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艺术 / 文学 / bloomsbury-group · 组织

布卢姆茨伯里团体

英国非正式知识文化圈,其友谊、艺术探索与思想追求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文学、视觉艺术、经济学及文化生活。

36 个关键词9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0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翰·梅纳德·凯恩…E. M. 福斯特伦纳德·伍尔夫现代主义剑桥使徒社哲学高等教育布卢姆茨伯…

布卢姆茨伯里团体是由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交往圈,最初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紧密相连。它兴起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持续发挥影响。最知名的参与者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瓦妮莎·贝尔、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 福斯特、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克莱夫·贝尔和伦纳德·伍尔夫。团体从未正式界定成员身份:维系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并非某个组织或一份宣言,而是彼此交织的友谊、共同生活、书信往来与合作关系。

这一团体成为英国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土壤,但其活动并不限于艺术探索。成员们革新了小说与传记的写法,推广欧洲现代绘画,创办出版与设计事业,并参与经济和政治辩论。他们共同珍视思想上的坦诚、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以及艺术,但在性情、政治立场和创作实践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要理解布卢姆茨伯里团体,既须区分这一社交网络与各位参与者各自的成就,也须考察这一网络如何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剑桥与伦敦的起源

布卢姆茨伯里团体源于两个社交圈的交汇:剑桥大学的知识分子友谊圈,以及伦敦的斯蒂芬一家。斯特雷奇、凯恩斯、福斯特和伦纳德·伍尔夫等后来的成员,都曾在二十世纪之交前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剑桥使徒会,这是一个私人讨论社团,鼓励成员严密审视哲学论证,并以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交谈。瓦妮莎和弗吉尼亚的兄弟索比·斯蒂芬,是连接剑桥友人与姐妹二人的重要纽带。这些女性没有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大学教育机会,却在由此形成的圈子中成为核心人物,而非处于边缘。

1904年,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去世后,瓦妮莎、弗吉尼亚、索比和阿德里安·斯蒂芬从肯辛顿的家宅搬到了布卢姆茨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这次搬迁让兄妹几人得以更大程度地摆脱旧日家庭社交礼俗的束缚。索比在星期四晚间举办的聚会,使他的大学友人与瓦妮莎和弗吉尼亚有了持续交往的机会。讨论涉及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个人行为方式等诸多话题。这些聚会通常被视为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起点,尽管圈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得更早,此后也一直在变化。

索比于1906年因伤寒去世,但这一交往网络并未因此瓦解。瓦妮莎·斯蒂芬于1907年与克莱夫·贝尔结婚,他们的家依然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则在附近另立居所。伦纳德·伍尔夫于1904年前往锡兰,进入殖民地文官系统任职,1911年返回英国,并于1912年与弗吉尼亚结婚。罗杰·弗莱在1910年前后开始与这个团体密切往来。邓肯·格兰特则通过艺术与私人交往,同瓦妮莎·贝尔及其他成员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

这一地区本身也很重要。布卢姆茨伯里的广场和联排住宅毗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社及高等教育机构。这里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画室、来客和长时间的交谈。不过,这个团体从来不只是一个邻里社团。乡间宅邸、大学人脉、欧洲旅行及职业工作,使其交往范围远远超出了伦敦市中心。也并非所有居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作家都属于这个团体。

随着同时代的人开始将这个面貌鲜明的圈子辨识为一个群体——有时还加以抨击——“布卢姆茨伯里团体”这一称谓逐渐固定下来。团体从未有过明确的成员名单。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画家多拉·卡林顿、社交聚会女主人奥托琳·莫雷尔,以及作家戴维·加内特,在其更广泛的交往网络中各有不同的位置。后来的叙述有时会将1914年以前的早期布卢姆茨伯里团体与后续几代成员区分开来,但这种划分描述的是交往关系的变化,而非某个正式组织的发展阶段。

哲学立场与思想方法

对早期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影响最深的哲学著作,是G. E. 摩尔于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摩尔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快乐或进化优势等其他属性来定义善。对他在剑桥的读者而言,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具有价值的意识状态的论述:对美的欣赏和私人情谊带来的愉悦,在其中占据突出位置。这为那些以社会体面、宗教义务或物质利益计算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对摩尔思想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他的读者深受一种可能性的吸引:可以将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与社会碰巧给予奖赏的事物区分开来。因此,友谊、爱情以及艺术欣赏或创作,都可以被视为目的本身,而非谋求事业发展、家族声望或国家强盛的工具。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团体否定了一切道德义务。摩尔本人的实践伦理学,比人们有时与其追随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实验更为审慎,而团体各成员对他的论证也有不同的理解。

