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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形而上学、认识论与哲学史 / meditations-on-first-philosophy · 作品

第一哲学沉思集

笛卡尔于1641年出版的著作,通过彻底怀疑、上帝存在的论证及心身区分,重建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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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沉思集》是勒内·笛卡尔的一部哲学著作,于1641年在巴黎首次以拉丁文出版。全书由六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沉思构成,试图通过搁置一切可疑的信念,考察是否仍有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从而为知识奠定稳固的基础。其主要议题包括: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的存在与本性、上帝的存在、错误的根源、物质事物的本性,以及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区分和结合。

这部著作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各项论证本身,也在于这些论证依次展开的方式:读者被要求转变自己的判断习惯,从依赖感官转向理智的理解,继而在一定限度内重新确立对物质世界的信任。出版时,书中还收录了同时代哲学家和神学家提出的反驳,以及笛卡尔的答辩,因此它既是一场持续深入的沉思,也是一份哲学论争的记录。

写作、出版与沉思形式

笛卡尔在数学、自然哲学和哲学方法方面研究多年之后,写成了《沉思集》。他于1637年以法文匿名出版的《方法谈》,与三篇科学论文一同问世,其中已经简要阐述了思维的自我、上帝以及灵魂与身体的区分。《沉思集》则面向熟悉学术性哲学论证的读者,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连贯的探讨。尽管笛卡尔自1628年起主要居住在荷兰共和国,他仍安排这部拉丁文著作在巴黎出版,以便借助当地的学术界和神学界网络,使其传播至欧洲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初版书名宣称,本书将证明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朽。164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第二版,则改为强调对人的灵魂与身体之间区别的证明。这一变化对应着内容提要中承认的一项重要局限:仅仅确立心灵与身体彼此有别,本身并不足以完整证明个人的不朽。要完成这样的证明,还需要有关实体的持续存在,以及实体在何种条件下会不复存在的进一步前提。法文译本于1647年问世,其中各篇沉思由吕讷公爵翻译,反驳与答辩由克洛德·克莱尔瑟利耶翻译;笛卡尔审阅了译文。

全书以一封致巴黎神学院的献辞开篇,随后是序言和内容提要。笛卡尔将上帝的存在与灵魂问题视为可以通过自然理性加以探究的事项,而非只能凭借宗教权威来确立的事项。他希望借这篇献辞,使著作在天主教会的知识界获得好评,但献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其论证得到了该机构的认可。哲学证明与神学教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本书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

六篇沉思以循序渐进的练习形式呈现,而不是像传统教科书那样划分为命题与证明。其叙述次序设置了若干停顿,让沉思者必须先放下习以为常的假定,才能继续前行。这种文学形式与宗教中的冥想修习有相通之处,但其直接任务是哲学审察,而非宗教虔修。其中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应被简单视为自传式记录:叙述者也是为读者构建的一个可供代入的角色。笛卡尔后来将这种发现的次序,与另一种综合式编排区分开来;后者按照几何学的方式列示定义、公理和结论。因此,跟随注意力的转移,也是理解其论证的一部分。

第一沉思:怀疑的逐步扩展

第一沉思首先承认,自幼接受的许多信念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笛卡尔并不打算逐一审查每个信念,而是将矛头指向大类信念所依赖的基础。如果这些基础可以受到怀疑,那么建立在其上的判断就可以一并悬置。这是方法论上的怀疑,而不是日常实践中的怀疑:问题不在于某个信念是否很可能为真,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合理,而在于它能否充当绝对可靠的起点。因此,在笛卡尔这项最终旨在克服哲学怀疑主义的计划中,怀疑主义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

怀疑首先针对的是感官信念。在远处或不良条件下观察物体时,人可能产生误认,这说明感官并非始终可靠。然而,偶尔出现的知觉错误,似乎不足以动摇一些日常判断,例如自己正坐在炉火旁、穿着衣服,或手里拿着一张纸。梦境论证将怀疑扩展到了这些看似直接的经验。梦能够以令人信服的鲜明程度呈现熟悉的情境,而起初似乎找不到任何始终可靠的标志来区分清醒与做梦。因此,经验表面上的直接性,本身并不能确立它所呈现的外部事物的存在。

