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难问题是指如何解释物理过程为何以及如何伴随主观体验这一问题。即使完整说明了大脑如何区分刺激、整合信息、控制行为并生成言语报告,似乎仍有一点未获解释:为什么执行这些活动的有机体会对其中任何一种活动有所感受?这个问题关注的是看见红色、听见旋律或感到疼痛时的切身感受,而不只是使这些活动成为可能的机制。
这一表述由戴维·查尔默斯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但其背后的问题有着悠久得多的历史。它区分了对认知能力的解释与对体验本身的解释,因此成为心灵哲学和意识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讨论焦点。这一区分究竟揭示了物理解释的真正界限,还是仅仅反映了科学认识的暂时局限,抑或本身就是一种对心灵的误导性理解方式,至今仍有争议。
这场争论涉及解释、同一性、科学方法,以及第一人称知识与第三人称知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其中的主要论证包括两类思想实验:一类设想某些存在者在物理上与我们完全相同,却没有体验;另一类设想一位科学家,她知道有关色觉的一切物理事实,却从未见过颜色。对此的回应多种多样,既有从物理主义出发解释体验为何显得无法解释的观点,也有将体验属性视为自然界基本特征的理论。
问题的表述与范围
查尔默斯在1994年图森意识会议上作报告后,于1995年发表了《直面意识问题》一文,在其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表述。他将难问题与“易问题”区分开来:后者包括解释知觉辨别、信息整合、注意、有意控制、对内部状态的访问,以及如何生成关于体验的报告。把这些问题称为易问题,并不意味着它们很容易解决。这一区分涉及的是所需解释的类型,而不是研究工作量的大小。
易问题是从功能角度界定的。一个系统检测刺激、存储信息、使这些信息可供推理使用,或作出适当反应。对这些能力的解释,可以具体说明所涉及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产生这些能力的过程。难问题则追问:为什么这些功能的实现会伴随主观视角?为什么对波长信息的处理会产生色彩体验,而不是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进行?
这里所要解释的对象通常称为现象意识。它的界定性特征在于:对主体而言,处于某种意识状态是有某种感受的。感受质通常被理解为这类状态的质性方面,不过,这个术语有时还包含一些更强的假设,涉及私密性、内在性质,或无法通过功能分析加以解释等。提出难问题并不需要接受所有这些假设。只要区分一个系统做了什么,以及它体验到了什么(如果它确有体验),就可以表述这一问题。
现象意识常与通达意识相对照,这一区分由内德·布洛克于1995年提出。当信息可用于推理、报告和指导行动等活动时,它就具备了通达意识。许多日常意识状态既有现象层面的特征,也有通达层面的特征。是否可能存在无法通达的现象体验,以及如何通过实验确认这种体验,是另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这一概念区分本身并不能证明,两种形式的意识具有不同的物理基础。
难问题的范围比整个身心问题更窄。它并不直接追问信念如何表征世界、一个人如何在时间流逝中保持自身同一性,或决定是否自由。它也不等同于他心问题;后者关心的是如何判定另一个存在者具有体验。难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要求作出解释:即使已经确认某种体验的存在及其物理条件,究竟什么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条件会具有体验层面?
