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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艺复兴戏剧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是近代早期英格兰的戏剧文化,以职业剧团、商业剧场及莎士比亚与同时代人的作品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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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艺复兴戏剧涵盖了从16世纪初到1642年议会下令关闭剧院这一时期英格兰的戏剧创作、演出实践、相关机构与戏剧文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阶段始于1570年代固定商业剧场的兴起,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本·琼森及其同时代剧作家的创作生涯都处于这一阶段。“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常被宽泛地用来指称这一传统,但严格来说,它仅指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即1558年至1603年的戏剧;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这一更广泛的范畴,还包括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1603—1625)的詹姆斯时代戏剧,以及查理一世在位时期(1625—1649)的查理时代戏剧。

这一时期,戏剧发展成为持续经营的城市商业事业,同时仍与王室赞助、城市庆典、教育及巡回演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一时期的剧作将古典学识与本土传统相结合,舞台上既有恢宏的历史场面、细腻的内心冲突,也有通俗的滑稽表演和围绕时事的争论。尽管伦敦在职业戏剧演出中占据主导地位,戏剧文化仍广泛存在于外省城镇、贵族府邸、大学和宫廷之中。因此,要理解这一时期的戏剧,既要关注戏剧文学,也要考察剧场建筑、演员、观众、监管制度,以及演出剧本如何成为流传至今的文本。

中世纪遗产与文艺复兴学术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源于几种相互交织的传统,而非与中世纪表演传统的一次彻底决裂。宗教剧曾在城市公共场合将《圣经》历史搬上舞台,道德剧则通过“善行”“知识”和“恶习”等拟人化角色来呈现伦理冲突。这些传统为后来的剧作家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演员与观众关系、大幅转换的基调,以及通过具有示范意义的行动探究道德抉择的手法。其中,“恶习”这一角色尤其有助于确立一种模式:一个顽劣或具有破坏性的角色既能取悦观众,又能使观众在心理上成为其同谋。

英国宗教改革改变了戏剧演出的制度环境。修道院遭到取缔,圣像和宗教仪式受到攻击,官方教义接连变动,这些都冲击了原有的戏剧实践。宗教剧并未立即消失:据记载,一些重要的城市《圣经》组剧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仍在上演,其中包括1569年有记录的最后一次约克组剧演出,以及1575年在切斯特举行的演出。这类戏剧的衰落并不同步,也受各地具体条件影响。与此同时,在贵族府邸和宫廷上演的短篇幕间剧,使职业艺人得以在道德训诫、政治论辩与世俗娱乐之间游走。例如,约翰·海伍德的《四个P》便让几种观众熟悉的社会人物展开撒谎比赛,由此制造喜剧效果。

人文主义教育奠定了另一项重要基础。文法学校的学生学习拉丁语戏剧,有时也亲自演出,尤其是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他们的喜剧提供了身份误认、家庭冲突、机智仆人以及结构严密的计谋情节等范例。塞内加的悲剧以拉丁语原文和英语译本流传,为雄辩式交锋、复仇、鬼魂出场以及极端暴力的叙述提供了范例。古典戏剧的影响通常是选择性的,而非必须遵循的规范:英国剧作家将这些素材融入本土表演传统,而这些传统允许喜剧性插曲打断剧情,允许行动跨越多个地点,也允许在舞台上呈现漫长的时间跨度。

英国早期的戏剧实验体现了这种融合。尼古拉斯·尤德尔的《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通常被认为写于16世纪50年代初,它将古典喜剧模式移植到英国社会环境中。托马斯·诺顿与托马斯·萨克维尔合著的《戈博达克》于1562年在内殿律师学院演出,并曾在伊丽莎白一世面前上演。该剧讲述王权分裂与内乱,采用了无韵诗,这种形式后来成为职业戏剧的核心形式。即使在商业剧场兴起之后,大学和各律师学院仍是重要的戏剧活动场所。它们培养作家,提供鉴赏要求较高的观众群体,并支持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戏剧演出;这些戏剧活动的历史不能简单归入公共舞台的发展史。

职业剧团与演出经济

这一时期,戏剧体制最关键的发展,是能够长期存续的职业剧团的出现。早先的演员在贵族庇护下巡回演出;即使后来剧团的大部分收入已来自商业经营,贵族赞助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仍然十分重要。1572年颁布的反流浪者法令,使没有庇护的流动艺人面临惩罚,同时承认依附于地位足够显赫的赞助人的演员所享有的身份。冠以赞助人的名号,并不一定意味着剧团的全部运营费用都由其承担;在一个对无所依附的流动人口心存疑虑的社会里,这个名号赋予剧团的是庇护和地位。

