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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互文性指文本通过彼此间的引用、暗引、转化及共享的文化惯例等关系生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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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指文本在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中获得意义的关系。这些联系可以是明确的,例如引用;也可以是间接的,例如未加明示的暗引、借用的情节,或对某种熟悉体裁的改造。从更广泛的理论意义上说,互文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没有任何文本是完全自足的,其语言、惯例以及可理解性都依赖于先前和同时代的话语。这里的“文本”不仅包括书面作品,还可以包括电影、图像、音乐作品、表演,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意义表达形式。

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研究进入文学理论领域,尤其与她对米哈伊尔·巴赫金思想的探讨有关。此后,它在文学批评、文化分析和不同媒介的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的用途既包括辨认某部作品对早先作品的特定呼应,也包括解释制度、集体记忆和传承下来的形式如何塑造阐释。这些用法彼此相关,却并不等同:分析一处有据可查的引用,与讨论“一切写作都参与文化系统”这一普遍命题,所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

互文性改变了人们对作者身份、原创性和阅读的理解。一部作品的原创性,可以来自对既有材料的重新组织,而不必来自毫无先例的创造。与此同时,读者凭借自身知识,使某些文本关系显现出来,而另一些关系则未被察觉。因此,无论是这一概念的历史、主要分类,还是它在跨文化和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都既涉及作品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也涉及使这些关系获得意义的阐释活动。

思想先声:模仿、对话与文学传统

如今被称为互文性的实践,早在这一术语出现之前便已存在。古代教育将对典范作品的模仿与转化视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学中,模仿并不一定意味着照搬前人的措辞,也可以是沿用某种体裁、改造某种修辞策略,或与已有的文学成就一较高下。维吉尔于公元前一世纪创作的《埃涅阿斯纪》大量借鉴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时围绕罗马历史的奠基重新组织了其中的素材。由此形成的文本关系,兼具形式、叙事与政治层面的意义。

宗教诠释发展出了其他关联文本的模式。在基督教内部,预表式诠释将《希伯来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与被认为是它们在《新约》中之应验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这类解读不只是辨认措辞上的相似之处,还将不同文本置于一个统摄性的神圣历史叙述之中。注疏传统也逐层积累了引文、解释与争论。这些实践表明,一个文本与其他著述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制度性的规范,而非任由个人辨识。

现代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先声,是米哈伊尔·巴赫金对对话主义的论述。在巴赫金看来,话语既回应先前的话语,也预期可能出现的回答。语言中早已蕴含社会评价、特有表达方式以及其他说话者的意图。因此,文学语言并非只是传达某位孤立作者的思想,而是与不同职业、制度、世代和社会地位所关联的声音展开互动。他对小说,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将这一观念具体而深入地运用于文学分析。

巴赫金的几个概念彼此相关,却又各有区别。复调描述的是特定小说中各种声音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杂语关注语言的社会分化,包括职业用语、阶级口音与权威话语之间的互动。对话主义则指向话语更为普遍的关系性状态。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源于她对这些论述的转化,但不应将其简单视为上述三个概念的同义词。

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先行论述,是T. S. 艾略特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年)。艾略特认为,一部新作品会与既有的文学秩序建立关系,并改变人们对这一秩序的认识。他的论述在关于传统和审美价值的预设上,与后来的理论有所不同,但同样反对认为一部作品可以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理解。更早的渊源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俄国形式主义,也为考察形式与手法如何在反复运用中发生变化提供了方法。

克里斯蒂娃、巴特与理论的形成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著作中提出了法语术语 intertextualité。她的论文《词语、对话与小说》发表于1967年,随后于1969年收入《符号学》,使巴赫金的论述与当代法国理论展开了对话。将文本描述为“引文的马赛克”这一广为人知的说法,便出自这一理论表述。这里的“引文”含义比加上引号照录的段落更广:它涵盖了对社会中已有话语的吸收与转化。

克里斯蒂娃的介入使关注点不再局限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简单关系。文本还与先前的话语以及解读它的人形成关系。写作由此成为不同表达系统交汇的场所。政治口号、宗教套语与文学惯例可以进入同一部作品,而不以边界分明的摘录形式出现。这一意义上的互文性关注的是意义如何生成,而不只是找出作者读过哪些书。

