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元小说是一种小说形式,既持续关注历史往事,又明确反思自身作为故事的建构过程。它尤其与后现代主义相关,在呈现历史事件、人物或背景的同时,也质疑使这些内容变得可理解的叙事惯例。这一术语由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发展而来,并在她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1988年)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所指的写作既介入历史,又自觉承认自身的虚构性质,而不是将历史指涉与文学的自我反思视为对立的两端。
定义与理论基础
这一术语结合了两个概念。史学史关注历史的书写,以及再现过去所涉及的方法、预设与传统。元小说则将注意力引向小说作为人为创作物的性质:叙述者可能讨论自己的选择,故事可能揭示自身遵循的惯例,文本也可能打断虚构世界看似真实的表象。
历史编纂元小说将这两方面的关切结合起来。它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发生过什么,而是过去如何通过证言、文献、阐释与叙事进入人们的认知。小说可以讲述可辨认的历史事件,同时揭示将证据转化为连贯叙述时所涉及的取舍、编排与排除。
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分,即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之间的区分。质疑历史再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否认事件曾经发生。它所挑战的,是这样一种假定:叙事能够不经过语言、视角或文化预设的中介,透明地再现这些事件。
哈琴的论述强调了一种鲜明的双重性:这类小说在运用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质疑传递这些知识的形式所具有的权威。它援用人们熟悉的惯例,继而揭示其局限。因此,与泛指以过去为背景的实验小说相比,这一概念有着更具体的内涵。
思想与文学背景
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后期围绕文学理论、历史知识与再现展开的争论。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考察叙事形式如何参与历史解释,文学批评家则重新思考文献指涉与虚构创造之间的界限。
历史编纂元小说属于这一思想背景,但它并不只是用小说来证明历史与文学完全相同。历史学家与小说家或许都会将材料组织成叙事,但他们在证据、虚构与核实方面承担的责任仍有区别。这类小说将这条界限变成考察对象,而不一定要将其取消。
其中运用的技巧,也有早于后现代主义的先例。《堂吉诃德》就曾围绕所谓的资料来源、作者身份、翻译以及故事的流传展开游戏。后来的实验性写作又发展出其他动摇叙事权威的方法。这些先例表明,自觉的故事讲述并非20世纪后期的发明;不过,哈琴提出的这一类别,指向的是自我反思与历史关切的一种特定结合。
这一概念也有别于作为广泛历史运动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作品经常质疑时间的连续性、感知与可靠叙述。历史编纂元小说则更具体地将这些问题与公共历史、历史证据以及既有叙述的权威联系起来。
典型技巧
没有哪一种单独的手法足以判定一部作品属于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术语通常描述的是多种技巧的相互作用。
自觉的叙述
叙述者可能中断叙述,说明某个场景是如何虚构出来的,质疑人物的动机,或承认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确定无疑的重构。这类介入削弱了叙事能够让读者不经中介、直接接触过去的印象。
不可靠叙述者也可能促使读者判断个人记忆、公共记录与相互竞争的事件版本之间的不一致之处。不过,仅有不可靠性,并不足以使一部作品成为历史编纂元小说:它必须有助于作品对历史再现的考察。
文献与档案形式
书信、日记、照片、脚注、报纸报道以及所谓的学术评述,都可以被纳入叙事。这些材料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构的,还可能被刻意处理得难以归类。
它们往往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营造出文献权威的表象,另一方面又揭示文献需要经过阐释。一封遗失的信或相互矛盾的证言,可能变得与一份看似具有决定性的记录同样重要。档案呈现出来的,不是完整保存过去的资料库,而是由留存痕迹组成的不完整材料集合。
互文性与戏仿
互文性将一部作品与此前的小说、历史记述、神话及公共叙事联系起来。历史再现因而显现为与既有文本的对话,而不是首次接触某个未经触碰的过去。
戏仿可以揭示历史编年史、传记、民族史诗或学术文章的惯例。在哈琴的论述中,戏仿不一定只是嘲弄。带有批判性差异的重复,既可以承认某种承袭而来的形式,也可以挑战它所声称的权威。
打乱的时间顺序与相互竞争的叙述
碎片化的时间顺序、多种结局以及相互冲突的视角,使任何一种事件版本都无法获得完全稳固的地位。随着叙述视角的变化,同一段历史插曲在官方观察者、处于边缘地位的参与者和后来的调查者眼中,可能呈现出不同面貌。
这类安排使历史意义的生产过程显现出来。每一种新的叙述都不只是补充信息,还可能改变此前所述内容的意义。
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相遇
