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主义是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中的一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具身主体与环境的主动互动来解释认知。其核心论点是:不能将感知、理解和行动仅仅视为在内部重建一个独立于主体而预先确定的世界,并以此作出充分解释。相反,认知主体通过自身的活动、身体的组织方式以及互动历史,与周围环境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生成一个世界”通常并不是指随意创造物理现实,而是指开辟一个意义领域,使其中的事物对某一类主体具有意义。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埃文·汤普森和埃莉诺·罗施合著的《具身心智》(1991年)为这一进路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现代阐述。此后,生成主义发展出彼此部分重叠的生物学进路、感觉运动进路、社会进路和激进进路。这些进路都强调具身认知,但在认知是否必然依赖生命的组织方式、是否应当摒弃心理表征,以及语言和抽象思维如何产生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与其说生成主义是一套已经确立的统一理论,不如说它是一项研究纲领,将生物学、知觉、社会互动、体验以及认知解释的哲学基础联系起来。
思想起源与历史发展
生成论兴起于20世纪关于心智如何与身体及环境发生关联的讨论背景之中。经典计算主义进路将认知视为对内部结构的操作,而这些结构的内容表征着对象或事态。联结主义进路以网络中的分布式活动取代了许多明确的符号规则,但仍可能主要将认知描述为从输入到输出的内部映射。生成论者质疑这两种进路共有的预设:认知研究应当以一个已经划分出相关特征的世界,以及一个必须在内部重建这些特征的有机体为起点。
生成论在生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智利研究者温贝托·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工作。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关于生命组织的理论,并在1980年以英文出版的《自创生与认知》中加以阐述,将有机体描述为自我生产的系统。他们后来的著作《知识之树》于1984年以西班牙文出版,1987年推出英文版,将生物组织与认知以及亲历世界的涌现联系起来。这项工作部分源于控制论,但它将关注点从外部赋予系统的控制功能,转向了系统借以构成并维持自身的组织方式。
第二个源头是现象学,尤其是埃德蒙德·胡塞尔和莫里斯·梅洛-庞蒂关于具身性的论述。在《知觉现象学》(1945)中,梅洛-庞蒂指出,身体不仅是空间中的一个对象,更是使世界得以向我们敞开的实践媒介。因此,熟练的运动、身体的定向和知觉意义,并不是附加于理智判断之上的次要因素。这为生成论者提供了一套概念语言,使他们能够阐释体验中的身体,而不将体验化约为对身体机制的超然观察。
《具身心智》将这些生物学与现象学的思想脉络,同认知科学以及佛教对体验的分析展开对话。该书作者使用“生成的”(enactive)一词,强调认知依赖于具有特定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所能实现的各种体验,而这样的身体又处于生物、心理和文化情境之中。后续研究使这一研究纲领日益多元化。汤普森的《生命中的心智》(2007)发展了其生物学和现象学基础;阿尔瓦·诺埃的《知觉中的行动》(2004)提出了以行动为中心的知觉理论;丹尼尔·赫托与埃里克·迈因的《激进化生成论》(2013)则反对以涉及内容的方式解释基本认知。这些发展形成了彼此相关却不尽相同的立场,而非一脉相承的单一学说。
生命组织、自主性与自创生
生物学取向的生成论以自创生为出发点,其字面意思是自我生产。自创生系统由一组生产组分的过程构成;这些组分通过相互作用,再生出生产它们的过程网络,并使系统成为一个可辨识的统一体。活的细胞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例证:化学反应维持着系统的各个组分,其中包括一道边界,这道边界有助于维持这些反应得以持续进行的条件。这道边界并非单纯由外部施加的容器;边界的生成本身就是系统组织的一部分。