历史先声与二十世纪的发展
现代术语的出现,源于围绕心灵与物质关系的长期争论。十七世纪,勒内·笛卡尔区分了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将心灵属性与身体属性划入根本不同的范畴。他的立场并非当代意识难问题的一种表述,而是涉及对思维、实体和知识的更广泛论述。不过,体验与可用空间关系描述的机制之间似乎存在差异,这一点成为此后哲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写于1714年的《单子论》第17节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尤为深远的例子。设想一台据称能产生知觉的机器被放大到足以让人走进去,如同走进一座磨坊。他认为,仔细查看只会发现一些部件推动另一些部件,却找不到任何能够解释知觉的东西。这一论证预示了一种看法:无论对机械相互作用的描述多么详尽,都无法直接从中看出主观视角。它并不能证明当代神经科学解释必然失败,因为这些解释未必与莱布尼茨对物质或知觉的假定相同。
十九世纪,生理学的发展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1866年讨论意识如何从神经活动中产生时,将两者联系之看似不可解释,比作摩擦神灯后精灵现身一般令人费解。埃米尔·杜布瓦-雷蒙在1872年关于自然知识界限的演讲中,同样将物质运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视为解释上尤为难以跨越的一道界限。这些讨论伴随着人们对感觉神经和脑功能认识的不断拓展,而并非只是对科学研究的反对。
二十世纪的各种理论将这一问题带入了围绕物理主义与功能主义的争论。同一论者主张,体验就是脑过程;功能主义者则依据心理状态与输入、其他状态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分析心理状态。批评者质疑,这两种策略是否有任何一种能够把握体验的现象特征。托马斯·内格尔在1974年的《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一文中指出,有机体的体验具有主观特征,而对其生理与行为的客观描述似乎无法还原出这种特征。
约瑟夫·莱文在1983年的论文《唯物主义与感受质:解释鸿沟》中,将这一问题命名为解释鸿沟。弗兰克·杰克逊于1982年首次提出的知识论证,以及查尔默斯此后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广受关注的论证形式。查尔默斯的《有意识的心灵》于1996年出版,将这一解释难题与有关可能性、物理依赖关系及基本定律的论证联系起来。由此形成的争论并未创造出体验之谜,而是围绕还原性解释所面临的一项明确挑战,重新组织了那些由来已久的问题。
解释鸿沟与解释的类型
所谓解释鸿沟,是指物理描述或功能描述似乎无法让人理解体验为何发生,以及体验为何具有某种特质。假设一份详尽的说明指出了与疼痛相关的神经活动,解释了组织损伤如何引发这些活动,并展示了这些活动如何导致退缩反应、学习和口头诉痛。此时似乎仍然可以追问:为什么这些活动会让人感到疼?问题不只是缺少一幅完整的神经活动图谱,而在于:即使补全了这幅图谱,它能否提供我们所寻求的那种理解?
与科学中成功的还原性解释作比较,有助于澄清这场争论。水的行为可以通过分子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来解释;温度的许多性质也可以与物理系统的统计特征联系起来。意识难问题的捍卫者认为,这些解释说明了相关的结构特征和动力学特征,并没有留下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这一物理过程就构成了该现象?批评者则回应说,这种比较有所偏取:科学中的同一性关系起初往往也令人惊讶,而解释并不需要让每一种同一性关系在直觉上都显而易见。
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分:认识论鸿沟与本体论鸿沟并不相同。认识论鸿沟关乎我们能从一项描述中知道、推断出或理解什么。本体论鸿沟则关乎什么东西存在,以及体验属性是否有别于物理属性。如果无法从神经活动的描述中推导出疼痛的感受,在没有进一步论证的情况下,并不能据此断定疼痛是非物理的。物理主义者可以承认这一鸿沟,同时用我们思考体验时所使用的特殊概念来解释它。
这里所涉及的依赖关系,常常通过随附性来表述:一组属性若有差异,另一组属性就必定存在某种差异。体验可以依赖于现实世界中的物理条件,却未必能从对这些条件的描述中通过逻辑推导出来。更强的表述则会追问:任何在物理上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同的世界,是否也必然在体验上与之完全相同?这些问题借助了模态和可能世界推理,而不只是对现实大脑的观察。
