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年11月4日—1958年10月24日)是英国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兴起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主要任职于剑桥大学,挑战了在19世纪末英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并就善、哲学分析、知觉和日常知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论述。他与伯特兰·罗素一道,推动哲学研究转向细致考察具体命题和论证,而非构建包罗万象的思辨体系。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1903年)使善的本质成为现代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他的论文《为常识辩护》(1925年)和《外部世界的证明》(1939年)成为认识论领域的里程碑,而如今被称为“摩尔悖论”的难题则影响了对信念、断言和自我知识的研究。他往往一方面坚信那些人们熟知的真理,另一方面又对如何在哲学上正确分析这些真理抱有很大的疑虑。这两种态度的结合,而非对大众意见的无条件诉诸,才是他为常识辩护的特色。
生平、教育与剑桥生涯
摩尔出生于当时属萨里郡的上诺伍德,家中既有文学志趣,也有专业职业背景。他的父亲丹尼尔·摩尔受过医学训练,哥哥托马斯·斯特奇·摩尔后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摩尔就读于德威公学,对古典语言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于1892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古典学。与罗素及剑桥其他同辈的讨论促使他转向哲学。他兼修古典学与道德科学,于1896年完成本科学业。
当时的剑桥哲学深受英国学者诠释伊曼努尔·康德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所形成的唯心主义进路影响。J. M. E. 麦克塔加特在摩尔早期的思想环境中尤为重要。摩尔最初也在这一框架内开展研究,但他为申请学院研究员资格而进行的康德伦理学研究,逐渐促使他摒弃唯心主义。1898年,他当选为三一学院研究员。他于1899年发表的论文《判断的本质》已鲜明地提出了一种实在论立场,与认为思想对象依赖于心智活动的观点相对立。
1904年研究员任期结束后,摩尔有数年未在大学担任固定职位,靠私人财力维持生活。1911年,他回到剑桥担任讲师,1925年出任心灵哲学与逻辑学教授,直至1939年卸任。1916年,他与多萝西·伊利结婚,育有两个儿子。他不仅通过著述,也通过讲课、研讨班、私人讨论,以及对其他哲学家论证的严谨回应,发挥着哲学影响。
1921年至1947年,摩尔担任主要英语哲学期刊之一《心灵》的主编。在哲学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一职务使他处于该学科的制度中心;这些变革包括逻辑分析的发展、研究语言的新进路,以及围绕知觉和科学知识展开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长期逗留,讲学并与美国哲学家交流,之后返回剑桥。
摩尔的主要著作包括《伦理学原理》(1903年)、《伦理学》(1912年)和《哲学研究》(1922年)。《哲学的若干主要问题》以他1910至1911年的讲稿为基础,于1953年出版。摩尔于1958年在剑桥去世,《哲学论文集》则于1959年出版。这些文集展现出这样一位哲学家:他反复探究少数几个根本问题,时常修订概念区分,却不将自己的思想呈现为一个已经完成的统一体系。
对唯心主义的拒斥与对象的独立性
摩尔的早期哲学是在反对“实在从根本上说是心灵性的,或依赖于经验”这一主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英国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相当大,但摩尔所质疑的是那些将意识对象视为与对它们的意识不可分离的论证。因此,他的批评并不只是对某种宽泛的形而上学学说的否定,而是针对从“经验到了什么”过渡到“什么必定存在”的具体推论。