必须将自创生与能量或物质上的隔离区分开来。生物体依赖物质与能量的流动,其持续存在需要与周围环境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这里所说的闭合是组织上的闭合:各个过程在网络中递归地相互依赖,而这一网络维持着自身的组织。因此,生物体可以在运作上闭合,同时在热力学上保持开放。这里的“闭合”并不意味着外部事件不会产生影响,也不意味着生物体与真实环境没有接触。
与此相关的自主性概念,指的是系统通过相互依赖的过程来确立并维持自身同一性的能力。外部观察者可以将一台机器描述为在实现某种目的,但生物体自身的持续存在,就足以构成区分哪些条件有利于其生存、哪些条件威胁其生存的依据。生成论者用这一区别来解释,为什么生物活动可以具有内在的导向,而不只是具有设计者赋予的功能。生物体的同一性是不稳固的:维持它的过程必须持续运作,一旦这些过程中断,它们所维持的组织就可能遭到破坏。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区分了自我维持与适应性。在埃塞基耶尔·迪保罗提出的、颇具影响力的表述中,适应性系统会依据影响其持续生存的条件来调节自身活动。仅仅保持在可生存范围内,与察觉自身正趋近这一范围的边界并采取补偿措施,并不是一回事。细菌根据化学梯度调节运动,便体现了这里所讨论的组织形式。不过,对细菌行为的具体细节,需要作出具体的生物化学解释,而不能笼统地诉诸自主性。
这些观点为生命与心智之间具有连续性的主张提供了支持:认知能力是在生命组织中已有的自我维持形式之上发展而来的。最强的表述接近于主张,生命活动本身就是认知;较为审慎的版本则将最低限度的生物性意义生成与知觉、学习和反思性理解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自创生本身并未规定通常与认知相关的所有特征。是否还必须具备适应性、能动性或学习等额外能力,仍是生物学取向生成论内部的核心问题。
意义建构、意义与生成的世界
意义建构指的是环境条件相对于行动主体的组织方式和活动而获得意义的过程。糖浓度梯度可以独立于细菌而得到物理描述,但它作为潜在营养来源的意义,则取决于细菌的代谢需求及其与环境互动的能力。同一种物质对不同生物体而言,或对不同条件下的同一生物体而言,可能有益、无关紧要,也可能有害。因此,在这一最低限度的生物学意义上,意义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刺激本身固有的属性。
这一解释将认知与规范性联系起来:某些互动对行动主体而言有好坏之分。这类规范不必是有意识制定的规则,也可以源于自主系统维持自身所需的条件。即使没有观察者为生物体指定任务,其活动仍可能相对于这些条件取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生成认知论者认为,这是解释意向性的重要一步。意向性即认知指向某种事物的特性,而这种解释不以已经具有意义的内部符号为起点。
按照这一观点,环境既不是未加区分的物理周遭,也不是私人的心理图像。生物体的感知能力、身体尺度、需求和后天习得的技能,决定了它能够接触并利用哪些差异。一朵花为蜜蜂、食草哺乳动物和人类植物学家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受到实际结构和因果关系的约束,但它们是否重要则取决于行动主体。生成认知论所谓的“生成一个世界”,指的是意义的这种组织方式,而不是说花朵或化合物在未被感知时就不复存在。
意义建构也会随时间发展。反复发生的互动可以形成习惯,影响什么会引起注意,以及行动主体如何作出回应。例如,人的饥饿涉及代谢调节,但进食还受到习得的实践方式、熟悉的物品、社会性的时间安排和语言范畴的组织。因此,人类赋予事物的意义不能直接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需求中推导出来。生成认知论者日益重视习惯、身份认同和社会实践,将其视为相对自主的关切来源,同时也在争论这些来源的规范如何仍与生物体的生命活动相联系。
一个始终存在的难题,是如何从生物学层面的评价过渡到语义上的正确性。某些条件可以对生物体有利或不利,但这并不因此使其活动具有真假之分。要解释实践意义如何发展为具有确定内容的判断,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学习、交流和社会规范性。生成认知论为这样的解释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基础,但其不同分支对于最低限度的意义建构是否已经具有语义内容,抑或只有在更复杂的文化实践中才会出现内容,仍有分歧。
知觉作为熟练的感觉运动活动
感觉运动生成主义通过感觉变化与可能行动之间有组织的关系来解释知觉。转动眼睛、转头、触摸表面或绕着物体行走,都会使感觉刺激以有规律的方式发生变化。这些相关的规律被称为感觉运动依随关系。例如,看见一个立方体,涉及在实践中把握其可见表面会如何随运动而变化,而不只是接收一幅包含其所有侧面的完整内部图像。