罗兰·巴特对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提出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挑战。《作者之死》(1967)将写作视为多种文化来源共同构成的产物,而非源于某个单一、自足的意识。在《S/Z》(1970)中,他通过分析巴尔扎克的《萨拉辛》,考察了叙事意义如何通过相互作用的符码运作。这些论述并不意味着现实历史中的作家与所有问题都无关。它们所反对的是一种更强的主张,即作者意图对意义拥有最终且唯一的解释权。

这一理论背景也将互文性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联系起来。结构主义分析强调由差异、惯例与规则构成的系统,正是这些系统使个别表达能够被理解。后结构主义取向则往往强调,这类系统无法使阐释完全稳定下来。互文性可以服务于这两种侧重点:文类提供了可辨识的期待,而相互冲突的话语之间的互动又可能动摇这些期待。因此,这一概念属于多个彼此交叠的思想探索,而非某一种整齐划一的学说。

后来的用法常将这一术语收窄为作品之间可以辨认的指涉关系。这使互文分析更容易应用于具体段落,但有时也削弱了它原有的理论力度。罗列引文可以说明文本吸纳了什么,却未必能解释意义如何通过这些引文之间的互动而生成。反过来,笼统地宣称所有文本都具有互文性,本身也无法解释某一具体关系为何重要。此后的许多批评研究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展开,将对文本依存关系的一般性论述与具体的历史分析和形式分析结合起来。

关系的形式与热奈特的区分

最容易辨认的互文关系是引用,即再现另一文本的文字,通常以排版、出处说明或可辨识的固定表达加以标示。典故与引喻则较为含蓄,在不完全点明的情况下唤起另一部作品、某个人物或某种情境。一个短语可能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某段经文,一连串行动则可能让人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神话。这两种关系都没有固定的效果。引用可以赞同、质疑、嘲讽其来源,也可以仅仅将其记录下来;引喻既可以确立延续关系,也可以揭示差异。

戏仿对可辨识的作品或惯例加以改造,使改造本身具有意义,通常借助带有喜剧性或批判性的对照来实现。仿作一般侧重于风格模仿,但其基调与目的各不相同。不应把两者简单归结为一种普遍对立,即戏仿总怀有敌意,仿作总怀有好感。戏仿可能对原作心存敬意,仿作也可能揭示某种风格的局限。批评分析必须考察模仿的对象、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呈现的。

热拉尔·热奈特在《隐迹稿本》(1982)中提出了一套区分更为细致的术语。他以跨文本性这一总括性概念涵盖文本之间的多种关系。在这一体系中,互文性的含义相对狭窄: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在场,包括引用、剽窃和引喻。这与克里斯蒂娃较为宽泛的用法不同。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使用同一个词的批评者,所描述的研究对象可能并不相同。

热奈特的其他范畴区分了日常讨论中经常混为一谈的关系。副文本性涉及标题、序言、注释以及其他为接受过程设定框架的相关材料;他在《门槛》(1987)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主题。元文本性涉及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评论。原文本性涉及文本与体裁或样式等类别的关系。超文本性涉及后出的文本对先前文本的改造或模仿,前者称为超文本,后者称为底文本。这里的“超文本”与计算机领域中的用法并不相同。

这些范畴可以在同一部作品中相互交叠。一部小说可能改写某部古代史诗,引用其中的若干诗行,并在标题或序言中点明这种联系。它的体裁也会引发某些期待,而这些期待并不源自某一部可明确辨认的前作。热奈特的区分使人们能够分别分析这些运作方式,而不必假定它们彼此无关。这些区分也说明了为什么“影响”不足以替代互文性:影响通常意味着历史上的因果关系,而文本关系则可以通过比较、惯例或接受过程得以确立,无须证明存在直接的传承。

识别、阐释与读者的知识

互文关系的运作方式因读者所能识别的内容而异。一段文字在直接叙述的事件层面上可以是清楚易懂的,但对熟悉另一部作品的人来说,又可能具有更深一层的意味。例如,人物的旅程可以被读作一场冒险,而当读者识别出其中的史诗模式时,便会对归返、身份或待客之道产生相应的期待。这些阅读层次不必构成一种等级关系,仿佛掌握相关知识的解读就会自动否定其他一切回应。

读者反应批评通过考察读者与阐释惯例的作用,帮助解释这种差异。文学阅读能力不仅是辨认具体出处的能力,还包括对文类、反复出现的情节以及典型表达形式的了解。读者可能识别出侦探小说的某种惯例,却并不将其与某一篇更早的故事联系起来。这种识别会影响读者的期待:一个被刻意突出呈现的物件可能被视为证据,因为这一文类已经训练读者去寻找线索。

