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问题是围绕心理现象(如感觉、思想、情绪和意图)与身体过程或物理过程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其核心难点在于,心理生活似乎只能从第一人称视角加以把握,而对身体和大脑的研究则依靠可供公众观察的结构与过程。完整的解释既要说明身体的变化为何会影响体验,也要说明思想和意图如何参与行为的产生。
这一问题在心灵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以及研究大脑的各门科学相交汇。它包含几个可以区分的问题:心理状态是否就是物理状态;意识能否用物理术语来解释;心理状态如何表征事物;以及心理事件是否具有因果效力。这些问题未必需要同一类型的答案。
尽管身心问题常与勒内·笛卡尔联系在一起,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关于灵魂、生命和知觉的争论,在欧洲以外的哲学传统中也有相应的讨论。当代讨论将围绕概念、同一性和可能性的论证,与有关心理能力依赖神经系统的证据结合起来。目前尚无得到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分歧不仅在于哪种理论正确,也在于怎样的解释才算令人满意。
问题的结构
“心理”一词涵盖的现象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疼痛有其主观感受;认为即将下雨的信念表征了某种事态;意图组织行动;而回忆童年往事既涉及表征,有时也伴有生动的心象。因此,意识是身心问题的核心,但并非其全部。无意识知觉、内隐记忆和信息处理同样提出了心理层面的描述如何与物理机制相联系的问题。
一个主要问题属于本体论层面:究竟存在哪些种类的事物?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理的东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物理的东西,不过,二元论者对于这种区别涉及的是实体、属性还是其他方面,存在分歧。物理主义大体上主张,一切事物要么是物理的,要么以某种恰当的方式依赖于物理的东西。还有一些立场质疑这样一种预设:心理描述或物理描述必有一方揭示了实在最根本的本性。这些不同立场有别于解释特定能力如何运作的理论方案。
第二个问题关乎解释。即使某次意识体验与某个大脑过程是同一回事,确定这一过程似乎也未必能解释,为什么这种体验会有某种特定的感受。反过来,一种理论也可能解释注意或记忆的机制,却并未解决心理属性是否可还原为物理属性的问题。确立本体论上的同一性、提供科学解释以及进行概念分析,是彼此不同的成果。将它们混淆,可能会使支持某一主张的证据看起来足以确立一个强得多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涉及因果关系。身体事件似乎会产生心理效应:组织损伤引发疼痛,光线进入眼睛使视觉成为可能。心理事件似乎也会产生身体效应:想要喝水的意图之后,往往接着伸手拿杯子的动作。难点在于如何解释这些关系,既不使物理解释留下缺口,也不把心理生活视为在因果上毫无作用。关于意向性——即思想能够指向事物的能力——的问题又增添了一个维度,因为神经活动必须以某种方式支撑那些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的表征。
还应将身心问题与相邻的问题区分开来。他心问题追问的是,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其他心灵的存在及其特征。关于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则关注是什么使一个人在时间推移中仍是同一个人。这两者都不等同于身心问题,尽管关于具身性和意识的理论会限制可能的答案。同样,一种关于心理因果关系的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
古代及跨文化的探讨
古希腊的讨论通常将 psychē(灵魂)视为生命、知觉和思想的本原,而不只是个人意识体验的私密领域。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提出了灵魂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的论证,并将哲学上的理解与摆脱身体干扰的过程联系起来。不过,他在不同对话篇中的论述也有所不同:例如,《理想国》区分了灵魂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这些理论将对心灵的探讨与伦理品格的养成及知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意识与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单独抽离出来,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提出了另一种框架。在他的质形论中,生命有机体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体,灵魂则是潜在具有生命的有机身体的第一现实性。营养、知觉、位移运动和思想,是不同种类生命体所具有的能力。通常而言,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对象居住在另一个对象之中的关系。不过,亚里士多德对理智的论述,尤其是《论灵魂》第三卷第五章的论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思想的某些方面是否能够脱离身体器官而存在?