凯恩斯在1938年写成的回忆文章《我早年的信念》中,描述了青年时代友人圈子的思想自信,并重新审视了它的局限。他回忆,当时他们的观念格外看重人际关系与审美体验,同时又对理性讨论和文明举止抱有过度的信心。这篇回顾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那种认为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始终笃信自身价值观的印象变得更为复杂。战争、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经历,暴露了那些在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观念所存在的弱点。

交谈是其思想活动的核心方式。朋友之间通过讨论检验观念,彼此的熟悉既使他们能够坦诚相待,也让他们可以严厉批评。书信、日记、随笔和回忆录表明,成员对彼此作品的评论可能相当苛刻,而非一味支持。不过,并没有一种共同的哲学学说支配着伍尔夫的小说、凯恩斯的经济学或贝尔的绘画。质疑方式上的相似,不应被误认为是对答案的一致认同。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对个人判断的重视,也影响了他们反对传统权威的态度。宗教正统、爱国主义言辞和传统性道德,并不会仅仅因为既有地位而获得他们的认可。然而,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教育、收入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该团体在哲学上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创立了一个新学派,不如说在于将特定形式的伦理探究与分析思考带入日常人际关系、艺术创作和公共论辩之中。其成员不断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在私人生活中值得追求的事物与超出自身圈子的责任之间取得协调。

小说、传记与文学批评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创作,是布卢姆茨伯里派对文学现代主义最为持久的贡献。在《雅各布之屋》(1922)、《达洛维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等小说中,她以流动的意识、不连续的时间和感知模式,取代了提供确定解释的叙述者和按常规组织的情节。她的实验借鉴了自由间接话语和内心独白等手法,但这些实验也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人物跨越阶级、性别、年龄和阅历的隔阂彼此相遇,却无法实现完全的相互理解。

这些手法并不只是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交谈方式移植到文学之中。伍尔夫的小说反复揭示同情与理解的失效、带有强制性的权威,以及亲密关系的不稳定。《达洛维夫人》将伦敦的一日与战争的持续影响联系起来,而《到灯塔去》则将艺术创作与丧亲之痛、家庭生活的逐渐消蚀并置。《奥兰多》(1928)借助性别转换和跨越历史时代的奇幻变化,质疑传记与性别的惯常规范。在《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中,伍尔夫从收入与私人空间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必要条件入手,考察了女性写作所需的物质条件。

福斯特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则有所不同。《霍华德庄园》(1910)和《印度之行》(1924)总体上保留了较为常规的叙事结构,同时探究不平等社会制度中建立人际联结的可能性。后者探索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友谊,却并未将个人善意描写成足以克服制度性权力的力量。《莫里斯》主要写于1913至1914年间,直到1971年才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在英国仍将男性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的年代,这部小说以一段美满的男性间爱情关系为核心。福斯特的作品表明,布卢姆茨伯里派不能被归结为单一的实验风格。

斯特雷奇通过凝练的篇幅、对细节的选择性运用和反讽,改变了传记的写作方式。《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1918)包括对曼宁枢机主教、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托马斯·阿诺德和戈登将军的传记研究,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传记崇敬铺陈的宏大格局及其笃定的道德判断。《维多利亚女王传》(1921)则发展出更为连贯的传记叙事。斯特雷奇的人物传记之所以影响深远,并不是因为它们消除了传记中的阐释,而是因为它们让阐释本身变得醒目。这些作品对材料的选择,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富有说服力的文学肖像,与充分交代历史背景的叙述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个圈子的文学活动还延伸至书评、编辑和随笔。德斯蒙德·麦卡锡成为一位著名评论家,伦纳德·伍尔夫则在从事出版工作的同时,为报刊撰写政治和文学评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分别于1925年和1932年出版的《普通读者》两部文集,以有别于学院专业研究的随笔笔调探讨文学史。这些活动帮助实验性写作与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建立了联系。因此,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文学意义不仅在于那些备受赞誉的著作,也在于其批评与出版实践:书籍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得到评介、传播,并被置于与既往传统的联系之中。

