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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开本

《第一对开本》是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合集,保存了十八部此前未刊印的剧作,并影响了这些作品后世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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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开本》**是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的首部合集,于1623年在伦敦出版,距莎士比亚去世已有七年。其原名为《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与悲剧:依据真实原稿刊印》。这部合集由莎士比亚的演员同僚约翰·海明斯和亨利·康德尔致力编纂,由多家印刷商和书商联合出版,共收录三十六部剧作。其中十八部此前从未刊印,包括麦克白、暴风雨、《裘力斯·凯撒》和《第十二夜》。对于这些作品而言,《第一对开本》是现存最早的印本文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整理其现代文本不可或缺的基础。

“第一对开本”这一名称既将本书与十七世纪稍后出版的另外三部戏剧合集区分开来,也说明了它的开本形式:对开本通常将一张印好的纸对折一次,形成两叶,即四页。这部书并未收齐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它曾由莎士比亚本人监督编印。它的重要性在于将剧目保存、商业出版与文学纪念融于一体。它把剧团日常轮演剧目汇集成一部以作者为核心的厚重文集,同时保留了文本异文及印刷中的不规范之处;这些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

戏剧演出与出版背景

莎士比亚的剧作诞生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和斯图亚特时代早期英格兰的商业戏剧环境。在这一体制下,剧团购入剧本、维持演出剧目、委托他人修改剧本,并严守那些能通过演出带来收入的文本。莎士比亚效力于宫内大臣剧团;该剧团于1603年获得王室赞助后,更名为国王剧团。剧团在环球剧场演出,自十七世纪初起也使用室内的黑衣修士剧场。因此,剧本手稿在成为文学合集的编纂材料之前,首先是剧团用于日常演出的资产。

莎士比亚在世时,已有单部剧作进入图书市场。这些剧作通常以四开本形式出版,价格相对低廉,一般将每张印刷纸折叠两次,形成四叶。有些莎士比亚剧作的四开本保存了内容充实、经过精心整理的文本;另一些则与后来的版本差异显著。演出剧本与印行书籍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出版商取得的底本可能是作者手稿、抄写员的誊本、演出所用的文本,也可能是此前的印本。作品出版并不一定意味着莎士比亚本人曾认可或校订其文本。

《第一对开本》问世时,戏剧合集的市场正在发展。本·琼森于1616年出版的《作品集》同样采用对开本形式,为将戏剧作为重要文学成就的一部分加以呈现提供了重要先例。对开本通常与学术、历史、宗教及其他享有较高声望的书籍联系在一起,不过,仅仅采用这一开本,并不能赋予书籍某种确定的文化地位。莎士比亚戏剧合集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但与琼森的文集有一个关键区别:琼森参与了自己作品集的编纂,而莎士比亚的这部书则是在他去世后编成的。

在《第一对开本》之前,已有出版者试图利用市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需求获利。1619年,威廉·贾加德承印了一批与出版商托马斯·帕维尔有关的戏剧四开本,其中一些所标注的出版日期或出版信息具有误导性。这项出版活动的确切意图至今仍有争议,但它说明,在《第一对开本》问世前不久,莎士比亚剧作的印行已牵涉复杂的商业与版本问题。

现存文献中,没有任何一份能证明1623年这部合集最初是出于某个单一动机而编纂的。它的筹备既是一项可能获利的出版事业,也是为了保存一位已故同僚的作品与声誉。能否取得剧团文稿尤为重要,但与已持有各部剧作出版权的书商进行协商,也同样重要。最终,这部书是戏剧界与出版界的关系网络共同协作的产物,而非某位编辑脱离这些网络独立工作的成果。

编纂者、出版者与版本的制作

约翰·海明斯和亨利·康德尔都是莎士比亚剧团的资深成员,他们以莎士比亚作品保管者的身份,承担起汇集其剧作的责任。两人都与莎士比亚相识并共事过,莎士比亚也在遗嘱中给他们各留了一笔购置悼念戒指的钱。他们的名字署在献辞和《致各色读者》的文末。这层关系为这部剧集的可靠性提供了独特依据:编集者直接了解曾经演出这些作品的剧团。

如今已无法详细还原他们具体做了哪些编辑工作。没有任何留存下来的说明文件记载他们选择了哪些手稿、作过哪些修订,或如何分工。书籍本身确凿地证明了他们的参与,但不应因此将他们的工作等同于现代的校勘编辑。他们的工作很可能包括搜集并审定付印底本,协助辨认或获取文本,以及与书业人士合作。包括职业抄写员在内的其他中间人,也对最终送达印刷所的材料产生了影响。

