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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是英国诗人、艺术家和版画家,其彩饰书将富于幻象的想象力与激进的宗教及社会批判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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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莱克(1757年11月28日—1827年8月12日)是英国诗人、画家和版画家,其作品融文学创作、视觉设计与极具个人特色的宗教想象于一体。他在世时鲜为公众所知,身后却成为浪漫主义史上的核心人物。他的短篇抒情诗中不乏英语诗歌中最广为人知的名篇,而那些篇幅较长的预言诗集则构建了一套繁复的神话体系,探讨压迫、创造力、灵性觉知与人类重生等主题。

布莱克的成就无法简单地划分为诗歌与艺术两类。他运用一种自称为“彩饰印刷”的技法,将手写文字与图像置于同一印版上,使书中的文字、图案、色彩和版面布局彼此呼应。他的作品挑战了既有教会、强制性的政治权威、传统道德,以及将现实局限于感官所能测知范围的知识观。然而,他对这些体系的反对,根植于他对基督教的独特理解,而非对宗教体验的否定。

布莱克几乎一生都在伦敦度过,主要靠版画制作与委托创作维持生计。他留存至今的作品,既有看似浅显的《天真与经验之歌》,也有典故密布的《耶路撒冷》;既有小幅商业版画,也有气势恢宏的圣经题材水彩画。要理解这些作品,既须关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的历史环境,也须考察布莱克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不断演变的象征体系。

家庭、学徒生涯与早期成长

布莱克出生于伦敦苏豪区的宽街,父亲詹姆斯·布莱克经营针织品生意,母亲是凯瑟琳·赖特·布莱克。在家中五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中,他排行第三。他成长于英国国教会之外的宗教环境,不过,现存文献无法确切说明这个家庭所属的具体教派。《圣经》为他的想象提供了一套终身受用的语汇:预言、创世、堕落、末世与救赎,成为他理解个人经历和公共历史的基本框架。有关他童年幻视的记述,主要见于后来的传记材料,必须与当时留下的文献记录加以区分。

父母鼓励他对绘画的兴趣。他曾就读于亨利·帕尔斯的绘画学校,并研习依据前代大师作品制作的版画,很早便形成了对轮廓鲜明的造型的偏爱。1772年,十四岁的他开始跟随以古物题材作品闻名的雕版师詹姆斯·巴赛尔,接受为期七年的学徒训练。巴赛尔承接的委托要求准确描绘纪念碑、建筑及历史文物。布莱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工作期间,接触到中世纪墓葬雕塑和哥特式建筑;这些艺术后来为他提供了另一种典范,有别于十八世纪艺术教育普遍推崇的古典标准。

1779年学徒期满后,布莱克进入皇家美术学院附属学校学习。他欣赏那些以强劲轮廓和雄伟人体形象见长的艺术家,尤其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后来在约书亚·雷诺兹著作中所作的批注,反对将概括化的美置于个人感知之上。在布莱克看来,艺术的真实取决于“细微的个别”:即得到精确呈现的形态,而非从众多实例中抽取的抽象平均值。这一信念使他对那些仿佛将人体和物体消融于氛围效果之中的风格抱有敌意。

1782年8月18日,他与凯瑟琳·鲍彻在巴特西的圣玛丽教堂结婚。凯瑟琳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合作者,协助印刷、着色及其他作坊事务。早期传记作者记载,布莱克教她读书写字;现存证据足以证明两人有着长期的工作伙伴关系,却不足以还原所有具体分工。他们没有子女。对于那些商业出版商不大可能承接的书籍而言,这间家庭作坊是其得以制作问世的根本依托。

布莱克的第一部印行诗集《诗歌素描》于1783年问世,得到雕塑家约翰·弗拉克斯曼以及哈丽雅特·马修文学圈等相识者的帮助。集中的诗歌与戏剧片段写于数年之间,显露出他对威廉·莎士比亚、伊丽莎白时代歌曲、《圣经》修辞以及十八世纪诗歌的研习与吸收。其中不规整的形式和突兀的转折,预示了他后来对精雕细琢的文学惯例的拒斥。尽管这部诗集未能在商业上取得突破,却表明这位年轻的职业雕版师也在发展自己独立的诗歌创作。