在《判断的本质》(1899)中,摩尔主张,命题不只是一种心理事件。当不同的人判断同一件事为真时,他们的判断对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人所经历的特定心理事件。他将概念和命题视为客观的东西,而非个人私有的观念。这一早期立场提出了一种强实在论的本体论,承认独立于个体思考者的实体存在;在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中,这一立场的具体内容并非始终不变。不过,它确立了思想的发生与思想所关涉的内容之间的区分,而这一区分始终贯穿于他的哲学。
《对唯心主义的反驳》(1903)聚焦于与乔治·贝克莱相关的表述 esse est percipi,即“存在就是被感知”。摩尔考察了经验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对蓝色的感觉中,必须区分蓝色与对蓝色的意识。看见蓝色时的意识与看见绿色时的意识有某种共同之处,尽管二者的对象不同。如果不能将这一共同成分与对象区分开来,就容易错误地把所经验到的性质等同于经验本身。
摩尔指出,意识尤其难以通过内省单独把握。当注意力转向对蓝色的经验时,它似乎会穿过经验,直达蓝色本身。这一观察预示了后来心灵哲学中有关经验“透明性”的讨论。然而,在摩尔看来,难以将注意力集中于意识,并不足以成为把意识与其对象视为同一事物的理由。即使日常内省不易将二者分别呈现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分仍可能是真实的。
这一论证的适用范围,比其标题可能暗示的要窄。将对象与对它的意识区分开来,本身并不能证明对象在未被感知时依然存在,也不能确立物质的存在,或驳倒一切可能的唯心主义理论。摩尔明确承认了这类局限。这篇论文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质疑了一条通向唯心主义的有影响力的论证路径,并坚持认为,关于意识的主张需要经过细致分析。他后来关于知觉的研究,继续探讨了早期反唯心主义论证所留下的未决问题。
哲学分析以及真理与分析的区别
摩尔的哲学方法始于确定一个足够精确、可供探究的问题。他经常将日常讨论中混为一谈的问题区分开来:一个命题是否为真,某人是否知道它,它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对它作出了充分的分析。他对其中一个问题抱有信心,并不意味着他对其他问题也同样有把握。因此,他既能为日常知识辩护,又能长期对知觉的本质或物质对象的构成要素存有疑问。
在摩尔看来,哲学分析主要不是从历史角度说明一个词如何获得其意义,也不仅仅是描述一个词碰巧唤起的联想。分析旨在澄清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或结构。一个人可以熟练地理解和使用某个表达式,却仍然无法给出对它的正确分析。反过来,一种分析即使听起来很熟悉,也可能暗中将讨论对象作了重要的替换。
这一方法在他对两个问题的区分中体现得尤为清楚:一个是“哪些事物是善的?”,另一个是“善是什么?”,后者所问的是善本身究竟是什么。将友谊、快乐或知识列为善的事物,并不能证明善的含义就是友谊、快乐或知识。他的认识论也建立在类似的区分之上:确立物质对象的存在,与确切说明物质对象究竟是什么,并不是同一项任务。
摩尔的进路促使人们提出了分析悖论。这一问题尤其与 C. H. 兰福德在1942年出版的《G. E. 摩尔的哲学》一书中对摩尔著作的讨论有关。正确的分析似乎要求被分析的表达式与对它的分析表达相同的内容。然而,如果两者的内容完全相同,就很难解释这种分析何以能提供新的信息;如果两者的内容不同,又很难解释这种分析何以能够正确。摩尔承认这一困难,但并未声称自己找到了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不能不加限定地将摩尔的哲学实践等同于后来的一种观点,即所有哲学问题都是对日常语言的混淆。他经常探究的是概念、命题以及实在的结构,而不仅仅是言语使用的模式。不过,他对日常表达的关注,确实为后来语言哲学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他独具特色的贡献在于,要求人们始终明确把握一个论证究竟主张什么,尤其是在某个宏大的结论依赖于一处看似细微的歧义时。
善与开放问题论证
《伦理学原理》的核心主张是:善是一种简单的、不可定义的属性。摩尔将定义善的困难与定义黄色这类单纯颜色的困难相比较。对于复杂对象,可以通过指出其组成部分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说明;而简单属性则没有这样的内部构成。这一比较并不是说善是一种感官性质,而是为了说明:辨认出一种属性,与将它还原为其他事物,是两回事。