因此,什么才算令人满意的解释,其标准本身也存在争议。有些观点要求通过推导,说明某种物理构造为何必定具有某种特定的现象特质。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只要一种同一性关系得到经验确证,并有成功的理论支持,就已足够,即使认为两者彼此分离的直觉仍然挥之不去。还有一些观点提出,存在将物理过程与体验联系起来的基本定律,其解释作用可与科学其他领域的基本定律相媲美。要评估意识的难问题,就不能撇开这些关于解释应当达成什么目标的分歧。
僵尸、玛丽与反对还原的论证
一种著名的论证借助了哲学僵尸这一概念:这种存在者在物理上与普通的有意识者完全相同,却完全没有体验。它会谈论颜色、躲避伤害、讨论意识,表现得与有意识的对应者一模一样。这一设想并不是说,现实中的人类可能暗地里就是僵尸,也不是说当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生物。它是一个思想实验,旨在检验全部物理事实是否必然决定现象事实。
这一论证从可设想性推向可能性。其支持者认为,如果能够融贯地设想一个在物理上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同、却没有意识的世界,那么这样的世界在形而上学上就可能存在。如果它确实可能存在,那么仅凭物理事实就不足以必然产生意识,物理主义在相关意义上也就是错误的。这两步推论都存在争议。批评者区分了乍看之下似乎可以想象的情境与经过理想反思后仍然融贯的情境,并质疑即使是理想的可设想性,是否也足以确立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杰克逊的知识论证从知识而非复制体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玛丽是一位科学家,她一直生活在黑白环境中,同时掌握了关于人类色觉的全部物理事实。当她第一次看到红色时,她是否学到了什么?直觉上的回答是,她知道了看到红色是什么样的体验。论证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她此前已经掌握了全部物理知识,那么一定还有某些超出物理事实的东西可以被认识。这里的设定是完整的物理知识,而不仅仅是当代神经科学迄今碰巧发现的一切。
物理主义者的回应区分了几种可能的收获。根据尤其与劳伦斯·内米罗和戴维·刘易斯相关联的能力假说,玛丽获得的是辨认、记忆和想象颜色等能力,而不是关于某个新的非物理事实的知识。另一些回应则认为,她直接亲知了一个此前已通过描述而了解的状态,或者获得了一种表征既有物理事实的新方式。杰克逊后来放弃了自己最初得出的反物理主义结论,但这一论证仍持续引发广泛争论。
相关例子还包括色谱倒置:据称,两个人即使在行为和功能组织上完全一致,也可能具有系统性不同的颜色体验。这类案例面临的质疑是:颜色、记忆、辨别和情感反应之间所有相关关系,是否真的都能保持不变。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人们对现象特征与功能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歧。这些案例没有一个能为非物理属性提供直接的实验证据;每一个都依赖于有关概念、可能性或物理描述完整性的争议性判断。
物理主义的回应与对问题的否定
物理主义的回应并非只有一种立场。有些人否认,在正确解释体验之后,难问题依然存在;另一些人则承认存在解释鸿沟,但否认它会动摇意识的物理本质。双方的分歧部分在于:关于现象特征的日常判断,究竟应当被视为理论必须满足的约束,还是应当被视为理论可以修正的心理现象。
还原论进路将意识状态等同于物理状态,或等同于由其因果作用界定的状态。按照这些观点,只要解释相关的组织结构并确立这种同一关系,就能解释意识,无须再引入其他要素。期待额外的解释,可能就像在水的分子构成及其行为已经得到解释之后,仍要求再给出一套关于水的解释。反对者回应说,体验性描述所确定的现象,并不能由其可观察的表现或功能表现穷尽,因此,这一类比预先假定了正在争论的还原关系成立。
另一种回应通常被称为“现象概念策略”,它承认,体验在认知上可能显得与其物理基础彼此分离。一个人既可以通过科学描述来思考某种状态,也可以通过亲身经历该状态而获得的体验性概念来思考它。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未必指向不同的属性。该策略旨在解释:为什么将疼痛等同于某种神经状态能够提供新的信息,以及为什么设想两者彼此分离会令人觉得如此有说服力。批评者则追问:一种关于概念的解释,能否在不预先假定有待解释之物的情况下,解释这些概念所特有的体验性质。
丹尼尔·丹尼特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在认知活动所能解释的一切之外,还存在确定的、私有的现象属性。他的多重草稿理论否认存在一个单一的内部位置,让信息在那里成为完整的呈现,供某个中央观察者观看。他还指出,人们关于感受质的常见直觉,可能与辨别、记忆和报告这些过程实际具有的复杂性相冲突。这一进路将体验中某些看似显而易见的特征,视为可由理论修正的对象,而非不容置疑的既定事实。
