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物の哀れ)是一个日语表达,既指为事物与境遇所触动的感受能力,也指这些事物唤起的深切情怀。它常被译为“事物的哀感”,尤其与这样一种体悟相联系:人、关系、美以及一个个瞬间,都无法恒久不变。不过,物哀的情感范围并不限于悲伤,也可以包括赞叹、喜爱、欣悦、思慕,以及设身处地的理解。这个表达既不指某一种单一的情绪,也不指有明确规范的艺术风格。
物哀之所以在日本文学批评与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十八世纪学者本居宣长对这一概念的阐发密切相关。宣长通过研读平安时代的宫廷文学,尤其是《源氏物语》,将感受和回应人情的能力置于其文学价值论的核心。“哀”(aware)一词早先的用法提供了词汇基础,而宣长的阐释则赋予了“物哀”持久的理论地位。
后来的批评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诗歌、散文、电影及其他艺术。这些应用有助于揭示作品如何赋予转瞬即逝的体验以情感意义,但也需要审慎辨析其历史语境。十一世纪宫廷叙事所呈现的感受、宣长在十八世纪对这种感受的解释,以及现代人借此对电影所作的描述,虽然彼此相关,却并非对这一术语完全相同的运用。
这一表达及其情感范围
“物哀”(mono no aware)的各个组成部分,很难用一种固定的字面译法来涵盖。Mono 可以指某件事物、诸般事物或事情,并不限于有形的物体。因此,它也可以涵盖一次相遇、一种处境、一桩事件,或生活的某个方面。No 连接前后两词,而 aware 既指情感上的感应,也指引发这种感应的特质。因此,“事物的哀感”(the pathos of things)虽是英语中一种有用的惯常译法,但其中的“事物”必须作广义理解,“哀感”也不能被简化为对苦难的怜悯。
从历史上看,aware 源自一种感叹形式,用来表达说话者受到某事触动。它所关联的情感包括惊叹、愉悦、温情、悲伤和赞赏。书写时使用的汉字“哀”与悲伤紧密相连;如果把这个字当作早期日语词义的完整定义,就容易造成过于狭隘的理解。在文学用法中,主导情感究竟是悲痛、爱、欣赏,还是几种情感的交织,取决于上下文。这一表达关乎人在感受中体会到的经历的意义,而不只是对其情感基调作出分类。
一个相关的说法是 mono no aware o shiru,即“知物哀”。这里的“知”不只是辨认某种情绪,或掌握某种情境的信息。它还意味着能够理解一个人为何受到触动,并能针对具体情境作出恰当的回应。理解一场离别,可能需要体会那段被打断的关系、离别发生的季节、未曾说出口的话,以及此次分别成为永诀的可能性。这种理解兼具感受与辨察。
无常是许多常见例子的核心,因为变化让依恋变得可感。意识到花开的美丽转瞬即逝,花便显得格外动人;一间熟悉的房间,也会在主人去世后触动人心。然而,仅凭短暂易逝,还不足以定义物哀。转瞬即逝的事件可能并无情感上的分量,而长久留存的物件却可能因为保留了不在场之人的痕迹而令人动容。这里的关键,在于某个情境与能够感应它的心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某一类物体与某种必然产生的情感效果之间的关系。
因此,将其翻译成英语时,必须有所取舍。“对事物的敏感”(sensitivity to things)强调感受力,却削弱了其中触动人心的意味。“事物的悲哀”(the sadness of things)使失落占据了过于排他的地位。“对无常的体认”(an awareness of impermanence)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认知层面,却可能遗漏同情与愉悦。保留日语原词,可以让这些含义维持彼此的联系,而不必假定它们能够相互替代。
平安宫廷文化与情感表达
对物哀而言,最重要的文学背景是平安时代,这一时期通常被界定为794年至1185年。宫廷社会通过书信、服饰、书法、时令活动和诗歌酬答,发展出高度精细的情感交流方式。传世文学记录的是一个范围狭小、享有特权的社会圈层,而非全体民众的生活经验。然而,在这个圈层中,对时机和情境的敏锐把握是一项举足轻重的社交素养,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情。
和歌为表达这种敏感提供了一种尤为凝练的媒介。其常见的短歌形式由三十一个音拍组成,排列为五、七、五、七、七的格律。《古今和歌集》是905年奉敕编纂的诗歌总集,其中诗篇的编排次序,使季节流转与爱情的不同阶段相互映照。春花、秋风、黎明、露水和凋零的草木,并不只是装点诗篇的景物。它们在共同的诗歌语汇中各有意涵,使短短数语便能寄寓等待、离别、衰老或期望落空等情思。
