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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诗人、政论家,以《失乐园》革新圣经史诗,并以散文捍卫宗教自由与共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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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1608年12月9日—1674年11月8日)是英国诗人、论战作家和政府官员,最著名的作品是叙述人类堕落的史诗《失乐园》。他以英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写作,将古典学识与对基督教极具独立精神的诠释融为一体。他的主要作品探讨自由与服从之间的关系:理性存在者为何服从权威,如何滥用自由,以及哪些形式的反抗或自治具有正当性。

弥尔顿的生涯横跨英国内战、共和国的建立,以及1660年的君主制复辟。他为离婚辩护,反对出版前的许可审查制度,论证废黜暴君的正当性,并在共和政府中担任外文秘书。完全失明后,他通过向助手口述的方式,创作了许多奠定其国际声誉的诗作。他的文学成就涵盖史诗、田园挽歌、十四行诗、假面剧和宗教剧;他的政治与宗教著述在良知、审查制度及共和思想的历史研究中,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

教育、家庭背景与诗歌抱负

弥尔顿出生于伦敦面包街,父亲约翰·弥尔顿是一位富裕的代书人,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业余作曲家,母亲名叫萨拉·杰弗里。父亲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对他教育的重视,使这个家庭形成了崇尚学问与艺术造诣的氛围。弥尔顿曾接受家庭教师的教导,其中包括苏格兰牧师托马斯·扬,后来进入圣保罗学校就读。在那里,他与查尔斯·迪奥达蒂结为好友,并通过迪奥达蒂家族的人脉,接触到跨越国界的新教知识界。他的早期教育着重于《圣经》研读、古典语言、修辞学和诗歌写作。

1625年,弥尔顿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分别于1629年和1632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因与导师威廉·查佩尔发生争执,学业一度中断,但也开展了大量文学创作。他写过拉丁文习作和应景诗、英语宗教诗,以及以“时光,这窃取青春的巧贼,何其匆匆”开篇的十四行诗;这首诗以对上帝所赋使命的体认来衡量个人的成长。尽管他曾考虑投身教职,却最终没有领受圣职。在后来的自述中,他将这一决定归因于自己对国教会规训制度与等级体制的反对。

离开剑桥后,弥尔顿进行了数年的自主研习,起初在哈默史密斯,随后迁往家人定居的白金汉郡霍顿。这段时期并不只是远离公共事务的隐居生活,更是为一项重大的文学创作做准备。他广泛阅读古典与近现代历史、神学、哲学及诗歌,逐渐形成一种观念:诗人在道德与学识上的修养,应当与其志在创作的作品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相称。荷马、维吉尔、但丁·阿利吉耶里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为他提供了各具特色、彼此竞逐的文化权威典范。现存的笔记和早期手稿表明,他那部伟大诗作的最终题材并非早已确定。

1638年,弥尔顿前往欧洲大陆,游历法国和意大利。在佛罗伦萨,他参加了学术社团的活动;在其他地方,他结识了学者、音乐家和文学赞助人。他后来记述,自己曾拜访伽利略;当时,伽利略因遭罗马宗教裁判所定罪,生活受到限制。弥尔顿的这次旅行表明,他对新教信仰的坚守可以与对意大利文化的欣赏并存,尽管宗教分歧仍不容忽视。1639年,随着围绕查理一世的政治危机不断加深,他返回英国。

迪奥达蒂于1638年去世,促使弥尔顿在归国后写下拉丁文田园挽歌《达蒙墓志铭》(Epitaphium Damonis)。这首诗哀悼了一段他极为珍视的友谊,同时反思了以英语文学创作为志业所须承担的责任。诗中还提到他计划采用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表明弥尔顿最初创作民族史诗的抱负,并不限于他最终选定的《圣经》叙事。

早期诗歌:宗教使命、田园诗与演出

弥尔顿早期的英语诗歌展现出极为丰富的形式,而非沿着单一风格逐步发展。写于1629年的《基督诞生晨颂》将基督教中上帝道成肉身的事件,与异教诸神退隐的景象联系起来。诗中精巧的诗节形式、音乐意象和宏阔的预言视野,已表明他有意让承袭而来的文学传统服务于基督教的历史叙事。古典神话并未被简单抛弃:这首宣告其退场的诗,也吸纳了它的想象资源。