绘画、美学理论与设计

罗杰·弗赖在向英国公众介绍法国现代绘画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于1910至1911年在伦敦格拉夫顿画廊举办“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家”展,将塞尚、高更、梵高等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给往往习惯于另一套再现标准的公众。1912年,他又举办了第二次后印象派画展。弗赖对“后印象派”这一名称的使用,有助于确立一个宽泛的类别,将那些创作方法差异显著、却都已超越印象主义所关注的直接视觉感受的艺术家归于其中。

这些展览引发了争论:变形、简化的形体和醒目的笔触,究竟意味着艺术上的新发现,还是技法上的失败?对弗赖及其同道而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一幅画能否像照片那样忠实地再现事物的外观。色彩、线条、体量与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可以具有表现价值。这一立场挑战了一种既有观念,即绘画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叙事内容、道德寓意,或模仿自然的准确程度。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1914年)中提出了一套更为明确而绝对的美学理论。他以“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概念,将线条与色彩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独特审美情感的来源。这套理论试图解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艺术作品的价值,而不以作品的题材作为决定性依据。它的长处之一,是坚持对视觉形式进行细致观察;其难点则包括一种循环论证:用形式所引发的情感来解释何谓“有意味的形式”。尽管弗赖和贝尔都反对将艺术局限于图解功能的评判标准,但与贝尔的理论表述相比,弗赖的批评往往在历史与心理层面更为丰富多样。

瓦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在绘画领域各自发展出独特的创作实践,涉猎肖像、静物、室内景象、风景以及更为抽象的构图。两人都尝试简化结构、强化色彩,但都没有始终恪守某一种风格纲领。贝尔约于1912年创作的《斯塔德兰海滩》,以概括而克制的形状组织人物与风景。格兰特的《浴盆》(1913年)则在形式上对人体及其周围环境作了大幅简化。他们的作品体现了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持续探索,而非仅仅追随法国范例。

弗赖于1913年创办的欧米茄工作坊,将这些实验拓展到家具、纺织品、陶瓷和家居装饰领域。产品通常以欧米茄标记出售,而不署艺术家个人的名字,以此强调集体创作,淡化纯艺术与实用艺术之间的界限。由于持续面临经营困难,工作坊于1919年关闭,但它在将现代设计引入日常居住空间方面,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尝试。它追求的并非后来包豪斯模式下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艺术家设计、工作坊制作的物品。此后,查尔斯顿宅邸的房间装饰与陈设延续了相近的理念:不将艺术创造与日常生活空间割裂开来。

出版与思想传播

伦纳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17年创立的霍加斯出版社,为布卢姆茨伯里团体提供了一个持久的出版机构,却没有使这个团体本身变成正式组织。伍尔夫夫妇最初在里士满的霍加斯宅邸起步,学习排字,并用一台小型手动印刷机印书。他们的第一部出版物《两个故事》收录了伦纳德的《三个犹太人》和弗吉尼亚的《墙上的斑点》,配有多拉·卡林顿创作的木刻插图。这种小规模制作鼓励了实验,也让两位创办人亲身体验了制书所需的体力劳动。

出版社的重要性很快便超出了创办人亲自印书的范围。随着出版书目不断扩充,大部分制作工作转由商业印刷厂承担。从《雅各布之屋》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小说作品都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使她在书籍呈现、出版时间和商业决策方面拥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安排并未消除经济压力,却减少了她对外部出版商如何评判陌生作品的依赖。伦纳德承担的编辑与管理工作,对出版社的持续运作至关重要。

霍加斯出版社的作者并不限于布卢姆茨伯里团体成员。1923年,它推出了T·S·艾略特《荒原》的首个英国单行本版本,也出版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及众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其书目还包括翻译作品、政治著述和精神分析出版物,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与“国际精神分析文库”的合作推出的著作。这些出版选择将现代文学与关于心理生活的新见解以及当代公共事务并置。作者的作品由霍加斯出版,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加入了布卢姆茨伯里团体,或认同其成员的观点。

书籍设计将出版社与圈内的视觉艺术家联系起来。瓦妮莎·贝尔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许多著作设计了独具特色的护封,使字体设计、简化的图像和色彩成为这些书籍公众形象的一部分。这种合作展现了文学现代主义与视觉现代主义之间的实际联系,但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叙事手法与封面之间必须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书籍制作不仅关乎美学原则,还涉及纸张、字体、插图、印数和定价等方面的决策。