不过,梦似乎仍保留了一些一般性的要素。即便是想象中的场景,也可能由形状、大小、数目、位置和时间等基本特征组合而成。因此,研究现实中复杂事物的科学,似乎比算术和几何学更容易受到怀疑: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二加三似乎总是等于五。随后,笛卡尔提出了一种更为彻底的可能性。如果沉思者是由一位全能的创造者造就的,那么这位创造者是否可能把心灵造成这样:即使进行看似显而易见的计算,它也会出错?诉诸仁慈的上帝并不能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日常错误本就存在。

这篇沉思最后设想了一位极其强大而狡诈的欺骗者,而不是接受上帝会欺骗人的神学设想。这个形象充当了一种思想实验,使怀疑能够顶住根深蒂固的习惯所施加的压力,持续发挥作用。沉思者决意将外部事物、身体器官和熟悉的表象都视为可能具有欺骗性。这并不是断言某个欺骗者确实存在,也不是断言以往的每个信念都是错误的,而是有意悬置赞同:凡是能够受到怀疑的东西,都暂时不纳入知识的基础。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旨在揭示一种真理,其正当性不依赖于那些正在接受审查的假定。

第二沉思:存在、思维与蜡块

第二沉思发现,欺骗者假说也有其限度。即便一个强大的欺骗者在其他一切事情上误导沉思者,欺骗仍以沉思者的存在为前提。每当沉思者思考或说出“我在,我存在”这一命题时,它就必然为真。与笛卡尔其他著作中那句耳熟能详的表述“我思故我在”不同,《沉思集》强调的是思维活动中自身存在的直接确定性。这里的要点并不是把一条预先确立的、关于思维者的一般规则运用到某个具体情形中。试图怀疑自身存在,这一尝试本身就显现出足以消解这种怀疑的思维活动。

这一确定性最初确立的内容,比通常对人的理解要少。沉思者还不能声称自己拥有身体,因为身体的存在仍受到第一沉思中那些怀疑的制约。诸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之类沿袭下来的定义,也无法在不引出更多问题的情况下提供基础。经受住怀疑的,是一个“思维之物”,即 res cogitans。笛卡尔将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意愿、拒绝、想象和感觉都列为它的活动。即使没有任何外部对象与某种感官体验相对应,这种表面上的感觉活动的发生,仍是一种思维样态。

心理活动的发生与其被假定的外部原因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沉思者认为有光可见或有声可闻,这可能是错的;但认为自己似乎在看或在听,却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出错。不过,由此获得的自我知识究竟涵盖多大范围,仍有争议。文本所说的是一个思维之物,而不只是一次不属于任何主体的思维活动。批评者追问:思维活动发生的确定性,是否也确立了一个持续存在的主体或实体?笛卡尔在后续论证中对自我作出了更完整的说明,但最初的这一发现,尚未证明他后来关于心灵提出的全部主张。

蜡块的例子考察的是我们如何认识物体本身。一块蜂蜡起初具有特定的气味、颜色、质地、形状,以及敲击时发出的声音。靠近火时,这些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判断它是同一块蜡。因此,蜡的本性不能等同于最初那一组感官性质。想象力也无法遍览它可能呈现的无穷多种形状。理智将它理解为某种有广延、可塑且可变的东西。

这个例子尚未证明蜡独立于心灵而存在。它表明,即使是一个看似简单直接的物体判断,也涉及理智的把握,而不只是感觉。此外,每一个关于蜡的判断,也都显露出作出判断的心灵。笛卡尔认为,正是在这种认识论意义上,心灵比身体更易于认识。

第三沉思:观念、因果充分性与上帝

第三沉思考察思想的内容,并追问其中是否有任何内容能够确立思维着的自我之外某种事物的存在。笛卡尔将作为表象的观念与意愿、判断等活动区分开来。如果仅仅把观念看作心灵中发生的一件事,那么它并不会仅因心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似而成为虚假的。错误尤其产生于这样的情形:判断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认定某个观念与外部对象相符。笛卡尔还区分了看似天赋的观念、似乎来自外部或由外界获得的观念,以及显然是自行虚构的观念。在这一阶段,这些分类只是描述观念表面上的来源,而不是已经确立、不再受怀疑影响的结论。

