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自然主义是一组立场的统称,认为实在属于一个统一的自然秩序,而人类及其能力和制度都是这一秩序的组成部分。在本体论层面,自然主义排除以超自然存在或力量作为实在的基本构成;在方法论层面,它主张哲学探究应与卓有成效的经验探究相衔接,而不应自居于一种完全独立、凌驾其上的立场。这两种主张往往相伴出现,但任何一种都不能唯一地决定另一种。
自然主义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探讨了哲学与各门科学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活中那些看似独特的方面——思想、知识、自由、道德与意义——如何融入这些科学所研究的世界。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学说,既没有一份公认的基本实体清单,也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自然”定义。有些自然主义者将实在等同于物理世界;另一些则捍卫一种更多元的观念,将生物、心理、社会和规范现象纳入其中,而不把它们还原为物理现象。
核心争论既涉及自然的范围,也涉及科学解释的权威。自然主义的历史先驱包括古代原子论,以及近代早期将人视为自然生物的理论。其当代形态的发展尤其受到进化论、美国实用主义和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推动。各种立场之间的差异,在关于解释、意识、认知标准、道德属性、数学和宗教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清楚。
自然主义的范围与类型
最重要的区分是本体论自然主义与方法论自然主义。本体论自然主义关注存在什么:实在之中不存在独立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自然领域。方法论自然主义关注探究如何开展:解释应当采用可供公众评估的证据、自然过程,以及容许批评和修正的方法。研究者可以遵循后一原则,而不接受前一种世界观。反过来,承认实在完全属于自然,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应当通过实验来处理所有哲学问题。
这一关于本体论的主张与物理主义密切相关,但二者并不总能互换。物理主义通常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物理的,或者以适当的方式依存于物理事物。自然主义的限制可以更为宽松,容许涌现属性、不可还原的生物组织形式,或独具特性的社会实在,只要它们不需要超自然干预。历史上,广义形而上学意义的唯物主义将物质视为根本,而当代物理主义则容纳场,以及完善的物理学所承认的其他任何实体。因此,不应简单地把自然主义定义为“一切都由坚实的物质粒子构成”这一命题。
另一个区分涉及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科学。较强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认为,经验科学在确定存在什么以及正当的探究应如何开展这两个问题上,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较温和的自然主义则容许概念分析、历史阐释和反思性论证,但反对将它们与经验研究的发现隔绝开来。与约翰·麦克道威尔、大卫·麦克阿瑟等哲学家相关的“宽松自然主义”主张,理由、意义和价值即使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解释性词汇来把握,也仍可属于自然。
这些差异使“自然”的含义成为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不是一个中立的出发点。如果将自然界定为当前科学所承认的一切,自然主义就会受制于可能被修正的理论。如果将其界定为完备科学所会承认的一切,这一立场又可能变得不够明确。因此,有些哲学家转而通过反对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强调与经验探究的连续性,或结合这两种立场,来刻画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也不同于经验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经验主义关注知识的来源与证成,尤其是经验的作用。科学实在论关注成功的理论是否描述了一个独立于心灵的世界,其中也包括不可观察的实体。自然主义者可以在电子是否实在的问题上持实在论立场,同时对某些特定理论模型保持怀疑,也可以承认非实验推理在数学中不可或缺。这些立场虽有交集,但各自的核心问题仍然不同。