幻觉主义进一步提出,人们会系统性地误表征自身的心理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具有特殊的现象属性,基思·弗兰基什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捍卫者。幻觉主义试图解释的是:内省系统如何产生这些表征及其相关判断。幻觉主义者通常并不否认人们能够辨别颜色、遭受痛苦、集中注意或报告体验;他们反对的是对这些过程所揭示之事的一种特定解读。批评者反驳说,解释为什么体验看似存在,并不能消除这种“看似存在”的体验本身。争论的关键在于:这一反驳究竟指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还是仅仅重述了正在受到质疑的那幅内省图景。
二元论、基本定律与心理因果关系
一些进路承认,物理解释和功能解释无法充分说明现象意识,并由此推断,实在包含不可还原的体验属性。身心二元论有多种形式。实体二元论假定存在不同种类的实体,而属性二元论则可以承认,人是单一的物理有机体,其属性既包括物理特征,也包括不可还原的现象特征。因此,提出意识的困难问题,并不就等于为笛卡尔式的非物质灵魂辩护。
查尔默斯的自然主义二元论将体验视为基本的,并提出,一门完整的科学可能需要用心理物理原则,将体验与物理组织方式联系起来。在这一观点看来,物理科学在其自身领域内仍然有效,却未能穷尽自然界的一切。这些额外的原则将陈述物理过程与体验之间的系统性关系,而不是仅凭不涉及体验的描述推导出体验。它们的地位更接近基本定律,而非通过较简单的机制解释复杂能力的通常做法。
这类理论立即面临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如果物理事件具有充分的物理原因,那么一种独立的现象属性还能作出什么因果贡献?交互作用论允许心理属性影响物理事件,但必须解释这种影响如何与物理学和神经科学所描述的因果结构相容。问题并不只是心理影响是否必然违反能量守恒;要得出这一结论,还需要额外的假设。更广泛的困难在于,如何为这种额外的因果影响找到一个在经验和理论上都自洽的位置。
副现象论采取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象属性由物理过程引起,但它们本身并不引起物理事件。这一观点保留了物理原因的充分性,代价则是体验在行为的产生中不发挥因果作用。这引出了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某种体验并未参与引起关于它的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又如何能可靠地表达对该体验的认识?对此提出的回答区分了因果依赖与其他形式的依赖,但体验、信念和证言之间的关系仍是反对者质疑的核心。
涌现论认为,意识在组织达到某一层级时产生。弱涌现涉及高层次的模式,这些模式仍完全由底层过程决定,也可通过底层过程加以解释;仅凭弱涌现本身,未必能回答意识的困难问题。强涌现则假定存在真正全新的属性或能力,它们无法还原为底层的物理描述。强涌现可以为意识提供一席之地,却也随之面临一系列问题:涌现为何发生,哪些系统具备涌现的条件,以及是否涉及新的因果能力。如果不明确相关的依赖关系、原则或机制,仅仅说体验“涌现”出来,并不能提供任何解释。
泛心论、罗素式一元论与其他本体论
广义而言,泛心论认为,心灵性或体验是实在的一种基本且广泛存在的特征。当代版本通常并不主张电子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记忆或斟酌,而是将极其基础的体验属性赋予基本实体或过程,并试图通过它们的组织方式来解释复杂的意识。这一观点的吸引力在于,体验不必从完全不具体验性的基础中产生。
罗素式一元论的出发点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物理理论通过实体的结构、关系和倾向来描述实体,例如它们在特定条件下如何相互作用或作出反应。支持者借鉴了伯特兰·罗素和阿瑟·爱丁顿的相关思想,认为这些描述可能并未说明物理世界的内在本性。体验可能揭示这种内在本性的某些方面,也可能由这些方面构成。因此,罗素式一元论既可以保留物理学所描述的关系结构,又可以否认物理学的通常描述穷尽了实在。
有些罗素式立场属于泛心论,另一些则属于泛原心论。泛原心论提出,某些基本属性本身并不是体验,但经过适当组织后可以构成体验。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广泛存在的体验性要素会引出一个难题:多个体验如何成为一个体验?而非体验性的要素又有重新造成原有解释鸿沟的风险。不同版本试图通过明确基本属性是什么、它们如何组合,来平衡这两方面的压力。