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提供了其他解释。德谟克利特将灵魂与原子联系起来,而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则主张以有形物体来解释心灵,并否认个体在有机体解体之后仍能继续存在。斯多葛学派也认为灵魂是有形体的,并以一种具有组织作用、承载张力的 pneuma(灵气)来解释灵魂的活动。这些观点表明,古代的理论选择并不局限于柏拉图式的身心分离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观之间。中世纪思想家后来重新阐释了这些思想遗产: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既主张灵魂是身体的实体形式,也论证了理智灵魂能够自存。
南亚传统对意识、自我性和物质自然发展出了独特的分析。古典数论区分有意识的 puruṣa(神我)与物质性的 prakṛti(自性),将日常认知活动归于自然一侧,而不是将一切心理活动都等同于意识本身。不二吠檀多则在不二论的解释框架中赋予意识以根本地位。佛教传统通常通过无我学说否认恒常、独立的自我,同时将体验分析为不断变化、依条件而生的过程。这些立场无法与现代西方的唯物主义和实体二元论等范畴整齐对应。
中国哲学传统常常通过“心”以及气的变化来讨论知觉、情感和思想。这类框架通常强调身体修养、情感与理解之间的连续性。不应不加辨别地将其归类为现代物理主义,也不应认定它们否认心理层面的区别。比较研究表明,将“心”与“身”表述为两个可各自独立界定的领域,这种常见方式本身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尽管关于体验、身体性和能动性的问题在不同传统中都会出现。
笛卡尔与近代早期的论争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中,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运用怀疑的方法,将外部世界中可受质疑的事物,与我思故我在所表达的思维活动的确定性区分开来。在《第六沉思》中,他论证说,心灵与身体具有实在的区别:心灵通过思维来理解,身体则通过广延来理解。这一主张并不只是说心理词汇与物理词汇有所不同,而是说,作为思维实体的心灵可以不依赖具有广延的身体而存在。
笛卡尔的二元论也认为,人的心灵与身体紧密结合。疼痛、饥饿和情绪,并非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所作的观察。笛卡尔明确否认,心灵存在于身体之中,仅仅如同水手置身于船中一样。然而,如果心灵没有空间广延,而身体又受机械关系支配,那么二者如何相互作用就很难解释。他在生理学著作中赋予松果腺一种特殊作用,认为它负责协调与感觉和行动有关的身体过程,但指出一个解剖学上的部位,并不能解释一个没有广延的实体如何影响物质。
在始于1643年的通信中,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深入追问了这一难题。她问道,既然通常对运动的解释似乎都需要诉诸接触、形状或广延,灵魂又如何能够决定身体中动物精气的运动?笛卡尔的回应,部分是通过区分思维、广延以及二者结合这三种原初观念来展开的。这场通信至今仍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交互作用二元论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而不只是对过时生理学的质疑:即使因果互动的双方属于根本不同的范畴,这种互动也必须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近代早期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尼古拉·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否认受造的心灵与身体能够真正相互作用;上帝以它们的状态为契机,产生相应的结果。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认为,心理过程与身体过程彼此一致,却没有直接的因果作用。巴鲁赫·斯宾诺莎则在1677年出版的《伦理学》中,将思维与广延理解为同一实体的属性。心理秩序与身体秩序表达的是同一个实在,而非两个彼此施加影响的实体。
并非所有近代早期的回应都保留了笛卡尔的预设。托马斯·霍布斯力求从物体运动的角度解释感觉与思维。约翰·洛克则质疑,人类的知识是否足以排除上帝赋予物质以思维能力的可能性。乔治·贝克莱所否定的是独立于心灵的物质实体,而不是心灵的实在性。因此,这一时期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界定明确、只有两种现成答案的问题,而是围绕实体、表象、因果互动以及人类知识的限度展开的一系列不同思路。
物理主义、还原与心脑同一性
现代物理主义的支持依据之一,是心理能力对身体组织方式的系统性依赖。损伤、电刺激、睡眠、麻醉药物及其他干预所造成的变化,都可能改变知觉、记忆、人格和意识觉知。这种依赖本身并不能在逻辑上确立心理状态就是物理状态:某些二元论理论也预言了系统性的相关关系。不过,它确实使心理生活与神经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成为任何恰当解释都必须满足的一项核心约束。