职业生涯、赞助人与个人危机

1784年,布莱克与詹姆斯·帕克在自己童年故居附近合伙经营版画销售,但这段合作为时不长。商业版画雕刻仍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却也常常迫使他让自己的创作构思服从出版商和其他艺术家的要求。与他密切共事的弟弟罗伯特于1787年去世。布莱克后来将自己获得彩饰印刷法的启示与罗伯特联系起来;在他对这项发明的描述中,技术上的发现与兄弟间持续的精神相伴交织在一起。

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使布莱克得以进入一个重要的作家与艺术家交往圈。布莱克为约翰逊出版的作品雕刻插图,其中包括1791年出版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真实生活中的原创故事》。他还与亨利·富塞利合作,后者富于表现力的变形手法和戏剧性题材,与布莱克自身的艺术兴趣有相通之处。这些交往使布莱克得以接近当时有关教育、宗教、政治改革和妇女权利的论争,不过,与某个圈子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其中的每一种立场。

1800年,在诗人威廉·海利的资助下,布莱克与凯瑟琳迁往萨塞克斯郡的费尔法姆。海利为他提供委托创作的机会和实际帮助,但布莱克越来越觉得,常规的文学插图工作使他无暇专注于自己最重要的创作。这段关系显露出贯穿其职业生涯的一种矛盾:他需要赞助人,却又抗拒他们左右其艺术的方向与意义。在费尔法姆度过的三年,也成为他后期诗作中想象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诗中,英国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也能获得宇宙层面的意义。

1803年8月,布莱克与士兵约翰·斯科菲尔德发生冲突,随后被指控发表了针对国王和军队的煽动性言论。1804年1月,他在奇切斯特获判无罪。这一事件发生于战时,彼时社会对外敌入侵和政治上的离心情绪深感不安。它在布莱克的诗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迹:斯科菲尔德以及其他涉案者的名字,出现在《耶路撒冷》中充满敌意的景象里。布莱克于1803年返回伦敦,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

1809年,他在兄长店铺楼上的房间举办展览,商业上遭遇失败,还招致了一篇恶意的评论。生命最后十年间,他的境况有所改善,这得益于约翰·林内尔的支持——林内尔委托他创作了重要作品——以及包括塞缪尔·帕尔默在内的年轻仰慕者的扶持。自1821年起,布莱克与凯瑟琳住在斯特兰德街附近的喷泉庭院,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印刷、绘画和写作。他于1827年8月12日去世,安葬于伦敦与非国教信仰传统渊源深厚的邦希尔墓地。凯瑟琳于1831年去世。

彩饰印刷与书籍的物质形态

布莱克最具独创性的技术成就是他在18世纪80年代末开发的一种凸版蚀刻法。传统铜版蚀刻利用酸液在金属表面蚀出凹线;凹线中留存的油墨在压力作用下转印到纸上。布莱克则用耐酸材料直接在铜版上书写和绘画,保护需要印出的部分。酸液蚀去周围裸露的金属,使文字与图像一同凸起。他所用材料的确切成分尚未完全确定,但存世的印版、印张以及实验性复原,已使这一工艺的基本原理得以厘清。

由于印刷会使图像左右反转,文字必须以反字形式写在版上。蚀刻完成后,就可以在凸起的表面上墨并印刷。随后,布莱克还可以手工敷染色彩或增添细节。他将自己的技法称为“彩饰印刷”:这一名称既让人联想到彩饰手抄本中文字与装饰的融合,也表明这是一种可以复制印制的现代工艺。借助这种方法,他得以绕开通常主导书籍制作的分工,不必将作者、排字工、插画家、雕版师和出版者的职责彼此分开。