组合问题对微观心灵论尤为重要。即使各个组成要素具有初级体验,我们仍不清楚,这些体验如何能够构成一个人统一的主观视角。客体的组合显然不等同于主体的组合。一群人通常不会仅仅因为彼此交换信息,就形成一个新的主体。已有的解决方案诉诸特殊的现象性关系、融合或新型组合方式,但目前尚无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宇宙心灵论则颠倒了解释方向,将宇宙视为一个基本的、有意识的整体,并试图解释其中的个体主体。
其他替代方案包括中立一元论。按照这一观点,心灵描述和物理描述所涉及的是一种更基础的实在;就其内在本性而言,这种实在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灵,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事物。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的某些形式,以及后来的中立一元论理论,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史资源,尽管它们与当代方案有很大差异。这些进路只是转移了解释的负担,并不会自动消除它们:它们必须说明物理现象的结构、体验的特定性质,以及个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意识难问题的关联在于,它们拒绝接受这样一个预设:可供选择的只有传统物理主义和两种完全分离的实体。
神经科学理论及其解释目标
意识的科学研究考察体验如何依赖大脑的组织方式与活动。其中一个主要研究对象是意识的神经关联物:在相关背景条件下,共同足以产生某种特定意识体验的最小神经机制集合。研究者区分了与体验直接相关的机制、充足感官输入之类的先决条件,以及记忆形成或言语报告之类的后果。这些研究能够对理论形成有力约束,但仅凭这些研究本身,还无法判定神经属性与现象属性是否同一。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由伯纳德·巴尔斯提出,随后由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让-皮埃尔·尚热及其合作者发展出神经元层面的表述。该理论将意识通达与信息可被广泛调用联系起来。在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模型中,最初经过专门化处理的信息可以得到放大,并供工作记忆、决策和报告等多个系统调用。由此形成的理论解释了可通达加工与不可通达加工之间的重要差异。这是否也解释了现象体验,取决于现象意识是否被视为与这种相关的通达形式相同,或必然伴随这种通达形式。
整合信息理论由朱利奥·托诺尼提出,以其所主张的体验特征为起点,力图对内在因果组织给出相应的说明。不同版本对这一研究纲领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关切之一,是一个系统作为整体是否具有不可还原的因果作用能力。该理论并非简单地将意识等同于设备所处理的信息量,而是试图将体验认定为一种具有结构的内在因果组织。批评者对其公理、数学选择、实际可操作性,以及它关于哪些系统算是有意识的推论提出了质疑。
高阶意识理论将某一心理状态具有意识,与对该状态的适当高阶表征联系起来。不同版本的分歧在于,这种表征究竟类似于思想、知觉,还是另一种监控形式。递归加工理论尤其与维克托·拉姆的工作相关,它强调知觉系统内部的反馈交互,而不要求每一次体验都经过全局广播。这些理论促成了对掩蔽、注意、知觉组织,以及无法通过可靠报告加以确认的神经活动的不同解读。
这些研究纲领与意识难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一种理论可能解释体验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确定特定体验内容的神经基础,或提出体验与某种组织属性之间的同一关系。这些是不同的成就。批评者可以接受某种理论的经验预测,同时拒绝接受它关于自己已解释了该机制为何会带来任何感受的主张。反过来,一种理论未能满足某项哲学要求,并不意味着它的实验预测没有信息价值。科学与哲学中的分歧,往往涉及在成功给出机制性解释之后,还剩下哪些解释工作有待完成。
证据、测量与第一人称方法
意识研究面临一种独特的测量难题:体验无法像刺激呈现或神经活动记录那样被公开观察。在以能够交流的成年人为参与者的实验中,报告是连接第一人称体验与第三人称测量的重要纽带。参与者可以陈述自己是否看到了某个刺激,描述其内容,或评定自己的确信程度及刺激的可见程度。这些测量方式各有用处,却不能相互替代;检测到刺激、确信自己检测到了刺激,以及拥有鲜明的体验,三者可能彼此分离。
要求参与者作出报告,也可能改变被测量的过程。作出决定、保持信息和按下按钮都会引发神经活动,而这些活动可能发生在体验之后,并不构成体验本身。无报告范式尝试利用眼动或瞳孔反应等指标来减少这些混淆因素。然而,这些指标本身也必须在能够更直接地评估体验的条件下得到验证。取消外显报告,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将可观察的行为或生理活动与意识联系起来的假设。