扉页的出版项列出了艾萨克·贾加德和爱德华·布朗特的名字。参与出资和出版的还有约翰·斯梅思威克与威廉·阿斯普利,这两位书商都持有莎士比亚部分剧作的出版权益。印刷工作在贾加德印刷所进行,其年长的主事人威廉·贾加德于1623年去世,艾萨克·贾加德随后继续经营。爱德华·布朗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版商,此前出版过一些颇具文学抱负的作品;斯梅思威克和阿斯普利则持有与这部拟出版剧集相关的权利。

书商公会对伦敦书业的若干重要方面实行监管。其登记簿记录了出版特定作品的权利主张,但这些安排不应被视为与现代知识产权法完全相同。1623年11月8日,爱德华·布朗特和艾萨克·贾加德将一批莎士比亚剧作登记入册。这条记录主要涵盖需要登记新的权利主张的作品,而不是《第一对开本》的完整目录。其他剧作此前已归属于既有的出版权安排。

这部剧集的制作是一项历时数月的大工程,很可能始于1622年。通过纸张、活字、页面排版及其他实物证据,可以部分还原制作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先后次序。到1623年末,全书已制作完成。爱德华·德林在当年12月记下的一次购书经历,是经常被引用的早期购买记录:他共花了2英镑购得两册。这笔交易只能证明某一次具体销售中买家支付的价格,并不能说明每一册都有统一的零售价。装帧、纸张质量以及书商的销售安排,都可能影响买家最终支付的金额。

开本、字体排印与印刷作坊的工作

《第一对开本》是一部篇幅庞大的书,约有九百页,不过每部现存本的确切页数,取决于其完整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增补或缺失的书叶。剧本一般采用双栏排印。喜剧、历史剧和悲剧各自编有独立的页码,但这些页码序列内部也有不规则之处。这些特征并不只是现代转录时需要纠正的缺陷:它们还保存了这部书制作过程的证据。

“对开”描述的是全张纸与书叶之间的关系,而非以厘米计量的固定尺寸。一张纸经双面印刷后对折一次,再将书叶组合成书帖,以便缝订成册。由于原纸的差异,以及裁切、重新装订和后期修复等因素,现存各部《第一对开本》的尺寸并不一致。当时的纸张以纺织纤维为原料手工制成;水印和帘纹的排列有助于版本目录学家考察纸张的来源与使用情况。

印刷作坊的分工包括排字工和印刷工:前者将单个铅字排成行、组成版面,后者则给字版上墨,并将文字压印到纸上。从字体排印的角度看,正文混用了罗马正体和意大利斜体,并采用了醒目标题、装饰花样和惯用缩写。当时的拼写和标点尚未依照现代编辑规则加以统一。因此,排字工的个人习惯也可能造成文本差异,而这些差异未必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选择。

为了使纸张折叠后各页能按正确顺序排列,排字时须按印版布局拼排,而不能直接按阅读顺序逐页印刷。排字工有时需要估算一页能够容纳多少手稿或印本文字,这一过程称为“估版”。估算失误可能导致版面过于拥挤或字距过疏,也可能迫使工人调整分行,或采取其他局部补救措施。当散文、无韵诗、说话人标识和舞台指示必须共处于大小固定的版面上时,这类限制尤其会产生重大影响。

生产过程中会进行校样修正,但并非所有印本都使用了同样的修正版印张。如果在部分印张印出后才发现错误,就可能停机改版。先前印出的纸张却未必会被废弃。此后,已修正和未修正的印张分别被装订进不同的书册,形成版本目录学家所说的同一版本内的不同“印刷状态”。因此,没有任何一部现存本天然就汇集了所有最新的修正。

书籍本身留下的物质证据,也有助于区分制作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书眉的变化、反复出现的受损字模、拼写偏好,以及铅字重复使用的规律,都可能表明某些段落由哪些工人排印,以及排印的先后顺序。这些推断只能说明可能性,并非绝对可靠:某种拼写习惯可能来自排字时所依据的底本,而一枚铅字也可能在不同工作区域之间流转。尽管如此,这部书仍以其物质形态,保存了一份详尽却不完整的自身制作记录。

