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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洛维夫人

伍尔夫于1925年出版的小说,以伦敦一位女主人与一名退伍军人一天的经历,探讨记忆、社会权力、意识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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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长篇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主义短篇小说霍加斯出版社情节(文学)意识流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小说,于1925年首次出版。故事主要发生在1923年6月伦敦的某一天,围绕克拉丽莎·达洛维筹备晚间聚会的过程展开,同时穿插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的经历。两人的生活从未直接交汇,但小说通过共同的意象、相互呼应的经历,以及最终传到克拉丽莎聚会上的塞普蒂默斯的消息,在两人之间建立起贯穿全书的联系。

作为文学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品,《达洛维夫人》将关注的重心从外部事件转向感知、联想与记忆的流动。小说中相对简单的一连串公共事件,容纳了人物数十年的私人经历:青春时的情感、战争的余波、未能实现的抱负,以及成年生活中的种种妥协。伦敦的钟声与街道将彼此大多素不相识的人物联结在同一时空之中,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则揭示出日常社交往来所遮蔽的联系。

小说审视了社会联系的价值及其局限,却并未将克拉丽莎所处的特权世界或塞普蒂默斯的疏离处境中的任何一方,视为对现代生活的完整解释。它在形式上的创新,与它对阶级、性别、帝国身份认同、医学权威及死亡的探讨密不可分。

创作与出版

在以克拉丽莎为中心人物的这部小说问世之前,克拉丽莎和理查德·达洛维就已出现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在伍尔夫的首部小说《远航》(1915)中,他们是一对来自英国的访客,其自信十足的姿态折射出传统上流社会的某些面貌。后来,伍尔夫对他们的刻画变得更加复杂:理查德的局限依然清晰可见,但克拉丽莎不再仅仅是社会观察的对象,而成为一个广阔内心世界的中心。

这部小说一篇重要的直接前身是《邦德街上的达洛维夫人》,这篇短篇小说于1923年7月发表于美国杂志《日晷》。短篇开头写达洛维夫人出门买手套;长篇则以她决定亲自去买花开篇。这一差异伴随着作品格局更大幅度的拓展。一次范围相对有限的购物出行,发展为多条人生轨迹交织而成的网络,其中退伍军人的故事构成了另一个在情感和结构上都举足轻重的中心。

伍尔夫主要在1922年至1924年间创作这部小说。写作期间,她曾采用《时时刻刻》这一暂定书名,突出了时间框架的重要性;在最终成书中,这一框架通过钟声报时和一天之内时间的推移得到体现。她在日记中描述了一种创作方法:挖掘人物背后的往事,使人物的经历得以呈现,而不必采用常规的开篇介绍。这些回溯性的段落,让当下的一次感受或相遇能够揭示人物一生所承受的种种压力。

这部小说也是伍尔夫持续反思小说创作方法的一部分。在《现代小说》等文章中,她质疑了将物质生活状况视为刻画人物首要依据的写作方式。《现代小说》的早期版本初刊于1919年,后经修订,收入1925年出版的《普通读者》。《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1924)同样对表现人物的既有惯例提出质疑。《达洛维夫人》让看似微不足道的感知承载深刻的心理与社会意义,从而将这些主张落实于创作之中。

小说于1925年5月14日由弗吉尼娅·伍尔夫与伦纳德·伍尔夫共同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同年,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推出了美国版。英国版的护封由伍尔夫的姐姐瓦妮莎·贝尔设计。通过伍尔夫夫妇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使这部小说成为这项与实验性写作密切相关的独立出版事业的一部分。它问世于《雅各布之屋》(1922)之后、《到灯塔去》(1927)之前,标志着伍尔夫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她以不断转换的意识来组织小说,而不再着重依靠一连串外部事件来推动叙事。