历史发展
古希腊的原子论通过物体在虚空中的运动而非神的干预来解释现象,为自然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先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分别发展了这一思路的不同版本。伊壁鸠鲁学派对天象和地上事件的解释,与消除人们对神罚的恐惧密切相关。不过,这些思想家尚未掌握现代实验科学,因此不应将他们的学说直接视为当代物理主义的某种版本。亚里士多德同样将生物和变化作为自然现象加以研究,但他的解释包含了形式、目的和不动的推动者。
近代早期哲学改变了与此相关的自然观。机械论解释促使人们从运动、接触和组织方式的角度说明身体过程。托马斯·霍布斯将唯物主义框架扩展到感觉、欲望和政治生活。巴鲁赫·斯宾诺莎否认存在一个从外部作用于独立世界的创造者,而将神等同于唯一的实体,万物都是这一实体的样态。他的立场是否应归为自然主义,部分取决于如何解读其神学用语和实体观念。
大卫·休谟则另辟蹊径,通过一门“人的科学”考察人类的理解力、激情和道德判断。他的《人性论》于1739—1740年出版。信念和推理被视为人类心理的特征,而不只是由理性洞见所担保的活动。然而,休谟对必然联系和归纳的怀疑,使从自然科学中寻求稳固哲学基础的前景变得复杂。
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为后来的自然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资源。自然选择使人们能够解释适应现象,而不必将每种生物的组织构造视为一次单独设计的产物。后来的进化论进路将有关连续性的问题扩展到认知、合作和文化领域。达尔文式解释并未确立自然主义的所有主张,却改变了有关人类独特性的解释的可信程度和结构。
在美国,实用主义将探究与行动、习惯以及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约翰·杜威在1925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中,发展出一种明确的自然主义哲学。此后,威拉德·范·奥曼·蒯因使自然主义在分析哲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尤其是通过1951年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和1969年的《自然化的认识论》这两篇论文。由此形成的思想运动并不统一:杜威强调经验和文化重建,而蒯因则强调哲学与经验理论之间的连续性。
本体论、因果闭合与解释层次
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探讨哪些种类的事物属于自然世界,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依赖。常见的候选者包括粒子、场、生物体、心理状态、制度和人工制品。承认这些类别,并不一定意味着赋予它们同等的根本地位。自然主义者可以认为,议会或信念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认为,两者都不可能脱离有组织的物理过程而存在。
支持物理主义的一项有影响力的论证诉诸物理领域的因果闭合性。按照一种常见的表述,每一个具有充分原因的物理事件,都有一个充分的物理原因。将这一观点与心理事件能够引起身体行为的主张结合起来,就会使那种把心理原因视为完全独立于物理原因之外的额外原因的立场面临挑战。否则,抬起手臂这样的动作似乎就会有两个各自充分且彼此独立的原因,一个是心理的,另一个是物理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理由预期这种因果过度决定会系统性地出现。
这一论证所依赖的前提仍需阐释。因果闭合并不等同于决定论:概率性的物理理论仍然可以描述一个在因果上自足的领域。守恒定律本身也不足以确立一套完整的因果关系形而上学。守恒原理对物理描述施加了约束,但要说明它们如何排除一切可以设想的非物理影响,仍需进一步论证。自然主义者通常将物理科学在解释上的成功视为支持因果闭合的证据,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演绎证明。
还原涉及另一个问题:较高层次的属性或解释,能否与较低层次的属性或解释等同、由后者推导出来,或被后者取代。对温度的分子层面说明,并不能表明所有热力学解释都可以舍弃。同样,解释生物体的组成部分,也不意味着无需借助组织层面的概念,就能自动解释其发育或行为。多重可实现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同一种功能能力可以由不同的物理结构来实现,因此很难将它等同于某一种特定的物理结构。