《欢乐的人》与《沉思的人》是一组姊妹篇,可能写于1630年代初,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雅生活方式。前者追随群体交往的乐趣,描绘乡间节庆、喜剧与音乐;后者则想象沉思中的独处、悲剧、学问与圣歌。两首诗的意大利语标题分别指向性情欢快的人和深思的人,而非简单地将快乐与抑郁对立起来。两首诗都没有彻底否定另一首所呈现的生活。它们共同探讨感知、阅读、风景与音乐体验如何塑造想象力。诗中以短句为主、节奏灵活的诗行,也与弥尔顿后期史诗中舒展铺陈的句法形成鲜明对照。

弥尔顿曾为埃杰顿家族创作两部供演出的作品:在黑尔菲尔德上演的《阿卡狄斯》,以及于1634年上演、通常称为《科玛斯》的《在勒德洛城堡上演的假面剧》。后者由亨利·劳斯配乐,布里奇沃特伯爵的子女参与演出。作品改造了贵族假面剧的形式,用以探讨美德、劝服与雄辩术的滥用。剧中受困的淑女拒绝接受科玛斯为感官享乐所作的辩护,但她要摆脱身体上的囚禁,也仍须借助外力。内在的道德自由与现实中的脆弱处境之间的关系,使这部作品具有超出单纯颂扬贞洁的复杂意蕴。

《利西达斯》于1638年刊于剑桥的一部纪念诗集,悼念的是弥尔顿昔日的学院同窗、1637年溺亡的爱德华·金。诗作运用承自古希腊、古罗马及文艺复兴诗歌的田园诗惯例,将这位逝去的学者化为牧羊人。全诗反复打断自身的慰藉:田园歌吟无法解释英年早逝,凭诗歌赢得声名的前景也显得渺茫难定。诗中托圣彼得之口发表的言论,将哀悼转为对怠忽职守的教士的抨击。基督教对复活的确信并未消除诗作先前的不确定感,而是为其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框架。

1645年,这些作品与其他英语、拉丁语及意大利语诗作一同收入《约翰·弥尔顿先生诗集》。当时,弥尔顿已因散文论战而广为公众所知,这部诗集则展现了他作为多语作家的面貌。1673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增收了后来的诗作。诗集与论战著作之间的对照颇为重要:塑造弥尔顿作家身份的,不仅有与他成熟时期相关的宏大政治及神学论辩,也有宗教抒情诗、友谊、赞助关系与演出活动。

教会改革、婚姻与出版自由

1641年,弥尔顿发表了一系列抨击主教制的小册子,包括《论宗教改革》和《论教会治理的理由》,由此投身公共论争。这些著作是围绕英国国教会的权威、礼拜仪式及组织形式展开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弥尔顿认为,评判教会制度应以《圣经》为准绳,而不应因其历史悠久或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而加以维护。他的散文将旁征博引的历史论证与讽刺、痛斥以及个人志向的宣言融为一体。在这些论战文字中,他也流露出日后创作一部宏大诗作的理想,将文学使命与全国性的宗教改革联系起来。

弥尔顿于1642年与玛丽·鲍威尔缔结的第一段婚姻,很快便出现了问题。婚后不久,她就回到了娘家;两人分居之后,弥尔顿开始倡导修改离婚法。从1643年的《离婚的教义与规制》开始,他主张婚姻最核心的意义在于相互陪伴,而严重的不合可能使婚姻无法实现这一根本目的。1645年发表的《四弦琴》和《惩戒书》等后续论著,进一步阐发或捍卫了这一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论点对离婚的许可范围放得异乎寻常地宽,但其论述仍主要围绕丈夫的体验与权威展开,而非立足于现代婚姻权利平等观念。

《论出版自由》发表于1644年11月,反对议会颁布的《1643年出版许可令》;该法令要求出版物在出版前取得许可。书名借用了古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一篇演说。弥尔顿认为,出版许可制度既无法在实践中奏效,又有害于思想:辨识真理的能力,有赖于在面对相互竞争的主张时运用判断力。他将毁灭一本好书比作对理性的戕害,这一著名意象赋予了捍卫学问的主张以道德力量,甚至使这种力量仿佛具有血肉之躯。

