崎设有居留区；被允许的欧洲人则只有荷兰人，其商馆设在出岛。与朝鲜的贸易和外交通过对马进行，与琉球王国的往来经由萨摩藩，与虾夷地（今北海道）阿伊努人的交往则由松前藩负责。中国商船的到港数量远多于荷兰船，为长崎的对外贸易收入贡献了绝大部分；而荷兰人的重要性则更多体现在情报方面，而非贸易量。

荷兰人的渠道使日本得以接触西方知识。"兰学"一词字面意思即"荷兰之学"，因为当时荷兰语是日本人唯一能够接触到的西方语言。学者们借助荷兰语文献发展出医学、天文学、地图学和军事技术，其中1774年出版的一部荷兰解剖学著作的译本便是广为人知的早期例子。荷兰人还定期提交有关世界局势的报告，使幕府得以掌握海外事件的战略情报。通过这些报告，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1842年）的消息传到江户，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认识：清朝已被一个海军强国击败。长期将中国视为文化典范的官员，如今不得不考虑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

1853年，来自美国的压力到来。马修·佩里准将率领的舰队携带着时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政府的国书，于7月驶入江户湾。佩里威胁说，如有必要，他将继续驶往江户并将其焚毁，最终获准在浦贺登陆并递交国书。当时的将军德川家庆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幕府内部对如何答复意见不一。佩里于1854年初率更庞大的舰队返回，幕府方面由林复斋代表阿部正弘政权进行谈判，并于1854年3月31日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即《神奈川条约》）。该条约是在武力威胁下签订的，实际上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开放下田和函馆两港供美国船只停靠。条约还保障了美国遇难船员的安全，并规定可在下田设置领事。条约文本得到了孝明天皇的勉强认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先例，因为朝廷此前并未以任何正式形式被征询意见。英国、俄国和荷兰随后也取得了类似的协定。

影响更为深远的安排出现在1858年，幕府当年缔结了所谓的"安政条约"。与美国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即哈里斯条约）于1858年7月29日在江户湾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甲板上签署，此后又与英国、法国、俄国和荷兰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供外国商业活动，并赋予西方列强若干特权，如固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而日本并未获得对等权利。治外法权意味着外国居民由其本国领事法庭审判，而非适用日本法律。进口税率被定为较低的固定税率，到1866年，大多数商品的税率约为5%，这使日本无法通过关税保护本国生产者。条约确实禁止了鸦片贸易，并且谈判者阻止了外国人杂居以及在日本城市建立大规模外国租界的做法，将外国人限制在横滨等小型通商口岸之内。

这些条约是在许多藩主和朝廷公卿所期待的天皇敕许缺失的情况下签订的，幕府的权威因此暴露无遗。许多日本人认为这些条约是对国家的屈辱打击，如何修改条约也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核心的政治目标之一。这场危机将外交政策与国内的正统性联系在一起：反对幕府的声浪日益集中于其未能保卫国家这一指控上，而"攘夷"的口号在帝都京都的维新志士中获得了广泛支持。

尊王思想与学术思潮

水户学起源于水户藩的一项大型史学工程。17世纪50年代，水户藩受命编纂全国性的史书。1657年，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下令编纂《大日本史》，水户学由此发端。学者们将宋明理学的正统观念与对日本皇统传统的崇敬结合起来，其核心思想包括对天皇的忠诚以及“国体”（国家的根本体制或本质）的概念。19世纪初，德川齐昭将水户学加以扩充，设立弘道馆作为藩校。教学内容除儒学与国学典籍外，还包括医学和天文学。

国学（kokugaku）是与幕府所确立的思想秩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学问。德川幕府以宋明理学作为官方哲学，而国学学者则对这种以中华为中心的理论提出批评。他们通过研究日本古代典籍，主张日本有一段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本土历史，并强调天皇家族的悠久历史。19世纪中叶，国学的论点影响到了政治活动家。一些追随者将这些思想付诸行动：佐仓淳雄是平田笃胤的门人，平田笃胤是著名的国学学者。1843年，佐仓淳雄放弃了僧侣身份，并承诺在鹿岛神宫栽种一千棵樱树，以表达对皇室事业的忠诚。德川齐昭本人也主张提高天皇的政治地位。1853年，他撰写了题为《日本，拒斥洋人》的建言书，主张坚决抵抗外国的要求。

“尊王攘夷”这一口号为这些思想提供了政治纲领。国学的研究为尊王攘夷运动提供了思想依据。这一运动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向外国贸易开放。参与运动的活动家来自各个藩国，大多是年轻的武士。他们对幕府处理外国压力的方式感到不满，并认为朝廷是独立于江户幕府之外的正统权威来源。运动的忠君排外性质使其局势极不稳定。针对外国人以及与幕府有关的官员的袭击在京都和江户蔓延，这些事件也使朝廷卷入了派系斗争的中心。