J. 凯文·奥里根与阿尔瓦·诺埃于2001年提出的视觉理论强调对这类规律的掌握。不同感官具有不同的依赖模式:视觉刺激随着眼睛和头部的运动而系统性地变化,触觉刺激则通过接触和身体探索而变化。因此,知觉上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用感觉运动参与方式在结构上的差异来解释。这里的“掌握”不一定意味着明确的理论知识,也可以是在熟练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践能力。
这一进路区分了当下可获得的感觉刺激与在行动者知觉中呈现的更广阔环境。一个番茄即使只有部分表面可见,也能作为完整的物体呈现出来。即便注意力在任一时刻都只采样房间的一小部分,整个房间仍可能显得丰富而触手可及。生成主义者认为,这种在场感部分源于行动者能够通过观察或移动获取更多细节。在变化盲视实验中,观察者在特定条件下未能察觉场景中的显著变化;这对以下观念提出了挑战:日常视觉维持着一幅详尽无遗、可随时调用的内部图像。
感觉替代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例证。借助将摄像头输入转化为触觉或听觉模式的设备,使用者可以通过主动探索,逐渐获得辨别空间布局或定位物体的能力。保罗·巴赫-伊-里塔等人的早期研究有助于确立训练与行动对这类能力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与感觉运动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成功使用此类设备,有赖于学会运动、设备输出和环境结构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不过,这些发现本身并不能证明,每一位受过训练的使用者都具有通常意义上的视觉体验。
其中最强的主张仍存在争议。神经机制显然参与了知觉,而知觉体验也可能在没有持续外显运动的情况下出现,例如在梦境或心象中。因此,感觉运动理论家将当下的运动与既往的学习经历及持久具备的感觉运动参与能力区分开来。批评者质疑,这一区分究竟解释了体验,还是仅仅换一种方式描述与体验相关的能力。另一个问题是:行动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知觉的必要条件,只对特定知觉能力具有构成作用,还是仅仅有力地促进了这些能力的发展与有效运作。
表征与激进生成论
许多生成论者反对将认知视为对心理表征的操纵,但反对的程度各不相同。表征通常指代某种事物,可以准确也可以不准确,并通过其内容在解释行为时发挥作用。某种内部神经状态并不会仅仅因为与一个环境变量相关,就自动成为表征。实质性的问题是:要解释系统的行为,是否必须诉诸这种状态的表征内容。
生物生成论者和感觉运动生成论者常常主张,无须假定存在关于世界的内部模型,就可以通过耦合活动来解释基本的适应性行为。例如,一个人在移动的表面上调整姿势时,会通过神经、肌肉、前庭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作出反应。有时,即使不认为这个人对该表面的运动具有详细表征,也能为这种协调建立模型。这并不意味着神经系统没有活动,也不意味着内部组织不重要;问题在于如何从解释的角度理解这些机制。
激进生成论尤其与赫托和迈因的研究相关,它更明确地区分了基本心智与涉及内容的认知。他们提出的“内容的难问题”追问:如果信息关系仅被理解为共变或可靠的依赖关系,那么语义内容如何能从中产生?烟可以与火共变,却并不对火作出任何断言;神经反应可以可靠地追踪某种刺激,却不因此就具有真值条件。激进生成论者认为,用内容来解释基本认知,可能会引入一种本身尚未得到充分自然化说明的属性。
这一立场并不否认所有形式的表征。语言、图画、图示以及受社会规范约束的符号实践,都是以某种事物指代另一种事物的明确例子。激进生成论者提出,人类的某些认知活动通过参与这些实践而获得内容。这里的挑战在于,如何从个体发展和历史演变两个层面,解释具身的、不具内容的活动如何过渡到这样的能力:它们涉及断言、描述,以及由共同规范所约束的正确性。
批评者认为,在解释导航、记忆、规划,以及对不在场情境的推理时,表征仍然不可或缺。例如,关于位置细胞及其他具有空间选择性的神经活动的证据,支持了对内部空间组织的精细解释,但这些证据并不能判定哪一种表征理论是正确的。生成论者不能仅仅表明,行为偶尔可以不使用表征术语来重新描述。反过来,表征的支持者也必须明确说明,除了指出有用的相关性之外,内容究竟还承担了什么解释作用。这场争论的关键在于对机制、内容和解释充分性的不同理解,而不是在接受或否认大脑内部过程之间作出简单选择。