这篇论著并非在现代意义上倡导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弥尔顿区分了出版前的限制与出版后的惩罚,并将某些宗教和政治立场排除在他所捍卫的宽容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认为真理应在交锋中经受检验,而不是靠行政手段隔绝异见来加以保存;这一见解后来成为论证出版自由的核心思想。他当时的呼吁并未推翻出版许可制度。

同样发表于1644年的《论教育》提出了一套要求严格的课程方案,旨在将智育、德育、体育与公民教育融为一体。这篇致教育改革家塞缪尔·哈特利布的文章,批评了经年累月耗费在狭隘语法练习上的教学方式,建议在阅读古典作家的同时,学习农业、地理和军事等实用科目。其目标是使学生为承担公共责任做好准备,而不只是取得学术上的成就。在这些不同的论争中,弥尔顿始终将制度视为服务于人的手段:教会应促进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婚姻应维系伴侣之间的情谊,教育则应培养积极运用判断力的能力。

为共和国效力、失明与王政复辟

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处决,反抗统治者的正当性由此成为国际社会亟待回应的问题。在此后不久出版的《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中,弥尔顿主张,政治权力源自人民,统治者若施行暴政,便可受到问责。他的立场汲取了新教反抗理论与古典政治先例,但远远超出了许多议会派作者所愿认可的有限范围。他为罢黜国王的权利辩护,却并未将获胜政权的一切行动都说成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

1649年3月,弥尔顿出任国务委员会外文秘书,负责拉丁文通信、翻译,并面向欧洲读者为新政府辩护。《破除偶像者》是对《国王圣像》的回应;后者从保王派立场描写查理一世的苦难与沉思,流传甚广。1651年出版的《为英国人民声辩》驳斥了学者克劳狄乌斯·萨尔马修斯对处决国王一事的抨击。1654年的第二篇声辩则将政治论证与大篇幅的自传性叙述相结合,介绍了弥尔顿本人的生涯与品格。

到1652年,弥尔顿已完全失明。根据现存资料,无法确定其确切病因。他在他人协助下继续履行公职;失明也成为他诗歌中的重要主题,但不能将其归结为某一种象征意义。以“当我想到自己的光明已耗尽”开篇的十四行诗,直面效力之志与无力履职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最后提出,耐心等待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效力。他的其他十四行诗有的回应公共事件,例如1655年皮埃蒙特地区瓦勒度派信徒遭迫害一事;有的赞颂奥利弗·克伦威尔等人物,同时提醒人们宗教改革尚未完成。

他的家庭屡遭丧失亲人之痛。与他重归于好的玛丽·鲍威尔生育了四个孩子后,于1652年去世;其中三个女儿度过了婴儿期。他于1656年迎娶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科克,她于1658年去世,两人的幼女也在不久后夭折。1663年,他与伊丽莎白·明舒尔结婚。关于他与女儿们关系的记述,依据的证言并不完整,有时还带有敌意;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文学创作依赖于家人、为他朗读的人和代笔者所组成的协作网络,而这个网络也在不断变化。

1660年,弥尔顿在《建立自由共和国的便捷之道》中反对恢复君主制。王政复辟后,他一度藏匿,随后遭到拘押,并于当年晚些时候获释。他余生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但其作品的政治意涵并未消失。1674年11月8日,他在伦敦去世,葬于克里普尔门圣吉尔斯教堂。因此,他晚年的几部杰作都诞生于政治失意的时期,但不能将这些作品的意义简化为对那场失败的隐晦叙述。

《失乐园》:创作与史诗构思

《失乐园》于1667年问世,共十卷。1674年出版的第二版主要通过将原有的两卷各自拆分,重编为十二卷,并增添了散文体内容提要等材料。十二卷的编排令人联想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诗篇开头的祈求神助,以及从一场已经展开的冲突中切入故事的方式,也使其承袭了古典史诗的传统。然而,弥尔顿宣告的主题超越了武力征服:人类最初的违命、伊甸园的失落,以及最终获得救赎的可能。

