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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论

涌现论认为,有组织的系统会展现新的属性或能力,其与组成部分的关系无法用简单聚合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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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论是哲学中的一组立场,探讨有组织的整体如何依赖其组成部分,同时又展现出各组成部分单独并不具备的属性、模式或因果能力。其核心问题不只是整体是否有别于部分,而是整体的属性是否无法通过这些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来解释、预测或还原,以及这种无法解释、预测或还原究竟体现在哪种意义上。涌现论在有关生命、意识以及各门专门科学与基础物理学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影响尤为深远。

这一术语涵盖了一些存在重大差异的主张。一些涌现论者认为,高层次现象完全由低层次过程产生,但需要独立的模型来描述,或者只有逐步推演这些过程才能预测。另一些涌现论者则认为,高层次上会出现真正全新的属性或因果能力,即便掌握了完备的低层次知识,也无法将其推导出来。这些立场通常被区分为弱涌现与强涌现,不过相关术语的用法并不统一。

现代涌现论发端于十九世纪有关化学、生物学和心理活动的讨论,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发展为一场具有鲜明特征的哲学运动,随后又与复杂性科学及当代心灵哲学产生交集。涌现论的持久意义在于区分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另一种解释系统的组织化行为为何具有其特定性质。

依赖性、新颖性与组织方式

涌现论立场通常兼持两项主张:依赖于较低层次的基础,同时又相对于这一基础具有新颖性。液体依赖于分子组分及其相互作用;有机体依赖于有组织的物理和化学过程;按照许多理论的看法,一次意识体验依赖于神经系统的活动。然而,液态特性、生物调节和意识体验,通常并不被视为孤立分子或单个神经细胞所具有的属性。哲学上的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仅仅因为孤立的组成部分不具备某种属性,并不足以确立具有实质意义的涌现论主张:例如,复合物体的质量也不同于其任何单个组成部分的质量。

一个有用的区分是将属性的新颖性与解释原则的新颖性区分开来。一个系统可以具有其任何部分都不具备的属性,同时仍然能够通过这些部分的排列方式得到直接明了的解释。三角形具有任何单条线段都不具备的几何特征,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其不可还原性。更强的涌现论主张关注的是:对组成部分、相互关系及支配规律的完整描述,是否足以推导出相关的系统层次特征。更进一步的主张则关注:系统是否具有某些因果能力,而这些能力既不能等同于较低层次的能力,也无法由后者得到穷尽的解释。

因此,组织方式至关重要。相关基础一般不仅包括组成成分的清单,还包括它们的空间排列、相互作用、历史和环境条件。相同的化学组分可以参与构成截然不同的结构,而相似的宏观模式也可能出现在由不同材料构成的系统中。因此,涌现属性往往被归属于有组织的过程,而不是归属于脱离其关系而单独考察的实体。这一特点将涌现论与本体论联系起来:争议涉及究竟存在哪些种类的实体和属性,而不仅仅是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们。

依赖性经常通过随附性来表述。按照一种标准表述,如果相关的较低层次基础没有任何差异,较高层次的属性就不可能存在差异。随附性本身既不能确立还原关系,也不能确立涌现关系。还原式的同一论和涌现论都可以接受这种共变关系,同时在解释和因果问题上持不同意见。随附性也不会自动说明,这种依赖关系究竟是必然成立的,还是仅在现实的自然规律下成立,抑或只在某个有限的系统类别中成立。

涌现还必须与新事物随时间出现的现象区分开来。只要存在适当的组织方式,某种属性就可能在结构意义上具有涌现性,即使这种组织方式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反过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也未必涉及涌现属性。进化中的新颖性、发育过程中的转变,以及新制度的形成,都会引出有关涌现的问题,但仅凭时间上的新颖性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涌现论的历史形成

古代关于整体、形式和组织的讨论,是涌现论思想的先声,但不应毫无保留地将其等同于现代涌现论。亚里士多德将生物视为有组织的统一体,既通过形式,也通过物质构成来解释它们。然而,他的质形论所处的思想框架,不同于现代关于高层次属性能否由低层次科学定律推出的问题。现代涌现论是在力学、化学理论和进化生物学发展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逻辑体系》(1843年)中,区分了两类情形:一类是各种原因依照合成原则共同起作用,另一类则受他所谓的“异效定律”支配。机械力的合力效应为前一类提供了范例;化学反应则似乎会产生与各反应物单独作用时性质不同的效应。密尔的这一区分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没有额外的定律,仅凭对组成成分的认识,可能不足以推导出化合物的特性。他的论述关注的是科学解释的结构,而非一套发展完备的、关于涌现性心灵因果作用的理论。