一日中的事件及其交汇

故事的主要行动始于克拉丽莎·达洛维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家,出门为当晚由她做东的聚会买花。她五十二岁,正处于病后恢复期。清晨的清新气息让她想起伯顿庄园——她曾在那里度过一段青春时光的乡间宅邸,往昔的生活由此骤然涌入当下。随着她步行穿过街道,一座充满车流、商业活动、官方威仪与邂逅可能的城市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一家花店附近,一声巨响过后,一辆汽车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车里坐着谁始终不明,但围观者纷纷猜测,那是一位王室成员或政府要人。随后,一架广告飞机在天空中划出字母。这些事件使原本互不相干的旁观者暂时聚到一起。其中有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和他的意大利妻子卢克蕾齐娅,人们通常叫她蕾齐娅。对塞普蒂默斯而言,城市中寻常的景象和声音都承载着令人恐惧或激动不已的意义。

克拉丽莎回到家,意外迎来了刚从印度归来的彼得·沃尔什。他们的交谈重新唤起了她当年选择嫁给理查德、而非彼得的那段情感往事。彼得离开后在伦敦漫步,他的所见所思进一步展现了理解克拉丽莎和他本人的不同视角。在布鲁顿夫人主持的午餐会上,理查德和休·惠特布雷德帮忙起草了一封致《泰晤士报》的信,内容涉及向加拿大移民。理查德随后为克拉丽莎买了花,却始终无法亲口对她说出自己爱她。

其他人物的活动使这一天的叙事超出了克拉丽莎身边的圈子。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与历史教师基尔曼小姐待在一起;基尔曼强烈的宗教信念以及对社会特权的愤恨令克拉丽莎不安。随后,伊丽莎白独自在城中游逛,想象自己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与此同时,塞普蒂默斯和蕾齐娅前去求诊于名医威廉·布拉德肖爵士。他建议将塞普蒂默斯与妻子分开,送入专门机构接受监管,这让两人更加痛苦。后来,另一位医生霍姆斯来到他们的住处,塞普蒂默斯从窗口纵身跳下,结束了生命。

聚会将此前分别出场的人物聚到一起,包括彼得、理查德,以及如今已是罗塞特夫人的莎莉·西顿。威廉爵士和布拉德肖夫人也前来赴会,带来了那位年轻人死亡的消息。克拉丽莎短暂离席,想象这个陌生人生命中的最后一举,随后回到宾客中间。结尾聚焦于彼得面对她的出现时的反应,而没有为每个人的未来作出明确交代。这种克制的情节安排,使一次寻常的社交聚会成为种种过往、评判与失落的交汇点,而在场的任何一位宾客都无法全然理解这一切。

意识与叙事形式

《达洛维夫人》常被归入意识流小说,但这一名称实际上涵盖了几种不同的手法。小说并非只是把个人内心连绵不断的思绪照录下来。一位第三人称叙述者在人物之间游移,时而贴近他们的措辞与感知,时而展开更广阔的视野。描写性段落、记忆中的交谈、直接引语与内心反应,共存于一个组织严密的语言结构之中。

其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是自由间接话语。第三人称叙述会融入某个人物的用语、情感色彩或认知前提,却不总是用“她想”之类的措辞加以引出。读者可能在几乎没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从街景描写进入克拉丽莎的欣喜、彼得的不耐烦,或雷齐娅的孤独。这种流动性要求读者仔细辨认,文中表达的究竟是谁的判断。一个看似权威的陈述,可能出自某个眼界有限或怀有偏见的意识,而非代表整部小说的立场。

聚焦的转换往往借助人物共同置身的物理情境来实现。一阵声响、一辆驶过的车,或空中的某个物体,会吸引数个人的注意,使叙述得以在他们之间转移。汽车与飞机的段落就是格外鲜明的例子。城市为叙述提供了连续性,而人们的解读却各不相同。在一位观察者眼中只是广告或奇观的事物,在另一位看来,却成了国家权威的象征、对个人别有意义的信号,或某种即将降临的启示。

伍尔夫也通过句式与节奏的变化,区分不同的体验。长句不断叠加限定与联想,突如其来的短句则以强烈的情感力量将其打断。括号开辟出次一级的思绪通道,反复出现的语句则在变化了的语境中重现。语言在社会观察与浓烈的文学意象之间流转,但这两种表达方式并不彼此隔绝。衣着或举止中一个看似琐碎的细节,可能成为切入点,让记忆中的情感依恋或未曾言明的恐惧进入行文。