因此,一些自然主义者主张非还原物理主义或某种形式的涌现论。这些立场区分了对物理基础的依赖与可还原为物理词汇的表述。强涌现认为,较高层次的属性具有根本上全新的因果能力;这一观点更具争议,因为它可能与因果闭合相冲突。弱涌现涉及复杂但由物理过程实现的组织形式,因此更容易得到容纳。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化学、生物学或社会学能否作为学科而存在,而在于它们独特的解释模式是否要求在根本实在之外增添某些东西,抑或只是在描述根本实在经过组织而形成的各个方面。
哲学方法及其与科学的连续性
方法论自然主义反对将哲学视为一个独立于科学探究、为一切科学提供正当性裁决的法庭。在奎因看来,哲学与各门科学属于同一项广泛的探究事业,通过经验和理论调整来修正信念。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须始终亲自开展实验室实验,而是否认哲学问题与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的经验信息之间存在绝对界限。
这一立场的一个思想来源,是对截然划分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的批评。如果有些真理仅凭意义就能成立,而另一些则取决于事实,那么哲学似乎就拥有了一个稳固的纯概念知识领域。奎因质疑这种划分是否恰当,并强调确证整体论:陈述是在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之中接受经验检验的。修正所涉及的可能是一项观察预设、一个辅助假说,或一项更为核心的理论承诺,而非某个孤立的语句。
自然主义的实际研究采用多种方法。生物学哲学家考察演化模型和实验研究;心灵哲学家借鉴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科学哲学家研究历史案例和当代建模实践。思想实验仍然可以使用,但它们作为证据的地位本身也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一个旨在引出人们对责任或知识的直觉的设想情境,可能依赖于有关记忆、能动性或社会判断的假设,而经验研究能够对这些假设提出挑战。
实验哲学展示了检验这些假设的一种方式。研究者并不把某位哲学家的直觉反应自动视为普遍反应,而是考察判断如何随案例描述、文化背景或其他条件而变化。这类发现并不能直接解决规范性问题。证明某种判断很普遍,并不等于证明它是正确的;而证明判断存在差异,也不等于证明所有判断都同样有理据。实验是否相关,取决于该直觉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哲学论证。
自然主义还必须区分尊重科学与科学主义。后者是一种更强的立场,指将科学的权威扩展到其有正当依据的范围之外,这一称谓往往带有批评意味。经验探究能够确定后果、因果机制和行为模式,却不会自动解决所有概念或评价上的分歧。科学实践本身也涉及解释、理想化、统计标准,以及对解释是否充分的判断。因此,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会考察这些实践,而不是将“科学方法”视为一种绝不会出错的单一算法。与科学保持连续性,通常意味着承认可错性,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任何以科学名义提出的主张。
自然化认识论
传统认识论追问什么是知识、哪些信念具有正当性,以及如何回应怀疑论的挑战。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主张,研究人类如何从感官刺激出发,形成关于世界的复杂理论。它不试图在一个独立而确定无疑的基础上重建科学,而是考察科学理解赖以产生的实际认知过程。心理学因此与认识论相关,因为感知、记忆、学习和推理都是自然有机体的活动。
这一主张引出了一个问题:解释能否取代评价?心理学的说明或许能解释某人为何形成某种信念,却不能表明该信念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一厢情愿的想法与可靠的感知同样可以成为因果研究的对象。因此,批评者认为,纯粹描述性的自然化若不能保留仅仅实际产生的信念与在认识上有根据的信念之间的区别,就等于转换了研究主题。