迈克尔·里法泰尔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的解释,认为文本中的反常之处会促使读者寻求另一层面的说明。某种表达若显得不协调、意义过度密集,或在语义上难以理解,就可能借助互文文本而变得可以理解。他在《诗歌符号学》(1978)及后续论文中,探讨了读者如何超越初步的指涉性阅读,转而理解意义在文学中的组织方式。在这一模式中,互文文本并非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性引述;它可能是解释文本为何采取特定形式的关键。

然而,识别互文关系仍然需要证据。一个常见词语或广泛流传的母题,通常不足以单独证明某个特定来源。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会综合独特的措辞、不同寻常的细节排列、吻合的时间关系,以及合理的接触途径。手稿、书信、带有批注的书籍和出版史,都可以为作者知晓某一文本的主张提供支持。当阐释从辨认相似之处进一步转向断言作者有意借用时,这类证据尤为重要。

因此,应当区分读者的联想与关于历史来源的主张。后出的作品即使不可能影响先前的作品,也可能改变人们阅读先前作品时的体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卡夫卡及其先驱》(1951)中探讨了这种逆转,认为卡夫卡的写作使早期文本之间某些原本不易察觉的相似之处变得可见。这种关系存在于阅读史之中,而非存在于一条逆向的因果链中。互文阐释若能明确说明自身关注的是创作过程、文本结构、接受情况,还是这些方面的结合,便最具说服力。

史诗、现代主义与既有形式的转化

古典史诗为互文性转化提供了一个尤为鲜明的例子,因为后世作品不断重新组织那些为人熟知的叙事。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将漂泊与战争结合起来,其方式令人联想到《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但主人公肩负的责任却指向了不同的历史前景。具体情节之间的呼应,都在这一整体转向中发挥作用。对特洛伊毁灭的叙述、与亡者的相遇,以及战场上伤亡的场景,其意义既来自它们与荷马史诗情节的相似之处,也来自它们在罗马建国叙事中的位置。

但丁·阿利吉耶里于十四世纪初写成的《神曲》,将一位古典文学先驱化为了能够开口说话的人物。维吉尔担任向导,他的诗歌权威不可或缺,但在全诗的基督教框架内,他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有其限度。因此,这种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延续,也不是简单的否定。但丁将古典学问、圣经历史、当代政治以及本土语言的诗歌传统纳入同一结构之中,并在其中评判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权威。

在现代主义中,既有形式往往成为表现断裂性的框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将都柏林的一天——1904年6月16日——与《奥德赛》联系起来。利奥波德·布卢姆的行踪、斯蒂芬·迪达勒斯关切的问题,以及莫莉·布卢姆在结尾处的独白,都进入了一个与荷马史诗相互对应的网络。这些对应关系并非一套密码,不是每个现代细节都恰好对应一个古代元素。它们组织起了规模、社会地位、身体体验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的对照。

T. S. 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采用了另一种组织方式。诗中的引文、多语种段落、声音的骤然转换,以及对但丁、莎士比亚等作家作品的援引,使各个部分不断唤起其他话语。随诗作一同出版的注释标明了部分出处,但并不构成一套详尽无遗或价值中立的阐释指南。这首诗的效果,既取决于对材料出处的追溯,也同样取决于这些材料的安排与碰撞。

这些作品说明,互文性不能等同于装饰。沿用的叙事可能决定作品的结构;借来的声音可能打断另一种声音的权威;熟悉的语句也可能在新语境中变得陌生。大量借用也并非现代主义所独有。某些现代主义实践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旧有材料与碎片化、不断转换的视角以及醒目的形式实验结合起来。历史比较必须辨明这些具体的运作方式,而不能仅仅因为作品中存在援引,就将其视为界定某个时代的特征。

改写、文化权威与被排除的视角

互文性改写可以将先前作品中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变成批评的对象。在原作中短暂出场,或仅通过他人描述而呈现的人物,可能成为后来叙事的中心。这改变的不仅是读者能够获得的信息量,还可能改变对事件因果的解释,揭示熟悉情节中内含的预设,并挑战原作叙述者的权威。即使先前作品的视角受到质疑,它仍是新作产生意义与效果所不可或缺的参照。