并非所有尊王思想家都排斥西方知识。吉田松阴在萩的私塾培养了许多日后的领导人物。1851年，他在江户师从佐久间象山和安积艮斋，学习西方军事科学。后来，吉田松阴与老师佐久间象山一同远远观望黑船，并对西方先进的文明深感震撼。佐久间象山主张，日本应当在军事、科学和工业方面采用西方技术，同时保留自身的道德和社会基础。这一立场常被概括为“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体现了一种期望：技术上的借鉴可以增强日本的实力，而不致损害其自身的认同。这种尊王与改革相结合的思想取向，构成了明治领导层后来所借鉴的思想资源之一，尽管其成员对于皇权和西方模式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存在着激烈的分歧。

幕末的政治角逐

幕府末期被称为"幕末"时期，其间围绕朝廷、幕府政权以及各藩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决定性的转变出现在1866年。素来积怨甚深的萨摩藩与长州藩秘密结盟。萨长同盟由土佐藩武士坂本龙马居中斡旋，于1866年3月签订。此盟约使两藩形成了兼具军事与政治实力的核心力量，能够以自身的立场向德川政权发起挑战。其正当性基础在于支持将政权归还天皇，而非单纯地攻击将军。

这一同盟在1866年夏天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时，萨摩藩拒绝出兵，并秘密向盟友提供武器。长州藩击退了幕府军，这场失败的征讨严重损害了德川政权的威信。1866年至1867年之交，孝明天皇驾崩，年仅十几岁、尚未历练的明治天皇即位。长期以来朝廷内部派系林立，此时则必须决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幕府，又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那些要求变革的各藩。

温和派的土佐藩使局势更加复杂。土佐武士于1866年中期与萨摩藩结成秘密盟约，但土佐藩家老后藤象二郎主张将政权和平移交朝廷，而非武力推翻幕府。传统上与坂本龙马相关联的所谓"船中八策"，如今普遍被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它反映了温和派更广泛的期望，即设立国会，并在天皇认可之下实行共同执政。1866年继任将军的德川庆喜意识到，诸藩联盟难以轻易击败，而朝廷也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他们的主张。

1867年秋，将军德川庆喜提出"大政奉还"，正式将政权交还天皇，以此作出回应。他于11月初递交奏表，朝廷次日便予以认可。此举意在先发制人，阻止反幕府各藩的武力进攻，同时也希望在任何新的政治安排中保留德川家的主导地位，例如使其在诸藩议会中居于首要位置。然而，庆喜的政府、各级机构以及武装家臣仍然完好无损，这意味着这次"辞职"只是在最高层留下了形式上的真空，并未真正完成权力的移交。

以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长州的木户孝允为首的反幕府领袖，认为这一安排不可接受，因为它将使德川家在新秩序中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他们抢在由德川主导的政府成形之前采取行动。1868年1月3日，萨摩、长州及其盟藩的军队占领了京都御所。次日，以年幼天皇名义颁布的诏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政府。庆喜起初接受了朝廷的条件，但随后又收回了这一承认，并于1月17日宣称自己不受该诏令约束。复辟后的朝廷与前将军势力之间的这一争执，为戊辰战争埋下了伏笔。

维新的主要人物

推翻幕府的行动由几个西部藩的一小群武士完成。1868年时，他们大多二三十岁。其中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通常被合称为"维新三杰"。西乡与大久保出身萨摩藩，木户代表长州藩。三人的合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政治与军事上的核心。

西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场和谈判上。1866年，萨摩藩领袖西乡与长州藩领袖木户结成萨长同盟。此后，西乡与幕府高级家臣胜海舟进行谈判，实现了"江户城无血开城"。大久保更像是行政官员和战略家。1868年后，他主管财政，西乡则出任陆军大将，两人都担任参议。木户曾师从吉田松阴，主张在新国家内实行立宪政治，并一度担任文部卿。

坂本龙马是土佐藩的武士，与上述人物的身份不同。他没有在新政府中任职，并于1867年被杀，当时维新尚未完成。他促成了西乡与木户的合作，共同挑战德川幕府，推动天皇重新掌权。土佐藩的参与十分重要，因为它把一个态度较为温和的藩拉入了联盟。坂本还因提出各藩协作的政治构想而为人所铭记。

在朝廷方面，岩仓具视充当了天皇与倒幕派之间的纽带。他出生于京都，早年反对德川幕府，后来成为新政府的核心人物。明治初年，他率领岩仓使节团从1871年12月至1873年9月访问美国及若干欧洲国家，目的是为修改不平等条约做准备。