他关于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明,以一套关于因果关系和实在性等级的理论为基础。观念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心灵样态,具有“形式实在性”;而它的“客观实在性”,则在于它所表象的实在性。这里的“客观”并不是现代日常用语中不偏不倚或独立于心灵的意思。实体的观念所表象的实在性,多于样态的观念;无限实体的观念所表象的实在性,又多于有限实体的观念。支配这一论证的因果原则是:一个完整的动力因,必须至少包含与其结果同等程度的实在性,无论是以形式的方式,还是以卓越的方式——也就是说,以相同的形式,或以更高的方式包含这种实在性。

沉思者发现,自己具有一个关于无限、独立、至智且全能的存在者的观念。笛卡尔认为,有限而不完美的自我,不可能是这一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充分的最终来源。他反对把无限仅仅看作通过否定有限而制造出来的概念:对缺陷和怀疑的意识,已经预设了某种关于完美的概念,正是以此为参照,我们才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因此,足以产生这一观念的原因,必定实际拥有该观念所表象的完美性。笛卡尔将这一来源认定为上帝。这一论证依赖于有关因果关系和表象的实质性形而上学立场,而不只是基于人们具有宗教概念这一心理学观察。

一个相关的论证追问:是什么使沉思者的存在得以时刻延续?笛卡尔认为,保存与创造需要同样的力量,因为某一时刻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解释另一时刻的存在。有限的自我没有能力赋予自身它所能构想的一切完美性;它的持续存在,最终依赖于一个拥有这些完美性的存在者。即使依存的原因序列无限延伸,也不能消除对一个充分的、维持其存在的根源的需要。

由于欺骗体现了一种缺陷,至善至美的上帝不可能是欺骗者。这一结论旨在确保清楚而分明的理解是可靠的,使之免受第一沉思所引入的彻底不确定性的威胁。然而,这一论证能否在不预设这种可靠性保证的情况下确立它,成为全书的核心争议之一。

第四沉思:判断、自由与错误

在论证了造物主不会欺骗之后,笛卡尔必须解释人类为何仍会犯错。第四沉思认为,错误既不在于仅仅拥有观念,也不在于理智中被刻意植入的缺陷,而是产生于理解力与意志的相互作用。理智将对象呈现出来,供人考察;意志则作出肯定、否定、追求、回避或悬置判断。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模糊不清。相比之下,人们体验到,意志所能尝试作出判断的事项范围却不受限制。当判断超出了理智清楚而分明地把握的范围时,错误就会发生。

这一解释将认识论证成与自由意志联系起来。当一个命题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时,沉思者可以暂不赞同,而不是毫无根据地作出决定。因此,错误判断被解释为对某种能力的误用,而这种能力本身并无缺陷。笛卡尔将错误描述为一种缺失:它是判断活动中本应具备的正确性的缺失,而不是一种需要上帝去创造虚假之物的实在存在。有限性本身并不是错误。只要意志不去肯定理智未能充分揭示的东西,有限的理智就能正常运作。

笛卡尔还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当支持相互竞争的选项的理由势均力敌时,自由才达到最大程度。在他看来,因无知而产生的无所偏向,是自由的最低等级。对真或善的清楚把握,会使意志产生强烈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志的行动受到了外在强制。对真理理解得越清楚,就越能自由地表示赞同。这使笛卡尔的自由观有别于那种仅将自由等同于不受理由驱动、可以在两个选项之间任择其一的能力的理论。他的其他著作使“能否作出其他选择”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沉思集》特别强调由理解力引导的自发性。

这一解释还对人类神学判断的限度作出了限定。有限的人不能指望理解无限的造物主的一切目的,也不能依据宇宙某一部分的状况来评判整个宇宙的完善程度。笛卡尔并未详细解释为何每一个具体的错误都会得到允许。相反,他论证说,错误的发生与一位不会欺骗的造物主并不矛盾,因为涉及其中的各种能力都可以得到正确运用。

因此,论证中提出的补救办法也十分明确:赞同应当始终限于清楚而分明的知觉范围之内。感官的不确定性涉及经验是否忠实地表征外在事物,而这里的问题则涉及思考者借以认可某个命题的行为。第四沉思由此解释了确定性与人类的易错性如何能够并存。