早期手稿表明,弥尔顿曾考虑以戏剧形式表现人类的堕落。最终的史诗是在长期构思与阅读中逐渐成形的,而非直接照搬某个早期方案。由于创作时他已双目失明,作品的完成有赖于口述记录及随后由抄写者整理。1667年,他与塞缪尔·西蒙斯签订出版协议,约定先支付五英镑,之后再根据销量追加报酬。这份报酬微薄的合同与诗作后来的文化地位形成鲜明对照,但仅凭合同本身,并不能衡量作品最初的读者规模或其在当时的重要性。

诗篇开场时,撒旦和叛乱天使已经战败,被禁锢于地狱。他们召开议会、建造万魔殿,随后撒旦前往新造的世界;这些情节之后,诗篇才着力描写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这样的安排使读者先接触到叛乱者的言辞,而后才得知叛乱起因的完整经过。拉斐尔通过追述,讲述了天国之战与创世;人类堕落之后,米迦勒又向亚当揭示了未来直至救赎的历史。诗篇由此将当下的行动、对往事的解释与先知式的异象结合起来。

叙述者声明,自己的目的是向世人阐明“上帝之道”的正当性,但这一公开宣示的宗旨并未消除戏剧呈现中的难题。撒旦鼓吹支配他人时,言辞却可能显得勇敢无畏;尚未犯罪的人类可能说得令人信服,却误解了自身处境;上帝的预知所引出的问题,也不是仅靠安排叙事先后次序就能解答的。因此,诗中不同的声音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作者教义的同义表述。读者必须区分雄辩与真理,并认识到自我辩解如何演变为自我欺骗。

诗篇的视野在宇宙与家庭之间往返。天使间的战斗,与园艺、交谈、饮食、睡眠和夫妻亲昵并存。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并非穿插在战争史诗中的一段闲笔爱情故事:他们的共同生活本身便构成了一种美好,正是这种美好遭到破坏,才使堕落具有重大意义。诗篇的结尾并未使伊甸园复归,而是呈现了他们离开伊甸园、走入历史的情景。在历史中,天意依然运作,却不免除劳作、不确定性,也不免除作出道德抉择的必要。

自由、神学与性别差异

弥尔顿的宗教思想格外重视选择的真实性。在《失乐园》中,上帝的预知并不导致叛逆:天使和人类必须能够选择坚守或堕落,服从才具有道德意义。这一区分回应了神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在承认上帝至善与全能的前提下解释恶的存在。诗中将悖逆呈现为受造者对自由的滥用,而非上帝强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承认,自由使灾难性的后果成为可能。

撒旦体现了自由如何转变为支配。他把侍奉上帝说成受人奴役,却要求自己的追随者服从他,并将其他存在当作复仇的工具。他声称心灵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但他始终摆脱不了怨恨与攀比,这使他的说法经受着检验。他越来越多地与伪装、肉体的卑下化以及无法自制的敌意联系在一起,从而削弱了他最初出场时的雄伟气概。尽管如此,读者是否仍觉得他的吸引力强得异乎寻常,一直是解读这首诗的核心问题之一。

研究弥尔顿神学思想的一项重要文献是拉丁文论著《基督教教义论》,该书于1823年被发现,1825年首次出版。尽管其成书过程与作者归属仍有争议,人们通常认可其主体出自弥尔顿之手。全书通过大量引用《圣经》来系统阐述教义。其主张包括圣子从属于圣父,以及否定从绝对虚无中创造万物的观念。它也质疑灵魂能够独立不朽的观念。这些观点使弥尔顿有别于正统三位一体基督教的一些重要教义表述,但不应将这部论著当作一把万能钥匙,机械地用它来消解诗作中的一切歧义。

他对物质的论述同样使精神良善与肉体败坏之间的简单对立变得复杂。《失乐园》设想了不同受造生命形态之间的连续性,并将具身的存在呈现为原本良善的状态。饮食、性爱与生产劳动在堕落之前就已存在;它们后来的败坏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罪。因此,区分正当的欲求与失序的欲望,比笼统地否定物质世界更为重要。