自然主义者的一种回应是可靠主义,阿尔文·戈德曼对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程可靠主义看来,信念是否具有正当性,部分取决于形成该信念的过程在相关条件下是否倾向于产生真信念。例如,在正常光照下的感知,与在系统性误导人的光照下作出的视觉判断,可能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地位。经验研究有助于确定这些条件,但仍有一些哲学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应如何划分认知过程,以及应以哪些环境作为恰当的评判标准。
演化论的解释又引入了另一个层面。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有助于繁殖成功的性状,而不是脱离实际后果来考量的真理。尽管如此,准确辨别食物、捕食者和社会交往对象,确实能够提高生存机会。这支持了适应性认知与可靠信念之间存在有限联系的看法,却不能证明每一种遗传而来的倾向都是准确的。人类对极大数值、不熟悉的概率或抽象理论实体的推理,未必反映祖先所处环境的要求。
自然主义也支持关注集体探究。社会认识论考察证言、专业知识、制度以及智力劳动的分工。科学知识不仅依赖孤立的个人推理,也依赖仪器、训练、批评以及可复现性等实践要求。这些实践既可以接受经验研究,也仍然需要接受规范性评估。由此形成的进路将良好探究的标准视为人类生活中取得的、可以修订的成果。它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能否既不预先假定其中某些标准,又不诉诸自然化研究之外的立场,便为这些标准提供正当依据。
心灵、意识与能动性
心灵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力求解释精神生活,而不诉诸独立的超自然主体或实体。心智能力对大脑的依赖为此提供了重要起点。脑损伤、麻醉、药物和神经刺激都能系统性地改变知觉、记忆与觉知。这种依赖关系对心灵理论构成了约束,但仅凭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关于心理状态本质的唯一解释。
心脑同一论将心理状态或过程等同于神经状态或过程。20世纪50年代,U. T. 普莱斯和 J. J. C. 斯马特提出并捍卫了这一理论的若干重要版本。相比之下,功能主义通过心理状态的因果角色来刻画它们,即它们与输入、其他心理状态及行为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进路,对疼痛的理解部分取决于通常是什么引发疼痛,以及疼痛往往会产生什么后果。不同的物理系统可能实现相同的功能组织,因此功能主义可以与多种自然主义本体论相容,而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种。
现象意识仍是争议尤为激烈的问题。解释辨别、报告、注意和行为控制,似乎不同于解释体验为何具有主观性质。这就是意识的难问题。与弗兰克·杰克逊密切相关的知识论证设想了这样一位科学家:她掌握有关色觉的全部物理信息,却从未有过色彩体验。自然主义者的不同回应争论的是,获得这种体验究竟揭示了一个新的非物理事实,赋予了一种新的能力,还是提供了一种表征已知事实的新方式。
意向性带来了一个相关挑战:思想和语词有所指涉,也可能错误地表征其对象。因果理论和信息理论将表征与它同环境条件之间的可靠联系相结合。目的语义学进路则诉诸生物功能或习得的功能,通过区分一个表征系统本应指示什么,以及实际上是什么引发了它的激活,来解释错误。这些进路面临的困难包括如何精确界定内容,以及如何解释抽象思维、虚构和通过文化习得的概念。
有关能动性的问题将上述难题延伸到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领域。自然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每个事件都由确定性规律所决定,物理层面的不确定性也不会自动带来足以承担责任的控制能力。相容论将自由归于某些能力,例如回应理由、审慎思考,以及在不受某些形式的强迫时采取行动。另一些自然主义者则拒绝以应得为基础的传统责任观。这一分歧关乎能动性的哪些特征足以构成承担责任的依据,而不只是人类行动是否具有自然原因。
道德价值与规范判断
伦理自然主义关注道德属性、道德事实和道德判断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必须将它与“道德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这一更宽泛的主张区分开来。进化心理学家可以研究合作,而不主张合作在道德上总是正确的。反过来,哲学家也可以捍卫客观的自然道德事实,同时拒绝对道德判断的某一种进化论解释。因果起源问题与证成问题始终是两回事。