第五沉思:本质与本体论论证

第五沉思首先考察:在物质事物的存在尚未得到确立之前,我们能够认识它们的哪些方面。笛卡尔指出,长、宽、深三个维度上的广延,以及形状、位置、运动和持续时间,都是物体本性中可以由理智把握的特征。几何对象具有确定的性质,思考者不能随意改变。例如,三角形具有某种本性,即使在思想之外并不存在三角形,也可以证明由这一本性推出的结论。发现这类结论,不同于虚构一种可以任意赋予其属性的生物。笛卡尔将这些数学本性称为真实且永恒不变的。

这番讨论涉及本质与存在的区别。知道三角形是什么,并不能证明三角形物体实际存在。然而,笛卡尔认为,至上完满的存在者是一个例外。在这里提出的本体论论证中,必然存在与上帝的本质密不可分。正如某些几何性质无法与三角形的本性分离,存在也无法从一个具备一切完满性的存在者的概念中剔除。因此,上帝并不只是一个一旦有现实实例便可能存在的对象;笛卡尔所主张的是,必然存在就属于上帝之所是。

笛卡尔预先考虑了这样一种反对意见:思想不能将必然性强加于现实。将山与谷一同构想出来,并不能证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存在。他回应说,山与谷的联系只能表明,如果它们存在,就必定彼此不可分离;而上帝的观念则包含存在本身,且存在与至上完满性不可分离。按照他的解释,这种必然性不是由思考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对象的本性中被发现的。因此,这一论证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任意一个想象中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必然存在,被认为专属于一个无限且至上完满的存在者。

这一论证与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早先提出的相关推理相似,不过笛卡尔将其纳入了自己关于清楚分明知觉的理论之中。批评者质疑:存在是否是一种能够以这种方式纳入本质的完满性,相关的上帝概念是否自洽,以及概念上的不可分离是否蕴含实际存在。后来,伊曼努尔·康德提出,存在并不是一种为概念增添规定性的实在谓词。这一批评成为讨论此类证明时的核心议题。

第五沉思还将对上帝的认识与稳固的数学确定性联系起来。一个人在专注于某项证明时,或许能够把握它;但在日后只回想起结论、没有回顾支撑结论的推理步骤时,却可能重新产生疑虑。笛卡尔认为,上帝不欺骗人,这就保证了我们有理由确信:被正确把握的真理始终为真,从而使知识能够在理智不再直接关注它之后仍然保持有效。

第六沉思:物体、实在区分与身心结合

第六沉思考察物质事物的存在以及心灵与身体的关系。笛卡尔首先区分了想象与纯粹理解。三角形既可以被理解,也可以在心中形成图像;千边形则可以被理解,却无法在心中同样清晰地呈现其所有边。因此,想象似乎涉及心灵纯粹智性活动之外的某种因素。笛卡尔认为,这一区别暗示了心灵与身体之间的联系,但还不足以证明身体的存在。决定性的论证必须解释感觉经验,以及心灵在接受这些经验时所表现出的被动性。

感觉观念并非由沉思者自主选择而产生,有时甚至违背其意愿。笛卡尔推断,必定有某个主动的来源产生了这些经验。就此而言,它们不可能源自仅仅被视为思维之物的自我,因为它们的产生既不为自我所察觉,也不受其控制。可以设想,上帝直接造成了这些观念,但沉思者有一种强烈的自然倾向,认为它们来自物体。如果这种倾向系统性地误导人,而人又未被赋予纠正错误的能力,那么上帝不欺骗这一点就无法成立。因此,笛卡尔得出结论:物质事物确实存在;但他并不认为,每一种感觉性质都与对象的某种属性完全相似,恰如我们所经验到的那样。

对身心二元论的论证,建立在心灵与身体可以被清楚、分明地分别设想这一基础上。心灵被理解为能思维而不具广延的东西;身体则被理解为具有广延而不能思维的东西。凡是能够被清楚、分明地分别理解的东西,上帝都能将其分别创造出来,因此心灵与身体之间存在实在的区分。另一个对比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物体可以分割为各个部分,而心灵作为思维主体,并不被把握为空间上可分割的东西。这些论证确立的是两者各自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人的心灵通常无需身体便能运作。