简·里斯的《藻海无边》(1966)重新书写了夏洛蒂·勃朗特《简·爱》(1847)中遭到幽禁的妻子伯莎·梅森的身世与处境。里斯为这个人物赋予了另一个名字——安托瓦内特,并将她的身世置于加勒比地区的背景中。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引导读者审视种族等级、殖民地财产、性别,以及描述他人的权力。这一关系在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讨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这部小说不能被归结为某一种单一的理论立场。

艾梅·塞泽尔的《一场风暴》(1969)同样通过明确的反殖民改写,重塑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普洛斯彼罗、卡利班与爱丽儿之间的关系,成为审视支配以及对支配的不同回应方式的途径。该剧保留了前作中可辨识的要素,同时改变了这些要素的政治意涵。其互文力量来自延续与异议的结合,而非将原剧的每一个要素都替换掉。

改写也可以揭示文学经典得以维系的方式。经典作品通过学校、各种版本、剧院、翻译和改编不断流传,使其中的人物与情境得以被反复改写。后来的作品既可以促使人们关注这种制度性权威,也可能从中获益。一部改写之作可以挑战备受推崇的前作,同时仍依靠读者对前作的熟悉来吸引受众。这种张力是许多经典改写作品的结构性特征,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艺术意图自相矛盾。

不过,借用的政治意义必须经过论证,而不能想当然地认定。转换叙述视角,并不会自动消除叙事中内含的惯例或等级秩序。一部作品可能在批判一种排斥的同时,又复制了另一种排斥。因此,分析需要考察由谁发声、谁被描述、作品呈现了怎样的历史条件,以及新作如何传播。互文性为研究这些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作品最终产生的是进步、保守、解放或压迫的效果。

翻译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关系,因为它明确地通过另一套语言系统呈现一部作品。与偶然的用典或自由发挥的改编不同,译作通常宣称自身与原作之间存在持续的联系。然而,翻译无法同时保留原作的所有特征。不同语言的语音模式、语法区分、历史联想和文类期待各不相同。因此,译者的选择会影响原作以何种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学环境。

互文指涉在这一过程中尤为敏感。某个短语可能让一群读者立刻联想到经文或名诗,却无法在另一群读者中激起相应的共鸣。译者可以贴近原文措辞,采用被引文本已有的通行译法,添加解释性注释,或采取适合该作品及版本的其他策略。每一种选择都会改变指涉的可辨识度、文体的连贯性与文化差异的显现程度之间的平衡。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保全所有这些层面。

互文实践也有其自身的历史,不能将其视为现代欧洲理论的衍生物来加以充分说明。在中国古典写作中,用典,即运用文学或历史典故,可以将先前的叙事浓缩于寥寥数字之中。一首诗的意蕴,可能取决于典故出处的历史背景、它所提供的先例,以及这一先例与当下境况之间的反差。在唐诗中,这类典故与格律限制、共同的教育传统一同发挥作用;其使用的密度和目的因诗人及场合而异。

日本的本歌取尤其与中世纪和歌创作相关,指在新作中重新运用前人诗歌的措辞,并使其来源可被辨认。对这种做法的评价,依据的是有关选取、转化和得体性的诗歌惯例,而不是任何重复措辞都有损原创性这一现代观念。梵语文学思想同样发展出了关于暗示与阐释共鸣的论述,但不应简单地将这些论述改称为互文性。比较最有价值之处,在于既能发现共同的问题,也能辨明不同传统所使用的范畴之间的差异。

这些例子揭示了普遍化术语的一个重要局限。“互文性”可以提供比较框架,但也可能抹平引用、评注、博学用典、仪式性重复与诗歌借用之间的区别。立足历史的论述会追问:实践的参与者如何称呼这种做法,它需要何种知识,以及人们如何评判它。这样的论述也会考察传播的物质渠道:双语教育、翻译网络、印刷出版市场、选集和表演传统,都可能决定哪些文本关系能够进入作者与受众的视野。

电影、音乐、视觉艺术与网络媒体

在电影中,互文性可以通过影像、剪辑、表演、声音和叙事结构发挥作用。电影改编与另一部作品建立起持续的关联,但许多电影并不改编前作,也会唤起观众对前作的联想。一个构图可能让人想起早先的某个镜头;一次选角可能唤醒观众对演员以往角色的记忆;一段配乐可能引出对白中未曾言明的联想。理解这些关系,需要关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而不是把每部电影都当作配了画面的文字作品。