这种独立制作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化版本。同一作品的不同印本,在油墨颜色、手工着色、图版顺序和所收图版的选择上,都可能存在差异。布莱克也会在相隔很长时间后重新使用早先的铜版。因此,扉页上刻出的日期,不一定就是某一存世印本的印制或着色日期。书目学研究会将作品的创作与蚀刻,同各个印本后续的制作区分开来,判断依据通常包括纸张实物证据、印刷特征和递藏记录。

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互动,比为文字陈述配上插图更为复杂。一首天真稚朴的抒情诗,可能置于草木环绕之中,而这些草木又可能庇护、禁锢或威胁其中的人物。说话者不容置疑的话语,可能因一幅身体受缚的图像而受到限定。边饰有时会生长蔓延,进入文字区域;火焰、藤蔓、躯体和字母则共享着图形上的节奏。意义来自整页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非孤立看待的文字。因此,省略图案或将图版顺序统一化的复制本,可能改变一部作品表面呈现的论旨。

布莱克也使用其他版画技法。他在1795年创作的大幅彩色版画,是先印出彩色印张,再用笔和水彩进一步加工;而他的商业作品则往往依赖传统的复制性雕版技法。因此,彩饰印刷只是他广泛掌握的技术手段之一,并非适用于其所有作品的通用工艺。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将书籍的物质制作过程,与一种关于想象自由以及文字和视觉创造不可分割的主张结合起来。

天真、经验与抒情声音

《天真与经验之歌》分两个阶段问世:《天真之歌》于1789年出版,收入《经验之歌》的合卷则于1794年出版。副标题“展现人类灵魂的两种对立状态”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从童年的幸福走向成年人的知识这一简单过程更为复杂。天真可能包含慷慨与信任,却仍容易受到剥削;经验虽能揭露残酷,也可能陷入猜疑、私利或绝望之中。

布莱克经常采用与儿歌、赞美诗和口头表演相关的形式。短小的诗节、反复、直接呼告以及便于记忆的押韵模式,使许多诗歌读来浅近易懂。然而,诗中的说话者并不等同于作者。儿童、保姆、父母、体制内的权威人物以及无名的观察者,各自讲述的都只是他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理解这些诗,关键在于辨明一个声音懂得什么、未能懂得什么,以及相伴的图像设计如何让读者看到言语之外的意涵。

两首题为《扫烟囱的孩子》的诗体现了这种方法。在《天真之歌》中的那首诗里,获得解放的梦境给一个受剥削的孩子带来了情感上的慰藉;但结尾所保证的“只要恪尽本分便无须害怕”,也可能揭示出支撑这种剥削的意识形态。《经验之歌》中的那首诗则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体制:孩子受苦时,父母却去了教堂,而宗教和政治权威则在苦难之上制造幸福。这两首诗都不只是描写贫困,也都探究了语言如何使难以忍受的处境显得可以接受。

《羔羊》和《老虎》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审视创造。《羔羊》以温柔的教义问答,将羔羊、儿童与基督联系起来。《老虎》则追问,创造羔羊的造物主,是否也塑造了老虎那“可怖的对称”。诗中的铁锤、锁链、熔炉与铁砧,将创造化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制造行为。这首诗并未给出最终的教义性答案,而是通过反复的提问,将赞叹、恐惧、美感以及对创造力量之源的疑惑交织在一起。

《伦敦》将穿行城市的抒情漫步化为对种种束缚的剖析。“特许的”街道与河流暗示了一个由所有权和授权机制组织起来的世界,而“心灵铸造的镣铐”则将外在制度与内化的服从习惯联系起来。其他诗篇,包括分别出现在两部诗集中的同题诗《圣星期四》和《保姆之歌》,揭示了仁慈表象与强制性实践之间的差异。这部诗集的力量正来自这些视角的转换:一种看似儿歌的形式,可以转化为严密的探究,追问慈善、性、教育、劳动,以及一个人声称代表另一个人发言所凭借的条件。

