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信念

信念是将某事视为事实或真实的态度,是哲学、心理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52 个关键词23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4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哲学命题真理认识论心灵哲学意向性意识知识信念

信念是认定某种情况属实或将其视为真的态度。相信正在下雨的人,会将世界表征为正在下雨的样子,无论实际上是否在下雨。在哲学中,信念通常被分析为对某个命题所持的态度:主体相信某种情况确实如此。这个词也有更广泛的用法,包括宗教信仰、对他人的信任,以及为实际生活提供指引的持久信念。

信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思想与真理、推理和行动联系起来。它是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的核心研究课题:前者探讨知识与理性证成,后者追问心理状态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心理学考察信念如何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科学则研究信念如何通过证言、制度和文化传播。这些研究区分了几个不同的问题:人们相信什么、相信的程度有多深、什么使其信念具有合理性,以及信念与想象、接受、信仰和知识有何区别。

信念的概念及其相近态度

在标准的哲学意义上,信念是一种命题态度,即其内容有真假之分的心理态度。相信一座桥是安全的,不同于希望它安全、担心它不安全,或想象它倒塌。同一对象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态度之中,但通常只有信念会将其内容呈现为事物实际的样子。这一特征将信念与意向性联系起来;意向性是指心理状态能够指向对象、事件和情境的能力。

信念并不要求确信无疑。一个人可能相信火车六点发车,同时也承认时刻表可能已经变动。信念也不要求当下有意识的关注。一个人在思考其他事情时,通常仍保有无数关于姓名、地理和日常惯例的信念。因此,哲学家区分了现时信念与持存信念或倾向性信念:前者是当下正在心中思量的信念,后者则持续存在,却不占据意识。是否每个持存信念都必须在记忆中得到明确表征,则是另一个问题。

信念也不同于知识。按照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知道某事属实就意味着相信它,但仅有信念并不足以构成知识。错误的信念不能构成知识,而一个真的信念也可能只是碰巧正确。埃德蒙德·盖梯尔于1963年提出的盖梯尔问题表明,即便是得到证成的真信念,也可能不足以构成知识:认知主体可能有充分理由得出某个结论,但该结论之所以为真,却是由于意料之外的巧合。

不信与悬置判断是不同的态度。不信门锁着,通常就是相信门没有锁。悬置判断则是对这两个命题都不作定论。仅仅缺乏某个信念,未必就意味着有意悬置判断:从未考虑过某个问题的人,可能对它根本没有任何态度。在评估认知主体究竟是持有自相矛盾的信念,还是仅仅尚未作出判断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信念还必须与出于实际目的的接受区分开来。律师可能为了论证而接受某个命题,却并不相信它;科学家也可能采用一个理想化模型,同时认为其中某些假设按字面理解是错误的。相信某个人,可能涉及信任,而不仅仅是相信关于此人的一些命题。宗教信仰同样可能包含忠诚、希望和实践。这些态度往往包含信念,但其完整性质并不总能还原为一组被视为真的命题。

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学对意见与知识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区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通常译为“意见”或“信念”的 doxa 与知识相对照,并将这一区分与他对变化中的可感事物及可理解对象的论述联系起来。在《泰阿泰德篇》中,知识的候选定义包括真判断以及附有说明的真判断,但这篇对话并未认可某个最终定义。这些讨论确立了一些经久不衰的问题,涉及正确意见与理解究竟有何不同。

亚里士多德将通过论证获得的科学理解与确定性较低的判断形式区分开来。在《后分析篇》中,科学理解涉及通过原因和原理作出解释,而不只是接受某个结论为真。斯多葛学派则围绕印象与同意提出了另一种分析。印象将某种情形呈现为事实;同意则意味着接受这一呈现。他们的理论将对同意的管理置于理性行动能力的核心,而古代怀疑论者则考察了悬置判断能否避免相互竞争的主张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中世纪的讨论将同意与理智上的证据及信仰联系起来。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同意的对象和依据,区分了理解、科学、意见与信仰。在他的理论中,信仰是理智在意志影响下作出的同意,其对象是神圣真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一切宗教信念归为缺乏依据的意见;这一理论属于一个神学框架,在其中,论证、启示、权威和自愿的承诺各有其作用。