年轻的天皇是新秩序的象征性中心。1868年1月，萨摩藩军队进入京都御所后，年仅十五岁的睦仁被宣布重新掌权。他采用年号"明治"，其权威被代替他执政的人所利用。历史学家常把这一结构称为寡头政治：权力从德川将军转移到了以大久保、西乡、伊藤博文等人为首的萨摩与长州出身的少数领导者手中。

伊藤博文生于1841年，同样出身长州藩。他属于较年轻的一代，通过新式官僚体系逐步升迁。此后，他主导设计了国家的宪政与行政制度，包括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西乡的结局则不同：他领导了西南战争，这是明治政府面临的规模最大的反叛，并在城山之战中战死。大久保于1878年遇刺身亡，木户则于1877年去世。因此，领导维新的三人并未全部活到制度建设的时期。

戊辰战争

戊辰战争（1868—1869年）是明治维新的武装阶段。交战双方一方是效忠朝廷的势力，另一方是仍听命于德川幕府的部队。战争最终在北海道的幕府残余势力覆灭后结束。效忠德川将军的人马先撤至本州北部，之后又转入北海道，并在那里建立了虾夷共和国。

鸟羽·伏见之战与进军江户

战火最初在京都附近燃起。1868年1月27日，鸟羽·伏见之战爆发，戊辰战争正式开始。幕府军人数占优，却被以萨摩和长州兵力为主的新政府军击败。这场战役表明，幕府军无法与朝廷一方匹敌，后者组织更为严密，武器也更为先进。幕府军主力溃败后，明治政府派出的大军多达五万人，包围了江户。此后，江户的命运并非通过攻城决定，而是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1868年4月，新政府军的将领西乡隆盛与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会谈，商定和平开城。这一协议使江户免于长期战乱。德川庆喜本人也表示归顺，此后被软禁，并被剥夺全部爵位和领地。

奥羽列藩同盟与会津之围

江户开城并未结束战争。1868年春，一个由日本军事与政治势力组成的联盟成立，并在同年上半年的数月间经历了组建与瓦解。这就是奥羽列藩同盟，它把东北和中北部的诸藩联合起来。同盟成员于4月动员，5月加入北方联盟，共同对抗新政府军。该联盟并非统一指挥的军事组织，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有效行动，随着仙台和会津相继失守，它实际上已经瓦解。同盟的败北是逐个发生的。会津藩的抵抗尤为顽强，会津若松的鹤城之围持续了一个月。包围战于10月开始，会津在当月即陷入重围，白虎队的年轻武士也因此集体自尽。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会津于11月6日最终宣告战败。

榎本舰队与函馆战役

最后的有组织抵抗来自海军。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在江户开城后拒绝交出军舰，他率领德川海军残部和少数法国军事顾问，以及其领导人朱尔·布吕内，逃往北海道的函馆。约三千名叛军乘船跟随榎本武扬，于1868年10月抵达北海道。他们于10月下旬登陆，随后进军函馆。关于叛军政权宣告成立的时间，各种资料说法不一：一说为1868年12月，另一说为1869年1月27日。随后，明治海军摧毁了榎本舰队的大部分力量。1869年5月，新政府军在函馆海战中击败榎本部队。陆上战斗的结束标志着战争的终结。1869年6月，榎本武扬率领的旧幕府残余势力在函馆的五棱郭要塞投降，此地即今北海道的虾夷地。这标志着戊辰内战的结束，明治政府此后控制了日本全境。

伤亡与影响

关于这场战争的规模，各方估计不一。一种说法是，战争期间共动员约六万九千人，其中约八千二百人阵亡。另一种说法是，共动员约十二万人，其中约三千五百人阵亡。两种数字的差异，反映出当时记录并不可靠，以及对"战斗人员"范围的界定不尽相同。

战争的结局也影响了新政府的走向。获胜的朝廷一方放弃了驱逐外国人的主张，转而推行持续的现代化政策，并着眼于日后与西方列强重新谈判不平等条约。因此，战争消除了幕府这一对立的权力中心，使朝廷政府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其军事改革与外交政策也在随后几年逐步展开。

《五条誓文》与新政府的建立

新的领导层通过《五条誓文》（五箇条の御誓文）宣布了施政方向。这是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6日在京都皇宫颁布的五项原则。第一条承诺广泛设立议事机构，重大问题经公议决定；第二条号召上下各阶层齐心协力治理国家；第三条允许平民与官员一样追求各自的职业；第四条主张革除旧有的陋习，依据天地公道行事；第五条则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知识，以振兴皇基。由于文本简短且表述概括，它与其说是可以直接执行的法典，不如说是一份施政宣言，后来的改革者对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它最初的传播范围也很有限：文书被出示给公卿和大名，并刊登在政府的官方公报上；次日张贴的另一组《五榜禁札》则面向全国的普通民众。