革命、制度权力与宗教异议

布莱克的成熟作品诞生于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商业社会扩张,以及18世纪90年代英国政治镇压日益加剧的时代。他的《法国大革命》于1791年印制,却未以常规出版物的形式发行,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君主制与贵族特权面临的危机。随后,《美国:一个预言》于1793年问世,《欧洲:一个预言》于1794年问世。这些作品并非平铺直叙的历史叙事,而是将当代事件转化为各种人格化力量之间的冲突。

他的政治立场包括反对奴隶制、世袭统治,以及普通人受制于那些自称拥有神圣权威的制度机构。他与约翰逊圈子的交往,使他接触到与托马斯·潘恩等人物相关的改革主张。然而,将他的思想说成某一政治纲领的诗歌版本,并不足以概括其全貌。他不信任任何将活生生的个体化约为抽象概念的体系,无论这些体系以君主制、哲学、宗教还是革命的面目出现。

奥尔克这一形象赋予革命能量一个鲜明可辨的神话化身。在《美国》中,解放通过火焰、肉体的觉醒和对帝国权力的反抗显现出来。然而,布莱克后来的作品越来越着重探究反抗如何可能重演统治。最初打破枷锁的能量,可能会固化为新的律法,或陷入暴力循环。这并非简单地退出政治,而是试图解释:为何推翻统治者之后,压迫赖以存在的心理与想象基础仍可能完好无损。

布莱克与基督教的关系同样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对抗。他拒绝将上帝等同于惩罚性的律法,并谴责那些将镇压、战争或匮乏神圣化的宗教形式。耶稣作为神圣人性、宽恕与想象生命的体现,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因此,布莱克的宗教语汇并非只是从经文中借来的装饰。圣经中的创世、预言、审判和复活,构成了他理解人类如何陷入分裂、又如何可能克服这些分裂的框架。

1789年,布莱克与凯瑟琳出席了新耶路撒冷教会的首次总会,该教会与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的教义有关。此后,布莱克对斯威登堡提出批评,其中以《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批评最为突出。他所处的更广泛宗教环境,还包括不从国教的基督教派别,以及以异象阐释信仰的传统。学者们也探讨过他与多位神秘主义及秘传思想作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但各个案例的证据力度不尽相同。对于布莱克有文献可考的阅读经历及其明确表述,必须将其与那些不足以证明直接影响的相似之处分开看待。

预言性实验、欲望与性别

《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创作于约1790至1793年,是布莱克对传统宗教道德发起的最集中有力的挑战之一。这部作品融合散文、诗歌、幻视中的际遇、讽刺文字及“地狱箴言”,颠倒了人们惯常将天堂与善、地狱与恶相联系的观念。“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道出了全书的核心原则:吸引与排斥、理性与活力,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当一方力量宣称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并压制另一方时,问题便随之产生。

书中的“魔鬼”往往为活力、欲望与艺术创造代言,“天使”则捍卫种种束缚人的体系。然而,这部书并非只是把一种固定的道德等级秩序颠倒过来,以此取而代之。书中不断变换的声音与“难忘的奇想”,动摇了各种自诩拥有终极权威的主张,其中也包括幻视叙述者自身的权威。关于涤净“感知之门”的著名论述,将认识呈现为感知者自身的转变,而非对外部事实的被动积累。作品对祭司制度的抨击,则把宗教支配与将想象力的发现固化为僵硬体系的过程联系起来。

《阿尔比恩女儿们的幻象》(1793年)将性胁迫与占有欲置于这一批判的核心。乌苏恩遭布罗米恩性侵后,又被西奥托蒙抛弃;后者的嫉妒与道德上的自我压抑,使他无法承认她作为人的尊严。她的陈词反对仅凭性方面的身份来界定一个人,并质疑建立在占有关系之上的婚姻形式。作品将性支配与更广泛的奴役及商业剥削结构联系起来,不过,这些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以凝练的诗意呈现的,而非通过系统论证展开。