小说形式上的多样性并未抹平人物之间的差异。克拉丽莎、彼得、塞普蒂默斯、雷齐娅与基尔曼小姐,在教育、社会地位、用语以及各自的脆弱之处都有所不同。能够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也不意味着这个人对他人的解读就必然成立。彼得反复分析克拉丽莎,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不安全感;克拉丽莎对基尔曼小姐的反应,既有敏锐的洞察,也有出于阶级立场的厌恶。读者获得的依据比任何单个人物所掌握的都更为广泛,却得不到一份终极而完备的心理剖析。叙事让读者贴近人物内心,揭示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同时也保留了这些解释的不完整性。

钟表时间、记忆与衰老

小说以一天为时间框架,其结构建立在可计量的时间与亲身体验的时长之间持续存在的区别之上。大本钟和其他钟表将一天划分为所有人共享的时间单位。钟声穿透私人空间的界限,提醒人物:世界依照自身的时间表运转,并不随个人感受而改变。然而,当下短短片刻可以容纳漫长的回忆,而数十年前一件情感意义重大的往事,也可能让人觉得近在眼前。

小说开篇,克拉丽莎对清晨的感受便确立了这种时间结构。走出家门的感觉,唤起了她推开伯顿庄园落地窗的记忆。这段回忆并未被写成一个独立的往事章节,再从中返回“真正的”叙事。相反,过去与现在同时处于人物的意识之中。青春通过身体记忆、记忆中的话语,以及那些虽已改变却仍未定型的判断,延续至今。

伯顿庄园尤其重要,因为几个人物各自保留着不同版本的记忆。克拉丽莎记得萨莉·西顿不拘常规的举止,以及两人之间强烈的依恋。彼得则反复回想自己遭到拒绝的经历,以及他当时的看法:克拉丽莎注定会循着传统的道路,在社交界获得成功。同一件事,在一个人的记忆里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另一个人的感受中却是伤害或背叛。这些差异表明,记忆是一种主动诠释的过程,而非中立的信息储存。小说中的闪回段落所揭示的,不仅是曾经发生过什么,还有此后的人生如何赋予那些往事以意义。

衰老使这些回忆变得迫切。克拉丽莎的疾病、她对身体变化的觉察,以及“理查德·达洛维夫人”这一称谓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都引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一生中,究竟有什么始终如一?彼得也以年轻时的抱负来衡量自己的现状,而萨莉的再度出现,则让青春时代的种种可能与成年后的现实境况之间的距离清晰可见。这些人生轨迹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如愿以偿或遭遇失败。安稳可能意味着舍弃;自由可能与动荡并存;记忆中的叛逆,也可能最终通向一个出人意料地传统的家庭。

这部小说常被拿来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比较,后者同样是一部以首都城市中的一天为框架的现代主义作品。这种比较揭示了两部作品共同关注的问题:日常的公共时间与复杂的私人体验之间有何关系。不过,两部小说在规模、风格和组织叙事的手法上都有显著差异。伍尔夫笔下伦敦的这一天,尤其受到对社交活动的期待所塑造:晚间的聚会将种种事件引向一场即将到来的相聚,而记忆又不断将它们拉回过去。由此形成的时间模式,使当下既不是一个孤立的瞬间,也不仅仅是已然终结的过去所造成的结果。

伦敦、阶级与帝国社会

伦敦不只是人物穿行其间的故事背景。城市的街道、公园、商店、政府机关区和交通系统,为小说中的种种相遇与对照创造了条件。威斯敏斯特使克拉丽莎置身于议会权力近旁;邦德街将她与奢侈消费联系起来;摄政公园让陌生人彼此靠近,却未消除他们各自的孤独。伊丽莎白前往斯特兰德街的行程则展现了另一种城市视角,关联着工作、流动,以及超出母亲社交角色之外的未来可能。