可辨认的公众人物可能与虚构人物共同存在于一个虚构世界中。他们的相遇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读者为什么会认为某些情节在历史上可信,又为什么某些人物会在公共记忆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技巧并非历史编纂元小说所独有。其独特运用在于,将有文献记载的人物活动与想象性重构之间的界限,变成小说探讨的主题之一。
代表作品
有几部小说经常被放在这一概念下讨论,分别体现了它的不同方面。
-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年)**重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世界,同时又通过显著的叙述者介入和多种结局,打断这一重构过程。后世作家的视角与写作惯例,反复动摇着作品看似保持的历史距离。
- **E. L. 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时代》(1975年)**将虚构的家庭与真实的历史公众人物并置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他们相互交织的故事,使公共历史、私人经历与看似权威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区分变得复杂。
- **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1981年)**将叙述者的一生与独立后的印度历史联系起来。错误、夸张、身体意象和自觉的叙述,使记忆与国家历史之间的关系成为小说的核心。作品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是探索这种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所有历史编纂元小说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 **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1980年)**通过层层文本传递,以及与前人著述的广泛对话,呈现了一场中世纪的调查。作品对阐释、失落文本与相互竞争的解释的关注,将事件的重构与符号、文献的解读联系起来。
这些作品并不构成一个整齐划一的流派;将它们归入这一类别,也不意味着它们在历史、美学或政治方面的关切都可以彼此等同。
与相邻形式的关系
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再现较早的时代,往往将虚构人物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情境相结合。它可以承认知识存在空白,却不将历史的建构过程作为核心主题。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持续考察这一建构过程。令人信服的时代背景、符合事实的细节或著名历史人物的出现,都不足以构成这一类别的判据。反过来说,传统历史小说也不一定对证据或视角抱有天真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与形式组织,而不是非批判性写作与批判性写作之间的简单对立。
元小说
元小说可以关注语言、作者身份、虚构人物或故事讲述的运作机制,而不必深入涉及历史。历史编纂元小说则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维度:既反思虚构创作,又关注对过去的再现。
后殖民写作
某些后殖民文学重新审视殖民记录、国家起源,以及特定经验如何被排除在官方叙述之外。因此,它们的关切可能与历史编纂元小说高度重合。
不过,这两个类别仍有区别。并非所有后殖民写作都是元小说,而具有自我反思性的历史小说也不一定挑战殖民权力。后殖民批评还可能追问:一种围绕后现代主义发展起来的理论,是否足以把握不同社会修订历史时各不相同的目的。
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编纂元小说都关注文本、历史情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前者主要是一种批评方法,后者则指一种文学实践。共同的关注点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同。
批评中的用途与局限
对于那些看似削弱自身权威、却又不放弃历史指涉的小说,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分析方式。它将注意力引向以下问题:谁能够叙述过去,哪些记录得以留存,叙述如何获得正当性,以及叙事形式如何影响阐释。
这一类别的边界仍有赖于阐释,而不能通过机械的检验来确定。一部小说可能玩弄文献形式,或突出叙述行为,却并不以历史知识为首要关切。反过来,一部深入探究历史的作品,也可能不借助明显的元小说手法,就对既有叙述提出质疑。
另一项争论涉及自我反思的政治效果。揭示权威叙述的建构过程,可以为遭到排斥的视角开辟空间,但形式实验并不会自动产生政治批判。反讽可能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也可能与其保持一种矛盾的关系,或使作品自身的立场更难确定。
运用这一类别时,还需谨慎区分不确定性与证据支持程度上的等同。历史叙述具有选择性,并经过叙事组织,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每种叙述都有同等充分的依据。因此,分析历史编纂元小说时,区分以下三个问题会有所助益:文本虚构了什么,它对历史知识提出了什么主张,以及这些主张与留存下来的证据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