乔治·亨利·刘易斯在自1874年起分卷出版的《生命与心灵的问题》中,提出了“合成结果”与“涌现结果”之间的区分,影响深远。合成结果可以通过已知因素的组合来理解,而涌现结果则涉及性质迥异的后果。20世纪初,塞缪尔·亚历山大的《空间、时间与神性》(1920年)、C. 劳埃德·摩尔根的《涌现进化》(1923年),以及C. D. 布罗德的《心灵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925年),分别发展出不同版本的自然界层次观。物质、生命和心灵被视为彼此相连的阶段或层次,而非完全独立的领域。

布罗德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尤为清晰的表述。在他对化合物的讨论中,一位理想化的研究者即使了解其组成成分,以及这些成分在其他组合中的行为,仍可能无法在没有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推导出一种新化合物的属性。这里的关键主张并不是普通科学家的计算能力不足,而是某些将组成方式与高层次特征联系起来的定律,可能是基本定律,而非可以推导出的定律。设想这类定律可能存在,使经典涌现论不再只是断言复杂系统难以理解,而具有了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随着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拓展了科学解释的资源,早期涌现论所依据的科学例证也发生了变化。借助19世纪研究者尚未掌握的机制,化学键和许多生物过程变得可以理解。这些发展削弱了某些以化学现象或生命现象尚未得到解释为依据的论证,却并未在逻辑上驳倒所有形式的涌现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哲学讨论日益将本体论意义上的涌现,与计算和解释层面的自主性区分开来。由此形成的文献已不再属于单一的思想运动:围绕心灵、集体行为和科学还原的争论,发展出了彼此相关却不尽相同的涌现概念。

弱涌现、强涌现、认识论涌现与本体论涌现

弱涌现与强涌现的区分被广泛采用,但其含义因作者而异。一般而言,弱涌现指的是完全通过低层次相互作用产生的高层次模式,不需要额外的基本能力或定律。强涌现则指无法从低层次基础中充分推导出来、并且可能具有不可还原的因果能力的性质。只有明确说明这里的“可推导”意味着什么,以及所设定的低层次基础是什么,这一区分才有用。

马克·贝道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弱涌现解释:宏观状态可以从系统的微观动力学和外部条件中推导出来,但只能通过模拟来实现。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宏观状态缺乏低层次解释,而是要得到这一状态,就必须沿着底层过程的演化逐步推演,而不能借助某种现成的独立捷径。元胞自动机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简单的局部更新规则可以产生持续移动的构型;与逐一列举各个元胞的更新相比,在模式层面描述这些构型的行为要容易得多。

约翰·康威于1970年提出的生命游戏,既展现了这种思路的吸引力,也揭示了它的局限。游戏中的网格元胞按照固定规则改变状态,但滑翔机等构型在网格中移动时,仍会保持可辨认的模式。滑翔机是连续构型中真实存在的模式,而不是添加到元胞之上的额外成分。有些构型的行为很容易预测,而任意构型则会带来困难得多的计算问题。因此,若声称游戏中的每一种模式都不可预测,或者认为模拟上的困难证明了新的因果力的存在,都会造成误导。

另一个相关区分是认识论涌现与本体论涌现。认识论涌现涉及知识、预测、概念资源或现有解释的局限。本体论涌现则涉及现实本身的构成:是否存在真正不可还原的性质、实体、定律或能力。这一区分与弱涌现和强涌现的区分并不完全重合。一位作者可能承认某种性质在本体论上是真实的,同时否认它引入了任何基本的因果能力;另一位作者则可能仅在某种现象与还原论存在更彻底的分歧时,才使用“本体论涌现”这一说法。