20世纪的心脑同一论提出,心理状态就是大脑状态,而不只是伴随大脑状态出现的效应。U. T. 普莱斯的《意识是一种大脑过程吗?》发表于1956年,J. J. C. 斯马特的《感觉与大脑过程》则发表于1959年。他们以科学中的同一性判定作类比,例如闪电就是放电。一个人即使不了解闪电的物理本质,也能认出闪电;同样,一个人即使不了解与某种感觉相同一的神经过程,也可能识别出这种感觉。意义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指称不同。
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分,即类型同一性与个例同一性之分。类型同一性主张,某一类心理状态,例如某一类特定的疼痛,与某一类物理状态相同一。个例同一性则主张,每一个具体的心理事件都与某个物理事件相同一,但不要求同一心理类别中的所有事件都属于同一种物理类型。人们熟悉的例子“疼痛就是C纤维放电”展示了类型同一性主张的结构,但它并不是能够充分解释所有疼痛的经验理论。疼痛涉及多种外周和中枢过程,而且伤害感受活动也可能在没有有意识疼痛体验的情况下发生。
一个重大挑战是多重可实现性。希拉里·普特南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神经组织方式不同的生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心理状态。如果身体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生物都可能感到疼痛,那么将疼痛等同于某一种界定得很狭窄的神经类型,就显得过于局限。还原论的捍卫者回应说,同一性可以是相对于物种而言的,也可以限于特定系统;或者,相关的物理类型可以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加以界定。与对所有形式的物理主义的挑战相比,多重可实现性更直接地挑战的是简单的、普遍适用的同一性主张。
因此,许多物理主义者将还原与依赖区分开来。心理属性可能随附于物理属性:没有某种物理差异,就不可能有心理差异。不过,随附性本身只是陈述了一种依赖模式,并没有解释其基础。当代的解释可能进一步提出关于实现、构成或形而上学奠基的主张。对于应当如何界定“物理的”,也存在分歧,因为当今的物理学尚不完备,而诉诸某种未明确说明的未来物理学,又可能使这一立场不够确定。
功能主义、计算与具身性
功能主义(心灵哲学)主要根据心理状态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来界定它们。一种状态之所以算作信念、欲望或疼痛,是因为它与输入、其他内部状态及行为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例如,疼痛可能与身体异常、注意、厌恶、学习及保护性行动相关。决定疼痛是什么的,并不只是构成系统的物质材料。因此,功能主义说明了不同的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实现相同的心理组织结构。
这种进路不同于哲学行为主义。吉尔伯特·赖尔在《心的概念》(1949年)中批判了这样一种图景:身体由一个独立的内在主体操控;他将这一主体称为“机器中的幽灵”。行为主义进路强调行为倾向,而功能主义者则明确允许用内部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行为。一个信念本身未必会引发某种特定行动:它可能只有与欲望、预期及其他信念相结合时,才会引发这样的行动。因此,功能组织为解释具有结构的心理过程提供了资源,而不只是罗列外在反应。
心灵计算理论提出了一个相关但有所不同的主张:认知涉及按照可形式化规定的规则对表征进行操作。原则上,一种算法可以在不同的物理介质中实现。这使得计算成为连接心理组织与物理实现的一条颇具吸引力的桥梁。不过,功能主义不必将每一种心理过程都视为数字计算,而计算解释也不必声称,意识的所有方面都已由此得到解释。
约翰·瑟尔于1980年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质疑了“执行程序就足以产生理解”这一主张。在这一思想实验中,参与者按照规则操作中文符号,却并不理解中文。对此的回应包括:理解可能属于整个有组织的系统,而非其中的参与者。针对功能主义的其他反对意见则关注:相同的功能组织是否可能伴随着不同的体验,甚至完全没有体验。这类论证区分了解释智能表现与解释现象意识这两项任务。
具身认知将解释的范围拓展到内部符号处理之外。知觉与行动依赖于身体能力、感觉运动协调,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安迪·克拉克与戴维·查尔默斯在1998年的论文《延展心灵》中主张,在适当条件下,外部资源可以参与构成认知过程,而不只是提供输入。这些进路对将心灵简单等同于颅内过程的看法提出了挑战。它们并不必然反对物理主义:一个分布于大脑、身体和环境之中的认知系统,仍然可以完全是物理性的。
意识与解释鸿沟
当代最难解决的问题涉及现象意识,即经历某种体验时,会有一种特定的主观感受。感受质通常被描述为体验的质性方面,例如疼痛的痛感,或某种特定红色所呈现的样貌。托马斯·内格尔在1974年的论文《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中指出,有机体的主观视角对客观理解构成了挑战。知道回声定位如何运作,并不能直接让人获得蝙蝠使用回声定位时的主观视角。
约瑟夫·莱文于1983年提出了解释鸿沟这一说法,用来描述物理描述与现象特征之间看似存在的鸿沟。戴维·查尔默斯后来将意识的难问题与辨别、信息整合、报告及行为控制等问题区分开来。将后一类问题称为“容易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科学上很简单,而是说,功能性解释和机制性解释似乎可以直接用于回答这些问题。难问题追问的是:这些机制究竟为什么会伴随着体验?