由期刊、评论刊物、画廊、出版社和私人赞助人构成的更广泛网络,同样十分重要。一篇文章可以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画家;一篇书评可以让一部小说获得关注;家庭交往中的人脉则可能促成一项创作委托。这些机制帮助新作品接触受众,但也给批评者提供了依据,指责布卢姆茨伯里团体利用享有特权的渠道提携朋友。因此,它的出版史既是一部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也是一部借助中介传播作品的历史:创新作品之所以能够抵达读者,依靠的是机构、商业安排与社会关系,而不只是艺术品质。

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与创作的物质条件

布卢姆斯伯里派成员的私人关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些关系往往偏离了社会对婚姻、性与家庭生活的传统期待。一些成员与同性建立了亲密关系,也有一些人的婚姻与婚外感情并存。瓦妮莎·贝尔与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和邓肯·格兰特的关系,以及斯特雷奇与多拉·卡林顿共同生活的家庭,在后来的叙述中尤其受到关注。这些生活安排彼此差异很大。成员之间并没有共同遵循的性行为准则,而较少受到传统束缚,也并未消除嫉妒、依赖、隐瞒或感情投入的不对等。

从历史角度理解这些关系,需要关注其所处的法律与社会环境。当时,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在英国属于刑事犯罪,公开承认此类关系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私人书信记录了一些在当时公共生活中未必能够公开表达的亲密关系。与此同时,后世的身份分类也未必能准确反映每位成员如何理解欲望与情感依恋。这一群体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其友谊为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生活提供了空间,而不在于他们一致预示了后来的性政治。

瓦妮莎·贝尔与邓肯·格兰特自1916年起居住在萨塞克斯郡的农舍查尔斯顿农舍,这里成为重要的创作与待客场所。屋内绘有图案的墙壁、家具和日常用品,使家庭空间成为一项持续进行的艺术创作。1919年,伦纳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附近的罗德梅尔购置了僧侣居所。其他乡间活动场所还包括斯特雷奇与卡林顿先后居住的几处住所;凯恩斯于1925年与舞蹈家莉迪娅·洛波科娃结婚后,也与萨塞克斯郡建立了联系。伦敦仍然重要,但“布卢姆斯伯里”所指的,越来越是一个分散各地的关系网络,而非某个固定地点。

这些家庭居所也是工作场所。画室、书房、花园以及接待留宿客人的安排,共同塑造了艺术创作的节奏。居家环境进入了绘画与小说,其实际功能也同样重要:它们提供了空间、稳定持续的生活条件,以及与合作者往来的便利。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分明,一次到访可能包括讨论书稿、为肖像画担任模特,或筹划出版事宜。共同的生活环境支持了持续的创作活动,却不意味着家庭内部就和睦无间。

这种独立生活依赖物质资源,而这些资源在圈内成员之间的分配并不均衡。家族财富、继承的房产、投资收益、创作收入和职业工作,都发挥了作用。家务佣工承担的劳动,使许多成员能够将时间投入写作和绘画。群体中的女性获得了许多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创作自主权,却仍然受到性别角色期待的约束,在教育机会方面也面临不平等。因此,布卢姆斯伯里派生活的物质安排,使两种叙述都显得不够充分:一种浪漫地赞颂艺术自由,另一种则将其成就完全归结为特权。

战争、经济学与公共事务

布卢姆茨伯里派常被描绘为沉浸于私人生活的群体,但其中几位成员广泛参与了公共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圈内的分歧,也加深了他们对不容置疑的爱国主义信念和国家强制手段的批判。一些成员基于良心理由申请免服兵役;格兰特和戴维·加内特则从事农业劳动。相比之下,凯恩斯在战争期间供职于英国财政部。他们的应对方式不能被视为布卢姆茨伯里派协调一致的共同方针,即便反对军国主义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共同立场。