到1590年代,伦敦的戏剧经济日益围绕少数几家大剧团展开。成立于1594年的宫内大臣剧团,成员包括兼任剧作家、演员和股东的莎士比亚,以及担任首席悲剧演员的理查德·伯比奇。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该剧团获得王室赞助,改称国王剧团。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其主要竞争对手是海军大臣剧团,与该团关系密切的有演员爱德华·阿莱恩和剧场经营者菲利普·亨斯洛。赞助关系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剧团名称的更改并不意味着其人员或剧目也全部更换。

剧团将多种劳动与投资形式结合在一起。入股成员共同承担剧团的财务风险并分享收益;受雇人员通过表演或其他工作领取工资;学徒和年轻演员则在既有的职业关系中接受训练。剧场的所有权与使用该剧场的剧团成员身份可以彼此独立。例如,莎士比亚对环球剧场的投资,与他作为剧团股东的身份,分属不同的财务安排。这些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使艺术决策与租金、维修、戏服、工资及预期演出收入紧密相连。

剧目轮演制要求剧团迅速轮换上演不同剧目,而不是让同一出戏连续演出。一家剧团可能在接连数日的下午上演不同的戏,一面重演久经考验的成功剧目,一面定期推出新作。亨斯洛留存至今的账簿,通常被称为他的《日记》,记录了演出收入、借贷、向剧作家支付的款项及其他交易,为了解剧本如何委约创作、如何筹措资金提供了罕见的详实资料。合作创作在经济上颇为有利:几位作者分工执笔,能比一位作者独立写作更快地交出新剧本。

巡演依然不可或缺,而不只是早期做法的残留。剧团会前往外省城镇演出,尤其是在伦敦的演出中断时,但巡演并不只限于应急之用。宫廷演出既能带来收入,也能提高声望;在贵族府邸演出,则使职业演员得以进入精英阶层的关系网络。疫病流行期间,当局屡次下令暂停公开演出,使剧团收入难有保障。因此,职业戏剧的维系有赖于商业收入、赞助人的庇护、流动演出的能力,以及保有一批随时可供上演的剧目的能力。

剧场、演出空间与剧场建筑

固定商业剧场的出现,扩大了英国戏剧演出的规模,也使演出更加常态化。建于1567年的红狮剧场是早期的一次尝试,但关于其运营历史的记录十分有限。詹姆斯·伯比奇于1576年在肖尔迪奇建造的剧院剧场,影响则更为深远。1577年,幕帘剧场也在附近落成。泰晤士河南岸的玫瑰剧场于1587年开业,天鹅剧场于1590年代开业,环球剧场则于1599年开业。其中几座剧场位于伦敦城管辖范围之外,或设在市政当局直接控制较弱的特许辖区内,不过仍受其他当局管辖。

露天剧场通常以楼廊环绕露天池院,并将高起的舞台伸入观众之中。这样的布局使观众分处表演区域的几侧,也便于演员直接向观众说话。在环球剧场及类似场所,池院站席的票价最低,通常为一便士;楼廊座席和位置更好的席位则需另付费用。演出一般在白天举行。覆盖部分舞台的顶棚既可为演员遮风避雨,也可用来实现视觉效果;舞台上的门、上层表演区和活板门,则分别用于人物出入、发生在高处的场景,以及与坟墓或冥界相关的登场。具体布局因建筑而异,也会随时间改变。

室内场所形成了一种与露天剧场相关却又有别的戏剧环境。由厅堂和原有宗教建筑改造的剧场,在人工照明下容纳较少的观众,票价通常也更高。詹姆斯·伯比奇于1596年购得黑衣修士剧场的场地,起初让成年演员剧团使用该场地的计划遭到反对,后来则有一个童伶剧团在此演出。国王剧团于1609年开始使用黑衣修士剧场,从而在环球剧场之外又拥有了一处室内演出基地。烛光、较为封闭的声学环境,以及幕间音乐都影响了演出条件。不过,露天的“公共”剧场与室内的“私人”剧场之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众娱乐与宫廷专属娱乐之分:两者都售票入场。