近代早期的哲学家通过怀疑、知觉和证据来探究信念。勒内·笛卡尔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运用系统性怀疑,考察哪些判断能够经受住怀疑论的挑战。约翰·洛克在1689—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中认为,在无法获得知识的情况下,同意应以概然性为依据。大卫·休谟在1739—1740年的《人性论》中,以构想观念时所具有的力度或生动性来刻画信念。在他看来,习惯解释了为什么反复的经验会产生超出论证推理所能确立范围的预期。

19世纪和20世纪的争论拓宽了这一主题的研究范围。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1877年的《信念的确定》中,将信念与行动习惯联系起来,并将探究与怀疑带来的不安联系起来。威廉·詹姆斯考察了在缺乏决定性证据时,何种情况下仍可作出承诺。后来的分析哲学研究了信念报告、心理表征、概率,以及信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当代研究将这些问题与实验研究相结合,但对于信念究竟在根本上是一种内部表征、一种行为倾向,还是一种通过诠释识别出来的模式,仍存在分歧。

心理表征与信念的本质

一类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将信念视为内部表征。按照这种观点,相信雪是白的,就意味着处于一种以“雪是白的”为内容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未必类似于在内心说出的一句话,不过,有些理论确实提出了具有结构、类似语言的表征。心灵计算理论对推理的解释,部分在于依据这些表征的形式属性对其进行操作。由此,信念可以参与多种过程:从记忆中被提取出来,与其他信念相结合,或用于规划。

功能主义(心灵哲学)理论根据信念的因果角色或功能角色,而非某种特定的物质构成来界定信念。关于下雨的信念通常可能源于看见雨,与保持身体干燥的愿望相结合,并促使人带上雨伞。这一信念之所以是它自身,取决于它与知觉、其他心理状态及行为之间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因此,功能主义允许具有不同物理构成的存在者拥有信念,只要它们具备相关的组织结构。

倾向理论强调行动者倾向于做什么、说什么、作出什么推断,以及产生什么体验。相信冰面很滑,部分意味着具有在冰上小心行走、提醒他人,以及预期物体会在冰面上滑动的倾向。简单的行为主义解释面临困难,因为行为取决于多种信念与欲望的共同作用。一个人可能相信某个表面很危险,却仍为帮助别人而从上面走过。因此,更为精细的倾向理论着眼于不同情境中的行为模式,而非某一种可观察到的反应。

解释性进路探问信念归属何以具有根据。丹尼尔·丹尼特的意向立场主张,如果将一个系统视为具有信念和欲望有助于成功地预测和解释它,就可以采取这种看待方式。唐纳德·戴维森则将信念归属与言语解释以及对相当程度的理性融贯性的识别联系起来。这些进路并非简单地认为,每一种有用的描述都揭示了某个内在语句。它们考察的是心理状态归属、可理解的行为与解释者所采用的标准之间的关系。

实在论与消除论对日常心理学范畴的地位持有不同看法。实在论者认为,信念是真实存在的状态或属性,科学解释应当将其纳入其中。消除论者则认为,日常心理话语中的某些范畴,最终可能被一种截然不同的神经科学所取代。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信念虽然真实存在,却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或者只是一种近似刻画,或者只在某个特定的解释层次上有用。

这些分歧也影响着信念的边界。婴儿和非人类动物虽然不具备语言,却可以表现出似乎怀有预期的行为。人工系统能够储存信息,并将其用于规划。这些情况是否构成信念,部分取决于信念是否要求语言表达、有意识的认可、表征结构,还是只需具备某种能恰当响应信息的活动模式。没有任何单一的行为测试能够解决所有这些理论问题。

内容、指称与信念报告

信念理论不仅必须解释何谓持有信念,还必须解释信念的内容是什么。两个人可能都相信“银行就在附近”,却指的是不同的银行。反过来,不同的句子也可能表达同一个信念。语言哲学研究语言意义、指称和语境如何帮助确定“米拉相信火车已经开走了”这类陈述所归属的信念内容。

信念报告给通常的替换原则带来了困难。“昏星”和“晨星”都指金星,但不知道二者是同一天体的人,可能相信昏星在傍晚出现,却不相信以“晨星”这一名称表述的相应说法。因此,将一个表达式替换为另一个指称相同的表达式,可能改变信念报告的真假。戈特洛布·弗雷格通过区分涵义与指称来处理相关问题:即使指称相同,对象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呈现方式被把握。

另一个区分涉及从言信念(de dicto)与从物信念(de re)。一个人可能笼统地相信,某场比赛的获胜者很有才华,心中却并没有想到任何具体的人。另一种情况是,这个人可能相信某位特定参赛者很有才华,却不知道她赢得了比赛。第一种归属涉及一个描述性命题;第二种则指明了信念所针对的对象。量化、同一性以及描述语的辖域,使得对这一区分的形式化处理颇为困难。