交流往往有赖于委婉含蓄的表达。一首写衣袖湿透的诗,无须直接描写抒情者的悲伤,便能使人联想到泪水。提及某种花鸟,也可能唤起读者对前人诗作的记忆,将另一种情感处境带入当下的酬答。熟谙诗歌的读者能够领会这些关联,而措辞与场合的细微差别,则决定了一首诗显得贴切还是落于俗套。因此,后世批评所谓的物哀,是在后天习得的细察与体会中形成的,而非源于人与自然毫无中介的直接相遇。
宫廷叙事作品与日记也探讨了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身份等级、家族关系、能否获得权势者的庇护,以及婚姻的具体情形,都塑造着人们的情感生活。夜间来访、拂晓离去,使离别成为亲密关系中反复出现的情景。等待书信,或收到敷衍的回信之所以在叙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些情节揭示了双方在投入程度和情感脆弱性上的差异。这些场景所蕴含的哀婉,不能仅用普遍的时光流逝来解释;它同样有赖于特定的社会安排。
不应将本居宣长后来提出的理论套用于此前的时代,仿佛平安时代的作家都遵循着一套名为“物哀”的统一美学纲领。他们在丰富多样的品评语汇中使用“哀”(aware)及相关表达,其作品除了温情,也包含机趣、争竞、讥讽、宗教省思和政治算计。这些作品对于物哀概念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丰富地呈现了具体情境中的情感;本居宣长后来将这一点阐释为平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作为核心文学范例的《源氏物语》
紫式部于十一世纪初创作的《源氏物语》,成为本居宣长理论最主要的文学基础。这部作品描写了跨越数代的宫廷人际关系,使情感依恋与身份、年龄、家族及记忆的变迁密不可分。全书五十四帖并非只是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堆叠,而是反复展现:往昔交往的回忆,以及情感萌生之初未曾显现的后果,如何改变一个人当下的体验。
讲述源氏离京退居的《须磨》与《明石》两帖,体现了地点与情感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远离熟悉的交际圈,使书信、回忆、天气和声响都具有了更深的意义。海滨并不只是象征孤独的风景意象:源氏在政治上的脆弱处境,以及他与远方之人的牵系,赋予了它意义。景物与季节的描写之所以具有情感力量,是因为它们融入了不断发展的人事情境。
后面的篇章进一步突出了失落与追忆。紫姬去世后,源氏的悲痛改变了与她相关的日常活动和物件的意义。在写到她去世的《御法》,以及着重描写源氏此后哀思的《幻》中,生活仍在继续,反而使她的缺席变得可感。岁时节令活动的再次到来,并不能让两人的关系复归。相反,这种重复彰显了外部世界看似周而复始与个人失落不可挽回之间的差异。
叙事中情感的复杂性也有赖于叙述视角。读者得以了解不同人物的感受,便难以仅凭地位、名声或某一行为表面上的成功来作出判断。一段关系在提升一方声望的同时,也可能使另一方蒙受羞辱或遭到遗弃。因此,同情并不要求读者赞同人物的每一种行为。作品既能让一份依恋变得可以理解,也能揭示它所造成的伤害。
最后十帖通常称为“宇治十帖”,将焦点转向下一代,以及充满不确定性与求而不得之苦的情感关系。浮舟的困境、失踪及其后遁入空门的经历,打破了情感纠葛终须以和解收场的期待。叙事结束时,推动后半部情节发展的种种依恋仍未得到彻底化解。从物哀的角度看,这种未完成性意义重大,因为人的情感无法被纳入一套井然有序的赏罚安排。不过,将整部作品与物哀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终究是一种文学批评上的解读,而非紫式部对创作宗旨的明确宣示。
本居宣长的文学理论
本居宣长(1730—1801)是生活在松阪的医师与学者,他对“物哀”作出了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阐述。他属于国学学派;这一名称常被译为“本国之学”,其研究领域主要是日本语言与古代典籍。他的学术研究既注重字词与语法的细致考察,也探讨日本早期思想与文学的独特之处。他关于《源氏物语》的著述,正是这一更大范围的文献语言研究的一部分。
宣长在1763年写成的《紫文要领》、1796年完成的《源氏物语玉之小栉》等著作中,逐步阐明了他对文学情感的认识。他的论述回应了宫廷小说接受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充斥着欲望、欺骗以及道德上可疑关系的叙事,何以具有价值?此前的读者有时将这类作品视为间接的道德教化,以此肯定其价值,或借助佛教教义加以解读。宣长认为,这些解释误解了文学的核心目的。