社会互动与参与式意义建构
社会生成主义质疑这样一种假设:理解他人总是始于根据外部观察到的行为来推断其隐蔽的心理状态。在日常互动中,人们在不断展开的活动中回应彼此的姿态、手势、目光、说话节奏和情绪。一次交谈、一项共同任务或一场争执,都可能以某种方式组织参与者的行动,而这种组织方式无法通过孤立地考察每位参与者来充分描述。因此,社会理解可能部分地发生于互动本身。
汉娜·德耶赫与迪保罗于2007年提出了参与式意义建构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个体的意义建构如何通过协调参与而发生转变。互动可以形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组织:其模式能够自我维持、约束参与者,并创造出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控制的可能性。两名行人试图相向错身而过,却反复向同一侧避让,就说明了协调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延续一种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模式。在交谈中,话轮交替和相互调整可以促成一个共同方向,而这一方向并非任何一位说话者事先设定的。
这一进路并未取消个体自主性。参与式意义建构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些行动者仍保有各自关切的事物和能力。互动可能支持这些关切,也可能扰乱它们,或产生新的关切。其重要性在于,互动过程的组织方式与参与者的活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过程并非只是一个更大的有机体,单凭协调本身也不足以确立共享心智或共同意图。
采用知觉交汇实验设置的研究探索了极简形式的互动。在玛莉卡·奥夫雷、夏尔·勒奈和约翰·斯图尔特于2009年开展的一项著名研究中,参与者两人一组,在简化的虚拟环境中移动光标,并在遇到相关对象时接收到触觉刺激。参与者既可以与另一名使用者的虚拟化身互动,也可以接触不作回应或以不同方式回应的对象。这一实验设置考察了在知觉条件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相互回应如何帮助参与者与另一行动者建立接触。这类结果有助于理解互动的动力学,但不足以独立解释人类社会理解的全部范围。
社会生成主义也延伸到了语言领域。迪保罗、埃莱娜·库法里和德耶赫合著的《语言身体》(2018年)提出了一套将具身能动性、参与式活动与语言实践联系起来的理论。言说不仅被视为传递预先形成的内容,也被视为在协调、解释和修复的规范之内采取行动。分歧、欺骗、制度权威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提出了棘手的问题:互动未必和谐,其组织方式可能限制而非扩展参与者的可能性。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关注超出即时面对面协调范围的历史与社会结构。
体验、现象学与神经现象学
生成论将亲历体验视为认知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非行为解释与神经解释之外可有可无的补充。身体既是一个可观察的生物系统,也是感知和行动得以发生的亲历视角。例如,对抓握的解释既可以描述关节角度、肌肉活动和神经控制,也可以关注体验中物体可供拿取的状态。这些描述涉及同一具身活动的不同方面,不必被视为彼此竞争的不同实体或不同世界。
如果把体验看作一组内部图像,许多区别就很容易被掩盖,而现象学分析能够揭示这些区别。身体的方位感、主动行动与被动受动之间的差别,以及正在展开的体验在时间上的组织方式,都会影响认知的具体样态。生成论者还区分了作为注意对象的身体,以及使注意得以指向其他事物的前反思性身体能力。这些区分有助于明确实验性解释所要说明的现象。
瓦雷拉于1996年提出神经现象学,将其作为一项研究纲领,把经过严格训练的体验描述与神经动态研究联系起来。其指导思想是相互约束:第一人称层面的区分可以帮助组织实验分析,而生理学发现则可以使体验描述更加精确。这并不意味着将每一份内省报告都视为绝对可靠。研究者必须通过明确的程序引导受试者作出报告,并对报告加以比较和解释;报告与目标体验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始终接受检验。