事实上,笛卡尔明确否认,心灵只是像水手待在船上一样寄居于身体之中。饥饿、口渴和疼痛揭示了身心之间的紧密结合。身体受伤并不只是被记录为一份超然的理智报告,而是被身心结合的人感受为痛苦。文本的这一方面使身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能仅仅归结为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简单对立。

感觉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身体机制来解释。沿神经通路的不同部位,都可能引发传至大脑的同一种运动模式,因此,通常与某一部位受伤相联系的感觉,也可能在该部位并未受伤时出现。这套系统可以在总体上有益,却不必在每一种异常情形下都万无一失。最后,清醒时的经验之所以有别于梦境,在于它与记忆及更广泛的生活历程之间具有连贯的联系。因此,重新确立的物质世界之所以可信,依靠的是相互协调的判断,而不是对一切表象的无条件信任。

清楚分明的知觉与笛卡尔循环

理智明证与上帝担保之间的关系,引出了被称为笛卡尔循环的异议。笛卡尔似乎主张,凡是被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因为完满的上帝不会欺骗人。然而,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却运用了他认为能够被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原则,其中包括因果充分性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只有在上帝的存在得到证明之后才值得信赖,那么这一证明似乎就预设了它本来要确立的担保。问题涉及的是证成的次序,而不仅仅是各个主题在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一种回应区分了当下专注于某一直观时所具有的确定性,与认知能力的一般可靠性。当沉思者清楚地专注于一个命题时,他便不可能真正拒绝认可它。因此,上帝的存在并非用来产生这种直接的确定性,而是用来消除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清楚的知觉是否仍有可能存在系统性缺陷。按照这种解释,论证从一些理智活动出发,这些活动在发生的当下便自带确证;随后,论证确立一条使知识得以稳固成立的一般原则。这里所区分的,是某个具体活动的自明性,与对这类活动何以有助于把握真理的全面说明。

另一种回应则强调记忆。在逐步审视一个证明时,它可能是明证的,但许多证明的全部内容无法同时呈现在心中。一旦注意力转移,沉思者便只是记得自己曾理解这个论证,而不再直接思考其中的每一步推论。笛卡尔在答辩中反复将上帝的担保与这类记忆中的证明是否可靠联系起来。按这种解读,上帝存在的证明所起的作用,是使科学知识能够跨越时间而保持有效,而不是为每一次直接的直观提供确证。困难在于:如果记忆的可信性据说仍有待确定,那么上帝存在的证明本身能否不依赖这种记忆而完成?

对于彻底怀疑的地位,各种解释也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存在一个欺骗性的造物主这一可能性,对“我思”之外的每一项理性判断都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暂时的疑虑,认为它实际上无法推翻一个完全清楚的理解活动。这两种不同看法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上帝存在的证明:它究竟必须满足一套独立的怀疑论标准,还是只需解释理智经验中已经出现的确定性。

这场争论揭示了基础主义的一个结构性难题:一种寻求终极根据的理论,必须说明其出发点如何获得证成,同时又不要求为这些出发点提供同一类型的进一步根据。笛卡尔的进路对确定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一宏大目标能否以非循环的方式实现,至今仍是《第一哲学沉思集》不断受到细致论证分析的重要原因。

作为本书组成部分的反驳与答辩

《沉思集》在出版前经由马兰·梅森传阅,梅森向笛卡尔学术交往圈中的学者征求批评意见。初版附有六组反驳,1642年的第二版又增添了第七组。这些往来论辩并非仅仅是后来的评论,而是本书最初公开呈现时的组成部分,也阐明了笛卡尔希望人们如何理解其中的关键主张。反驳者并不持有统一的立场,其中既有神学家、经院哲学家,也有唯物主义批评者和更注重经验的哲学的倡导者。

第四组反驳的作者安托万·阿尔诺针对循环论证和心身区分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质疑。他问道:一个思考者是否可能清楚地设想自身不具有身体,却仍未认识到某种对其本性至关重要的身体属性?通常而言,一个人对某个对象的认识不完整,并不能证明那些尚未被认识到的属性可以与该对象分离。笛卡尔在回答中区分了仅仅不充分的描述与足以把握一个完整事物的清楚分明的观念。因此,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完整的理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而不只是心灵与身体看起来是否有所不同。