城市中的公共奇观揭示了人们惯于敬奉权贵的心理。那辆神秘的汽车停下来时,围观者便为车内看不见的乘客猜定了某种显赫身份。他们的不确定并未削弱这辆车的威势,反而参与塑造了它。同样,飞机投放的广告吸引人们仰头观看,让商业信息变成一道众人共同猜解的谜题。这些片段呈现出现代技术、宣传与承袭而来的声望如何塑造公众的注意力。伦敦人共同经历了同一个时刻,却未必有着相同的理解。

阶级差异也体现在克拉丽莎这一天生活的实际条件之中。她决定亲自去买花时,家里的仆人早已开始筹备。露西的劳动,使晚会看上去随性而优雅。因此,克拉丽莎的体验并不只是一个私人意识在城市中自由游走的体验;它依赖于家务劳动、金钱,以及进入某些场所和圈子的资格。小说让这些条件显现出来,却没有转而另辟篇幅,对阶级制度加以专门解释。

基尔曼小姐为理解社会排斥提供了一个情绪尤为强烈的视角。她生活境况的衰落、战时的失业、宗教上的皈依,以及对伊丽莎白的依恋,都促成了她对克拉丽莎的敌意。克拉丽莎则认为她占有欲强,且构成威胁。两人之间的敌对不能仅用性格不合来解释。衣着、食物、对自身身体的敏感,以及教育者的权威,都成了社会地位不平等的表现。不过,叙述并未让任何一方成为某种阶级论点的直白代言人。

大英帝国并非只通过公共仪式进入小说,也通过日常交谈和人物生平显现。彼得在印度的工作与情感关系,将为帝国效力的经历纳入一个英国人的人生历程。布鲁顿夫人热衷于向加拿大移民,将海外定居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办法。这些提及揭示了帝国观念如何渗透精英阶层的社交网络。小说很少给予被殖民人群独立的叙事空间,这一局限对后来的阐释颇为重要。它细致地描绘帝国本土都市居民的意识,揭示了帝国无处不在的影响,却仍以那些生活由帝国英国的内部秩序所安排的人为中心。

克拉丽莎、婚姻与欲望的可能性

克拉丽莎与理查德·达洛维的婚姻,既不是毫无波折的美满结合,也不是对世俗惯例的简单屈从。她回想自己当初拒绝彼得时,着重想到的是保有私人空间和独立性的需要。彼得渴望的亲密关系,在她看来索求太多,甚至可能将她吞没。理查德给予她的,则是一种容许双方各自保有内心世界的关系。因此,她珍视的自由并不等同于在公共生活中的独立;它也包括不必分享每一个念头、每一种感受的权利。

理查德无法直接向克拉丽莎说出他爱她,这既显露出这种相处方式的温柔,也显露出它的代价。他送来的鲜花传达了爱意,却未能打破习以为常的矜持。他们的关系依赖种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这样的默契也可能让重要的话始终未能说出口。小说并不将言语上的表白视为衡量真实情感的绝对可靠的尺度。沉默可以呵护亲密,也可以掩盖疏离,或同时兼具这两种作用。

彼得的归来,使克拉丽莎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解释变得复杂。他认为她在社交生活中墨守成规,也仍为当年遭她拒绝而受伤,但他的判断又纠缠着对她挥之不去的爱慕和对自己的怀疑。两人见面时,他反复摆弄随身的小折刀,这成了他内心躁动不安的外在表征。克拉丽莎也在评判他,有时颇为尖锐,同时又对他所代表的情感可能性有所回应。对于彼此,两人都不能充当可靠的最终诠释者。

萨莉·西顿在克拉丽莎的记忆中占据着另一种位置。在伯顿,萨莉的举止挑战了社会对体面女性的期待,而她的一个吻,则成为克拉丽莎最为珍视、感受也最为强烈的经历之一。小说赋予这份依恋以情感和情欲上的意义,却没有将其归入某个稳定的现代身份类别。萨莉后来以罗塞特夫人的身份出现,已婚,并育有五个儿子,为读者带来了一段出乎意料的成年后的人生经历。这并未抹去记忆中的那次亲密接触;无论她们此后的人生如何发展,那段经历的力量都依然存在。