初期政府机构的建立

明治领导层并没有一套成型的行政设计方案。1868年1月政变之后的几个月里，新政府的最高机构多次改组，领导者们就天皇朝廷与集体议事各自应掌握多少权力争论不休。早期的参与机构仿照轮值官员与公开讨论的模式设立；1869年又从各藩中选出成员组成议事机构，为新国家提供辩论的场所。然而几年之内，权力便集中到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出身的少数官员手中，1871年建立的废藩置县与太政官制度，比1868年的理想要集权得多。《誓文》关于公议的承诺与寡头专制的实际做法之间的落差，成为此后数年间反复出现的主题。

迁都

权力的转移也体现在地理上。1868年，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改名为东京，表明旧日的幕府城市不再是政治中心。明治天皇离开京都，迁入原幕府城堡，该处随之成为皇居。此举使君主居于全国最大的城市，并便于就近联系政府各部门、商人网络和各国公使馆。由于《誓文》所倡导的职业与迁徙自由，人口也大量涌入新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向城市迁移变得更加容易。东京由此成为行政与经济中心，并在其后的整个明治时期塑造了日本的格局。

对外关系的延续

在与外国政府的交往中，新政权选择的是延续而非否定。1868年初，它通知驻日外国代表，将承认幕府所缔结的条约，其中包括1858年签订的、条款极不平等的安政条约。这一决定出于现实考虑：领导者需要外交承认来巩固自身地位，同时又担心在内战尚未结束之际废除条约，会招致西方列强的军事干预。维持既有协定保住了贸易与关税收入，但也使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受限，这些限制在随后数十年间成为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因此，对既有条约的承诺，既是国内稳定的保障，也是对外交往的束缚。

废藩置县与身份制度改革

废藩的过程分阶段推进。1869年，在幕府倒台中出力最多的萨摩藩与长州藩领导人被说服，主动将领地奉还天皇，同年七月末至八月初，其余约260个藩也相继奏还。长州藩的木户孝允推动了这一进程，并获得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等公家贵族的支持。起初改革主要停留在形式上：原藩主常被重新任命为自己领地的知事，家臣的俸禄也改由府县衙门发放，而不再由藩主直接支付，二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逐渐松动。

真正的决定性一步是1871年7月14日颁布的“废藩置县”。约261个藩被改设为府县，由中央任命的知事管理。藩知事被勒令迁往东京，藩军随之解散。该命令由约1万名主要来自萨摩、长州和土佐的御亲兵执行，表明这场改革所依靠的，与其说是诸侯之间的共识，不如说是新政府所掌握的军事力量。

废藩的财政与社会代价主要落在士族身上。世袭俸禄（最初为米禄，后改为金禄）在明治初年曾占政府岁入的约30%，因此削减俸禄成为国家财政的核心问题。削减始于1873年。1876年8月，“秩禄处分”强行将剩余的俸禄折算为政府公债。公债的票面金额约相当于五至十四年的俸禄，年息约为5%至7%。许多旧士族的收入原本固定，而且他们的技能大多限于军事或行政，这些公债根本无法替代一生的收入，不得不转向商业、农业，或投身新式官僚体系与军队谋生。

德川时代“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也通过法令被重新编排。1869年，公家贵族与旧藩主被合称为“华族”（即贵族），士族则被重新定名为“士族”（即绅士阶层），地位较低的足轻等则被归入另一类别。士族失去了持刀佩剑的法定垄断地位，1876年又明令禁止佩刀作为身份标志。平民得以比从前更自由地选择职业、迁居他处，社会流动性随之提高，不过这些新的法律身份类别在官方户籍中仍延续了数十年。

华族于1884年成为正式的贵族阶层。同年颁布的《华族令》在伊藤博文主持下制定，仿照欧洲爵位设立了五个等级：亲王、侯爵、伯爵、子爵与男爵。虽然等级结构借鉴了欧洲，但爵位名称本身则取自中国的词汇。华族的范围也从旧藩主和公家贵族扩展到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包括军官、官员和学者。岩仓家等部分公家出身的家族，因其在王政复古中的作用而被提升至最高爵位。华族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既富裕又忠于皇室的群体，而且为后来设立的帝国议会贵族院奠定了基础。1947年颁布的战后宪法废除了华族制度。