摩尔把试图将善等同于另一种属性的做法称为自然主义谬误。他所批评的对象包括用快乐、欲望、进化发展及其他自然特征来定义善的做法。他也批评了借助形而上学实体或超感性实在来定义善的尝试。因此,他所说的“自然主义”,其含义比现代对自然属性与超自然属性的区分更为宽泛。依他的看法,根本错误在于把某种有别于善的特征当作善本身的定义。
开放问题论证是他最著名的检验方法。假设有人提出,“善”的意思就是“令人愉快”。那么,追问某种令人愉快的事物是否是善的,似乎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并不等同于问:某种令人愉快的事物是否令人愉快。摩尔认为,这种开放性表明,所提出的定义并未把握善的含义。同样的推理也可以用来反对将善等同于人们所欲求的事物,或等同于有助于生物生存的事物。
这一推理不同于大卫·休谟的是与应当问题。休谟的问题涉及从描述性陈述推导出规范性结论的过程。摩尔的论证则针对有关评价性属性的同一性主张或定义。两者在后来的伦理学争论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问题,就会掩盖摩尔关于善所提出的独特主张。
摩尔的论述推动了道德非自然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伦理学的主要立场之一。按照这一理解,善是客观的,而且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属性。他将某些伦理命题描述为直觉的,并不是说它们是无法抗拒的感受,也不是说它们是不可能出错的陈述。在《伦理学原理》中,这主要意味着:关于内在价值的根本判断,无法从更基础的伦理前提出发,通过演绎证明来确立。
开放问题论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批评者指出,即便一个人理解了所涉及的表达式,一项能够提供新信息的同一性断言也未必会对他显得不言自明。因此,后来的自然主义者区分了概念等价与属性同一:两个表达式可能含义不同,却指向同一种属性。这一回应质疑了从问题具有开放性推导出相关属性必定不同的论证步骤。尽管如此,摩尔的论证仍确立了一个影响持久的研究议题:伦理理论必须解释评价性概念与描述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只是预先假定它所试图确立的还原关系。
内在价值、有机统一体与人际关系的理想
摩尔区分了本身是善的事物与作为手段是善的事物。某种事物可以因产生有价值的结果而具有工具价值,却在独立于该结果时不具有相当的价值。反过来,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状态,并不一定有助于实现任何进一步的目的。因此,他对内在价值的讨论要求我们关注:如果去除某种事物通常带来的后果及其关联因素,它还会保有什么价值。
其中一种方法是孤立法:考察一种事物或状态脱离其通常所处的背景而存在时,会具有何种价值。摩尔曾将一个无人观察的美丽世界与一个污秽丑陋的世界作比较,这个著名的比较旨在检验:快感或有意识的享受是否穷尽了价值。如果即使两个世界都不被任何人体验,美丽的世界仍然显得更可取,那么价值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愉悦的意识体验。这个例子并不意味着,他最终的理想主要由未被感知的美好事物构成;它的作用是质疑一种纯粹享乐主义的价值解释。
第二个核心原则是有机统一原则。一个整体的价值,不一定等于其各部分独立存在时所具有的价值之和。例如,对美好对象的欣赏可能具有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不能仅仅通过将该对象孤立存在时的价值与某种未作其他具体规定的心理状态的价值相加来计算。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本身,对于这个有价值的整体的性质至关重要。
这一原则也使摩尔能够区分复杂情境的价值与其中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对坏事作出的恰当反应,可以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作出积极贡献,却不会因此使那件坏事本身成为善。这些例子说明,为什么他的理论不能被简化为一份本身为善的事物清单,再对它们的价值作简单加总。价值判断必须关注事态的组织方式与内容。
在《伦理学原理》的最后一章中,摩尔将人与人之间的情爱以及对美好对象的欣赏,认定为尤为重要的内在善。他的理想将人际关系与各种审美经验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对艺术和自然的欣赏。快感可以增添一种体验的价值,但快感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它所指向的对象。不能仅仅因为二者都令人愉悦,就以同样的方式评价以残酷行为为乐和欣赏美好对象所带来的愉悦。