在他看来,叙事的根本关切是让人的情感变得可以理解。作品不必充当行为规范手册,也能具有意义。它的成就可以在于揭示人们为何依恋、苦恼、嫉妒或感动。因此,理解文学,需要关注情感产生的具体情境。人物的行为即便依照某种伦理准则仍应受到非议,也依然可以通过故事变得可以理解。
这种区分并不等于笼统宣称道德与生活无关。相反,宣长反对的是将外在的道德判断作为文学阐释的唯一标准。读者若立即谴责某个人物,便可能无法察觉叙事所揭示的人物处境。反过来说,对情感有所感应,也不必然意味着抹去有害行为与无害行为之间的区别。他的理论将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情感,与制定行为规范这两项任务区分开来。
宣长还将诗歌表达与情感的涌动联系起来:人们之所以言说、吟唱或创作,是因为经历触动了他们,使寻常的表达已不足以传达内心感受。诗歌与叙事能够将这样的情感波动传递给他人,形成一种不依赖抽象论证的共同体认。就此而言,“物哀”既指作者的敏感,也指读者感受和回应的能力。
理解这一理论,始终离不开它的历史背景。宣长的论述并不是从古代完整找回的一条超越时代的词典释义,而是十八世纪对早期文本的阐释,受到当时有关语言、学术与文化权威的争论的塑造。它之所以具有持久影响,部分在于它作为文学批评的阐释力,部分则在于后世读者赋予其日本传统论述的更广泛意义。
无常、佛教与情感依恋
物哀常与佛教的无常观联系在一起,日语称之为无常(mujō)。这种联系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许多持续关注易逝之美与脆弱人生的文学作品中,佛教思想都有广泛渗透。然而,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无常是对因缘所生之存在的论断;物哀则关乎对具体经历的理解,其中包含情感的感应。一个人可以承认万物皆变,却不为某一次离别所动;也可以深受触动,却并未形成任何教义层面的认识。
这种区别在对待依恋的态度上更为清晰。佛教传统往往将执著视为痛苦的根源,并提出旨在摆脱执著的修行方法。相比之下,文学中的哀感恰恰可能源于一个人仍有所依恋。所爱之人终有一死,之所以令人牵怀,不仅因为它印证了某种普遍真理,更因为这段具体的关系无可替代。文学的目光可以停留在教义推理认定为不恒常的事物上,而不必立刻将悲伤化为超脱。
中世纪的作品常常让这两种立场保持张力。《平家物语》历经复杂的创作与表演过程才逐渐成形,开篇便咏叹万物无常,以及权势者无可避免的衰落。然而,它在叙述战败与死亡时,仍赋予败亡者鲜明的个体面貌。明白世间的功名不能长久,并不会消除对某位武士的哀悼,也不会消除对遗属的同情。宗教阐释与叙事中的情感依恋可以相互加强,却并不因此成为同一回事。
吉田兼好于十四世纪写成的《徒然草》中,也可见类似的区分。书中关于花与月的著名论述,否定了只有在美最为盛大圆满时才值得欣赏的看法。期待、未完成的状态,以及一件事结束后的余韵,同样能够动人。这为理解物哀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但不应因此将兼好视为宣长后来理论的倡导者。两者的比较着眼于一个共同问题:局限与时光流逝如何赋予事物价值。
宣长的立场又增添了一层意涵。尽管《源氏物语》的叙事中包含佛教仪式与思想,他仍反对将这部作品置于佛教教诲之下的解读方式。他强调的是理解人情,而非从中提炼宗教训诫。这一区别有助于说明,为何“接受无常”虽常被现代人用作简要概括,却并不完整。物哀或许包含接受,但也可能包含眷恋、抗拒,或始终无法释怀的悲伤。
引发感伤的文学手法
没有哪一种形式手法能保证产生物哀。不过,有几种手法常常能使情感与变迁之间的关系变得可感。其中一种,是将周而复始的自然过程与不可重现的人间经历并置。春天会再来,曾经共度春日的人却不再归来。这种反复在一个层面上确立了延续性,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显露出失落。季节意象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这种对照,而不是因为樱花或秋叶本身就具有某种固有的意义。
另一种手法是借助实物留下的痕迹。一件衣裳、一封信、一件乐器或一个房间,都可能因某个不在场的人而充满其存在感。这些物品并不只是用来替代抽象观念的象征。它们在叙事中的力量,可能来自被触碰、交换或共同使用的过往。一封信唤起的不只是笼统的“爱情”,而是某一次具体的交流,包括收信人当时曾经相信的事,以及后来的变故使哪些可能性化为了泡影。
诗歌唱和使叙事能够凝聚情感,同时保留含混的空间。说话者可以暗引前人的诗句,而不直接表露感受。对方的回应则可能显出理解、回避、争胜或漠然。因此,互文性关系本身也参与了情感的展开。读者若能辨认出用典,便既能感知沿袭而来的语言,也能察觉它在新的情境中发生的变化。感伤之情可能就存在于惯用表达与独特处境之间的落差中:前者终究无法完整传达后者。