诗中对亚当与夏娃的刻画引发了持续的争论,尤其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这首诗明确确立了两性之间的等级关系,将夏娃与美貌联系起来,将亚当与智识权威联系起来。然而,夏娃也会思考、主动采取行动、承担劳动,并在堕落后的和解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亚当决定吃下禁果,被描写为明知故犯,而非无辜受害。因此,对于诗中情节的发展究竟强化了其明言的等级秩序,还是暴露了这一秩序内部的张力,解读者意见不一。诗中的婚姻叙事将相伴相依与男性居于优先地位的预设结合起来;这些预设始终清晰可见,并未消融于抽象的平等理想之中。

诗体、修辞与阅读的功夫

弥尔顿在诗歌形式上最具影响力的成就,是将无韵诗改造为适合长篇叙事的载体。它以抑扬格五音步为基础,通常每行由五个音步构成,但其表现力来自重音、句法与停顿的变化。在《失乐园》早期印本增附的《论诗体》说明中,他为不用韵的选择辩护,认为这恢复了古代诗歌的自由,而非缺少应有的修饰。这一论点将形式选择与自由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无韵诗在英国戏剧中早已确立了地位。

弥尔顿的句子往往延伸数行,迟迟不出现主要动词,或使语法结构悬而未完。跨行使诗行的终点与句子的终点形成牵扯,而位置不断变化的行中停顿则在诗行内部造成间歇。这些手法让同一段诗句能够经历期待、限定与逆转。其结果不只是措辞的庄严高雅:读者还必须主动记住并修正各分句之间的关系。在危急关头,形式上的扰动可以显现思想的变化或情感上的压力。

他的语言大量借鉴拉丁语的句法与词源,同时又保留了描写身体和家庭生活的日常英语词汇。不同寻常的语序既可营造恢宏气势,也可重新分配表达的重心,或推迟判断。列举、对称分句与反问再现了公开演说的力量。由于这些手段同样服务于上帝的阐释、天使的辩论和撒但的劝诱,雄辩便不能成为道德权威的可靠保证。文体由此成为诗作探究阐释问题的一部分。

史诗明喻提供了另一种调控尺度与视角的手段。比喻可以取材于航海、天文学、农业、战争或古典神话,将陌生事物置于人类积累的知识之中。然而,比喻也可能揭示观察者的局限。撒但庞大的身躯被比作一只让人误认作岛屿的海兽,这一形象将巨大的体量与感知错误联系在一起。对望远镜与伽利略的提及,同样将观察的方法及其局限引入了神圣叙事。

不应仅以“宏伟风格”来概括弥尔顿的创作面貌。凝练的宗教十四行诗、早期两首姊妹诗中交替变化的格律、《科玛斯》中的歌曲,以及《力士参孙》中不规则的合唱诗段,都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节奏。他将十四行诗用于公共事务,尤其影响深远:他不再将这一诗体局限于求爱或私人情感,而是用它来发表政治言论、表达宗教抗议,并反省自身的志业。在这些不同形式中,声音与结构都是推理论辩的工具,而非可以剥离的装饰。

《复乐园》与《力士参孙》

1671年,弥尔顿将《复乐园》与《力士参孙》一同出版。两部作品以截然不同的形式,探讨考验、顺服与使命。《复乐园》是一首分为四卷的长诗,取材于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故事。书名并不意味着它叙述了基督教救赎事业的全过程。相反,基督抵御撒旦的试探,与亚当和夏娃的失败构成了决定性的对照:乐园的复得,始于人在诱惑面前正确运用判断力。

这首诗的克制风格,是其立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撒旦向基督许以食物、政治统治权、世俗知识、声望,以及展示神佑的机会。基督拒绝接受诱惑者对何为有效行动的界定。这一连串试探使人看到,取得帝国与文化威望,远不如识破不正当要求的能力那样具有决定性。与《失乐园》相比,这首诗的语言往往不那么铺张,外在行动也更为有限,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辩论与拒绝。

弥尔顿借鉴了福音书的记载,却重新安排了试探的顺序,使高潮发生在圣殿顶端。基督拒绝纵身跃下,也就拒绝了以惊人奇观证明自身身份。结尾处,他悄然返回母亲家中,这有意避开了传统英雄叙事所预期的公开凯旋。因此,这部作品常被解读为对史诗功业的重新思考:坚忍与明辨取代了征服,却并不等同于消极无为。