布莱克对女性的描写,既不能简单归结为现代意义上的解放学说,也不能视为对父权惯例一成不变的重复。有些女性形象对支配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而在另一些地方,女性特质却与占有欲、分离或对男性想象力的禁锢联系在一起。因此,其后期神话体系中的“女性意志”范畴引起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广泛关注。解读时必须区分女性角色、象征层面的性别与历史中的女性,而不能假定三者都以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尤里曾之书》(1794年)以及随后于1795年问世的《阿哈尼亚之书》和《洛斯之书》,构建了一个创世故事:在我们熟悉的物质世界出现之前,分裂与限制便已存在。尤里曾试图确立稳固法则的努力,带来了封闭、度量与分离。与预言及艺术劳作相联系的洛斯,则赋予堕落的存在以形态;这一过程既必要又痛苦。这些书改写《创世记》的语言,追问人们所体验到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世界,是否其实是精神收缩的产物。其中高度凝练的篇章,为布莱克后期史诗中更宏大的心理结构作了铺垫。

想象力、感知与神话体系

布莱克的神话并非一套固定的符码,其中的人物也并不总是对应某一种抽象观念。人物会分裂、结合、更换名字,并随自身所处的状态而承担不同职能。一个象征性人物可能同时代表人的某种能力、某种历史制度、某个身体器官、宇宙中的某一区域,以及某个具体个人的一个侧面。由于存在这些变化,这套神话不同于简单的寓言式表现:后者只需为每个名字代入一个固定的定义,便可还原其含义。

神话中居于核心的人物是阿尔比恩,他既是一个原初之人,其名字又是英国的别称。他的堕落意味着原本浑然一体的人类整体走向分裂。四位佐亚——尤里曾、卢瓦、萨尔马斯和厄索纳——通常分别与理性、情感或爱、肉身生命以及想象力相联系,但这些说明只是理解的起点,并非穷尽其含义的定义。在堕落的世界中,厄索纳尤其与洛斯相联系,后者是一位辛勤劳作、具有先知特质的艺术家。他们之间的关系,戏剧性地展现了人的某一种力量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时所造成的失序。

每位佐亚都与一位“流溢体”相联系,分别是阿哈尼娅、瓦拉、伊尼恩和伊尼萨蒙。这些人物参与了围绕分离、欲望与重聚尝试展开的戏剧。其他重要概念还包括“幽灵”和“暗影”;前者常与自我封闭的个体性及抽象推理相联系。布莱克所作的划分并不只是解剖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在描述各种关系:当某种能力脱离整体,并将自身的局部视角视为完整的现实时,它便会变得具有破坏性。

因此,在布莱克的用语中,想象力远不止是幻想或虚构场景的能力。正是借助想象力,人才能在精神层面理解现实,并认识到他人并非仅仅是客体。他在1802年致托马斯·巴茨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单一视觉与牛顿的沉睡”的反对,抨击将知识局限于单一解释框架的做法。在他的作品中,艾萨克·牛顿、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代表着一些他认为使人类感知变得狭隘的思想体系;这些诗性形象并不是对他们实际科学或哲学工作的中立描述。

布莱克还将永恒与无尽的时间延续区分开来。永恒是一种生命得到充分实现的存在方式,而不只是日常时间的无限延长。“比尤拉”“生成界”和“乌尔罗”等状态,描述的是意识与存在的状况,而非现实地图上的地点。救赎要求分裂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而不是由某一类固定不变的人惩罚另一类人。他反复区分个人与其所处的状态,由此使宽恕成为可能:人们可以摒弃具有破坏性的状态,而不必认定一个人与这些状态永远等同。

主要史诗:《四佐阿》《弥尔顿》与《耶路撒冷》

《四佐阿》以一份反复修改的手稿留存至今,最初题为《瓦拉》,始作于1790年代后期,始终未能定稿出版。全诗分为九“夜”,试图叙述分裂的人类整体如何堕落,以及其重归完整的可能。手稿包含修改痕迹、彼此冲突的段落和图画,因此编者的取舍尤为重要。整理成连贯的印刷读本,可能会掩盖现存手稿尚未完成、仍在探索之中的性质。