这些主张深深影响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包括利顿·斯特雷奇和伦纳德·伍尔夫。摩尔推崇情爱与审美欣赏,为那些将社会体面、经济成功或遵从沿袭下来的规则视为终极目的的传统观念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不过,文化界对其思想的接受是有选择的:赞赏他的理想,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他的义务理论、关于善的形而上学,或他对行动后果所持的审慎态度。
正当行动、后果与实践中的不确定性
摩尔的正当行动理论属于后果主义。在《伦理学原理》中,行动是否正当取决于其后果,而后果则依据其中所包含的善来评价。某些形式的功利主义将快乐或幸福视为唯一的善,摩尔则不同,他承认多种内在价值。因此,他的立场常被称为理想功利主义,不过,这一分类标签可能掩盖他与其他被归入同一类别的哲学家之间的观点差异。
善与正当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某种动机、性格特征或体验本身可能是善的,但如果另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那么涉及这种动机、特征或体验的行动就可能并不正当。同样,出于不良动机实施的行动,也可能产生所能达到的最佳后果。因此,摩尔反对直接从动机的善推断行动的正当性。
他的短篇著作《伦理学》(1912年)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考察了这些关系。书中的讨论将行动的后果与意图、动机以及义务判断区分开来。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并不必然等同于对其所作所为的评价。这一区分后来成为伦理理论中的一个常见议题;在这些理论中,正当行动理论常被拿来与道德价值理论作比较。
因果后果的范围带来了一个重大难题。如果行动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那么,要作出充分的评价,似乎就需要掌握无限延伸至未来的知识。摩尔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一般而言,人们无法证明某个特定行动产生的善的总量比所有其他选择都多。他们的决策依赖于有关可能结果的有限证据,而不是对因果秩序的完整认识。
这种不确定性有助于解释他为何以相对审慎的态度对待既有的道德规则。禁止说谎、施暴和违背日常义务的规则,或许可以得到辩护,因为经验表明,在人们熟悉的条件下,这些规则会带来有益的后果。在他的理论中,这些规则的权威并非来自某种独立于后果的无条件地位。然而,存在例外的可能性,也不足以让人确信,任何特定的行动者都能通过无视这些规则而可靠地改善事态。
摩尔的立场不同于义务论,后者可以认为某些约束具有约束力,无论违反它们是否能使价值最大化。他的立场也不同于将道德审议视为对快乐的直接计算。他的理论将最大化标准与多元的、有时在结构上颇为复杂的善结合起来。批评者质疑,由此形成的理论,能否在不赋予特殊义务、权利及利益分配以独立道德意义的情况下,对它们作出解释。摩尔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区分了两个问题:什么具有终极价值,以及行动应当如何回应价值。
知觉、感觉材料与物质对象
摩尔对唯心主义的反驳,并未使他的知觉理论就此定型。他继续探究经验如何与物理对象发生关联,以及人在看见某物时,直接呈现于眼前的究竟是什么。他的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关于感觉材料的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所谓感觉材料,是指在经验中直接把握到的颜色、形状或其他可感知的东西。不应想当然地把它们理解为头脑内部的微小物理图像;这里的哲学问题在于它们的地位,以及它们与日常对象的关系。
不妨考虑斜看一枚硬币的情形。硬币是圆形的,但它在视觉上呈现出来的形状却可能是椭圆形的。在不同光照下,一张桌子看起来可能有不同的颜色,尽管我们通常会说,它表面的颜色并未改变。这类情形促使人们区分持续存在的物理对象与某一特定场合下直接呈现的东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呈现出来的东西究竟是对象的一部分或表面,是依赖具体条件的显象,还是一种有别于物理对象的实体?