这些关系使这部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酷儿理论的重要研究文本。克拉丽莎的社会身份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婚姻为哪些女性经验赋予名称、划定边界,又遮蔽了哪些经验?小说也为伊丽莎白留出了想象空间,让她设想自己从事专业工作、参与公共生活的未来,暗示不同世代所拥有的可能性正在变化。然而,小说对自由的探讨始终关注物质条件上的差异:伊丽莎白未来可能获得的独立,有家庭特权作为支撑,而雷齐娅和基尔曼小姐的选择则狭窄得多。《达洛维夫人》的创作早于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它通过内心充满矛盾的人物来探索相关问题,而不是借助一个持续展开论证的声音。

塞普蒂默斯、战争与医疗权威

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的故事表明,战后伦敦表面上的常态,与战争留下的创伤密不可分。入伍前,他是一个怀抱文学抱负的青年,热爱莎士比亚,也向往一种理想化的英国文化。战争起初似乎印证了公认的男性行为理想:他成为一名能干的士兵,并因服役表现受到嘉奖。然而,当他的长官兼友人埃文斯阵亡时,他却无法感到悲痛;这种麻木后来成了他深重痛苦的根源。

小说通过错乱的感知、侵入性记忆、恐惧,以及异常亢奋的瞬间,呈现塞普蒂默斯的经历。他看见或感觉到埃文斯的存在,将自然界的种种现象理解为向他传递信息,并相信自己领悟了重大的真理。这些体验置于炮弹休克的历史语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人们广泛使用这一术语,指称与服役经历有关的各种心理障碍。小说的描写并非临床病例报告,若用事后作出的某一种诊断来概括,反而会遮蔽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学内涵。

雷齐娅的视角对这一叙事至关重要。她是一名意大利女子,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结识了塞普蒂默斯。如今,她在英国孤立无援,努力将记忆中的丈夫与眼前已然改变的他联系起来。她的悲伤中交织着孤独、恐惧,以及他人无法理解两人处境所带来的挫败感。在夫妻二人共同制作一顶帽子的场景中,他们短暂地恢复了共同专注于一件事的默契,也重新感受到日常生活的乐趣。这表明,小说并非只通过疏离来塑造塞普蒂默斯,而雷齐娅的人生也不能被简化为见证他苦难的叙事功能。

两位医生体现了权威者不理解病人的不同方式。霍姆斯医生轻描淡写地看待塞普蒂默斯的病情,建议他靠日常消遣转移注意力。威廉·布拉德肖爵士意识到他的精神状况严重失常,却以自己所信奉的“适度”观念和强制隔离来界定治疗。叙述将他的权威与“归化”联系起来:也就是施加压力,迫使他人遵从某种被认可的生活方式。这一批判不仅针对诊断判断,也针对权力,尤其是将脆弱者从亲密关系中剥离的权力。

塞普蒂默斯在霍姆斯试图进入他的住处时选择了死亡。叙事写到,即使在这一刻,他仍然眷恋生命,因此这一举动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他想死的宣言。克拉丽莎后来对其死亡的理解,仍只是一个人物凭想象作出的回应,而非对自杀的权威解释。小说将这名退伍军人的苦难与医生们备受社会尊重的地位并置,揭示了公共声望与理解他人经历的能力之间令人不安的鸿沟。

宴会、艺术与死亡

克拉丽莎的宴会既是一项需要操持的实际事务,也体现了她对社交生活的理解。她担忧宴会能否成功,留意宾客的到来,也害怕别人觉得她的付出微不足道。彼得的批评使这种焦虑有了具体的形态:在旁人看来,女主人所做的或许只是维持表面的体面、追求社交地位,并无其他贡献。然而,克拉丽莎将把人们聚在一起视为一种奉献,一种让彼此分离的生命得以建立联系的暂时安排。

小说既没有全然认同这一看法,也没有将其否定。包括首相在内的显要宾客到场,显露出地位与公众认可的吸引力。交谈可能巩固社会等级,而待客之道的维系,也可能以那些支撑它的人遭到排斥或被视而不见为前提。与此同时,宴会上的相遇重新唤回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去的关系。萨莉的到来与彼得的情感反应表明,这场聚会所带来的体验,并不完全受制于其社交惯例。