相比之下,《力士参孙》将《士师记》第16章的故事改编成希腊悲剧的形式。作品的序论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及古典时代对悲剧效果的理解。弥尔顿称其为一部并非为舞台演出而作的戏剧诗,尽管后来它确曾被搬上舞台。一个由希伯来人组成的歌队,以及接踵而至的访客,向失明被囚的参孙提出了对其蒙羞遭遇的不同解释。他的父亲玛挪亚希望设法使他获释;大利拉提出与他和解;非利士勇士哈拉法则质疑他力大无穷的名声。

参孙最后的行动发生在幕后,由一名信使转述:他推倒了非利士人的神庙,与聚集在那里的人同归于尽。参孙从绝望转向重新找到使命,这一转变常使人联想到弥尔顿本人的失明与政治挫败,但参孙并不只是诗人自传式的化身。这首诗留下了若干难解的问题:人如何辨认神的感召,神圣使命与暴力之间又有何关系。歌队将结局解释为神意的体现,而剧情的发展却揭示了行动中的人所能掌握的知识何其有限。参孙的行动与《复乐园》中基督拒绝展示神迹的做法形成对照,也使这两部作品的合刊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声誉、阐释与国际影响

弥尔顿的声誉始终在两种相互牵制的态度中演变:人们一方面赞赏他的诗歌,另一方面又敌视他的政治或宗教立场。1660年之后,他为弑君行为所作的辩护,以及他对既有权威的抨击,已难以与他的公众形象分开。尽管如此,《失乐园》在问世初期仍赢得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约翰·德莱顿的改编作品《纯真状态》于1677年出版,以另一种戏剧形式和文体风格重新演绎了其中的素材。约瑟夫·艾迪生于1712年在《旁观者》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则帮助确立了这部史诗的地位,使其得以与古代文学的重大成就相提并论。

塞缪尔·约翰逊于1779年出版的《弥尔顿传》,典型地体现了文学推崇与思想抵触并存的态度。约翰逊赞赏《失乐园》的宏大规模与雄健力量,却批评弥尔顿的共和主义,并对他的某些诗作,尤其是《利西达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他的论述使围绕弥尔顿个人品格、思想上的严苛,以及他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距离的疑问长期留存。这些评价既揭示了弥尔顿作品的某些特点,也反映了后世批评家的价值观。

浪漫主义改变了人们接受弥尔顿的方式。威廉·布莱克既将弥尔顿视为先驱,也认为有必要通过想象力重新塑造他;这一做法在其图文结合的诗作《弥尔顿》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珀西·比希·雪莱强调,撒旦在戏剧表现上的活力与诗中明示的神学秩序之间存在落差。浪漫主义的解读并非一概认同撒旦,却将反叛、诗歌的力量以及非作者本意的意涵置于阐释的中心。威廉·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伦敦,1802年》以“弥尔顿!你真该活在此刻”开篇,将他奉为道德自主与公民独立的典范。

二十世纪的批评界再次围绕他的文风与价值观产生分歧。T. S. 艾略特质疑弥尔顿的语言对后世诗歌产生的影响,另一些批评家则为其句法所蕴含的表达力与思想潜能辩护。C. S. 刘易斯于1942年出版的《〈失乐园〉导读》着重阐述史诗传统,以及诗中体现的基督教等级秩序。斯坦利·费什于1967年出版的《为罪所惊》则将关注点转向读者经历谬误、诱惑与纠正的过程。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等女性主义批评家考察了弥尔顿创世叙事的权威性如何塑造后世女性作家的创作空间。

弥尔顿的影响并不限于英语诗歌。通过翻译,他笔下的人类堕落故事成为不同语言中有关自由、宗教权威与文学现代性辩论的思想资源。他的印记也见于那些对他提出挑战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借助《失乐园》来构建受造物与其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想象性重述则重新分配了对神、人及反叛者的同情。《论出版自由》同样在有关审查制度的讨论中持续发挥影响;人们往往通过选择性引用,将其主张扩展到弥尔顿本人所划定的排除范围之外。他在文学经典中历久不衰的地位,既源于其作品对读者在语言和形式理解方面提出的高要求,也源于作品以持久的想象力赋予形式、却始终未获解决的种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