黑泽明的《蜘蛛巢城》(1957)将《麦克白》置于日本背景中加以转化,并借鉴了能剧的表演程式。《乱》(1985)在改写与《李尔王》相关的元素的同时,也融入了日本历史素材。仅仅列出情节上的对应之处,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些电影。姿态、服装、景观、节奏以及暴力呈现方式的变化,重塑了原作传承下来的戏剧关系。

在音乐中,引用的对象可以是可辨识的旋律、节奏音型、和声模式或录制的声音。变奏、编曲、风格模仿和采样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依存关系。卢恰诺·贝里奥的《交响曲》(1968—1969),尤其是其第三乐章,将马勒的音乐置于由音乐和语言指涉构成的网络之中。在嘻哈中,采样可以将某一次特定演奏的录音,而不只是抽象的作曲作品,作为新作品的素材。即使经过剪辑或重新组合,录音的音色、律动及其历史联想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视觉艺术实践中也可区分出几种关系。拼贴将现成材料纳入新的构成,而挪用则可能通过复制或重新呈现既有图像,改变其语境或有关作者身份的主张。雪莉·莱文于1981年展出的《仿沃克·埃文斯》摄影系列,对埃文斯摄影作品的复制品进行翻拍,使再利用这一行为成为阐释的核心。将互文性概念延伸到这类作品,可以富有成效,前提是始终明确区分语言指涉、材料纳入和视觉相似性。

在互联网上,网络迷因、混剪与混音、同人小说和视频论文,加快了可辨识素材的传播与转化。一个网络迷因往往采用相对固定的图像或格式,而配文则随每次使用而变化。对它的辨识既依赖原始素材,也依赖先前版本所确立的惯例。跨媒体叙事是一个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例子:不同媒介可能有意为同一虚构世界提供相互补充的部分。并非每一次角色重现或系列作品间的关联都是暗示;其中一些只是统一规划的叙事体系内部的延续。平台界面、可搜索性和推荐系统,还会进一步影响人们接触到哪些版本,以及如何理解这些版本之间的关系。

证据、原创性与概念的限度

互文分析采用多种证据来回答不同的问题。细读可以揭示某个短语或叙事结构在作品中如何发挥作用。历史研究可以考察接触文本的可能性、时间先后及传播过程。接受研究可以说明读者何时开始意识到某种关联,以及对这种关联的解读如何变化。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独自解决这三类问题。证明两段文字彼此相似,并不等于证明其中一段促成了另一段的产生,也不等于证明某一特定受众注意到了这种相似性。

数字方法可以辅助完成其中一些任务。精确短语匹配、序列比对及其他文本比较方法,能够在大型语料库中找出重复的措辞。统计模型可以识别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异常相似之处或反复出现的模式。不过,结果仍取决于所收录的文本、采用的版本、转录质量,以及对拼写差异的处理方式。共同使用的套语、通行译文和惯用表达都可能产生匹配结果,却不足以证明存在某次具体的借用行为。语义相似可能表明文本讨论的是同一主题,而非存在互文关系。

区分互文性与剽窃同样重要。互文性描述的是参与意义生成的各种关系;剽窃则涉及在本应注明来源的情况下,如何呈现他人的作品或思想。未注明出处的借用可能在互文层面促成意义的生成,同时仍违反学术或职业规范。反过来,注明出处的引用也可能几乎不增加阐释上的复杂性。仅凭文本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无法判定其在伦理上是否正当。

知识产权又带来了另一组需要厘清的区别。著作权法通常关注受保护的表达,而非思想本身;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也因法域和使用方式而异。戏仿、改编或引用等文学类别,并不能自动决定法律上的判断结果。文学批评中对作品具有转化性的描述,也不能替代特定法律原则下对转化问题的分析。因此,即使涉及的是同一份被再次使用的材料,历史上的文学实践、机构的署名与来源标注规则,以及当代法律,也需要分别加以考察。

对互文性最根本的质疑在于,这一概念可能涵盖过广,以至于无法区分不同的有意义关联。如果每一次语言使用都依赖既有话语,那么这个术语似乎就能同样地解释一切。更精确的分析会明确相关关系的尺度与机制:究竟是措辞上的呼应、文类惯例、叙事转化,还是制度化的阅读方式。它还会指出,识别出这种关系后,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史诗改编中,这种变化可能关乎政治合法性;在采用采样的录音作品中,可能关乎历史记忆与声音身份;在翻译中的典故里,则可能关乎文化知识在读者群体中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