肖像、卷首材料与纪念性设计

《第一对开本》的卷首各页既将莎士比亚塑造为值得怀念的同僚,也将他呈现为值得后世长久关注的作家。扉页上印有马丁·德鲁肖特镌刻的莎士比亚肖像,这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莎士比亚形象之一。这幅肖像由金属版镌刻印制,其技术不同于周围文字所采用的凸版印刷。目前没有任何存世图像被确证为这幅肖像的底本,因此无法确知德鲁肖特究竟依据什么描绘莎士比亚的容貌。

对页刊有本·琼森所作的短诗,开篇为“你在此所见的这幅像”。诗末叮嘱:“读者啊,请看/他的书,而非他的像”,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外貌的相似转向文学成就。这首诗既认可肖像的传神之处,也承认视觉再现的局限。肖像与诗歌相辅相成:图像赋予作者一个可辨识的形象,诗歌则指出,真正使他值得后世铭记的是其作品。

献辞的对象是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及其弟蒙哥马利伯爵菲利普·赫伯特。向贵族献书是当时既有的出版惯例,借此将作品与赞助关系及社会声望联系起来。赫明与康德尔将自己的编纂工作说成是对莎士比亚的追念,并诉诸这对兄弟对他的赏识。随后的致读者辞则转换了语气,向财力与鉴赏力各不相同的购书者致意,并明确敦促他们购买此书。

这篇致读者辞对文本质量作出了强有力的宣称。它将这部戏剧合集与先前那些“窃取而来、私自刊行的版本”相对照,称后者因欺诈或拙劣的传抄刊印而遭到损坏,并承诺将剧本恢复到应有的面貌。它还赞扬莎士比亚行文似乎极为流畅,称其手稿上几乎没有一处涂改。这些说法是了解该版本如何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证据,却不能视为对所有早期四开本或所用手稿的中立描述。可以证实,《第一对开本》中的若干剧本确实依赖此前的印本。

琼森较长的悼念诗《纪念我敬爱的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及其留给我们的作品》中,有一句著名的断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世”。诗中将他与古代剧作家相比较,并赞颂其艺术,这些评价有力地促成了他后世的文学声誉。休·霍兰、伦纳德·迪格斯,以及一位署名为I. M.、通常被认为是詹姆斯·马布的作者所写的诗篇,进一步丰富了这组纪念文字。

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要演员名单将作者置于其所属的戏剧群体之中;莎士比亚本人也名列其中。这些卷首材料连同剧目目录,在他的两种身份之间架起桥梁:一方面,他是剧作家,作品属于一个剧团;另一方面,他是作家,其著述如今汇入了一部可长久流传的合集。这些内容并非正文前的装饰,而是该版本阐明应如何看待这些剧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录内容、分类与合集的范围

《第一对开本》收录了三十六部戏剧,分为喜剧、历史剧和悲剧三类。全书以《暴风雨》开篇,而非莎士比亚现存最早的剧作。因此,这既不是按年代编排的版本,也没有试图依照创作先后排列作品。这种编排方式引导读者通过几大戏剧类别来认识莎士比亚,而历史剧部分则大体依照英国历代君主在位的先后顺序排列。

首次在《第一对开本》中刊印的十八部剧作是:《暴风雨》《维洛那二绅士》《一报还一报》《错误的喜剧》《皆大欢喜》《驯悍记》《终成眷属》《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约翰王》《亨利六世上篇》《亨利八世》《科利奥兰纳斯》《雅典的泰门》《裘力斯·凯撒》《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辛白林》。其中一些作品与此前刊印的剧作或作为素材来源的文本存在关联,但莎士比亚创作的这些剧本文本此前均未出版。

书中的分类与后世文学批评采用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被归入喜剧,《辛白林》则被归入悲剧。现代批评常将这些作品统称为晚期传奇剧,但《第一对开本》并未将其单独列为一类。因此,这部书保存的是一种早期分类方式,而不是对每部剧作体裁的公认定论。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情况尤其能说明问题。它被收入最终成书,却未列入印好的剧目目录;其位置和页码编排也反映出制作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它的文本位于历史剧与常规悲剧序列之间,不过仍被标为悲剧。确切原因涉及出版权和制作过程中的一些未决问题;但从成书的实物形态可以清楚看出,开印之时,收录内容与编排顺序尚未完全定案,仍有调整的余地。

