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是勒内·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的第一沉思中提出的假想欺骗者。笛卡尔设想,有一个强大而狡猾的智慧存在,竭尽全力欺骗他,使表象中的外部世界显得真实。这一情境是其怀疑方法中的一个思想实验,并不是在断言这样的存在确实存在。它检验是否有任何信念能经受住系统性欺骗的可能性,后来成为认识论以及有关哲学怀疑主义讨论中的核心例子。
术语与目的
“恶魔”一词译自笛卡尔使用的拉丁语 genius malignus,也可译作“邪恶精灵”或“恶意的魔鬼”。这里的 genius 指精灵或智慧存在,而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1647年出版的《沉思集》法文版使用的是 malin génie。
尽管笛卡尔借用了恶意超自然存在的形象,这一论证并不依赖任何特定宗教对魔鬼的解释。它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欺骗可能性:就连通常用于核查某个信念的方法本身,也可能受到欺骗的影响。
笛卡尔的直接目的是暂不认可那些容许怀疑的信念,以便为知识找到稳固的基础。他并不因为一个信念可以被怀疑,就推断它是假的;相反,他只是暂时将可疑的信念视为不适合充当确定性的基础。这一计划体现了基础主义:试图将知识建立在基本信念之上,而这些基本信念的地位不依赖于其他可能不确定的信念。
第一沉思中怀疑的展开
在提出恶魔假说之前,笛卡尔先后给出了几个愈发彻底的怀疑理由。
感官错误
笛卡尔首先指出,感官有时会误导我们,尤其是在感知微小或遥远的物体时。这类错误动摇了对知觉毫无保留的信任,但仅凭这些错误,还不能表明所有感官信念都值得怀疑。看错远处的物体,似乎并不妨碍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获得可靠的知觉。
梦境
做梦的可能性将怀疑扩展到看似平常的经验。梦境可以呈现出令人信服的场景,使人仿佛清醒着,拥有身体,周围环绕着熟悉的物体。
然而,梦境并不会立即动摇一切。即使是虚构的场景,似乎也要运用形状、数量和广延等较简单的要素。因此,笛卡尔起初认为,基础数学比关于具体物体的信念更不容易受到怀疑:无论一个人醒着还是睡着,计算似乎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对看似自明的判断的欺骗
接下来,笛卡尔考虑:一位全能的创造者是否可能把他造成这样,以至于他即使在作出看似完全自明的判断时也会犯错。他还考虑了自己的起源并非如此完满的可能性,但这显然也不能使他更有把握相信自己的认知是可靠的。
恶魔是在这一逐步推进的怀疑过程末尾被引入的。笛卡尔决定假定,操纵其经验的不是仁善的上帝,而是一个极其强大、极其狡猾的欺骗者。天空、大地、颜色、声音,乃至他看似拥有的身体,都可能是骗人的表象。
这一假定也有实际的思维训练作用:它能抵消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熟悉信念的习惯。通过持续设想蓄意的欺骗,笛卡尔试图保持其探究所要求的悬置判断状态。
假说的范围
恶魔常被描述为能够在一切事情上欺骗人类的存在。这种说法需要加以限定。
首先,这一假说并未证明每个信念都是假的。一个实施系统性欺骗的存在,可以容许许多真信念存在,同时使认知主体无法区分可靠与不可靠的判断。
其次,恶魔不必让矛盾成为真。怀疑论的挑战在于,思考者能否信任特定的判断或推理的运用,而不在于欺骗者能否直接废除逻辑学。
第三,诠释者会区分明确描绘的恶魔情境与此前关于可能施行欺骗的创造者的讨论。较早的段落直接对初等计算提出了怀疑,而恶魔段落则格外生动地聚焦于感官表象和身体的存在。恶魔本身是否足以重现先前怀疑的全部范围,是一个有待诠释的问题;不应不加分辨地将这两段视为完全相同。
核心问题是认识论上的:如果一个人的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所作的看似有效的核查,都可能受到系统性的误导,那么,凭什么能够确信它们是可靠的?
我思与欺骗的限度
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找到了欺骗者无法动摇的一点:如果他正在受骗,那么他就必须存在,才能受骗。每当他思考,或在心中考虑自己存在这一命题时,他的存在也就得到了确认。
这一洞见通常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联系在一起。不过,《沉思集》将其核心表述为“我在,我存在”:每当思考者想到或说出这句话时,它就必然为真。
这里的要点并不是说,一个已被独立证实的身体必定存在。在这一阶段,身体的存在仍然可疑。这个论证也没有立即确立持续的个人同一性,或其他心灵的存在。它所确立的是思考者在思考活动中的存在。
因此,恶魔有助于揭示怀疑主义的一个界限。欺骗预设了一个正在受骗的主体:当欺骗正在发生时,试图使某人相信自己存在,不可能让这个信念变成假的。
笛卡尔的回应与笛卡尔循环
笛卡尔并不打算让《沉思集》止步于“我思”。随后,他论证了一位完满而不欺骗的上帝的存在,并借助上帝不欺骗人的本性,来确保自己可以信任那些清楚而分明地知觉到的事物。之后的论证则涉及物质事物的存在,以及心灵与身体的关系。
这一回应引出了被称为笛卡尔循环的反驳。批评者质疑:笛卡尔是否一方面依靠清楚而分明的推理来证明上帝存在,另一方面又依靠上帝的存在来保证清楚而分明的推理可靠?
在答辩中,笛卡尔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下直接专注于清楚而分明的知觉时所具有的确定性,另一种是在回忆结论、却未在当下关注其证明过程时所需的保证。这一区分能否充分回应上述反驳,仍有争议。
因此,应当将恶魔假说与笛卡尔完整的认识论证成理论区分开来。它提出的是后续论证意在克服的障碍,而不是他对知识的最终解释。
后世意义
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论论证
后来的哲学家常常脱离笛卡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单独使用恶魔设想。其核心挑战在于:普通经验或许无法区分真实的环境与一个受到系统性欺骗的环境。
一种常见的重构如下:
- 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日常命题,那么此人必须能够排除某种与该命题不相容、且与之相关的欺骗情境。
- 此人无法排除恶魔情境。
- 因此,此人并不知道那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日常命题。
这是后人对论证的表述,并非逐字引自笛卡尔。回应者可以质疑:知识是否要求排除这类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否确实相关,或者认知主体是否真的不知道欺骗情境并未发生。乔治·爱德华·摩尔对日常知识的捍卫提供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替代立场,反对把怀疑论前提置于熟悉的日常命题之上。
缸中之脑
缸中之脑情境以一种产生人工感官输入的技术装置,取代了超自然的欺骗者。这两种情境都在追问:仅凭经验,能否区分普通世界与一个具有相应表象的欺骗性世界?
两者并不相同。缸中之脑的故事通常预设了一个物质性的大脑、机器以及某种外部环境。笛卡尔的怀疑则进一步涉及他是否拥有任何身体。
新恶魔问题
在当代认识论中,新恶魔问题关注的是:一个受骗者是否仍然能够拥有得到证成的信念。设想有一个认知主体,其经验和推理与一个正常、审慎的知觉者相似,但其表面上的知觉却是由欺骗者系统性地产生的。
这个例子挑战了某些形式的可靠主义,这些理论将证成与信念形成过程的实际可靠性联系起来。受骗主体的信念可能大多为假,但此人看起来却未必比未受骗的对应主体更不理性,或在认知上更不负责任。由此产生的争论区分了真、知识、证成以及在认知上无可责备这几种属性;原初的恶魔情境有助于表明,它们未必总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