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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考察文学如何表现性别,以及性别权力如何塑造写作、阅读、出版与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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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领域,考察性别及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如何塑造文学文本及其生产与阐释。它以女性主义为思想资源,研究女性与女性气质的再现、人们成为作者和读者所需的条件,以及决定文学认可的制度机制。它并非单一的方法,而是涵盖多种有时彼此竞争的研究路径。其研究对象包括各种性别者的写作、被忽视作家的重新发掘,以及性别、性、种族、阶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研究范围与核心问题

女性主义批评既将文学视为艺术实践,也将其视为嵌入社会制度的活动。它追问文本如何再生产、协商或挑战有关性别的预设,同时考察这些文本流通的历史环境。

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

  • 谁被允许发声、写作、出版或行使阐释权威?
  • 女性气质、男性气质、性与身体是如何被表现的?
  • 哪些人物拥有能动性、内心世界、受教育机会、财产或行动自由?
  • 文学形式如何组织婚姻、工作、继承、家庭生活与性关系?
  • 出版商、书评人、学校、图书馆与大学如何影响不同作家受到关注的程度?
  • 将一部作品称为具有普遍性、边缘性、严肃性或仅仅涉及家庭生活时,背后隐含了对读者的哪些预设?

这一领域将作者的身份与文本的意义和效果区分开来。女性创作的作品未必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男性创作的作品也并不因此被排除在女性主义阐释之外。描写压迫也不必然意味着赞同压迫:文本可能通过某种惯例造成的后果、形式上的矛盾或反讽来揭露它。

历史发展

早期基础

关于女性智识能力与文学权威的论争,远早于这一领域的学科化。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妇女城》(1405)挑战了厌女的表现方式,并汇集了女性成就的诸多实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虽然并非主要讨论文学批评,却将女性的教育和社会地位与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建构联系起来。

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将物质条件置于作家身份讨论的核心。在《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中,她探讨了收入、私人空间、教育以及接触文学传统的机会如何影响女性的写作能力。她虚构了莎士比亚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妹妹的经历,借此说明拥有才华与获得发展才华的机会之间的差别。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分析了女性如何相对于一个被假定具有普遍性的男性主体而成为“他者”,由此提供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框架。该书对文学神话的考察,推动了再现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学科扩展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伴随妇女运动与妇女研究的发展而大幅扩展。批评者既质疑既有文学中对女性的描绘,也挑战女性作家被排除在课程之外的现象。

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70)结合权力关系分析了文学中的性再现。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重建了英国女性小说家的文学传统。桑德拉·M.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研究了19世纪女性作家,着重探讨作家身份与束缚女性的气质理想之间的冲突。

这些介入推动了文学经典的修订。重印被忽视的作品、整理手稿、编纂选集和开设课程,成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女性主义出版社和期刊也为主流出版社往往忽视的写作与批评提供了制度支持。

这一发展脉络描述的是英美地区一条影响尤为深远的路径,而非普遍适用的阶段顺序。其他地区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则在与语言、民族主义、殖民统治、政治运动和地方文学传统的不同交汇中发展起来。

主要研究路径

再现与意识形态批评

一种主要路径研究刻板印象、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以及叙事权威的分配。批评者考察了女性被表现为被动的欲望对象、自我牺牲的母亲、危险的诱惑者,或主要由婚姻与亲属关系来界定的人物等情形。

这类分析并不止于判断人物形象是正面还是负面,而是追问人物塑造与作品整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女主人公可能看似独立,情节却最终限制了她的选择;反过来,看似常规的结局也可能因反讽或未解决的冲突而变得复杂。

女性主义批评也考察男性气质,以及文学文本如何将权威、英雄气概、理性或艺术天才确立为男性特质。

重新发掘与女性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批评这一术语与肖瓦尔特密切相关,它着重研究作为文学生产者的女性,而非主要关注男性写作中的女性再现。其研究对象包括女性文学史、文类、职业网络、阅读实践,以及女性作家与前代作家的关系。

重新发掘作家的研究追问:为何某些作者会被遗忘,或被归为次要作家?它考察受教育机会、化名出版、编辑干预、文献保存,以及声望较高的文类与所谓次等文类之间的区分。书信、日记、通俗小说与家庭生活书写可能成为核心证据,而不再只是边缘材料。

这一路径并不要求预设所有女性都具有同一种文学风格。其核心难题是,如何识别具有历史意义的联系,又不把“女性写作”变成一个超越时间、内部同质的类别。

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路径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将文学置于劳动、财产、经济依附和制度性权力的关系中考察。它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展开对话,研究性别关系如何与阶级及经济组织相互作用。

研究议题包括无偿家务劳动、佣人劳动、继承法、写作的职业化以及出版经济。因此,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情节不仅可以被解读为个人情感故事,也可以被视为收入、劳动与法律地位的一种安排。

唯物主义路径还追问:谁拥有从事文学生产所需的闲暇与资源,又是谁的劳动使这种生产成为可能?