中央集权与宪政发展

岩仓使节团于1871年12月从横滨出发，在美国和欧洲逗留约十八个月，新政府的大部分高层领导人随同出国。使节团的成员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特命全权大使为岩仓具视。使节团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修订不平等条约做准备，二是考察西方社会。第一个目的未能实现，但第二个目的深刻影响了明治时代及其后的政府政策。使节们的考察涵盖技术、银行体系、政治制度、基础设施、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使节团出国期间，国内改革仍在继续；1873年使节团回国时，恰逢政府在对朝鲜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领导层因此在数年间陷入分裂。

使节团的经历促使伊藤博文及其同僚倾向于集权的政治模式。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印象尤为深刻，那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保守派君主立宪国家。这一倾向影响了其后的宪法讨论，在其中，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先例比英国或法国的先例更具分量。

内阁制于1885年12月实施。原有的太政官制度被各省大臣分管的内阁所取代，伊藤博文成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新内阁并不对议会负责。根据宪法，国务大臣应当向天皇提供建议并承担责任；所有涉及国务的法律、敕令和诏书均须经国务大臣副署。这一安排使大臣们对皇位负责，而非对民选代表负责。

宪法的起草工作并非仅由枢密院完成，而是由一个小团体承担。宪法由伊藤博文、其他政府领导人以及数位西方法学学者共同起草，最终以天皇赐予的形式颁布。枢密院于1888年设立，作为天皇的咨询机构；伊藤博文还设立了一个凌驾于内阁之上、由他本人领导的枢密院，在颁布之前对宪法草案进行审议。枢密院对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因此其职能是审查和批准条文，而非起草。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颁布，并于1890年11月29日生效。

宪法规定主权归于皇统，并称天皇与帝国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天皇经帝国议会的协赞行使立法权。帝国议会设两院：贵族院由天皇任命的高级贵族组成，众议院则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众议院的选举权范围十分狭窄：只有缴纳一定数额国税或直接税的成年男性才有投票权，1890年时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历史学家对这一政治体制的定性存在争议，有人将其称为半立宪君主制，也有人认为它是立宪与绝对君主制的混合体。

第一届帝国议会于1890年召开，并迅速成为冲突的场所。众议院可以通过法律和预算，但行政机构并不对其负责，这导致内阁与政党代表之间屡次就预算问题发生争执。关于政党与行政权力之间权限的争论，在数十年间塑造了日本的政治格局。伊藤博文本人也在政党政治于议会中日益突出之际，于1900年创立了大型政党立宪政友会。明治宪法在未经正式修订的情况下一直有效，直至1947年被取代。

经济现代化与工业化

明治初期的经济政策旨在迅速建立出口创汇能力和工业基础，以缩小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国家并没有把这件事主要交给私人投资者去做。政府先兴办示范性企业，之后再把这些企业转让给民间经营者，并通过补贴、贷款和技术指导来扶持产业。最典型的例子是群马县的富冈丝绸厂。日本当时缺乏自行建造此类工厂的技术，因此政府聘请了法国的专业人才。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包括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和涩泽荣一，于1870年与法国驻日公使馆接洽，并经介绍结识了保罗·布律纳，由其负责这座规模较大的工厂。生丝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而这座工厂的意义不仅在于产量。各县的工人被集中到富冈，学成之后便回到各自的家乡，建立或改建仿照富冈模式的地方工厂。

铁路、电报与港口

交通和通讯被视为国家基础设施，而非地方性项目。1870年前后，明治领导层决定追赶西方，工业革命由此开始。政府修建了第一批铁路，改善了道路，并启动了土地改革计划。第一条线路连接东京新桥与横滨，于1872年通车。同一时期，电报线路和现代化港口也得到发展，这使国家能够在主要岛屿之间调动军队、运输货物和传递信息，并将国家与对外贸易连接起来。这些工程耗资巨大，其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下文所述的税收改革。

1873年地税改革

地税改革是新政府最重要的稳定财政来源。在德川体制下，赋税以稻米缴纳，税率因地而异。新制度下，纳税人改以货币纳税，税额依据土地的价格而非产出量计算，税率固定为地价的3%。作为交换，纳税人获得地契，取得完整的所有权。由此，这项改革将财政变革与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承认结合在一起。

改革的实施并不顺利。早期依赖农民自行丈量田地，结果造成税收短缺，因此政府于1875年设立地税改革局，并积极推动该制度的落实。1873年的修订在1874年至1881年间引发了九十九起农村抗议，抗议主要针对土地价值和临时税的评定方式，而非税率本身。因此，农村的不满始终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个制约因素。