诗中,诸佐阿及其流溢体之间相互交织的冲突,将宇宙历史化为一出关于感知、性、劳动与权力的戏剧。作品的晦涩,部分源于它缺少稳定的外部视角:叙述者和人物都身处他们试图理解的分裂之中,并从内部描述事件。这份手稿不应仅被视为一部未获成功的先行之作;它还保存了布莱克创作过程中的探索,他在其中发展出种种形象与问题,后来又在其他彩饰书中对它们加以重新组织。

《弥尔顿》的扉页标注日期为1804年,但其制作与印刷延续到了此后数年。诗中,约翰·弥尔顿从永恒之境返回,纠正自身精神遗产中的谬误。布莱克钦佩弥尔顿的诗歌力量,却反对他所理解的弥尔顿神学某些方面所包含的道德二元论及威权意涵。弥尔顿的旅程关乎自我审视与对自我性的摒弃,而不只是这位著名文学前辈的凯旋。

这首诗将宇宙事件与布莱克本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其中包括他在费尔法姆的经历。弥尔顿经由布莱克的脚进入他的世界,作者有意让一场宏大的精神事件发生在一个极其微小的身体部位。奥洛隆是一个与弥尔顿作品及其影响相关的女性集合体,也参与了诗中走向转化的进程。卷首那首以“古时可曾有那双脚”开篇的抒情诗,后来以《耶路撒冷》之名独立流传于公众之中;但在原作语境里,它是对承袭而来的文化与宗教权威发出的先知式挑战。

《耶路撒冷:巨人阿尔比恩的流溢体》约始作于1804年,历经多年创作,是布莱克已完成的篇幅最长的彩饰诗,共有100幅图版。全诗四章面向不同的读者群体,叙写阿尔比恩如何陷入自我封闭、耶路撒冷所受的苦难,以及洛斯持续不懈的劳作。伦敦街道、英国各郡、圣经中的地点和人体,在一幅异象地理图景中彼此重叠。诗中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宽恕和对神圣人性的认知,而非对敌人的彻底消灭。作品的规模与不断变动的视角,要求读者循着反复出现的关系和措辞模式阅读,而不能认定每一段情节都属于同一条线性时间脉络。

绘画、版画与圣经想象

布莱克的视觉艺术以富于表现力的人体为核心。肌肉的伸展、紧缩的姿态、抓握的双手和凝视的方向,传达出自由、恐惧、支配或精神专注等状态。相较于许多同时代画家所推崇的体积塑造与氛围效果,他通常更偏爱鲜明有力的轮廓。他笔下的人物常常置身于压缩或不确定的空间之中,其大小比例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重要性,而非通常的视觉一致性。这种看似偏离自然主义的处理,往往正是图像表达意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795年的大型彩色版画包括《牛顿》《尼布甲尼撒》和《怜悯》。在《牛顿》中,这位数学家坐着俯身用圆规绘制图形,对周围肌理丰富的环境几乎视而不见。画面使专注呈现为一种可能的自我禁锢。《尼布甲尼撒》取材于《但以理书》中那位圣经君王沦落的故事,描绘了一具强健的躯体屈为兽形的姿态。《怜悯》则取材于《麦克白》中的一段文字,将莎士比亚的语言转化为一幅图像:几个身影凌空出现在一位横卧的女子上方。

《亘古常在者》最初是为《欧洲预言》创作的卷首插图,却常被单独复制,视为描绘神圣创世的图像。然而,在布莱克的作品体系中,这个手持圆规、威严庄重的人物与尤里曾施加限制的活动相关。丈量在视觉上既壮丽非凡,也可能意味着束缚。这一例子说明,仅凭标题或与熟悉的基督教图像的相似之处来解读布莱克的图像,存在风险:图像在某一本书中的具体位置,可能显著改变其意义。