精神分析与后结构主义路径

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借助精神分析考察欲望、认同、幻想与性别化主体的形成。她们可能运用精神分析概念,同时质疑精神分析理论自身的预设。

埃莱娜·西苏、露丝·伊里格蕾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人的研究探讨了语言、性差异、主体性与文化权威之间的关系。这些作者常被归入“法国女性主义”,但这一标签可能掩盖她们各自研究计划之间的重大差异。

西苏提出的 écriture féminine 概念通常译为“阴性书写”,关注对既有语言结构与主体性结构的挑战,并非所有女性写作的同义词。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论涉及其阐释潜力、它与身体经验的关系,以及将性差异视为固定不变或普遍存在的风险。

黑人、后殖民与交叉性路径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挑战了将白人女性经验视为所有女性共同经验的论述。它发展出解读种族化、性别、性与阶级相互作用的方法,同时重新发掘那些在女性主义文学史和传统文学史中都遭到边缘化的文学传统。

芭芭拉·史密斯的文章《走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1977)和芭芭拉·克里斯蒂安的《黑人女性小说家》(1980)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艾丽斯·沃克的重新发掘工作,则推动了人们再次关注佐拉·尼尔·赫斯顿。

交叉性是金伯莉·克伦肖在法学研究中命名的概念,为考察不平等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而非作为彼此独立的层次运作,提供了框架。在文学研究中,这可能意味着追问人物的性别处境如何通过种族、经济与法律关系构成。

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考察帝国、语言、再现,以及知识权威的不平等分配。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等学者的研究质疑了欧洲文学与学术如何再现殖民地臣民。跨国研究路径进一步反对将西方女性主义的历史视为衡量所有其他写作的标准。

酷儿与跨性别视角

通过与酷儿理论及跨性别研究的交流,女性主义研究进一步审视了有关异性恋、二元性别和稳定身份的预设。这些路径考察文本如何生产性别与性的类别,而不只是反映被假定存在于语言和历史之外的身份。

它们也重新审视作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本可能促成某些认同,而这些认同并不与作者明示的意图或人物被明确赋予的身份相吻合。女性主义、酷儿与跨性别研究之间有大量交集,但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领域。

文学形式与阐释实践

女性主义批评并不限于辨识社会主题。它运用细读、历史研究、档案研究与形式分析,解释文本如何产生意义。

在叙事中,知识与声音的分配尤为重要。对叙述视角与聚焦的分析,可以区分发声者与其感知构成场景组织依据的人物。女性可能处于行动的中心,却始终未能作为思考主体向读者展现;反之,文本也可能削弱某个声称有权界定她的叙述者的权威。

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叙事权威的惯例如何被赋予性别属性。其研究对象包括打断、沉默、不可靠的证词、多重声音,以及不同发声者被赋予的可信度。

情节(文学)同样重要。求偶、继承、职业抱负、性暴力与逃离,能够组织人物所能拥有的未来的范围。批评者追问,叙事的收束究竟是解决了冲突、掩盖了冲突,还是使冲突的代价显现出来。

例如,对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可以考察财产、继承和依附关系如何塑造求偶过程,同时关注小说中的反讽与彼此竞争的判断。这种解读不必将作品简化为作者政治信念的直接表述。

受读者反应批评影响的研究路径,考察读者如何接受、抵制或修正文本对认同特定观点的引导。性别在这里具有相关性,但并不被视为能够可靠预测每个个体阅读方式的因素。

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女性主义研究改变了文学史、作品版本、选集与教学。它推动了对被忽视作者的重新发掘,也促使人们重新评价那些因与女性相关而地位较低的文类。

其制度研究也拓展了对作家身份与创作活动的考察,使之不再局限于孤立的作家和完成的文本。书信、编辑档案、评论、流通数据和翻译史,都可以揭示作家的声誉如何形成。在翻译研究中,女性主义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带有性别意味的语言,以及译者的选择如何影响能动性与声音的再现。

女性主义方法也影响了戏剧、诗歌、儿童文学、通俗小说和数字写作的研究。它与电影研究及其他媒介研究的联系,推动了有关改编、观看与再现的比较研究。

方法论争论

这一领域反复出现的若干争论,涉及其所使用的范畴与解释方法。

差异与本质主义。 关于独特的女性想象力或女性经验的主张,可以揭示历史上的排斥,却也可能掩盖女性之间的差异。批评者区分了对边缘群体的策略性关注,与认为该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与生俱来的文学本性的主张。

历史特殊性。 现代的性别与性范畴并不能严丝合缝地套用于所有历史情境。阐释需要关注所研究时代的词汇、制度、文类,以及当时可供人们描述自我的方式。

政治与审美价值。 女性主义批评者对于如何处理政治判断与艺术成就的关系存在分歧。许多人反对将审美与社会简单割裂,同时也反对将文学价值化约为作者表面上的政治立场。

重新发掘与经典形成。 将被忽视的作家加入教学大纲,可以纠正排斥,却未必改变文学认可所依据的标准。更深入的修订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文类等级、档案,以及文学成就本身的定义。

文本与语境。 人物的言论并不自动等同于作者的观点,文本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会决定唯一的阐释。有说服力的女性主义批评,会将有关权力的论断与语言、形式、出版和接受方面的证据联系起来,并区分有文献依据的状况与阐释性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