舞台设计通常并不十分依赖不断更换的绘景,而更多地依靠演员的台词、可移动的道具、服装,以及观众对戏剧惯例的认可。一张王座、一张床、一张桌子或一座刑台,就能迅速确立眼前的场景,而对白则可交代地点是战场、宫殿、街道还是森林。这种灵活性使场景得以快速转换。相比之下,宫廷假面剧发展出了精巧复杂的布景变换和舞台机械,伊尼戈·琼斯的工作尤其推动了这一发展。不能将其视觉呈现手法与商业剧场的做法视为一谈。

人们对这些建筑的了解,来自文献、图像和实物遗存。1989年对玫瑰剧场和环球剧场的发掘,以及后来在其他遗址开展的工作,修正了以往对剧场尺寸和建造方式的认识。考古证据也表明,不能贸然把所有早期剧场都想象成标准化的多边形建筑:幕帘剧场出土的遗迹显示,它是一座矩形建筑。现代复原不可避免地需要将证据与阐释相结合。

戏剧语言与情节组织

职业舞台最具代表性的诗体是不押韵的抑扬格五音步。其大致每行五拍的节奏提供了一种可辨识的结构,同时又容许重音、停顿和句长有相当大的变化。马洛的剧作,尤其是《帖木儿》,展现了这种诗体承载雄浑修辞的能力。此后,莎士比亚及其他剧作家发展出丰富多样的诗体表现手法,既有格律严整的长篇台词,也有由不同人物共同说完一个格律诗行的断续对话。节奏的变化可以表现迟疑、威势、情绪压力,或人物关系的转变。

诗体与散文、押韵诗及歌曲并存。散文可以用于诙谐的唇枪舌剑、书信、日常交谈,或刻意采用的朴实表达,并非始终专属于地位低下的人物。押韵可以标示一场戏的结束、正式的挑战、超自然存在的话语,或刻意程式化的对话。歌曲可以打断情节、伴随劳作或庆典,也可以表达普通对白无法表达的内容。这些形式差异为演员提供了实用的表演提示,也让观众能够从听觉上区分不同的话语类型,但并未构成一套固定的符码,使每种形式都只具有一种社会或情感含义。

剧目广泛取材于书面文献和口头材料。编年史提供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历史;包括奥维德与普鲁塔克在内的古典作家提供了神话和传记;意大利故事则提供了围绕欲望、欺骗与复仇展开的复杂情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大量采用拉斐尔·霍林舍德《编年史》中的材料,而他的罗马题材剧作则取材于托马斯·诺斯翻译的普鲁塔克著作英译本。改编通常涉及压缩、扩充、改变人物动机,以及将不同故事合而为一。独创性不仅体现在创造前所未有的叙事上,也同样体现在将素材转化为戏剧的过程中。

英国商业戏剧往往不严格遵守时间与地点的一致性。一部戏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转换场景,也可以呈现跨越多年的故事,并借助歌队、解释性台词或显而易见的舞台手法来完成过渡。例如,《冬天的故事》便让“时间”登场,宣告十六年已经过去。多线情节使支线故事得以映照、质疑或扭曲主线情节。《李尔王》中的葛罗斯特支线并非只是重复李尔的经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组织了父母的过失、子女的背叛,以及最终的醒悟。

独白与旁白使观众得以知晓其他人物无从得知的内心想法。在《哈姆雷特》中,长篇独白使思索与权衡本身成为戏剧事件;在《奥赛罗》中,伊阿古对自身盘算的透露,使观众与这个施行欺骗的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亲近感。这些惯例通过让观众与人物掌握不同程度的信息,产生戏剧反讽。其效果有赖于实际的演出条件:演员可以直接向观众讲话,随后又回到人物之间的互动中,而其他人物则表现得仿佛并未听见先前那些话。

体裁、剧作家与剧目的演变

体裁标签虽有用,却并不固定。悲剧、喜剧和历史剧是主要类别,但具体作品往往跨越这些类别的界限。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目录将其剧作归入这三类,后世批评则增添了问题剧、晚期传奇剧等类别。这些后起的术语有助于揭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特征,但不能将其误认为当时剧团与观众共同使用的一整套分类词汇。一部戏出版时采用的题名、其舞台呈现的性质,以及后世批评赋予它的分类,可能并不一致。

