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使徒社,正式名称为剑桥座谈社,是1820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私人思想讨论社团。其成员包括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作家、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该社最初只是一个小型学生圈子,后来形成了独特的传统:讨论内容不对外公开,成员间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离校后也继续往来。其历史意义与其说在于某种共同学说,不如说在于它所促成的思想交流和友谊,尤其是与分析哲学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兴起有关的交流与友谊。
创立与早期发展
该社由乔治·汤姆林森创立。他当时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英国圣公会首任直布罗陀主教。按照传统说法,“使徒”这一名称指的是最初圈子中的十二名成员。尽管这个名称带有宗教意味,而且部分早期成员后来担任神职,但它是一个讨论社团,而非宗教修会。
使徒社诞生时,大学里的非正式小团体为学生提供了在正式课程之外探索思想的机会。社员讨论宗教、道德、政治和文学问题,而这种讨论之所以往往能够无拘无束,正是因为聚会不对外公开。
该社十九世纪的知名成员包括阿尔弗雷德·丁尼生、阿瑟·哈勒姆和亨利·西季威克。他们的兴趣体现了社团涉猎的广度:它将文学文化、宗教反思与哲学论辩联系起来,而非局限于某个学科。其中,西季威克成为伦理学领域以及剑桥思想生活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成员资格与活动惯例
社员通过推选产生,而非公开招募。历史上,许多成员来自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但使徒社并不只是某所学院的俱乐部。遴选通常取决于现有成员对候选人智识素质的判断,以及候选人是否适合该社格外亲密的交谈文化。
传统聚会以一名成员宣读文章为中心,随后展开讨论。文章可以探讨重大的哲学问题、文学议题或政治问题,也可以提出刻意带有戏谑意味的命题。文章的作用在于引发交流,不一定要呈现成熟的学术成果。聚会传统上在星期六晚间举行,地点往往是社员的房间。
社团逐渐形成了一套内部用语。活跃成员被称为“使徒”,不再作为活跃成员参与活动的人则被称为“天使”。昔日成员仍可通过到访、通信和社交聚会继续参与。这种延续性使一个学生社团逐渐成为跨越数代人的关系网络。
保密是该社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鼓励坦率表达,也使讨论具有不同于公开辩论的热切程度。不过,如果把“秘密社团”理解为一个拥有统一政治纲领的隐秘组织,这一称呼就可能产生误导。使徒社的存在,以及许多历史人物的社员身份,早已为公众所知。
哲学与思想影响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该社与专业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乔治·爱德华·摩尔、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曾是成员,不过他们的参与程度以及对社团的态度各不相同。
摩尔对这个圈子的思想文化尤为重要。他坚持清晰表达、细致区分,并审视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主张,这些要求既影响了哲学家,也影响了非哲学专业人士。他对内在价值的阐述,尤其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欣赏美的重视,也引起了后来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产生联系的成员的共鸣。
罗素的成员身份使该社与逻辑学、数学基础和哲学分析的发展有了密切联系。不过,不应将这些进展视为使徒社作为一个组织所取得的成就。使徒社没有确立官方哲学立场,没有发布集体研究纲领,也不要求成员意见一致。
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交与交谈层面: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富有思想抱负的同辈能够彼此检验论证。重要哲学家的参与赋予它历史意义,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哲学家公开发表的思想源自社团聚会。
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及文学的联系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是一个与二十世纪初伦敦有关、由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网络,而使徒社是其剑桥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徒社成员包括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这两个群体并不相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中有些人并非使徒社成员,尤其是女性;使徒社历史上只接纳男性,将她们排除在外。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还通过文学、视觉艺术、出版和公共讨论,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身份。
尽管如此,两者成员的重合仍有助于将剑桥时期的友谊和交谈习惯带入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审视沿袭下来的道德惯例、个人关系的价值,以及美学问题。摩尔于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著作,不过成员们对其论证的理解和运用各不相同。
从十九世纪的诗人,到后来的小说家、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使徒社也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些联系并不意味着它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学流派:成员们采用不同的体裁写作,所秉持的艺术理念也不尽相同。
性别、亲密关系与排他性
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使徒社都是一个全男性社团。其成员构成反映了剑桥大学的制度性限制,也反映了许多学生所拥有的优越教育背景。直到二十世纪后期,该社才开始接纳女性。
社团历史中也存在男性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其中一些还涉及性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理解某些具体的友谊和思想网络,尤其是在英国将男性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的年代。不过,它们并不能界定每一位成员的经历,也无法为社团的活动提供单一解释。
严格的成员遴选和持久的私人联系,引发了有关知识精英主义及非正式影响力的讨论。进行历史评价时,必须区分两类情况:一类是有记录可查的个人之间的协助或提携,另一类则是更为宽泛的说法,即声称该社作为一个协调行动的权力网络运作。
间谍活动与公众声誉
盖伊·伯吉斯和安东尼·布伦特的成员身份,使使徒社在公众眼中与一段备受争议的历史产生了联系。两人都曾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并属于通常所称的剑桥五人组。
他们的社员身份常使一些叙述将使徒社视为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人员的场所。然而,已有确证的人员重合范围,比这种描述所暗示的要有限。个别成员从事间谍活动,并不能证明使徒社集体支持间谍活动,或曾作为情报组织运作。
社内的政治观点因人、因世代而异。使徒社的历史远远超出了伯吉斯和布伦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卷入苏联情报活动的那段特定时期。因此,与间谍活动的联系是其公众声誉中的重要一章,却不足以概括其整体宗旨。
历史证据
通过现存的文章、成员名册、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可以重建使徒社的历史。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收藏了一批重要的使徒社档案资料。
这些记录提供了有关成员身份和思想交流的证据,但对它们的解读也有其限度。为私人聚会准备的文章,可能具有探索性、反讽意味,或意在挑起争论,而非表达已经确立的信念。数十年后写成的回忆录,同样可能受到后来形成的声誉和私人情谊的影响。在评估该社的影响时,尤其需要区分正式成员身份、实际参与情况与后来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