凯恩斯因政府工作于1919年前往巴黎和会。他辞去职务,并于同年晚些时候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批评和约安排及其经济假设。这本书将经济分析与对政治领袖的生动刻画相结合,读者群远远超出了专业经济学家的范围。他后来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挑战了市场经济无需干预便能可靠地恢复充分就业的预期。该书成为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不应将凯恩斯的经济论点视为从布卢姆茨伯里派美学中推导出的结论。这些论点是在专业理论辩论、金融实践、公共服务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不过,他的朋友关系确实构成了其思想环境的一部分,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思考经济手段与人类生活目的之间的关系。他的活动也跨越了不同机构领域:他参与艺术资助,并于1946年出任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由公共资金支持艺术,使他行政工作中的一个方面与其朋友圈的文化追求联系起来。

伦纳德·伍尔夫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治,但同样持之以恒。他在殖民统治下的锡兰的经历,为小说《丛林中的村庄》(1913年)提供了素材;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乡村社群在多重压力交织之下的脆弱处境。返回英国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讨论,并研究国际组织问题。《国际政府》(1916年)在战争期间探讨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此后,他参与工党和费边社的工作,置身于有组织的政治网络之中,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布卢姆茨伯里派。

弗吉尼亚·伍尔夫既通过小说,也通过随笔探讨公共问题。《三个几尼》(1938年)将预防战争与女性被排斥在教育、专业职业和政治权力之外的处境联系起来。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则探讨了帝国统治下阻碍友谊的结构性障碍。这些作品的方法不同于经济理论或政策研究,却足以质疑布卢姆茨伯里派只关心私人事务的说法。他们的立场并不一致,承袭而来的阶级观念与帝国观念也始终是引发矛盾的因素。个人亲密生活中的价值观与公共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而非已经确立的集体信条。

历史声誉、档案与文化余响

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公众形象从早期起就备受争议。抱有敌意的评论者将其描绘成一个排外的都市小圈子,对自身品位过度自信,对朋友圈之外的人则不屑一顾。温德姆·刘易斯的《上帝的猿猴》(1930年)虽然针对的是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却也助长了对富裕艺术圈及其赞助网络的抨击。后来的论战有时用“布卢姆茨伯里”来代指整个自由主义文化建制。这种用法往往掩盖了团体成员之间的分歧:他们虽有友谊相连,艺术或政治立场却并不完全一致。

这个团体也参与塑造了自身的历史记录。日记、书信、自传性作品和回忆文字保存了有关其交谈与人际关系的记录,详尽程度非同寻常。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回忆录与日记、伦纳德·伍尔夫于1960至1969年间出版的五卷本自传,以及凯恩斯回顾往事的文章,都成了重要史料。然而,这些文字是经过组织和取舍的叙述,而非对事实的直接记录。它们的侧重点取决于预期读者、写作时间、个人亲疏和事后的判断。一则生动的轶事,既可能揭示发生过什么,也可能同样反映出当事人希望如何记住布卢姆茨伯里团体。

主要成员去世后,传记写作和文献编校研究极大地增进了公众对这一团体的了解。其中影响尤为深远的,是迈克尔·霍尔罗伊德于1967年和1968年分两卷出版的斯特雷奇传,以及昆廷·贝尔于1972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此后,书信与日记陆续出版,使研究者得以将回顾性叙述与当时的材料相互比照。丰富的史料推动了细致的学术研究,但也助长了一种倾向,即把性关系当作解释艺术创作的首要因素。

自二十世纪后期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新关注伍尔夫对教育、收入、作家身份以及权威的性别属性所作的分析。关于性与性取向的研究,考察了早期叙述淡化或隐瞒的各种亲密关系。其他研究则重新审视了仆役、殖民关系、种族观念,以及与精英教育相伴的排斥现象。这些研究路径将相关证据的范围拓展到那些广为人知的友谊之外。同时,它们也提出疑问:对于那些思想渊源和职业关系远远超出这一圈子的艺术家和作家而言,“布卢姆茨伯里”是否有时反而成了过于狭窄的理解框架。

查尔斯顿庄园与蒙克故居的保存,为人们接近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查尔斯顿庄园于1986年向公众开放,展示了装饰、艺术与日常使用紧密交融的室内空间;蒙克故居则由英国国民信托负责维护。绘画、手稿、书籍、家具陈设与建筑,需要采用不同形式的艺术品保护与阐释方式。如何展示这些事物,也带来了一些实际问题: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家居空间,应当呈现其中哪个时期的面貌?如何区分留存至今的布置与后来的复原?又如何让人们看见,支撑这种看似随性的创作生活的劳动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