这种双重性质促使人们将宴会视为艺术创作的类比。克拉丽莎将人们聚在一起,正如小说将不同的意识汇聚起来,创造出一种既能建立联系、又不抹平参与者差异的形式。这种比较并不要求把她视作作者的化身。相反,她的活动提出了一个小说自身结构也在回应的问题:能否从彼此独立的经验中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秩序,同时又不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异。

布拉德肖夫妇带来的塞普蒂默斯的死讯,使死亡闯入了这个人为营造的社交秩序。克拉丽莎起初对这种闯入感到不快,随后独自退开,在想象中重构了这个年轻人的死亡。她将他的死与抵抗自我遭到侵犯联系起来。由于她对他的处境所知甚少,这种反应必然是片面的。读者一路追随塞普蒂默斯和雷齐娅的经历,了解一段她无从知晓的往事。这样的结构既让两人产生联系,又保留了想象中的认同与实际了解之间的距离。

文学作品的回响加深了这些时刻的意蕴。威廉·莎士比亚的《辛白林》中,以“不必再怕烈日的炎威”开头的一段诗句反复出现,与死亡以及摆脱尘世重压的主题相呼应。《奥赛罗》中的一句台词,则将幸福的顶点与死亡的念头联系起来。这些引文融入人物的精神生活,而非充当来自外部的解释。克拉丽莎看见邻近房间里的一位老妇人,又带来了另一种联系:她意识到,另一个独立的人仍在过着平常的生活。她重返宴会,并没有解决死亡的问题;这一举动只是将对死亡的意识,与社交生活中仍须不断回应的要求并置在一起。

接受史、批评中的延续与改编

《达洛维夫人》成为伍尔夫作品中研究最为广泛的小说之一,也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中的核心文本。它的声誉部分来自形式上的成就:多重视角的融合、将数十年光阴压缩于一天之中,以及借助城市空间将不同人物的意识联系起来。它经久不衰,也因为读者很难为核心人物作出固定的道德定位。克拉丽莎的意义并不止于她所享有的特权,而塞普蒂默斯的痛苦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促成她自我发现的手段。

不同的批评方法改变了阐释的重心。形式主义解读考察了反复出现的意象、时间的组织方式,以及两条主要叙事线索之间的平衡。女性主义研究探讨了婚姻、家务劳动、女性在社交生活中的创造力,以及女性内心世界得以被理解的条件。关于同性欲望的研究则将克拉丽莎对莎莉的回忆置于接近小说核心的位置,而不再把它们视为青春情愫的偶然流露。

历史视角的解读强调,战争的正式结束与其影响的持续存在之间有着距离。这类研究考察军事理想、情感克制与社会对精神痛苦的管理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关注阶级与帝国的阐释则探究流动机会、权威及叙事关注如何被不平等地分配。这些研究对于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其所描绘的社会,往往意见不一;但它们所依据的,是作品呈现方式中内含的张力,而非某个明确而单一的政治论点。

小说于1997年被改编为电影《达洛维夫人》,由玛琳·格里斯执导,艾琳·阿特金斯编剧,瓦妮莎·雷德格雷夫饰演克拉丽莎。影片通过表演、剪辑、画外音和视觉转场,呈现记忆与视角的转换。这种改编面临一个特殊难题:小说中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感受或理解的变化,而非外界可以观察到的行动。因此,年长的克拉丽莎与她记忆中的青春岁月之间的关系,尤其依赖影像的组织方式来呈现。

迈克尔·坎宁安1998年的小说《时时刻刻》展现了另一种延续方式,该书于1999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它将创作《达洛维夫人》期间的伍尔夫、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位小说读者,以及一位当代纽约女性联系起来;这位纽约女性的一天,重新演绎了克拉丽莎一天生活中的某些元素。斯蒂芬·戴德利于2002年执导的同名改编电影,将这张关联网络带到了更广泛的观众面前。《时时刻刻》采用伍尔夫为原作拟定的暂名,并对其一天的叙事结构加以改造,使《达洛维夫人》本身成为一个穿行于不同人生、历史情境与失落形式之间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