讨论强涌现时,需要格外留意“可能”一词的含义。无法完成推导,可能是因为信息有限、计算资源有限、缺乏合适的概念,也可能是因为低层次定律在原则上就不足以完成推导。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才能直接支持最强的形而上学结论。一种现象也可能令人惊讶,却并非涌现现象:一旦补充了先前遗漏的相互作用或边界条件,其行为就可能不再出人意料。反过来,涌现性质的规律一旦为人熟知,也未必仍然令人惊讶。因此,要作出恰当的分类,就必须明确区分低层次解释能够提供什么,以及高层次解释又贡献了什么。

还原、实现与自主解释

涌现论常被视为还原论的对立面,但还原本身有多种含义。本体论还原将表面上不同的实体或性质等同于更基本的实体或性质。解释性还原说明某种现象如何由底层机制产生。理论间还原关注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引入适当的衔接假设后,能否从一个理论推导出另一个理论的定律。方法论还原则是一种通过研究组成部分来理解系统的研究策略。一种立场可以拒绝某类还原,同时接受其他类型的还原。

例如,我们可以从分子、细胞、组织和生理系统等层面研究生物体,而不必假定每一种生物学解释最终都必须被粒子物理学取代。分子机制可以解释一个过程如何发生,演化历史则可以解释这种机制为何会在某个谱系中确立下来。这些解释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它们的并存更能支持解释多元论,而非强涌现。存在多个有用的解释层次,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表明自然界在每个层次上都存在额外的基本定律。

多重可实现性为高层次的自主性提供了一项重要论据。同一种功能性质可以在物理构成不同的系统中得到实例化。同一种计算操作可以由不同的硬件实现,相似的生物功能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解剖结构来完成。在功能主义中,心理状态的刻画部分取决于其因果角色,而非某一种物质构成。如果一个有用的范畴将不同类型的实现归为一类,那么围绕这一范畴形成的解释性概括,就未必能与某一种低层次的物理类别整齐对应。

然而,多重可实现性并不蕴含强涌现。某种高层次性质可以由多种物理构型实现,同时其每一个实例仍可通过各自的具体构型得到充分解释。于是,问题就变成:高层次的一般性解释,是否把握了某些在逐一列举所有实现方式时反而会被遮蔽的内容。涌现论及非还原论立场往往强调这种自主性,而还原论进路则可能允许针对特定领域的还原,或主张所谓的多样性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表达这种关系的一种形式化方法,是使用微观状态 xx、宏观状态 MM 和粗粒化映射 π\pi,使得 M=π(x)M=\pi(x)。如果微观动力学由 FF 表示,那么自主的宏观演化 GG 在理想情况下应满足

π(F(x))=G(π(x)).\pi(F(x))=G(\pi(x)).

在实际的科学模型中,这一关系往往仅在近似意义上、统计意义上或特定条件下成立。它是否有用,取决于时间尺度的分离、稳定性,以及粗粒化所保留的变量。这种自主性可以解释,为何即便没有任何微观定律被违反,高层次定律仍然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但它并不会自动确立不可还原的形而上学新颖性。

向下因果关系与因果排除问题

向下因果关系指的是高层次的组织结构会影响低层次过程这一观念。这一表述在二十世纪关于生物学和系统论的讨论中受到广泛关注,唐纳德·T. 坎贝尔等人的研究也涉及这一概念。例如,细胞的组织结构调控分子活动,生物体的行为改变其组织内部的条件,制度规则影响个体行动。哲学上的难点在于确定这涉及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超出了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普通相互作用。

一种解释将向下因果关系视为约束。膜将分子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的几何结构引导机械力的传递;生物体维持着生化反应得以发生的条件。这些事实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但往往可以用物理层面已知的空间排列、力和相互作用来描述。高层次的解释所揭示的是具有因果重要性的组织结构,而非一种额外的力。按照这种解释,说细胞调控某个分子过程,并不一定与从分子层面说明调控如何发生的解释相冲突。

一种更强的解释则认为,整体具有新颖的因果能力。这就引出了因果排除问题,这一问题尤其与金在权关于心灵因果关系的研究相关。假设高层次属性 MM 由物理状态 PP 实现,而随后发生的物理事件 P′P' 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物理原因。如果 MM 不同于那个物理原因,并且能够独立地充分导致 P′P',那么该事件似乎就受到了系统性的过度决定。如果它在物理原因之外没有任何额外贡献,那么这一高层次属性就有沦为因果上无所作为之物的风险。