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沿着几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发展。托马斯·基德于1580年代后期创作的《西班牙悲剧》,将儿子遇害、正义诉求受挫,以及借戏剧表演揭露或惩罚罪犯等元素结合起来,推动了复仇悲剧的确立。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则将基督教的永罚观念、人文主义的抱负、滑稽场面和壮观的召魔表演融入同一戏剧结构。莎士比亚的悲剧,包括《麦克白》,探索了政治权力、行动、想象与道德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未遵循某一种固定模式。家庭悲剧则将目光转向家庭和相对普通的社会环境,1592年刊行的匿名剧作《费弗舍姆的阿登》便是一例。

喜剧同样多姿多彩。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将恋人、工匠与仙界统治者汇聚于一剧,《第十二夜》则围绕乔装、欲望与身份误认展开情节。本·琼森在《福尔蓬奈》和《炼金术士》等剧作中,发展出一种具有敏锐剖析力的喜剧创作手法,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揭露贪欲与自欺。托马斯·德克、托马斯·米德尔顿等人推动了城市喜剧的发展,伦敦的家庭、市场、各行各业以及围绕性关系的利益交换,都成为这类作品中阴谋诡计的素材。这些作品通过风格化处理与讽刺来呈现都市生活,而非如实记录现实。

英国历史剧在1590年代尤为兴盛。它们将编年史转化为舞台上的论辩,探讨王位继承、叛乱、统治的正当性以及政治中的表演性。年迈的伊丽莎白女王由谁继位尚无定论,这种不确定性使历史剧更具现实意义,但不能因此将某一部戏简化为针对某个当代事件的隐语式表态。罗马历史则为审视暴政与共和政体提供了另一套表达方式。古代背景与英国背景之间的差异,既能拉开适当距离,又能让观众辨认出其中的政治问题。

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剧目又有了进一步变化。约翰·韦伯斯特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以及米德尔顿与威廉·罗利合著的《变节者》,集中表现了胁迫、欲望、秘密与暴力。弗朗西斯·博蒙特和约翰·弗莱彻推动了悲喜剧地位的提升;这类作品的情节险象环生,可能逼近灾难,却不以悲剧通常预示的死亡收场。博蒙特停止创作活动后,弗莱彻仍继续大量写作,而菲利普·马辛杰与詹姆斯·雪利则成为较晚时期职业戏剧界的重要人物。莎士比亚在后世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不应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剧目出自众多作家之手,他们经常合作,并迅速响应剧团的需求。

演员、性别、音乐与观众

这一时期的商业剧团通常由男童或年轻男子扮演女性角色。这一惯例影响了演员训练、角色分配以及围绕乔装展开的戏剧构思,在女性角色假扮男性时尤为明显。在《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中,观众可以同时辨识出表演中层层叠加的身份。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女性完全没有参与演出。女性也参加宫廷假面剧、私人宅邸中的娱乐表演及其他文化活动;这种限制针对的是英国职业剧团的既定惯例,而非一切戏剧演出场合。

在轮换剧目中担任演员,是一门要求很高的技艺。演员需要记住众多角色的台词,适应有限的排练时间,按需演唱或跳舞,还要掌握舞台打斗和道具的使用。留存至今的史料包括演员分角本,其中只有演员本人的台词和简短的接词提示,而不是完整剧本。这些文献揭示了剧团如何既分配工作,又保留对完整演出本的掌控。主要演员也会影响剧作家为他们创作的内容。阿伦与马洛笔下气势凌人的主人公之间的联系,以及伯比奇与莎士比亚主要悲剧角色之间的联系,都说明了特定演员的能力和声望如何参与塑造剧团的演出剧目。

丑角演员与观众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理查德·塔尔顿在伊丽莎白时代声名鹊起,威廉·肯普和罗伯特·阿明则为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带来了不同的喜剧风格。肯普以滑稽的肢体表演和公众演出著称;阿明的声誉则与台词精巧繁复的弄人角色及音乐才能有关。这种差异不宜绝对化,但演员的更替确实可能改变新剧中各种喜剧成分的比重。即兴发挥与照本宣科并存,而两者之间的张力,在哈姆雷特抱怨丑角演员擅自添加台词时便有所体现。

音乐和舞蹈是戏剧演出的常规组成部分,而非偶尔点缀其间的装饰。号声可以宣告仪式性的登场或军事行动;歌曲可以营造社会氛围、寄托情感,也可以成为剧情中人物解读的对象。有些演出以吉格短剧收尾,这类短小的娱乐表演融合了音乐、舞蹈,往往还包含滑稽情节或男女私情。服装同样举足轻重。华贵的衣饰既标示人物的身份等级,也可能占剧团物质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历史人物的服饰往往更接近演员生活的时代,而非依据考古知识复原的古装。