托马斯·霍布斯在第三组反驳中,质疑了从思维活动推导出非物质的思维实体这一步。他认为,认识到一种活动,并不能确定从事这种活动的事物具有何种本性;思维的主体也可能是有形体的。笛卡尔回应说,他最初将自我认定为思维者时,尚未包含关于其非物质性的完整论证。两人的分歧还涉及语言和共相:霍布斯在解释推理时赋予名称更重要的作用,而笛卡尔则坚持认为,理智的理解不能被化约为言词操作或形体意象。

皮埃尔·伽桑狄在第五组反驳中,质疑了怀疑方法的极端程度、上帝观念所谓的天赋性及其因果来源,以及心灵如何认识自身的解释。他的批评促使笛卡尔正面回答:对思维自我的描述是否已经充分,以及那些被归于纯粹理智的概念,是否反而可能源于经验和抽象。笛卡尔在答辩中捍卫了想象某物与理解某物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对他关于无限、数学对象和心灵的解释至关重要。

其他反驳则考察了因果证明、神学意涵以及各项论证的逻辑形式。在第二组答辩中,笛卡尔以定义、设准、公理和命题给出了一种几何学式的表述。不过,他仍然认为,这种综合式编排并不是引导读者摆脱感官成见的最佳方式。沉思式论证与形式化重述相结合,使这部出版后的著作既可被视为一种重新调整思想方向的练习,也可被视为一组接受公开批评的主张。

哲学界的接受与持久的诠释分歧

《沉思集》帮助确立了近代早期哲学的一个独特出发点:要求通过考察认识主体,为关于实在的主张提供正当依据。它成为与理性主义密切相关的主要文本之一,尤其是因为它对天赋观念、理智直观和数学证明的探讨。然而,这部著作并非一味排斥经验。第六沉思在一定限度内恢复了感官知识的地位,而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也离不开对可观察现象的研究。其标志性的主张是:对自然最可靠的解释必须以理智可理解的原则为基础,而不能直接采信感官表象。

十七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并非只是重复书中的论证,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巴鲁赫·斯宾诺莎否认存在多个相互独立的实体,主张只有一个实体,并将思维与广延理解为这一实体的属性。尼古拉·马勒伯朗士发展出一种偶因论,认为事件真正的动力因是上帝,而非受造的心灵或物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则借助前定和谐,对实体及其相互协调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些立场所回应的问题之一,是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之间如何可能存在因果联系。在《沉思集》之外,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于1643年与笛卡尔通信,追问非物质的心灵如何能够决定身体的运动。

与经验主义相关的哲学家对笛卡尔思想遗产的不同部分提出了挑战。约翰·洛克反对天赋原则,并提出以感觉和反省为基础的观念理论。大卫·休谟则质疑,内省是否能揭示笛卡尔所描述的那种持续存在的精神实体。康德随后指出,“我思”所表达的统一性,并不足以使我们在理论上认识到自我是一个单纯而持存的实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一问题成为他批判理性心理学的一部分,与他对传统上帝存在证明的考察并列展开。

这部著作也影响了一些反对其看似将主体孤立起来的思想进路。埃德蒙德·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明确重访了笛卡尔的思想,同时借助现象学改造了这一探究。二十世纪哲学考察了怀疑能否脱离日常语言实践、知识是否必须具有确定性,以及能否独立于身体性和社会关系来理解精神生活。当代的怀疑论情境,如缸中之脑,即使舍弃了笛卡尔的神学框架,仍重现了同一个结构性问题:仅凭从内部无法区分的经验,能否确立外部世界的存在。

一个持续存在的诠释分歧在于,应当如何将六篇沉思作为整体来阅读。一种进路将其重构为一系列可以独立评估的论证;另一种则强调对注意力的训练,认为读者由此养成新的理智习惯。相关的分歧还包括:最终立场究竟是按照怀疑论自身的标准击败了它,还是取代了怀疑论者的标准,抑或依赖于怀疑论未必需要承认的形而上学前提。文本中的论证始终与这样一个问题密不可分:这些依次展开的练习,究竟旨在带来何种哲学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