银行、货币与金本位

金融机构的改革分阶段进行。1872年12月颁布的《国立银行条例》允许国立银行在发行可兑换纸币的同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从1873年的第一国立银行开始，全国陆续设立了约150家国立银行，其中大多数后来合并为今天仍在营业的银行。这种最初形式的银行体系存续时间很短，国家随后转向建立中央机构。1882年的《日本银行条例》赋予日本银行准公营机构的地位：股份由民间持有，治理结构则旨在使其对股东负责。其总裁由政府任命。

货币政策的确立则花费了更长时间。日本在1880年代改行银本位制，放弃了此前采用金本位的计划，日本银行最初发行的纸币可兑换白银。向金本位的转变发生在较晚的时候：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使日本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吸引了外国投资。这一顺序使货币在对外贸易和借贷中更加稳定，也为十九世纪末随之而来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奠定了基础。

军制改革与旧式武士军队的终结

新政府取代了德川时期以武士征召为基础的兵制，改由普通民众组成的军队。1873年1月，政府颁布了由山县有朋起草的征兵令，其蓝本借鉴了德国与法国的制度。年满二十岁的男子须服现役三年，之后再入预备役四年。山县有朋依据德法模式拟定该法令，规定所有年满二十岁的日本男子须在新设立的大日本帝国陆军或海军中服役三年，其后再服预备役四年。这一措施绝非单纯的行政调整。它废除了兵役是武士世袭特权的原则，也剥夺了武士阶层作为唯一武装力量来源的地位。

来自社会两端的抵制都很强烈。农民对"征兵"一词的理解十分直白，称之为"血税"（ketsu-eki），并试图通过自残、隐匿或地方暴动来逃避兵役。前武士则不满与平民同列军籍。许多心怀不满、思想保守的前武士认为，自己作为贵族武士阶层的职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竟是一支平民组成的军队，因而愤恨不已。1874年至1877年间，士族在九州和本州西部先后发动了三十多次规模不等的叛乱，反抗明治政府。到1873年，俸禄制度也已逐步废除，因此军制改革、佩刀特权的丧失以及世袭收入的失去相互叠加，共同加剧了士族的不满。

西南战争是这些叛乱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这是不满的武士对日本帝国新政府发动的叛乱，发生在明治纪元的第九年。叛乱始于1877年1月29日，由西乡隆盛领导，他本人正是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叛乱从1877年1月29日持续到9月24日，最终被彻底镇压，领导者西乡隆盛身中数弹，重伤而死。关于参战兵力，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记载称政府军约为51,800人，叛军步兵约为12,000人；另一种则称政府军超过65,000人，叛军约为20,000人。双方的共识是，在最后的城山决战中，配备现代武器的征召兵力决定了战局。政府的胜利证明了新式军队的效能，也宣告了武士作为军事阶层的终结。

此后专业军官团的形成深受外国模式影响。陆军在初期大量依赖法国的指导：法国政府为日本军官提供了大量培训，许多人在京都的军事学校任教。此后，德国的方法逐渐在陆军的军事学说与参谋组织中占据主导，这也反映了山县本人对欧洲军制的研究。海军的发展则更多借鉴英国的经验，这一差异体现出两个军种各自建立的不同制度网络。军事扩张分阶段进行。1874年的台湾远征取得成功，并确立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张，是新式军队的一次早期考验。更大的考验则来自1894至1895年与清朝的甲午战争，此后日本的陆海军规模和军费都迅速膨胀。

教育、社会与文化变革

1872年颁布的《学制》（教育制度令）取代了德川时代各自为政的教育体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学校阶梯。全国被划分为八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再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又包含210个小学区。与德川时代按等级施教的做法不同，《学制》设想的是一套统一、平等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并按阶梯式规划设计。其课程与教学方法主要借鉴自美国。

这一计划超出了政府的财力。由于资金、校舍与设备、教材以及合格教师都严重不足，计划未能完全落实。地方社区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农村的不满日益高涨。农民之所以反对1872年的《学制》，主要是因为它把兴办学校的经济负担强加到了他们身上，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入学人数增长缓慢，直到20世纪初，接受小学教育的儿童才接近九成。1880年代，国家将教育的目的转向对天皇的忠诚，而帝国大学则被用来培养西化的领导人才，以推动国家现代化。

思想界受到福泽谕吉的深刻影响，他是"文明开化"最主要的倡导者。他著述丰富，其中《西洋事情》和《劝学篇》两部畅销书介绍了西方文明，并主张社会变革。在《劝学篇》中，他有一句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他认为，社会地位取决于教育与实用知识（实学）。他还创办了后来发展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学校，并创办了报纸《时事新报》。他的大部分著作面向大众读者，为此他不得不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因为当时日本的书面语是一套极为正式、专属于精英阶层的体系。因此，他的工作将识字率的提高与新的公共讨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也推动了该时期新闻业与印刷品讨论的发展。