观众包括手工业者、学徒、商人、绅士、外来访客,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票价、地点和演出时间都会影响哪些人前来看戏,但露天剧场的观众无法用任何单一的社会类别来概括。观众可以出声回应、购买饮食、交谈,也会评判那些他们已看过其扮演多种角色的演员。这些行为并不意味着观众无法持续专注于演出。开场白、收场白、向观众直接喊话,以及关于戏剧潮流的笑话,都表明剧作家在积极地与观众交流、磨合。观众既是剧场在经济上不可或缺的支撑,也是演出中得到公认的参与者。

赞助、审查与宗教争议

戏剧舞台的运作受到多套相互交叠的许可与约束机制支配。王室和贵族的赞助赋予剧团合法地位,但市政当局可能以扰乱秩序、人群拥挤或传播疾病为由反对演出。管理职责分属王室、枢密院、地方治安官以及负责王室娱乐事务的官员。这些机构的优先考量并不总是一致。一个剧团可能因服务宫廷而受到重视,却在伦敦兴建或经营剧场时遭遇阻力。

宫廷娱乐总管逐渐成为职业戏剧演出许可制度的核心。在埃德蒙·蒂尔尼任职期间(1579—1610年),对公共演出的管理权得到集中;1581年的一项授权进一步加强了他审查剧本、监管剧团的权力。后来的任职者包括乔治·巴克爵士和亨利·赫伯特爵士。监管措施可以包括要求修改剧本、禁止某剧上演,或惩罚演员与剧作家。监管也不一定只在引发公众风波之后才介入:对官方审查的预期,可能在剧本登台之前就已影响创作。

现存手稿为审查干预提供了难得的直接证据。《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手稿保留了与蒂尔尼有关的批示,要求删去剧中的起义场景及相关内容。该剧复杂的修改过程表明,将政治敏感的情节搬上舞台困难重重。1597年,与托马斯·纳什和琼森有关的《犬岛》上演后引发官方干预,琼森及其他参与者遭到监禁。由于剧本已经佚失,任何对其具体触犯何种禁忌的断言,都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戏剧也可能与派系政治交织。1601年2月7日,就在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失败前不久,其支持者出资加演了一部有关理查二世的戏剧,通常认为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一事件说明,既有剧目也可能因演出时的具体情势而获得新的政治作用。1624年,米德尔顿的《一局棋》以寓言式的国际象棋对弈呈现当时的国际政治。该剧短期内演出盛况空前,却因反西班牙内容招致异议,最终在官方压力下停演。

宗教人士对戏剧的批判有多重依据。反对者谴责异装扮演、假扮虚构人物、色情展示、虚耗光阴,以及被认为容易滋生恶习的聚众活动。斯蒂芬·戈森的《弊病之学》于1579年问世,威廉·普林篇幅浩繁的《演员之鞭》则出版于1633年。反对戏剧的声音,并非仅仅是一场统一的“清教徒”运动,针对一个原本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道德、城市治理、经济及教派方面的顾虑彼此交叠。防疫限制使情况更加复杂。疫病暴发时,当局认为人群聚集具有危险性,因此关闭剧场,导致演出长期中断;其影响既涉及实际运作和财务,也涉及意识形态。

剧本、印刷与戏剧作品的留存

现存戏剧作品只占当时创作和演出作品的一部分。手稿遗失、剧团停业、未曾付印,或印本未能保存下来,都可能使剧作失传。亨斯洛的记录提到了许多如今只知其名的作品。这种留存上的不均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某些作家和体裁看似占据主导地位,既反映了作品保存状况及后世编辑整理的投入,也反映了它们在当时舞台上的受欢迎程度。一部频繁上演的戏可能失传,而一部较为罕见的出版物却可能长久流传。

演出所用的剧本是一份工作文稿。它可能经历作者起草、合作修订、送审获准、演出筹备、针对特定演员阵容的改编,以及日后的复排。剧团的剧本管理员协助管理演出本,并处理舞台演出的实际需要。审查要求、人员变动、可用道具,或缩短演出时间的需要,都可能促成剧本修改。现存文本并不总能让人还原这些阶段,也不能想当然地把某一印本视为某场演出台词的准确记录。

