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艺术 / 文学 / new-historicism

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通过文学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社会实践、制度及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阐释文学。

18 个关键词8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5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文学批评文艺复兴新批评细读互文性戏剧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研究路径,将文学作品视为其所处历史情境中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它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兴起,既反对把文学视为自主的审美对象,也反对把历史视为仅用于解释文本的稳定背景。相反,它考察文学与非文学的再现形式如何参与文化意义的生产、流通与争夺。这一研究路径尤其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及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

起源与发展

新历史主义源于对几种既有文学研究路径的不满。针对新批评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形式主义,它主张,脱离制度、社会实践和历史冲突,就无法充分理解作品的语言与结构。针对某些较早的历史批评,它质疑那种认为一个时代拥有统一世界观的论述,也质疑将文学作品直接视为作家生平及其时代之反映的做法。

不过,这一思潮仍然保留了细读的实践。它的创新之一,是将细致的阐释性关注从经典文学扩展到法律文书、旅行叙事、宗教论争、法庭记录、医学著述、大众娱乐及其他文化材料。

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成为这一研究路径早期的重要论述。该书考察了身份如何在与宗教权威、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所界定的局外者的接触中形成。他为《文类》期刊1982年一期专号撰写的导言,推动了“新历史主义”成为这一新兴批评倾向的名称。1983年创刊的《再现》期刊,则为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

这一名称从未指称一个完全统一的学派。与之相关的学者在政治阐释、历史解释以及文学形式与文化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上各有分歧。格林布拉特也使用“文化诗学”一词,强调探究文化再现如何被创造、传播并获得权威。

思想基础

权力与话语

米歇尔·福柯是其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他的研究考察了知识、制度与权力之间的历史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权力不仅通过统治者或政府发布的命令运作,也通过分类、专业实践、规范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言说方式发挥作用。

因此,新历史主义批评追问文本如何参与界定合法与犯罪、文明与野蛮、正常与偏常、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等范畴。这些区分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不言自明的事实。

权力也被理解为具有生产性:它参与塑造身份、知识形式以及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既可能巩固某种制度,也可能揭示其权威内部的张力。作品的政治意义未必能够归结为单一的信息,也未必等同于作者公开表达的意图。

文化阐释

另一个思想来源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人类学,尤其是他的“深描”实践。这种方法通过重建意义的层次,来解释一种行动何以在特定文化情境中成为可理解的行为。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王室典礼、公开惩罚、戏剧演出,或一则看似无关紧要的轶事,都可能揭示象征、制度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不只是装点性的背景,也可能是理解一种文化如何组织意义的核心证据。

历史与文本中介

批评家路易斯·蒙特罗斯用“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一对相互关联的关注点来概括这种研究路径。

文本的历史性意味着,写作、阅读和阐释都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文学作品受当时可用的文类、制度、词汇和价值体系塑造;批评家的阐释同样具有其历史处境。

历史的文本性意味着,对过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留存下来的再现材料及其传承。文献并不能提供未经中介的事件图景:它们为特定目的而产生,经选择性保存,又在后世问题的引导下被阐释。这并不要求否认事件独立于文本而发生,而是要求区分过去的事件与使这些事件得以被认识的证据和叙事。

主要方法

将文学与非文学材料结合阅读

典型的新历史主义研究会把文学作品与传统上不被视为文学的文献或实践并置。例如,一部戏剧可以与殖民旅行记述、宗教论争、诉讼程序或宫廷典礼的描述一起阅读。

二者之间未必存在直接影响关系。批评家也可以转而考察它们共有的预设、修辞策略、焦虑或权威形式。文学与非文学材料可以相互阐明,而不必将任何一方化约为另一方的例证。

这种做法不同于仅仅提供历史背景。它认为,文学与其他文化活动之间的界限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它也不同于狭义上将互文性理解为文学作品间关系的观点,因为制度、表演、物质交换和社会实践,可能与言辞上的对应同样重要。

历史轶事

许多新历史主义论文以档案中引人注目的片段开篇:一场不寻常的审判、旅行者与当地居民的一次相遇、一则惩罚记述,或一份有关公共奇观的报道。这则轶事引出一个问题,随后借助文学文本加以探讨。

它的作用往往是动摇人们习以为常的假设,而不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一个小事件可能暴露宏观叙述所忽略的矛盾。不过,某则轶事能否支撑更宏大的历史论断,仍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流通与协商