安托万·吕茨及其同事于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经常被人讨论。该研究将参与者在视觉任务开始前对自身体验状态的报告与脑活动测量相结合,分析所报告的准备状态差异是否与神经动态及任务表现的差异相关。它对神经现象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利用体验层面的区分来指导生理数据的组织。这项研究并未证明主观报告能够让人直接获知神经机制,也没有为意识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方案。
生成论在发展过程中对冥想和佛教思想的借鉴,也有方法论和哲学上的目的。《具身心智》借鉴了对所谓固定自我的不稳定性的分析,以及旨在使人更细致地觉察体验的修习。这些联系并不意味着生成论是一种宗教教义,而且佛教传统内部对心智也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科学研究上的困难依然相当突出:训练可能改变报告的内容,预期可能影响描述,而报告与神经测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取决于分析时所作的选择。因此,生成论研究除了特别关注体验描述的准确性之外,也必须满足实验控制和可复现性的一般要求。
动力学模型与实证研究
生成论的解释常借助动力系统理论来描述认知如何在持续的双向互动中展开。这类模型并不将环境视为输入的来源,再由内部处理产生输出,而是描述大脑、身体与周围环境中相互依存的变化。其示意性表述如下:
其中, 表示神经状态或内部状态, 表示身体状态, 表示相关的环境状态。这些方程表达的是相互依赖关系,并非完整的认知理论。要提出具体的科学主张,还需要确定变量、测量相互作用,并为所用函数提供依据。
动力学模型可以刻画吸引子、转变、协调以及模式的稳定性。在熟练动作中,稳定模式可能产生于神经活动、身体力学与任务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源于一套详细规定每个动作的指令。协调动力学研究,包括于1985年提出的哈肯—凯尔索—邦兹模型,表明控制参数的变化如何引发节律性运动模式之间的转变。这类研究并非生成论所独有,但它为解释耦合系统层面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工具。
机器人学提供了一种互补的研究方法。机器人的行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身体形态、材料特性、传感器布局以及与环境的接触。设计者有时可以利用这些关系来实现适应性表现,而不必构建全面的内部世界模型。这与生成论关于具身性的主张有关,但机器人行为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它具有生物自主性。如果一台机器的目标和维持条件由外部给定,那么它或许能模拟感觉运动协调,却未必能模拟生物体自我构成的同一性。
实证研究也可以通过实验操纵知觉与行动之间的正常关系。改变视觉反馈、使用虚拟环境和感觉替代装置,使研究者能够考察:当熟悉的感觉运动规律发生变化时,适应如何发生。互动实验可以比较双向互动与接触预先录制或其他不会作出回应的刺激这两种情况。这些实验设计所检验的假设,比“认知是具身的”这一宽泛主张更为具体,也有助于确定:相较于仅仅接触相似的感觉信息,双向耦合是否带来了额外作用。
核心的方法论问题是欠决定性。动力学模型的成功,并不自动表明其所模拟的过程不涉及表征;同样,计算模型的成功,也不能证明认知仅限于大脑内部的计算。必须通过预测、干预、泛化能力和解释范围来比较模型。生物生成论、感觉运动生成论和社会生成论所针对的现象也各不相同,因此,没有任何单一实验能够证实或驳倒整个理论家族。研究的进展有赖于将宽泛的理论立场与具体机制及具有区分力的检验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与某项观察结果相容视为决定性的支持。
与生态、延展及预测取向的关系
生成论属于具身认知这一更广泛的领域,但这两个术语不能互换。具身理论可能仅仅主张,身体状态会影响原本仍属传统模式的内部加工。生成论通常提出更强的主张:主动的具身活动参与构成了认知,或构成了认知的意义域。同样,嵌入环境可能仅指情境影响表现,而生成论的解释则追问,行动主体与环境如何共同组织有待解释的活动。
与生成论关系密切的是生态心理学,这一学派尤其与詹姆斯·J. 吉布森相关。吉布森在《视觉知觉的生态学取向》(1979)中将知觉描述为获取有机体周围环境中可用的信息,并强调可供性,即环境相对于动物的能力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这两种传统都反对这样一种假设:知觉必须从贫乏的感觉材料中重建世界。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生态学解释往往突出可用信息的结构,而生成论者则强调自主组织以及意义如何在活动中生成。这些视角究竟能够相互补充,还是建立在不同的信息观之上,仍存在争论。