在《感觉材料的地位》(1914年)及相关著作中,摩尔考察了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却并未始终如一地认定某种确定的理论。他使用“感觉材料”一词,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材料是心灵性的、仅为个人私有的,或与感觉活动本身相同。保持这种中立立场十分重要:否则,论证就可能在探究尚未开始之前,借助所用的词汇暗中引入一个有争议的答案。
由此产生的问题既涉及认识论,也涉及形而上学。在认识论层面,问题在于:对直接呈现的颜色或形状的觉知,如何使我们获得关于某个在未被感知时仍然存在的对象的知识?在形而上学层面,问题则在于:呈现之物与对象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果感觉材料有别于物理事物,理论就必须解释二者如何联系;如果感觉材料是物理事物的组成部分或某些侧面,理论就必须解释它们为何会因观察者和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摩尔并不认为,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就足以成为否认桌子、手或其他人存在的理由。将这两件事区分开来,是他研究进路的一个根本特点。确信一个熟悉的对象存在,并不一定要以对知觉作出完整分析为前提。在他看来,一种使日常对象变得可疑的理论,其可信程度或许还不如它试图推翻的日常知识。
因此,摩尔的研究在早期反唯心主义与后来关于直接实在论和间接实在论的争论之间,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也体现了分析哲学内部的一种张力:为了精确描述经验而引入的语言,本身也可能引发新的本体论问题。摩尔细致的考察保留了这些问题,而没有通过笼统诉诸实在论或怀疑论来解决它们。
常识与认识承诺的优先次序
《为常识辩护》(1925)以摩尔认为确知无疑的命题为出发点。这些命题包括:某个活着的人体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已经存在了许多年;它曾在其他事物之间占据不同位置;还有许多其他人曾经存在。他还列入了有关经验和过去的主张。这些命题在哲学上的作用,并不是概括人们日常相信的一切,而是划定一类判断:与有时被用来反驳它们的论证相比,这类判断更为可靠。
因此,摩尔并不是把常识当作大众意见的汇总来为之辩护。广为接受的信念也可能是错的,日常判断也可能需要修正。他所主张的是,对于某些特定命题,否认它们似乎不如肯定它们可信。这就对论证中的优先次序作出了重要逆转:一种理论若与这些命题不相容,就有责任为自身提供证成,而不是自动使日常知识受到怀疑。
这种进路直接挑战了哲学怀疑主义。怀疑论者可能论证说,要知道一个外部对象,就必须排除某种出错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摩尔的典型回应是质疑怀疑论的前提或要求,而不是放弃日常的知识主张。一个论证在形式上有效,并不意味着其前提比它试图否定的命题得到了更充分的支持。
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摩尔式转换。如果怀疑论者从某项哲学原则出发,得出日常知识不可能存在的结论,那么摩尔式论证则可以从一个日常知识的实例出发,推断该原则必定是错误的,或并不适用。这并不是仅仅颠倒推论方向就驳倒了怀疑论者,而是揭示出双方的争议所在:哪些前提具有更高的认识权威。
摩尔还区分了理解一个命题与正确分析这个命题。他可以一方面坚持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存在,另一方面承认,自己并不确定应当如何正确分析物质对象。这一区分避免了让日常知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完成。同时,它也为哲学留下了实质性的工作:不能仅仅因为有些真理在分析开始之前就已为人所知,便认为分析不再必要。
这一立场的困难在于,怀疑论者可以追问:摩尔凭什么声称自己拥有的是知识,而不只是坚定的确信?对于那些不接受“哲学怀疑天然高于知觉知识和有关自身经历的知识”这一假定的人,摩尔的策略最有说服力。但如果有人要求一种不依赖这些知识来源也能被接受的证成,那么这一策略就不那么具有决定性。这一分歧影响了后来有关认识论证成、怀疑主义,以及哲学论证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合理推翻既有承诺的研究。
外部世界的证明