叙事时长同样重要。故事可以细写临别前的准备,匆匆带过数年光阴,随后又回到一件物品或一处地点,而它此时已获得另一层意义。叙事省略可以略去读者预期会出现的场景,或在事情的完整来龙去脉尚未揭晓之前先呈现其后果,从而使失落感更加强烈。反过来,对日常生活的长时间关注,也可以展现一段关系如何逐渐变化,而不必设置某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读者由此体验到变化的逐步累积,而不只是被告知时光已经流逝。
含蓄的表达与情感上的克制可以强化这些效果,但并非必要条件。与哀相关的古典作品中,常有眼泪、梦境、哀叹,以及直言不讳的悲苦表白。现代人往往把日本式感伤完全等同于静谧的极简主义,这种倾向遮蔽了其表现形式的丰富性。重要的是表达如何与情境发生联系,而不是表达是否克制。
这些机制也使文学分析有别于印象式的贴标签。称某个段落“令人感伤”,只是指出一种反应;解释其中的叙事次序、物件、用典或视角转换,才能说明作品如何使这种反应成为可能。这样的分析既能承认读者之间的差异,也不至于把文学形式化约为纯属个人的情绪反应。
与其他美学概念的关系
物哀常与侘寂、幽玄并列,被视为日本美学的标志性概念。这种归类有助于初步理解,却也可能掩盖它们在历史上的重大差异。这些术语是在不同的实践与论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一个足以完整解释日本艺术。它们在现代文化阐释中的交叠使用,不应被误认为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套统一体系。
侘与寂各有不同的历史,尽管现代讨论往往将二者合而论之。它们所关联的意涵包括简素、不事雕琢、岁月痕迹、风化,以及材质不规整之处的表现力。一件磨损的器皿,可能因其表面质感、使用方式,以及它与严谨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而被置于这些概念下讨论。同一件器皿,如果让人想起曾经使用它的人,或一个家庭的消逝,也可能引发物哀之感。这些概念可以交汇于同一件物品,却将注意力引向人与物相遇时的不同层面。
幽玄通常关乎深邃、神秘,或言外不尽的意蕴。在中世纪诗歌与能剧中,它可以体现为一种难以捉摸的雅致或深度,非直接呈现的内容所能穷尽。因此,幽玄与物哀的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前者神秘、后者悲伤。一个场景既可能暗示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也可能唤起人们对某种具体人生失落的同情。前一种效果关乎那些无法直接言明的意蕴,后一种则关乎对具体情境的情感回应。
与欧洲概念的比较同样需要准确。浪漫主义也关注记忆、自然、渴望,以及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情感关系。然而,不应将物哀视为某种欧洲思潮的早期日本版本,因为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同样,哀歌是一种常以悼亡为主题的文学形式,而物哀并非一种文体。即使作品中既没有死亡,也没有持续的哀叹,物哀仍可能蕴含其中。
源自梵语的美学概念味论提供了另一种比较角度,因为它关注通过艺术体验情感。这两种传统都引导人们思考: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如何对受众产生意义。不过,它们的解释框架并不相同:古典味论借助情感类别及情感转化的论述来组织审美经验,而宣长所用的“物哀”一语并未提供这样的框架。
这些区分可以避免物哀沦为美、忧郁或情感性艺术的模糊同义词。这个概念的独特价值,在于将细腻的理解与眷恋、变迁的具体情境联系起来。只有在不同传统各自的语汇与制度背景仍清晰可见时,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才最具启发性。
现代文学、电影与动画
现代作家与批评家已将物哀的运用范围拓展到宣长所着重讨论的宫廷文学之外。这类拓展往往涉及一些作品,其中记忆、消逝以及关系的变化,比戏剧性冲突的解决更为重要。不过,这一概念适用于某部作品,并不能证明作品直接受到了它的影响。即使创作者并未明确采纳宣长的理论,作品的结构与效果也可能使人从物哀的角度加以解读。