安迪·克拉克和大卫·查尔默斯于1998年为延展心智论题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辩护。该论题认为,某些认知过程可以包含生物个体之外的资源。他们著名的笔记本例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可随时可靠取用的外部记忆辅助工具,能否发挥与生物记忆相当的作用。生成论者同样质疑将颅骨自动视为认知边界的做法,但其论证未必依赖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之间的功能等价性。有些生成论者转而强调工具如何改变具身活动,而侧重生物学的取向则追问,有机体的自主性是否为认知延展设定了原则性的界限。
生成论与预测加工的关系尤其复杂。预测理论通过涉及预测和减少预测误差的机制来解释知觉与行动。主动推断还将行动视为有助于实现预测或维持预期状态的过程。这些取向与生成论一样,关注主动参与和自我维持。然而,许多预测取向的解释采用层级生成模型,并将其理解为对隐因的表征,这使它们与反表征的生成论形成张力。调和二者的尝试,往往取决于将模型理解为内部描述,还是理解为对具身动力学的形式化刻画。
生成论也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对行动、习惯以及意义的实践条件的重视上。约翰·杜威在1896年对反射弧概念的批评,预示了后来对将刺激、加工与反应拆分为独立单元的反对意见。这些历史上的相通之处并未抹去各传统之间的差异。生成论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自主生命、感觉运动组织与亲历体验等问题纳入一个相互关联的研究纲领,而不只是断言行动对思维很重要。
应用、解释的局限与未决问题
在教育领域,生成主义取向为通过身体参与、共同活动以及实践性理解的转变来促进学习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例如,数学学习可以涉及手势、实物操作和图示的协调运用,而不只是掌握明确表述的规则。这里的主张并不是身体运动会自动改善学习效果,而是特定形式的活动有助于组织概念与技能。教育成效仍然取决于任务、教学设计、已有知识以及所采用的评估方式。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领域,生成主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真正的能动性与仅由外部观察者赋予意义的任务表现,究竟有何区别?一个系统可以对图像进行分类或生成文本,却不维持自创生理论所强调的生物组织。反过来,一个通过感觉运动互动来适应环境的机器人,也可能具备某些值得关注的能力,却不满足自主认知的所有拟议判准。因此,不同分支对人工心智得出了不同结论:生物学取向可能强调作为构成性条件的自我维持,而感觉运动取向和激进取向则可以侧重具身能力与互动历史。
如何解释抽象认知和“离线”认知,仍是一项重大挑战。人们能够推理并不存在的对象、构建数学证明、想象遥远的未来,也能在暂时脱离周遭即时情境时进行思考。生成主义的回应诉诸身体技能的发展、活动的重演、语言实践以及外部符号的使用。这些解释资源相当丰富,但它们必须说明具体能力的结构与系统性,而不只是证明这些能力在发展上具有具身起源。证明符号推理是通过社会活动习得的,本身并不能解释一个人后来如何完成复杂的推论。
生命与主观性的关系是另一个未决问题。自我维持或许能够解释事件为何对一个系统具有意义,却不能直接证明该系统有所感受。一些生成主义者认为,有机体的调节、情感性与体验之间存在深刻的连续性;另一些人则对将体验归于最简单的生命系统持谨慎态度。因此,意识的难问题仍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为什么自主的具身组织会伴随体验,哪些组织上的差异又与此相关?
最后一个争议涉及互动在解释中的地位。环境因素可以在因果上影响认知,却不一定是认知过程本身的一部分。要确立构成关系,仅仅证明存在强耦合或行为依赖还不够。生成主义的解释必须明确相关系统、系统的边界以及解释所采用的时间尺度,尤其是在相关过程横跨新陈代谢、个体技能、人际协调与文化实践时。这些问题决定了一种解释究竟是识别出了独特的认知机制,还是提供了一种可以与多种相互竞争的理论相容的宽泛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