《第一对开本》没有收录《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尽管该剧已于1609年以莎士比亚之名刊行。它也未收录《两贵亲》,后者于1634年出版,署名作者为莎士比亚与约翰·弗莱彻。莎士比亚的叙事长诗和十四行诗同样未被收入,因为这是一部戏剧合集,而非涵盖全部文学创作的《全集》。后世文献记载与莎士比亚和弗莱彻有关的佚剧《卡德尼奥》,也未收入其中。

合集中还包含如今被认为涉及合作创作的作品。例如,《亨利八世》普遍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合著的。《第一对开本》并未系统标明这类共同署名情况。其收录内容奠定了莎士比亚文学经典的基础,但一部作品被收入其中,并不能证明它完全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同样,未被收录本身也不能否定莎士比亚曾参与创作。

文本来源与《第一对开本》的权威性

《第一对开本》各剧的文本情况并不一致。这些剧本经由不同渠道送抵印刷所,一部戏所用的底本未必与另一部相似。学者区分出的底本类型包括作者的创作手稿、抄写员的誊本、为剧场演出改编的文稿,以及此前刊印的四开本等。这些原始文献大多已经散佚,因此,只能根据现存文本中的特征推断其性质,例如前后不一的角色姓名、异常详尽的舞台指示、台词前角色标识的使用模式,以及文本与早期版本之间的关系。

曾为国王剧团工作的职业抄写员拉尔夫·克雷恩,被认为誊写了《第一对开本》中若干剧本所依据的底本。细密的标点、幕与场的划分,以及将同时登场的角色合并列出的写法,既可能反映作者或剧场的惯例,也可能出自抄写员的整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外观规整的文本,未必比不那么规整的文本更接近莎士比亚本人的手稿。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某些特征可能得到统一,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错误,或掩盖早期创作阶段留下的痕迹。

对于仍有早期四开本传世的剧作,直接比勘可以揭示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对开本》中的《哈姆雷特》并非只是重印1604—1605年出版、篇幅长得多的第二四开本。两个版本各自都有另一个版本所没有的内容。《第一对开本》中的《奥赛罗》同样在许多具体文句上与1622年的四开本不同,并收录了该版没有的段落。这些差异可能源于修订、为演出所作的改编、抄写员的介入、印刷错误,或多种过程的共同作用。笼统地偏重“较早”或“较晚”的文本证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李尔王》是一个影响尤为深远的例子。其1608年四开本与《第一对开本》版本在措辞、台词归属和大段内容上均有差异:四开本中约有三百行不见于《第一对开本》,而《第一对开本》中则有约一百行不见于四开本。现代编者有时会将这两种传本合成一个文本,但有影响力的研究认为,它们保存的是不同版本,应当分别呈现。1986年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便是一个著名例子:它刊出了两个版本,而非不加说明地将二者合并。

其他剧作则显示出对先前印本的直接依赖。《第一对开本》可能以某个四开本为排印底本,同时吸收另一来源中的订正或增补内容。因此,卷首宣称依据“真实原本”(“True Originall Copies”),并不能证明全部三十六部剧作都是直接根据莎士比亚手稿首次排印的。不过,较早的四开本已经存在,也不意味着《第一对开本》便属多余:即使是承袭前本的文本,也仍可能包含具有独立价值的异文。

因此,从文本批判的角度来看,《第一对开本》是一组权威性质与程度各不相同的文本见证。编者依据版本与印刷方面的证据、戏剧情境、语言用法,以及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对具体异文作出判断。现代版本中的拼写、标点、分场和舞台指示,往往都涉及编者的干预。一个主要以《第一对开本》为底本的现代版本,并不等于原封不动地再现1623年读者所读到的文本。

版本学研究与后续版本

《第一对开本》在文本上的重要性,推动了对其实体构成日益精细的研究。早期编者已注意到许多明显的错误和版本间的差异,而十九、二十世纪的版本学则发展出一套方法,用以探究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区分版次、印行批次和印张状态因而变得十分重要:印刷某一印张期间所作的改动,并不等同于推出一个全新的版本;各装订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源自在不同阶段发生的变化。

查尔顿·欣曼于196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印刷与校对》,是这一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欣曼广泛利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藏本,通过考察拼写习惯、受损活字和印张间的差异,重建了印刷作坊的工作流程。他根据反复出现的个人偏好辨识不同的排字工,并尝试确定全书各部分排字与印刷的先后顺序。后来的学者虽对他的部分重建结论作了修正,但这部著作仍彻底改变了对该书的研究。