川端康成的《雪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陆续发表不同版本,并于1948年以基本完整的形式出版,常被置于无常与脆弱之美的语境中讨论。作品中的相遇、季节背景与叙事上的断续,引导读者关注那些无法牢牢把握的体验。然而,川端的现代散文以视觉上的碎片化和心理上的距离感为特点,与平安时代的叙事有所不同。从物哀的角度阅读这部作品时,最有价值的做法是将这些差异纳入阐释,而非以一种亘古不变的民族感性之说将其掩盖。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是这一概念得到运用的另一重要领域。《晚春》(1949)与《东京物语》(1953)通过离别、婚姻、衰老与死亡,描绘家庭关系的变化。这些影片的情感力量,往往来自并未得到多少戏剧性强调的日常举动与事件。家庭生活的格局发生改变,熟悉的人不再相伴,日常生活却仍在继续。批评家将这些效果与物哀联系起来,是因为不可逆转的变化正是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显现出来。
小津的电影手法同样重要。精心布置的室内场景、反复出现的空间、停顿,以及借助风景或日常物件完成的转场,都会影响观众对时间绵延与缺席的感受。这些段落不必被解读为意义固定的象征。它们被安排在人物相会之前或之后,可能形成一段间隔,使这次相会带来的影响变得可感。因此,这种阐释所依据的是剪辑与叙事语境,而不仅仅是传统景物的出现。
在动画领域,高畑勋根据《竹取物语》改编的《辉夜姬物语》(2013),提供了一个尤为鲜明的例子。女主人公最终的离去,使她对尘世生活的眷恋在回望中更显深重。影片画面疏密的变化与富有表现力的动作,使喜悦与失落成为同一种体验的组成部分。新海诚的《秒速5厘米》(2007)同样引发了对距离、记忆,以及随着时间流逝而无法保持同步的关系的讨论。
这些例子并不能确立一种“物哀电影”的类型。它们说明,一个历史上属于文学领域的概念,也能引导人们关注不同媒介中的作品,前提是分析必须解释作品处理时间、情感与形式的独特方式。
文化认同与阐释的限度
物哀在现代受到重视,不仅与这一概念所阐释的作品有关,也反映了描述日本文化的历史。当一个文学批评术语成为民族美学的象征时,其适用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原有论证所能支持的程度。一种通过解读特定文本而形成的理论,可能转变为关于整个民族如何自然地产生情感的论断。这一转变改变了命题本身的性质。
本居宣长与国学的关联,使这一问题尤为重要。他对日本早期语言与文学的发掘,是其区分本土传统与他所认为的外来阐释框架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后世的论述各有侧重,或强调他的语文学成就,或强调他的文学同感理论,或强调他关于文化差异的论证。这些思想脉络彼此相关,却不应混为一谈。对《源氏物语》的某种阐释具有价值,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确立一种关于民族性格的普遍理论。
社会条件的特殊性构成了另一重限制。平安时代的宫廷文学反映了等级、庇护关系,以及因性别而异的权力获取机制。若一种解读只赞颂细腻哀感,却不考察这些条件,就可能把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脆弱处境化为一种迷人的氛围。反过来,若把每一个情感场景都简化为社会等级的例证,也可能忽略叙事揭示相互冲突的视角的能力。关注物哀与关注权力,并不必然相互排斥。
这一概念也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问题。对某个人物欲望的同情,可能照亮其内心世界,却未能充分审视另一个人受到限制的选择。在《源氏物语》中,读者可以区分两件事:叙事让人理解情感动机,并不等于认可由这种动机驱使的行为。这一区分进一步展开了宣长论证中已经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情感,而不让理解自动成为辩护。
最后,比较与翻译既可能使这一术语的含义更加清晰,也可能将其冲淡。如果所有苦乐交织的结局、古老建筑或落花意象都被冠以物哀之名,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就会减弱。更有说服力的阐释,应当指出其中具体的眷恋,解释变化如何使人感知到其价值,并说明媒介在促成这一体认时发挥了什么作用。涉及历史的论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有文献佐证的影响与后世批评者所作的比较。借助宣长的概念解读一部当代电影,是在说明这部电影可以如何被理解;这一解读本身,并不能证明电影创作者是在宣长的思想传统中进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