在《外部世界的证明》(1939年)一文中,摩尔考察了要证明独立于心灵的事物存在,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这篇文章最初是他在英国学术院所作的演讲。文章开篇辨析了“外部事物”等表述的含义,部分是为了回应康德对外部世界的论述。摩尔试图澄清,哪些对象可以算作外部事物,以及人们所要求的究竟是哪一种证明。
他最著名的论证刻意采用了极为简单的方式。他先举起一只手,再举起另一只,说道:“这是一只手”,“这是另一只手。”由这些前提,他得出结论:至少存在两个外部事物。这个论证以简洁而富有戏剧性的呈现方式令人难忘,但文章并未把单纯的手势当作推理的替代品。摩尔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一推论满足了一项证明应当满足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前提必须不同于结论,结论必须能够从前提中推出,而且前提必须是已知为真的,而不只是被相信为真。前两项要求涉及论证的结构;第三项则承担了主要的哲学论证任务。摩尔认为,他知道那些关于自己双手的命题为真,因此拥有足以支持这一存在性结论的前提。
他并未声称,自己已经证明了论证中使用的每一个前提。尤其是,他承认,自己并没有按照怀疑论者可能提出的严格要求,证明自己并非在做梦。他的立场是:知道某件事,并不总是要求能够证明它。否则,对证明的要求就可能造成无穷倒退,因为每一个证明都依赖进一步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本身又需要证明。
对于摩尔“预设了所要证明的结论”这一常见批评,需要谨慎辨析。他的推理并不是在前提中直接重复结论的形式循环论证。不过,持怀疑立场的对话者仍可能否认这些前提能够被视为知识。分歧在于:一项证明是否必须从怀疑论者可以接受的前提出发,而且对这些前提的接受不能依赖于正在受到质疑的那一类知识。摩尔的论证可以满足通常意义上的证明要求,却未必满足这种更强的论辩要求。
后来的讨论区分了两件事:拥有支持某个前提的认识论根据,以及这一根据能否通过推理传递到结论。如果认出一只手,就已经预先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外部世界存在,那么这一推论或许无法为这种相信提供新的、独立的证成。这本身并不能表明摩尔不具有知识,却解释了他的证明为何始终具有重要意义:它区分了有效推理、知识、证明,以及说服坚定的怀疑论者的能力等不同问题。
摩尔悖论与后世影响
摩尔悖论涉及这样的断言:“天在下雨,但并不相信天在下雨。”这句话所描述的情形完全可能发生:天可能正在下雨,而某个人却没有相应的信念。然而,当这个人以现在时态真诚地断言这一合取命题时,似乎就有了问题。另一种表述是:“天在下雨,但却相信天没有下雨。”它也带来了类似的困难,涉及彼此冲突的承诺。
这一难题并不只是经典逻辑中的矛盾。如果 表示天在下雨, 表示说话者 相信天在下雨,那么 可以为真。困难出现在同一个说话者以第一人称、现在时态断言这一内容的时候。第三人称的陈述,如“天在下雨,但她并不相信这一点”,通常没有这种古怪之处。对过去错误的陈述,如“当时天在下雨,但那时并不相信这一点”,同样可以完全正常。
一种解释诉诸断言所承担的承诺。断言天在下雨,通常意味着说话者表明自己相信天在下雨。再补充说自己没有这种信念,就削弱了通过这一断言表达的态度。另一种思路则追问:即使不把它说出口,理性主体能否有意识地相信整个合取命题?因此,这一问题从交谈实践延伸到了信念的结构、自我认识以及理性主体的能动性。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摩尔的这一观察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它成为一项更广泛研究的一部分,所研究的是第一人称心理陈述,以及一个人表达自身信念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体现在后来以《论确定性》(1969年)为题出版的论述中;这些论述反复探讨摩尔声称自己知道的事情,例如自己的双手确实存在。维特根斯坦并非只是重申摩尔的辩护,而是考察某些基本承诺究竟是普通的知识,还是使怀疑与探究成为可能的背景。
因此,摩尔留下的思想遗产沿着几条不同的脉络延续下来。在伦理学中,他的研究帮助确立了现代的一项区分:关于价值的元伦理学问题,与关于什么有价值或什么是对的实质性问题,并不相同。在认识论中,他的研究使怀疑论推理与日常知识何者更具权威成为核心议题。在语言与心灵研究中,他的悖论揭示了句子的真值条件与连贯地断言该句所需条件之间的差距。
他的影响还通过一种论证风格延续下来:明确分离出争论所针对的确切命题,区分与之相近的问题,并拒绝仅仅因为某个思辨性前提属于一种哲学理论,就将其视为更加可靠的前提。后来的哲学家往往拒绝摩尔对善、知觉或证明的具体解释,却仍继续研究他曾清晰而尖锐地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