十九世纪之交,托马斯·巴茨委托布莱克创作了大量圣经题材的绘画与素描。这些作品使布莱克得以围绕创世、基督生平、审判与救赎等主题展开系列创作,而非仅仅处理孤立的题材。他后来为《约伯记》创作的插图,最终形成一套包括标题页在内的二十二幅铜版画,于1826年在林内尔的支持下出版。图像、边饰与圣经引文彼此呼应,将约伯起初外在的义行,与他历经苦难后获得的、焕然一新的属灵认识区分开来。

1824年,林内尔还委托布莱克为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神曲》绘制插图。布莱克留下了102幅完成程度不一的画稿,并在去世前着手制作了七幅相关的铜版画。这些图画赞叹但丁想象力之宏阔,同时也不时质疑其神学安排,尤其是惩罚的永久性,以及赋予古典理性的权威。他晚年的另一项成就,是为罗伯特·约翰·桑顿1821年版维吉尔田园诗集创作的木口木刻插图。这些插图以尺幅微小、刻画细密的风景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其幽暗而凝练的形象,对聚集在布莱克身边的年轻艺术家尤为重要。

接受史、学术研究与文化影响

布莱克在世时,他为商业用途制作的版画比他的彩饰书流传更广。后者印制数量很少,往往是为个别买家制作的,而他的长诗则很难见到完整版本。一些同时代人敬重他作为艺术家或幻视者的才华,却认为他的主张和图案设计颇为古怪。后来被称为“古人派”的年轻艺术家群体,包括帕尔默、乔治·里士满和爱德华·卡尔弗特,则更直接地呼应了他将强烈的精神追求、手工艺实践与不随艺术时尚的独立性融为一体的创作方式。

亚历山大·吉尔克里斯特的《威廉·布莱克传》于1863年出版,成为布莱克身后声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部传记在吉尔克里斯特去世后完成,安妮·吉尔克里斯特为此提供了大量帮助。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和威廉·迈克尔·罗塞蒂帮助将布莱克的作品介绍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于1868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将他视为一位重要诗人,而非处于边缘的奇人。这些重新发掘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但也按照十九世纪的文学与精神兴趣,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筛选和重新编排。

1893年,威廉·巴特勒·叶芝与埃德温·约翰·埃利斯合作出版了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集,并对其中的神话体系作了详尽阐释。此后,二十世纪的学者发展出更注重历史与文本依据的研究方法。S. 福斯特·戴蒙系统梳理了布莱克的象征语汇;诺思罗普·弗莱的《可怕的对称》(1947年)对其想象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戴维·V. 厄德曼的《布莱克:反帝国的先知》(1954年)则强调政治与历史背景。杰弗里·凯恩斯及后来的编者也使读者能够更可靠地查阅布莱克的文本与视觉作品。

布莱克的接受与传播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休伯特·帕里于1916年为《古时那双足是否曾》谱曲,使这首以《耶路撒冷》为名的歌曲成为英国一首重要的公共歌曲,被用于政治意味截然不同的场合。他的作品还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深受其幻视般的语言以及对惯常感知方式的挑战所吸引。奥尔德斯·赫胥黎从《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取用书名《知觉之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乐队”随后又从赫胥黎的这本书中获得了队名。

现代研究将不同印本之间的实物差异视为核心证据,而非无关紧要的变异。1996年上线的“威廉·布莱克档案库”汇集了不同机构收藏的作品,提供高质量图像、转录文本及比较工具。数字化比较有助于研究着色、印版顺序、修改情况以及工作坊的制作实践;与此同时,对凯瑟琳·布莱克的研究也使合作制作受到更多关注。持续展开的阐释围绕着几个尚无定论的具体问题:布莱克的神话体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确定,政治历史如何赋予那些看似发生于宇宙层面的事件以意义,以及当作品的文字脱离布莱克将其置于其中的特定印刷实物时,作品的意义会发生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