这一论证依赖若干假设:物理领域的因果闭合性、高层次属性与物理属性之间的区别,以及不接受普遍存在的因果过度决定。突现论者对此有不同的回应。有些人拒绝因果闭合性,并提出存在额外的基本能力。另一些人则否认应将整体与实现该整体的部分视为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原因。还有一些人通过稳定的、能造成差异的关系来理解因果关系:即便某个高层次变量的效应完全通过物理过程实现,该变量仍可能准确地识别出原因。

仅仅观察到反馈,并不能解决这一争论。恒温器的输出会改变其传感器随后测得的温度,但这种循环式组织方式与完全普通的物理机制并不矛盾。同样,高层次变量在预测上的实用性,也不能自动证明存在一种新的因果能力。核心问题在于:不同层次的因果解释是否相互竞争;什么使得两种描述成为对同一因果过程的描述;以及一个层次上的因果完备性,是否会排除在另一个层次上作出正当因果归因的可能。

物理学与复杂性科学中的集体现象

物理科学提供了一些最清晰的有组织集体行为的例子,但将其解释为强涌现仍有争议。温度、压强、流体流动和磁有序等,都是通过一些并非孤立组分自身属性的变量来描述大规模集体的。统计力学解释了这些变量如何与微观状态及其分布相联系。例如,在处于平衡态的经典单原子理想气体中,每个粒子的平均平动动能为

⟨Ekin⟩=32kBT,\langle E_{\mathrm{kin}}\rangle=\frac{3}{2}k_{\mathrm B}T,

其中,kBk_{\mathrm B} 是玻尔兹曼常数,TT 是绝对温度。这一关系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温度并不在所有情况下都等同于平均平动动能。

相变尤为重要,因为控制参数的逐渐变化可能伴随着质的变化。例如,铁磁有序涉及低于临界温度时磁矩的集体同向排列。在理想化的无限系统中,某些热力学量会在相变处呈现非解析性。有限系统不会表现出完全相同的数学奇点,但足够大的系统可以非常接近相关行为。在关于相变能否还原为微观力学的哲学争论中,有限的现实系统与无限系统的理想化模型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重整化群方法解释了为什么微观细节不同的系统能够表现出相同的临界行为。通过反复改变描述尺度,可以辨别出哪些特征仍然重要,哪些特征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属于同一普适类的系统,尽管材料不同,却可以具有相同的临界指数。菲利普·W. 安德森在1972年的文章《更多即不同》中强调,即使知道了基本定律,仍然需要发现支配有组织多体系统的新原理。这支持了高层次物理学的自主性,但其本身并不能判定是否有基本因果能力涌现出来。

复杂性科学也研究远离平衡态的模式形成。流体在适当受热时会形成对流胞;振荡化学反应会产生有组织的时间行为;相互作用的振荡器可以实现同步。这类例子通常涉及非线性反馈,以及与环境持续进行的能量或物质交换。其宏观组织取决于具体的物理条件,而非某种未经解释的、复杂性会自行产生秩序的倾向。因此,平衡态集体现象和非平衡态自组织都属于广义的涌现讨论范畴,但不应被视为同一种机制。

混沌理论又引入了另一项区分。确定性系统可能表现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使得即便已知其支配方程,长期预测在实践中仍不可靠。这并不必然构成强涌现,而涌现也不以混沌为必要条件。微观轨迹复杂的系统可以产生稳定的宏观秩序,而维度相对较低的模型也可能出现混沌行为。预测失效、集体有序和不可还原性是不同的主张,需要分别加以论证。

生物体、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

生物学中的涌现论关注有组织的生命活动与其物理、化学基础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生命作为一个独特层次的出现,促使人们提出生命系统具有非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属性。不过,涌现论不同于生机论,尤其不同于那些假定存在特殊生命力的生机论观点。许多涌现论进路承认,生物体完全由普通的物理物质构成,同时强调使自我维持、繁殖和适应性活动成为可能的组织方式。至于这些能力是否需要不可还原的定律,则是另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活的细胞说明了相互依存关系如何使单纯基于组成部分的解释变得复杂。细胞膜有助于维持化学梯度;代谢反应提供可利用的能量和分子前体;遗传与调控过程则有助于维持执行这些反应的细胞机制。基因表达中的反馈可以产生开关式变化、振荡以及分化的细胞状态。研究者通过明确的分子网络和可接受实验检验的模型来研究这些行为。将这些行为称为涌现,只有在揭示网络组织如何产生这些行为时才有解释价值,而不是用一个标签替代尚未发现的机制。