在《莎士比亚式的协商》(1988)中,格林布拉特提出了关于“社会能量”流通的论述。这一说法描述的是,激发集体兴奋、恐惧、欲望或认同的力量如何在各种文化活动和制度之间流动。

例如,戏剧可以转化取自宗教仪式、宫廷典礼、商业和公开惩罚的材料。当这些材料被搬上舞台、呈现给付费观众时,便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文学既不是社会的被动反映,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创新源泉,而是参与各种交换与协商。

主体形成与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经常质疑这样一种观念:个体先于社会关系而存在,并独立于社会关系。它将身份视为通过制度、期待、可资利用的叙事以及与他人的接触而形成的事物。

这并不必然抹除个体的能动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特定行动与自我理解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作者和人物可以在既有惯例之内即兴发挥、操纵这些惯例,或揭露其中的矛盾,而不必置身于自身文化之外。

莎士比亚与近代早期研究

威廉·莎士比亚研究一直处于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莎士比亚戏剧为考察君主制、戏剧商业、宗教变迁、殖民接触、性别,以及公共表演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材料。

例如,对《暴风雨》的新历史主义阐释,可以将剧中关于统治、奴役、教育和占有的再现,与近代早期的旅行及殖民记述并置。这样的解读并不要求把该剧视为某一历史事件的直接寓言,而是探究权威与差异借以成为可想象之物的文化词汇。

同样,历史剧和悲剧也可以结合王位继承争端、彰显君权的仪式、叛乱和公开惩罚来阅读。它们的戏剧形式依然重要:歧义、舞台上的角色扮演,以及观众同情的转移,都可能使任何表面上的政治立场变得复杂。

一个影响深远的议题是颠覆与收编之间的关系。对异议的再现看似可能挑战权威,同时却也可能帮助权威展示其识别、呈现和管控反对力量的能力。这一模式适用范围有多广,以及它是否为有效抵抗留下了足够空间,批评家们对此意见不一。

与其他研究路径的关系

文化唯物主义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尤其如此。二者都将文学阐释与历史制度、意识形态和权力联系起来,也都反对将文学与社会生活隔离。

文化唯物主义通常更明确地表明其对唯物主义分析和当代政治干预的承诺。它经常强调异议传统,以及经典作品在制度中持续受到的运用。新历史主义则更常与档案材料的并置、文化人类学,以及对权力分散运作方式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这些只是倾向上的差异,而非绝对的区分。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批评

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样,关注意识形态、制度和文化生产的社会条件。不过,它往往不那么坚持主要通过阶级关系或经济结构来解释文化现象。

它对身份和排斥的关注,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后殖民批评有所重叠。当新历史主义对权力的论述未能充分关注性别化经验、殖民暴力或受支配群体的能动性时,这些研究路径也会对其提出质疑。

新历史主义不同于历史编纂元小说。前者是一种批评路径,后者则指自觉审视历史书写与历史再现的小说。

批评与局限

一个反复出现的批评涉及历史代表性。一则生动的档案片段也许能够支撑巧妙的阐释,却未必能证明某种信念或实践实际上有多普遍。因此,批评者会追问:某一论证究竟证明了历史联系,还是仅仅建构了富有启发性的类比?

另一项异议涉及权力似乎无所不包的特性。如果抵抗总是被解释为早已被支配性制度预见或吸收的事物,这种研究路径就可能难以解释有实质意义的历史变革。因此,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收编论述受到批评,被认为低估了冲突与能动性。

新历史主义还被批评为削弱了不同类型证据之间的区别。虚构场景、行政记录和个人证言都是经过中介的再现,但它们各有不同的目的和证据价值。将它们结合阅读,并不意味着可以省略史料批判、年代考订,以及对因果关系的审慎论证。

另一项关切是它如何处理文学的独特性。尽管许多新历史主义者都善于细读,文化分析有时仍会使文类、形式、审美体验和艺术家的个人抉择从属于有关权力的论证。

影响与后续实践

新历史主义推动档案研究和跨学科的语境化阅读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实践。其影响超越了文艺复兴研究,扩展到浪漫主义、19世纪小说、殖民地书写及其他文学传统的研究。

凯瑟琳·加拉格尔与格林布拉特合著的《实践新历史主义》(2000),通过阐释实例和方法论反思,而非一套固定规则,来呈现这一研究路径。许多后来的研究不再明确以新历史主义自居,却延续了它在文本细读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证据之间往返探究的鲜明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