视觉掩蔽、双眼竞争和近阈限知觉实验,在控制感觉输入某些方面的同时,对比参与者报告不同体验的条件。睡眠、麻醉和严重脑损伤研究则考察整体意识能力的变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电图、颅内记录和脑刺激,从位置、时序和因果依赖关系等方面提供互补的信息。与单纯的相关关系相比,能够改变体验的实验操纵提供了更有力的因果证据;不过,要解释其结果,仍须将意识本身与使其得以产生的条件及其行为后果区分开来。
第一人称方法试图改进那些与生理数据进行关联分析的体验描述。弗朗西斯科·瓦雷拉于1996年提出的神经现象学研究纲领,旨在让经过严格训练的体验描述与认知神经科学相互约束。这一纲领借鉴了现象学,以及旨在使人能够稳定地关注体验的实践方法。这类方法并不将未经系统组织的内省视为绝对可靠: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挑战,是既承认相关现象始终具有第一人称性质,又使报告足够精确,使报告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并使不同报告之间能够相互比较。
这些方法所处理的问题,不同于体验在形而上学上是否可能这一纯粹问题。它们能够识别可靠的关系,区分所提出的不同机制,并揭示有关注意或内省的假设中的错误。不能仅仅因为对某项实验的一种解释使用了体验词汇,就据此确立某种非物理属性的存在。同样,发现一个高度可靠的神经标志,本身也不能确定该标志究竟构成了体验、引起了体验,还是反映了另一个过程。一项结果具有怎样的证据意义,取决于正在检验哪些相互竞争的解释,以及如何为测量与体验之间的联系提供论证。
元问题、非人类心智与推断的限度
意识的元问题追问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判断、报告并论证,意识带来了一个难问题。查尔默斯于2018年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阐述。从某个角度看,它属于易问题:信念和报告的产生,可以从认知机制的角度加以研究。研究者可以探究内省如何表征心理状态,为什么体验似乎可以被直接认识,以及为什么物理层面的描述看起来会遗漏最重要的东西。
这类解释在哲学上有何意义,仍存在争议。幻觉论者期望,对这些判断的解释能够削弱人们假定存在不可还原的现象属性的理由。难问题的捍卫者则回应说,解释一种信念如何产生,并不一定能证明该信念是错误的。某种机制即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判断疼痛存在,也可能与疼痛确实存在相容。因此,即使一种元问题理论取得成功,也需要谨慎解读:它的后果取决于,它究竟只是解释了这些判断,还是同时削弱了这些判断作为证据的效力。
非人类动物也揭示了一项相关的区别:解释意识,与判定意识很可能存在,并非一回事。没有人类语言,并不意味着没有体验。研究者会考察来自神经系统组织、灵活学习、知觉、动机和行为等方面相互印证的证据。然而,判断哪些生物具有体验,并不一定能解决为什么这些特征会伴随体验这一问题。不同的形而上学理论可以接受大体相同的比较研究证据,同时对据此推断出的体验究竟具有何种本质持不同意见。
人工智能以另一种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系统可以生成关于疼痛或自我意识的、颇具说服力的言论,但仅凭这些言论,并不能确认它处于某种体验状态。功能主义理论可能将相关的因果组织视为核心,而其他进路则要求具备特定的生物属性、物理属性或内在因果属性。难问题并不能证明人工意识不可能存在。同样,复杂的语言运用本身也不能证明人工系统具有意识。对此的判断,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什么能够实现体验,以及什么证据足以支持将体验归于某个系统;而这些理解仍有争议。
这些情形也将意识研究与伦理学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形而上学的争论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地位理论。一个存在者是否能够受苦、它有哪些利益,以及应当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还涉及其他经验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尚未解决的解释性问题依然很明确:即使已经有可靠的测试方法来判断体验何时发生,也可能仍没有公认的解释说明体验为何发生。反过来,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形而上学解释,也可能依然不够精确,无法判定某个特定的动物、受损的大脑或人工系统究竟是否具有任何主观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