在元伦理学中,道德自然主义者通常认为,道德事实就是自然事实,或由自然事实构成。可能的解释诉诸福祉、知情条件下的利益满足、社会关系,或有关人的充分发展的事实。某些版本力求确立还原性的同一关系;另一些版本则认为,道德属性可以是自然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道德陈述都能简单地转译为非道德语言。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可以与伦理学中不同的一阶理论相容,并不唯一导向功利主义或德性伦理学。
两项经典反对意见塑造了这场争论。休谟的是与应当问题质疑那些从纯粹描述性前提出发、却不说明如何过渡便得出规范性结论的推论。乔治·爱德华·摩尔在1903年的《伦理学原理》中反对通过定义将善等同于快乐或被欲求之类的自然属性。他的开放问题论证认为,即便理解了这样提出的定义,追问所指明的属性是否为善,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自然主义者回应说,概念上的区别未必足以确立形而上学上的区别。一个人可以理解两个表达,却不知道它们指向同一属性;科学发现有时就表明了这一点。能否以这种方式为道德上的同一关系辩护,仍有争议。所提出的同一关系不仅必须解释语言用法,也必须解释道德判断何以似乎具有指导实践的权威。例如,仅仅确定人们欲求什么还不够,还必须说明这些欲求为何能为行动提供理由。
进化论祛魅论证又从谱系角度提出了挑战。如果道德判断产生于那些因有利于繁殖而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过程,那么它们的起源似乎可能与独立的道德真理无关。自然主义者可能回应说,某些适应性倾向能够追踪与道德相关的事实,反思能够纠正遗传而来的偏见,或者道德真理本身就关乎这些能力所作用的社会生活特征。这些回应都不能使人直接从自然性推导出善。疾病、攻击行为和合作都有自然层面的解释;仅凭这一共同地位,无法在它们之间作出道德上的高下排序。
数学、意义与抽象实体
数学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难题,因为数、集合和数学函数似乎既不占据空间,也不引发物理事件。如果自然主义排斥具体的、具有因果作用的自然界之外的一切事物,那么数学对象的地位似乎就会受到威胁。然而,数学理论已深深融入取得成功的科学之中。因此,自然主义者必须作出解释:要么说明抽象对象如何与这一立场相容,要么说明如何在不承诺抽象对象存在的情况下理解数学实践。
与奎因和希拉里·普特南相关的不可或缺性论证,将数学与科学确证联系起来。如果取得成功的科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对数学实体进行量化,而最好的科学理论又是作出本体论承诺的依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接受这些实体。这使一种自然主义成为可能:它并不只是主张唯有具体的物理事物才存在。它对抽象本体论的辩护,来自数学在经验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而非某种能够感知抽象领域的独立官能。
唯名论的替代方案试图避免承诺抽象对象的存在。哈特里·菲尔德于1980年出版的《没有数的科学》,提出了一项研究方案,旨在不对数进行量化的情况下重新表述物理理论的某些部分,同时解释数学何以有用。其他进路则将数学视为一种有用的虚构,或着重考察结构,而非可独立识别的对象。能否从高深的科学理论中消除数学,以及这样做具有何种哲学意义,仍然存在争议。
语言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解释在意义问题上面临类似的困难。声音和书写符号是物理的,但其语义属性涉及指称、正确性和推理。因果历史或许有助于解释一个名称如何指称某个对象,但语言能力还包括识别蕴含关系、纠正错误以及理解陌生话语。问题在于,能否依据有关语言使用、学习、社会协调和生物能力的自然事实,重构这些规范性维度。
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挑战了这样一种预期:有关语言行为的全部事实能够确定一套唯一正确的翻译手册。其他自然主义者则强调语义模式在解释中具有实在性,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更广泛的方法论分歧在于,自然化是否必须将某个领域转述为更基础的语汇,还是也可以转而解释该领域的实践如何在自然界中产生和运作。因此,数学与意义构成了对自然主义适用范围的检验:界定过于狭窄的自然主义观念,可能会将不可或缺的理智实践排除在外;而不加限制的观念,则可能失去其独特的哲学承诺。
宗教、目的与人类世界