许多剧作以四开本形式出版,这是一种将印好的纸张对折两次制成的较为小巧的开本。出版涉及书商、印刷商及商业安排,与演出所遵循的运作方式不同。书名页往往以剧团、剧场,或作品曾成功上演的说法作为宣传。作者身份日益成为有用的卖点,但并非始终是编排和推介出版物的首要依据。书商公会的登记记录涉及图书贸易管理和印本权利,不应将其等同于现代作者的知识产权。

早期版本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哈姆雷特》的第一四开本于1603年问世,随后在1604—1605年间出版了篇幅长得多的第二四开本,《第一对开本》中又收录了另一个版本。对于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学者提出的解释包括修订、舞台改编、凭记忆或记录整理,以及依据不同类型的手稿付印。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说明所有存在疑难的早期剧本。《李尔王》是另一个重要案例:其1608年四开本与1623年对开本之间的差异之大,使得一些现代版本将两者分别刊印,而不将它们合并为一个重构文本。

作品集的出版进一步确立了戏剧作为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地位。琼森1616年出版的对开本《作品集》将剧作与其他文字作品并列,采用了一种象征文学分量的开本形式。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由他的演员同伴约翰·海明斯和亨利·康德尔编纂,于1623年出版,保存了三十六部剧作,其中十八部此前从未付印。1647年出版的博蒙特与弗莱彻戏剧对开本同样有助于戏剧经典的形成,尽管归于这两人名下的作品实际上涉及一个复杂的合作者网络。现代作者归属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证据、语言分析,以及对反复出现的文体习惯的考察;其结论在某些剧作和段落上较为可靠,在另一些作品和段落上则不那么确定。

剧院关闭、王政复辟与后世阐释

1642年9月2日,英国内战爆发后不久,议会下令停止公开演出舞台剧。这项法令将公共娱乐与国家的动荡局势联系起来,转而呼吁公众怀抱更深的悔罪之心。这通常被视为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终点,因为它中断了数十年来支撑职业戏剧的制度体系。最初的措施并未立即拆除所有剧院,也没有终止一切演出,但后续立法,包括1647年和1648年颁行的措施,加大了压制力度。

剧院关闭使从业者生计受挫,也使戏剧资源四散。剧院建筑或遭拆毁,或经改建,或被挪作他用;环球剧场于1644年被拆除。演员转而谋求其他职业,或参与躲避查禁的演出。被称为“滑稽短剧”(drolls)的短小喜剧,使一些适合表演的片段和惯用桥段得以在原有剧目轮演体系之外延续。贵族府邸也继续资助一些戏剧和音乐活动。1656年,威廉·达文南特以音乐娱乐节目的形式上演《罗得岛之围》,表明即使在君主制恢复之前,禁令的界限也存在变通的余地。

1660年王政复辟后,获得许可的职业戏剧得以重建,但其运作条件已大不相同。查理二世批准了分别由托马斯·基利格鲁和达文南特领导的剧团。女性开始登上英国职业舞台,室内演出成为常态,活动布景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旧剧仍是轮演剧目的核心,但经常需要改编,以适应新的剧场资源与观众趣味。内厄姆·泰特1681年改编的《李尔王》增添了一个圆满结局,鲜明地表明后世戏剧文化如何重塑文艺复兴戏剧,而非仅仅原封不动地保存它。

自18世纪起,文本编校研究、表演传统和国家文化机构日益将莎士比亚推至远高于同时代剧作家的地位。尽管如此,戏剧界和学术界仍一次次重新发掘马洛、琼森、韦伯斯特、米德尔顿等人的作品。这一历史分类本身也受到重新审视。“文艺复兴”强调古典文化的复兴,以及与更广泛的欧洲文化之间的联系;“近代早期”则将注意力引向制度、社会变迁,以及那些无法纳入简单“再生”叙事的历史延续形式。

现代研究将文学批评与档案研究、演出史、版本目录学及考古学相结合。新历史主义考察了戏剧与同时代其他实践之间权力和再现的流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探讨了性别、婚姻、劳动,以及职业舞台全由男性出演所带来的影响;有关种族、宗教和殖民扩张的研究,则重新审视了这一时期对差异的表现方式。重建的剧场和实验性演出检验了声音能否听清、舞台能否看清、演员如何移动,以及如何与观众互动等实际问题。这些探索所得的结果,仍只是说明特定安排能够实现什么的证据,而非对某一场原初演出的直接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