发育提供了一个尤为具体的例子。艾伦·图灵在1952年的论文《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中表明,相互作用并发生扩散的物质,在适当条件下能够使最初均匀的状态失稳,进而生成空间图案。这一设想展示了一种机制:局部相互作用无需中央图案形成因子,也能产生大尺度的组织结构。反应—扩散机制与某些生物图案的形成有关,但发育还涉及基因调控、组织力学、细胞运动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单一的涌现模型能够解释生物体的所有形态。

在生态系统中,种群周期、食物网结构和物质流动产生于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使无法掌握个体的详细历史,较高层次的规律仍可能有用。不过,生态系统的边界往往是开放的,并且随尺度而变化,因此必须谨慎界定所谓的涌现属性:稳定性可以指抵抗扰动的能力、恢复速度,也可以指特定种群的持续存在,而这些指标未必一致。因此,笼统声称复杂性越高就必然越稳定,是不充分的。

社会涌现涉及能够理解情境、遵循规则,有时还会对解释自身行为的理论作出反应的行动者。托马斯·谢林的邻里模型表明,个体对居住位置的偏好能够造成大范围的居住隔离,而不必每个个体都偏好最终形成的总体格局。这一结果取决于模型的假设,并不能构成对现实居住隔离的完整解释。更一般地说,市场、组织和制度依赖个体行动,同时也塑造后续的选择。哲学上的争论在于,这类双向解释是否需要不可还原的社会属性,还是可以通过个体、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形成的规则加以重构。

心灵、意识与涌现解释的限度

身心问题始终是推动涌现论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心理活动似乎系统性地依赖于大脑,但有意识的体验又似乎不同于解释神经功能时所涉及的电化学过程。涌现论主张,组织程度足够高的物理活动会产生心理属性,而无须假定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因此,涌现论不同于实体形式的身心二元论,不过,强涌现论也可以被视为属性二元论的一种形式。

涌现论与物理主义的关系,取决于物理主义提出什么要求。如果物理主义只要求一切事物都由物理成分构成,且心理事件都有其物理实现,那么某些涌现论可能符合这一要求。如果物理主义要求每一种属性和因果能力都能还原为基本的物理属性和能力,那么强涌现论便被排除在外。术语上的差异可能掩盖这一实质性分歧:即使一致认为大脑是普通人类意识的必要条件,也不能由此确定意识属性是否可还原、是否具有因果效力,或是否能从物理理论中推导出来。

约翰·瑟尔在生物自然主义框架下,将意识描述为由较低层次的神经元过程所引起的较高层次特征。他使用涌现概念,旨在保留意识作为真实生物现象的地位,同时不引入独立的精神实体。其他哲学家则区分了普通涌现与主观体验可能需要的更强意义上的涌现,前者例如集体性物理属性的出现。问题在于:对信息处理、辨别和行为控制作出解释,是否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过程会具有可被体验到的性质。

这一问题体现于意识的难问题以及围绕感受质的争论。强涌现论者可能会假定,存在将某些物理组织形式与意识特质联系起来的基本定律。这些定律无法从现有的物理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对其加以补充。这一提议在逻辑结构上是清晰的,但仍须承担解释上的责任:它必须明确相关的物理条件、由此产生的意识属性,以及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原则。仅仅声称意识从复杂性中涌现,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关但不同的讨论背景。系统可能表现出某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在规模、训练或评估方式发生变化后才变得明显。这一观察可以支持有关系统层面表现的论断,却不足以支持有关意识或强涌现的论断。表面上的突变也可能取决于评分指标:以阈值判定成功与否的指标可能急剧变化,而底层表现却是在逐步改变。

在上述各类争论中,一种具有实质内容的涌现论解释,必须明确其较低层次的基础、组织条件、较高层次的属性,以及常规推导或还原究竟在哪一点上失效。经验研究可以确立依赖关系、机制和稳定的规律。至于这些规律是否要求存在根本性的新属性或新能力,则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论题,需要根据它在解释上作出的承诺,以及它与相关科学的相容性来加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