本体论自然主义通常与某些宗教观念相冲突,这些观念主张存在超越自然的造物主、非物质性的个体灵魂,或凌驾于自然过程之上的干预。不过,自然主义并不等同于无神论。无神论关注的是神是否存在;自然主义还关注实在的构成以及解释的性质。否认神的存在,本身并不排除非神性的灵体、非物质心灵或其他超自然实体的存在。
方法论自然主义的适用范围则更有限。科学解释通常寻求那些能够通过共同可查证的证据加以研究,并能与其他解释进行比较检验的原因。这种做法并不要求每一位科学家都接受一种只承认自然存在的本体论。信奉宗教的科学家可以研究遗传、地质变化或疾病机制,而不在解释模型中诉诸神的作用。这种方法论上的自我约束与更广泛的形而上学结论之间有何关系,仍是宗教哲学中的一个问题。
自然主义也改变了对目的的处理方式。进化生物学通过自然选择等过程来解释表面上的设计,而不是认为进化本身具有预见能力。不过,功能性解释依然成立:心脏泵送血液,修复机制则有助于维持有机体的正常运作。关于生物功能的理论,将这种组织性与外部赋予的宇宙目的区分开来。人的意图则带来了另一种目的性,它通过规划、表征和社会实践得以实现。
不存在外部强加的目的,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虚无主义。自然主义者可以认为,人际关系、创造性工作、理解以及政治合作,都是有限生命中真实的意义来源。这里的分歧在于:意义是否必须由自然之外的力量赋予,还是能够从自然存在者的活动与承诺中产生。仅凭自然主义,无法判定哪些追求值得投入,正如仅凭超自然本体论,也无法提供一套完整的价值理论。
研究文化的自然主义进路同样反对这样一种推断:社会差异既然有生物学起源,就必然不可避免。制度依赖于历史、规范、技术和集体行动,尽管参与其中的是生物有机体。用自然主义的方式解释一种实践,可以揭示它如何形成,却不等于为它辩护,也不表明它无法改变。当有关人性的主张进入政治哲学时,这一区分尤为重要:因果解释、统计概括与道德辩护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反对意见与持续存在的分歧
一种长期存在的反对意见是,自然主义无法在不陷入循环论证的情况下证明自身的权威。如果要通过关于知觉、推理和可靠性的科学发现来确证科学,那么这种论证似乎已经预设了正在接受检验的科学探究本身是有效的。自然主义者往往回应说,任何探究都无法从一个不带任何预设的立场出发,同时确证自己的全部方法。按照这种观点,可错论与相互纠正取代了对绝对独立的基础的寻求。批评者则回应说,放弃这种基础,并不意味着无需解释为什么某些循环辩护比另一些更好。
第二种反对意见涉及规范性。科学描述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认识规范和道德标准则关乎应当相信什么或做什么。如果自然主义把这些标准还原为惯常行为、偏好或进化上的成功,就有可能使其丧失批判功能。一种广泛通行的做法,仍然可能是不理性或不公正的。自然主义者的回应诉诸可靠的探究、实践推理、社会批判,或有关人的良好发展的客观特征,但这些资源究竟解释了规范性权威,还是仅仅将其转移到了别处,仍有争议。
第三类论证涉及主观性与理性。批评者认为,物理学或进化论的描述遗漏了体验、意向内容或逻辑推理的权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接受某个论证,必须与说明该论证为什么有效区分开来。自然主义者回应说,因果解释与理性解释未必相互竞争:一个由自然机制实现的推理过程,也可以体现有效的推论关系。难点在于如何明确说明这种关系,既不把理由视为在因果上无关紧要的附加物,也不把理由仅仅视为便于使用的描述。
自然主义内部的争论涉及解释多元主义。严格的还原式自然主义追求越来越全面的统一,而宽松的自然主义和非还原式自然主义则捍卫对个人、社会和规范性现象的解释所具有的自主性。前者可能显得无法容纳人类生活的重要特征;后者则可能显得未能充分说明自身究竟排除了什么。因此,围绕自然主义的分歧往往取决于:某物要被纳入自然,是否就必须能够被还原、在因果上依赖于自然过程、与科学相容,或同时满足这些条件中的若干项。
各门科学自身的边界,使得任何最终定义都更难确立。量子力学、进化论、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采用不同的模型、证据运用方式和解释尺度。自然主义并未提供一条可直接套用的规则,用以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或判定一个成功的模型何时揭示了根本的存在结构。因此,当代讨论围绕心灵因果性、道德知识、对数学对象存在的承诺以及科学解释等具体问题展开;在这些问题上,相互竞争的自然主义版本可能作出不同的承诺,并面临不同的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