日常习俗同样在"文明"的旗帜下被改革。政府以格里高利历取代了旧的太阴历，新历于1873年实施，至今仍在使用。这一转换十分突然。由于准备时间很短，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直接变成了明治六年一月一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福泽谕吉解释这一改革的小册子于1873年1月1日出版，恰逢改革实施当天，发行量高达10万册，在当时实属罕见。服饰与发式也随之改变：当时流行一句话，若敲一敲剪短了头发（散切，zangiri）的脑袋，便能听到"文明"的声音。国家还在官方礼仪与制度中将神道与佛教分离，这一政策重塑了宗教生活，也改变了天皇崇拜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

综合来看，这些措施将国家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家庭与教室之中。义务教育、统一的历法以及外观上可见的变化，为新政府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国家认同框架；而政策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差距，在数十年间仍然相当明显。

外交与条约修订

1858年，五个西方国家与德川幕府签订了一系列通商条约，这些后来被称为"安政条约"的协议，构成了明治时期外交官所继承的框架。安政条约于1858年签订，一方为日本，另一方为美国、英国、俄国、荷兰和法国。这些条约之所以成为此后几十年的核心怨愤，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治外法权：外国居民只受其本国领事法庭的司法管辖。第二是关税政策。条约规定了人为压低的关税税率，限制了日本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税率由双方协议确定，在1860年代最低可降至5%，使日本无法利用关税保护国内生产者。对普通日本人而言，外国人享有司法豁免更为刺眼，其屈辱感比关税表更为强烈。

修订工作于19世纪80年代末认真展开，英国率先行动。1890年，伦敦原则上接受修订，但附有条件：日本对外国人的司法管辖权将推迟五年生效，而且新编纂的法律必须在这一期限之前运行满一年并表现令人满意。谈判结果是《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该约由金伯利勋爵与日本全权公使青木周藏于1894年7月16日签署。青木曾与外相陆奥宗光共同推动修改不平等条约。英国外交部接受了这一安排，因为其判断认为同意修订有利于英国与日本更广泛的关系。条约口岸的英国侨民则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尚未开化到可以作为国际法平等主体对待。该条约于1899年7月17日才正式生效，自此日起，英国臣民改由日本法院管辖，不再受英国领事司法管辖。

英国的协议为其他列强确立了模式，但并非毫无摩擦。美国反对英国文本中关于相互居住权和财产权的条款。日本同意加入关于劳工及劳工移民相关法律相互豁免的条款后，1894年11月签订了新约。日本在规定期限内满足了所有指定条件，1899年，日本帝国境内的治外法权被废除。因此，司法问题在世纪之交已基本解决，但关税问题仍悬而未决。条约下的司法问题虽已大体解决，日本的关税自主权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

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才得以恢复。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信心增强，废除了先前的条约，并以此为基础于1911年缔结了《英日关税条约》。这一解决方案使日本得以掌控自身关税，但也对英国做出了让步，而英国当时已是日本近十年的盟友。美国于1911年2月21日与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同年，美国也接受了日本适度提高进口关税的做法。日本海关史将这一结果描述为……日本长期追求的关税自主权……

条约修订与日本成为地区强国的进程相互交织，二者彼此强化。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日本的商业扩张明显加速。《马关条约》于1895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905年的《朴茨茅斯和约》使日本获得南满的租借地和铁路权益，重塑了其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1910年，日本通过条约吞并朝鲜；吞并协议于当年8月签署，英国在朝鲜的治外法权随之自动丧失。西方各国的反应因各自利益而异，其中一些国家，如英国，选择了结盟与妥协，而非对抗。日本领导人密切观察列强的行为，并借鉴日本日益增长的愿望：希望被列强视为平等的伙伴。他们研究国际法、外交惯例以及其他国家的殖民管理，借用这些模式论证日本已经赢得了一席之地，得以跻身于那些曾迫使日本接受其优越地位的列强之列。

史学编纂与相互竞争的诠释

对1868年的解释，一直受到各时期研究者所处政治环境的影响。战前和战时的著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与国家统一。1945年以后，批评者质疑维新本身有多保守、多由精英主导。肯尼斯·派尔在评论哈里·哈鲁图尼安的著作时指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维新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批人以传统之名进行的变革，而这些人并未预见其社会后果。