弗兰克·杰克逊于1982年提出的知识论证设想了一位名叫玛丽的科学家: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完全黑白的环境中,却知道关于色觉的全部物理事实。当她第一次看见颜色时,她似乎学到了某种新东西。该论证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她此前已经知道所有物理事实,那么她新学到的就不是物理事实。物理主义者的回应分别质疑了论证中的不同环节:玛丽可能获得了一种能力,以新的方式亲身体会到一个熟知的事实,或者获得了一个新概念,而不是发现了一个额外的非物理事实。杰克逊本人后来也放弃了这一论证的反物理主义结论。
模态论证通过思想实验展开,设想在物理上与我们完全相同、却没有体验的存在,通常称为“哲学僵尸”。如果这样的存在确实可能,那么物理事实就不会必然蕴涵现象事实。物理主义者质疑的是:表面上的可设想性是否足以确立形而上学上的可能性,以及相关情境是否真的得到了融贯的设想。与索尔·克里普克有关的争论还考察了,疼痛与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否被理解为一种只能通过经验获知的必然同一关系。
另一些回应则质疑了关于意识本身的预设。丹尼尔·丹尼特质疑这样一种感受质观念:感受质是内在的、不可言说的属性,可由一个绝不会出错的内在观察者直接把握。错觉主义进路认为,系统可能会错误表征自身体验的性质,从而让本来并非不可回避的解释要求显得不可回避。批评者则认为,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判断体验具有质性特征,可能仍未解释这种特征本身。这场争论关乎应当如何恰当地刻画有待解释的现象,而不只是神经科学还有多少尚未发现的东西。
心理因果与因果排斥
在日常解释中,心理因果似乎不可或缺。一个人打开窗户,是因为他认为房间很热,并且想让空气凉快一些。身体受伤引起疼痛,疼痛又促使人退缩。然而,如果身体运动已经有了充分的物理原因,心理原因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就变得不确定了。对于那些既认为心理属性真实存在且不可还原,又接受物理过程无需诉诸非物理影响便可得到解释的理论来说,由此产生的问题尤为尖锐。
通常被称为物理领域的因果闭合性或因果完备性的原则,大意是说:凡是有原因的物理结果,都有充分的物理原因。这一原则的确切表述十分重要:它不一定主张每个事件都是决定论式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每个物理事件都有原因。然而,如果再加上心理原因与物理原因彼此有别,并且拒绝系统性的因果过度决定,因果闭合性似乎就会威胁到心理的因果效力。如果一个神经事件已经足以引起某个身体动作,那么一个与之有别的心理属性还能发挥什么额外的因果作用?
金在权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因果排斥论证,以反对非还原物理主义。假设某个心理属性依赖于某个物理属性,并且被认为会引起随后发生的身体事件。如果其物理基础足以引起该事件,那么这个心理属性似乎要么可以还原为其物理基础,要么就会被排除在额外原因之外。副现象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心理事件或属性可以由物理过程产生,却不产生物理结果。这一立场的困难不在于形式上的矛盾,而在于有意识的思量和体验似乎由此失去了因果作用。
有几种回应拒绝接受高层次解释与低层次解释相互竞争的假设。软件错误和一连串电子操作都可以解释同一次计算机故障,而不必成为作用于机器的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同样,心理因果也可能是在理由和心理组织层面上描述的因果关系。唐纳德·戴维森在《心理事件》(1970)中阐述的无律一元论,一方面主张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同一,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存在以所要求的方式将心理描述与物理描述联系起来的严格定律。批评者质疑,这是否确保了心理属性本身的因果相关性,而不仅仅是具有这些属性的事件的因果相关性。
其他进路则通过反事实依赖、干预,或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称性来理解原因。一个心理变量即使在其具体物理实现发生变化时,也可能仍然支持稳定的预测。这究竟确立了心理变量自主的因果作用,还是仅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描述,仍有争议。这一问题关乎能动性和道德责任,却不能直接解决它们:思量通过物理过程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思量没有效力,正如对一个行为给出物理解释,本身并不能证明该行为是受胁迫的。
唯心主义、中立一元论、泛心论与涌现
有些进路不接受这样一种预设:本质上不具心灵性质的物质,必须以某种方式产生一个全新的心灵领域。唯心主义赋予心灵、体验或依赖于心灵的实在以基础性地位。例如,贝克莱否认物质实体的存在,却保留了进行感知的精神和被感知的观念。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与他的学说有很大差别。不能简单地将伊曼努尔·康德与贝克莱归为一谈:先验唯心主义关注的是对象能够被经验和认识的条件,并区分了现象与独立于这些条件的物自身。