欣曼还研制了欣曼校勘仪,这是一种光学装置,能够快速比对不同藏本中的对应页面。它通过叠加或交替显示图像,使细微差异变得醒目。这对于辨识印刷过程中停机作出的校正尤其有用,因为单独阅读各本时,这类改动很容易被忽略。这种方法帮助学界确认,各部《第一对开本》之间不仅存在大量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具有结构性意义,并非只是残损书籍中零星出现的错误。

1968年由欣曼编制、诺顿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将选自不同藏本的页面汇集起来,旨在呈现经过校正的印张状态。因此,它是一部综合重建本,而非对历史上某一部装订成册的书籍所作的照相复制。这一区别揭示了影印出版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最清晰或校正最完备的版本呈现,未必对应早期购书者实际拥有过的任何一部书。

《第一对开本》之后,1632年出版了《第二对开本》,1663年出版了《第三对开本》,1685年出版了《第四对开本》。《第三对开本》于1664年印行的一批增收了《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及另外六部被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剧作,其中大多数在现代学术界并不被认定为莎士比亚所作。后来的这些对开本使剧作得以流传,但也引入了校正、语言形式的更新以及新的错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后续版本,1623年版才被追称为《第一对开本》;该书出版时并未宣称自己是一个编号系列中的第一部。

十八世纪的编者,包括尼古拉斯·罗、亚历山大·蒲柏、刘易斯·西奥博尔德、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龙,承接了这一复杂的印本文本传统。他们比对文献,提出校改意见,并增添注释等辅助材料。此后的学术研究日益转向最早的四开本和《第一对开本》,不再将十七世纪最后出版的对开本视为天然具有权威性的版本。现代版本在某些具体文本取舍和编辑原则上仍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现存文献可能保留了同一剧作不止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版本时。

存世本、藏主与阅览利用

《第一对开本》的最初印数没有文献记载。约750册的估计被广泛采用,但这仍是估算,而非有记录可查的实际印量。现存230余册,既有基本完整的书册,也有仅余残片的本子。当此前未受注意的藏本得到确认、分散的残片被认定原属同一册,或可计为一册的标准得到细化时,存世数量都可能发生变化。存世并不意味着各本面貌一致:缺叶、补配书页、批注,以及不同印刷状态的混合,使每一册都有独特的历史。

收藏数量最多的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共藏有82册。亨利·克莱·福尔杰与埃米莉·乔丹·福尔杰在图书馆1932年开放之前,便已建立起核心馆藏。如此集中的收藏对比较版本研究尤为宝贵,因为任何单独一册都无法呈现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异文与版面差异。其他重要藏本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剑桥大学及日本明星大学图书馆等机构。

递藏历史既能揭示早期的阅读情况,也能反映后世的收藏活动。一册书中可能留有姓名、价格、书架编号、批注、装帧痕迹或夹入的文献。现藏于费城免费图书馆、曾属于诗人约翰·弥尔顿的一册便是著名实例:学者鉴定出其中的笔迹出自弥尔顿后,这些批注及其与弥尔顿阅读活动的关系重新受到关注。这类证据使一册书的重要性超越了其完整程度或金钱价值。

此前未获辨识的藏本仍不断出现。2014年,法国圣奥梅尔市立图书馆的一册藏书被确认为《第一对开本》;2016年,苏格兰比特岛斯图尔特山庄的另一册也获公开确认。这些发现是对收藏中已有书籍的重新辨识,而不是对新出土文物的发掘。真伪鉴定依赖纸张、印刷、书帖标记及文本特征,尤其是在扉页或卷首书叶缺失的情况下。

私人藏本的交易使《第一对开本》成为古籍善本市场上备受瞩目的珍品。2020年10月,一册《第一对开本》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含佣金约998万美元成交。这类价格反映了藏本的稀缺程度、保存状况、递藏来源及文化声望,却不能直接衡量某一册的学术研究价值。残缺本或批注繁多的本子,可能保存着外观更精美的藏本所不具备的证据。

收藏机构的数字化工作扩大了读者查阅各册藏本的机会,使人们得以考察原有拼写、页面编排、校改及使用痕迹。但数字图像无法完整再现纸张结构、装帧,也无法呈现原始材料与后补材料之间的所有差别。因此,对实物开展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仍与研究紧密相连:是否修补裂口、保留旧装帧,或如何记录后插入的书叶,都可能影响重建某一册书历史时可利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