马克思主义的讲座派与劳农派之争

战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争论最为激烈。讲座派认为，维新只是在半封建秩序内部转移了权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仍未完成。劳农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理论家宇野弘藏，他们把维新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因而下一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也有政治意义。讲座派的立场以共产国际制定的官方指导方针为基础，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密切。1932年出版的多卷本《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巩固了这一立场。讲座派学者强调，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天皇制，都保留着封建残余。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争论仍在继续，焦点转向占领时期的改革。劳农派淡化改革的意义，坚持战前与战后日本之间存在发展上的连续性；讲座派则认为，改革使战后日本站在了全新的基础之上。日本战败并被占领后，讲座派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主导框架。

现代化理论与连续性问题

西方学界则提供了另一种框架。对这些事件最常见的解释，是以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把社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类。在这一框架下，维新成为连接两个国家形态的枢纽。不过，受此方法影响的学者也强调，德川时期有许多东西延续到了维新前后。持这一观点的史家认为，由于维新事件本身并不特别激烈，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之间存在大量连续性。后来的批评者则认为，关于断裂与延续的争论已经失去成效。延续与断裂之争，对于增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几乎没有帮助。

近期研究与另类解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重心已从江户和东京的政治，转向地方与社会层面。关于维新的论文集设有治理、地方劳动、区域历史和城市空间等专题，把这场变革看作在各地逐步形成的过程，而非仅由朝廷决定。有一项研究以19世纪70年代鹿儿岛一所教员养成学校为个案，提出“维新属于谁？”的问题。另有学者重新界定了这一过程本身。一位历史学家首先将维新视为一场宪政革命，强调从德川幕府末期起，维新领导层就持续推动建立立宪和议会制政府。

历史解释也与纪念活动相关联。1966年，日本政府设立委员会研究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68年维新百年之际，日本社会远非一致地庆祝明治维新及其成果。这些争议表明，1868年的意义问题至今仍无定论，每一代历史学家都会重新审视天皇制的延续、精英的作用与民众变革之间的平衡。

遗产与记忆

明治维新最持久的遗产体现在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与工业基础上。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舰队的海军的工业国家。这一转变支撑了日本在20世纪初成为主要经济与军事强国，也为其后来的对外政策确定了基调。

工业遗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201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钢铁、造船与煤矿开采"为名，将一组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23处遗址分布于8个县的11座城市，主要与钢铁生产、火炮锻造、造船和煤矿开采相关。其中一些是早期西式生产的试验场所。鹿儿岛的集成馆建筑群由萨摩藩于19世纪50年代初仿照西方模式建造，包括铁、船舶和纺织品的生产设施。端岛（又称军舰岛）的煤矿为北九州的造船厂和钢铁厂提供燃料用煤。

申报材料将这些遗址视为技术转移的见证。咨询机构将其描述为首次成功将工业化从西方转移到非西方国家的案例。列入名录的同时附带了一项条件：委员会要求采取措施，使参观者能够了解部分遗址中朝鲜人等人被强制劳动的历史。日本在多大程度上落实了这一要求，至今仍存在争议。

纪念活动与2018年的150周年

1868年的150周年纪念成为检验人们如何记忆这一时期的试金石。尽管安倍晋三政府曾表示此次周年纪念将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最终在东京仅举行了一场简短而克制的仪式，将大部分庆祝活动交给了与明治维新领导人相关的地方政府。官方的"明治150年"项目将这一时期定位于国家统一与快速发展之上；安倍政府试图将维新呈现为一个在外来威胁面前，实现快速工业化、集体国家建设与国家统一的、于政治上便于利用的成功故事。

历史学者对这种叙述提出了异议。富山重树、山口启二等学者早在1968年的百年纪念时就批评过，战后对明治的庆祝与复兴日本民族主义的更广泛努力之间存在明显联系。一项2018年的批判性研究指出，政府对明治意义的理解，与维新时期学术研究所呈现的视角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在日本以外，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中心与学者也举办了纪念维新的活动，并反思维新在我们理解和想象近代日本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大众记忆也随之发生转变。随着明治周年纪念的到来，日本出现了一股小规模的西乡热潮。人们对在这一转型中失势的人物（包括萨摩藩领袖西乡隆盛）的兴趣随着官方纪念活动一同增长，这表明这一时期的英雄与失败者都在被重新审视。

意识形态、天皇与1930至1940年代的战争

维新对天皇主权角色的强调，为国家神道的发展和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养分。这一意识形态框架后来影响了日本在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战前的纪念活动已经利用维新周年来塑造民族认同，战后的历史学者在评估这一时期的保守性与精英性质时，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批判性考察。

围绕2015年的遗产列入和2018年的周年纪念所展开的争论表明，1868年的遗产至今仍存在争议。一些人强调技术成就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另一些人则关注工人、被殖民民族和政治反对者所承受的代价，以及官方记忆在当下被用于何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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