中立一元论认为,实在的基本构成要素,就其内在性质而言,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事物,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事物。心理描述与物理描述源于这一更基础实在的不同排列、关系,或观察它的不同视角。威廉·詹姆斯和伯特兰·罗素在这一思想方向上提出了各自不同但都颇具影响力的理论。罗素的研究还启发了这样一种观点:物理学刻画的是物质的关系特征或结构特征,同时为进一步阐述物质的内在本性留下了空间。这一思路既可以支持中立的解释,也可以支持将意识纳入其中的解释,具体取决于如何理解那种深层本性。
泛心论主张,体验或某种基本的心灵面向是自然界中基础而广泛存在的。它通常并不声称电子能够推理、具有人类的人格,或对周围环境抱有信念。当代版本的泛心论区分了基本的体验特征与动物那种组织丰富的意识。它们面临的核心困难是组合问题:众多基本的体验主体或体验属性,如何能够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识主体?仅仅认为原初的心灵性无处不在,并不能解释人的体验为何会以现有的方式形成统一整体。
涌现论认为,当组织达到足够的复杂程度时,新的属性便会出现。弱意义上的涌现指的是这样一些模式:它们虽然由底层过程产生,却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描述。强意义上的涌现则意味着,涌现的心理属性具有某些特征或因果能力,而这些特征或能力无法还原为产生它们的物理组织。较强的主张面临两个问题:为什么相关组织会产生体验,以及新的因果能力如何与物理领域的因果完备性相容。较弱的主张更容易与标准的物理主义相容,但似乎仍未回应解释鸿沟的问题。
这些替代进路往往相互交叠。一种理论可能在深层实在的问题上持一元论立场,同时承认存在不可相互还原的不同类型的属性;另一种理论则可能将关于结构的物理解释与关于内在本性的体验解释结合起来。因此,理论标签并不能唯一确定一种解决方案。要作出评估,就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基础性的、什么依赖于什么,以及理论主张体验、表征与因果活动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仅仅更换基本词汇,并不能提供原问题所要求的机制或解释。
神经科学、临床证据与人工系统
实证研究通过揭示特定心理能力如何依赖于物理组织方式,对身心理论形成约束。意识的神经关联物是与意识状态或特定意识内容存在系统性关联的神经过程或系统。研究者区分了意识总体上所必需的机制、与特定体验相关的机制,以及报告体验所需的过程。若不作这些区分,注意、记忆、运动准备和言语报告就可能被误认为是意识本身的组成部分。
不同方法提供不同类型的证据。损伤研究揭示哪些能力会因损伤而受损,而电刺激或磁刺激则能更直接地检验相关机制的因果作用。脑电图记录毫秒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则测量与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氧变化。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直接读取主观体验。对这些证据的解释取决于实验设计、行为指标、生理学假设,以及对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单纯相关因素的区分。
临床观察表明,意识并非一种单一、不可分的能力。在盲视现象中,患者能够对受损视野中的视觉刺激作出辨别,却报告没有通常的视觉意识体验。在通过手术切断大脑两半球之间的联系后开展的裂脑研究,显示出信息获取方面显著的分离现象;不过,关于意识主体的数量及其组织方式的主张,仍需进一步解释。2006年,阿德里安·欧文及其同事报告称,一名临床诊断为植物状态的患者在接到想象任务指令后,脑成像显示出与任务相关的反应。此类发现表明,缺乏可观察到的行为,并不等于有确凿证据证明意识不存在。
科学理论分别探讨这些发现的不同方面。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认为,当信息能够被分布式系统广泛利用时,它就进入了意识。整合信息理论则提出,意识与系统内在的因果组织之间存在一种形式化关系。这些理论是研究纲领,而非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问题解决方案。它们的预测可以接受检验,但哪些测量能够恰当地反映体验,以及对信息获取或因果结构的解释是否也解释了体验的现象特征,仍存在争议。
人工智能的进展使智能行为与意识体验之间的区别更加凸显。一个系统能够生成流畅的语言或解决困难的任务,但仅凭这些表现,并不能证明它具有感受。功能主义者可能认为,恰当的组织方式足以产生心灵;其他理论则认为,生物过程、具身性或特定的因果结构是构成心灵的要素。目前还没有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检验,能够不依赖这些理论立场,仅凭任意机器的行为就推断其是否具有意识。因此,实证进展最直接涉及的是特定能力、机制和预测,而关于同一性或主观体验的更广泛主张,仍需额外的哲学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