外在主义理论认为,某些信念的内容部分取决于信念持有者所处的环境。希拉里·普特南在1975年提出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有一种液体,表面上与水相似,化学组成却不同。这个例子挑战了这样一种观点:相同的内部状态必定总是决定相同的内容。泰勒·伯奇将外在主义论证扩展到社会环境,考察说话者对某个词语的理解虽然不完整,却仍能如何以语言共同体为依托。

涉及自我的信念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约翰·佩里在1979年对“本质性索引词”的讨论中,描述了一位购物者:他沿着洒落的糖粒一路寻找,最终意识到,把糖撒得到处都是的正是他自己。知道某位购物者是始作俑者,与相信“我就是始作俑者”,在实践上的意义并不相同。这类案例表明,用非人称的描述替代自我定位内容或第一人称内容,并不总能保留其重要的解释作用。

这些问题对形式模型构成了约束。将一个命题表示为一组可能世界,可以刻画该命题为真与为假的各种情形之间的区别。然而,这样一来,必然等价的命题就会得到相同的表示,即使某个主体理解其中一个,却不理解另一个。更精细的理论则运用结构化内容或呈现方式,来表示那些对实际信念持有者而言重要的差异。

真理、证据与证成

评估信念时,必须区分几个不同的维度。真理关乎信念的内容是否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认识论证成关乎信念是否得到恰当的支持,或是否以负责任的方式被持有。知识则有进一步的要求。在证据具有误导性的情况下,错误的信念也可能是合理的;而真实的信念也可能来自猜测或一厢情愿的想法。因此,仅仅评估结果,不同于评估主体所掌握的证据状况或所采用的方法。

证据主义进路将得到证成的信念与证据联系起来。知觉、记忆、证言和推理都是常见的证据来源,尽管不同理论对它们的根本地位存在分歧。证据可以支持一个命题,却不一定能证明它。看到街道湿了,可能支持下过雨这一信念,但街道清洗也能提供另一种解释。演绎推理在前提为真且形式有效时能够保真;归纳推理和溯因推理则使结论超出前提在演绎意义上所蕴涵的范围。

证成的结构引出了认识论回溯问题。如果每一个得到证成的信念都必须由另一个得到证成的信念来支持,那么这条支持链似乎要么无限延续,要么形成循环,要么在某处终止。基础主义允许某些信念具有非推理性的证成。融贯论则认为,证成存在于一个足够融贯、其中各信念相互支持的系统之中。无限主义进路主张,理由链可以无限延伸。这些立场的分歧不仅在于推理何处终止,还在于是什么使支持具有认识论上的效力。

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理论的分歧在于,证成是否完全取决于信念持有者从自身视角能够获取的因素。可靠主义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外在主义进路,它强调信念是否由可靠的过程产生。在适当条件下,普通的视觉知觉就可能产生得到证成的信念,而无须知觉者掌握一套论证来证明其可靠性。内在主义者反驳说,认识论评价必须赋予主体能够获取的理由更核心的地位。德性认识论则着重强调认智能力与品质,例如知觉能力、审慎探究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回应能力。

击败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起初合理的信念后来可能失去支持。反驳型击败因素提供理由,使人认为所相信的命题是假的。削弱型击败因素则质疑证据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得知某个物体被漆成了蓝色,可能反驳它是红色的这一信念;得知房间里照着红光,则可能削弱以物体看起来呈红色为依据的做法,却并不能确定它的实际颜色。

信念似乎以真理为导向,这促使哲学家追问:真理是否是信念的构成性目标或规范?按照某些观点,一种状态只有在其内容为真时能够被评判为正确,才算得上是信念。另一些观点则通过准确表征环境所具有的生物、实践或社会功能来解释同一现象。这两类进路都不意味着人们总是有意识地追求真理,也不意味着有用的信念必然为真。

信念程度与形式模型

日常语言既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谈论信念,也承认信念有程度之别。一个人相信会议定于周二举行,但对此事的确信程度可能高于对天气预报的确信程度。形式认识论区分了全然相信与置信度;后者指确信的程度,通常用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数值表示。对一个命题的置信度为 0.8,并不一定意味着主体统计了十个案例,其中八个支持该命题;它表达的是某个特定模型中的确信水平。

概率论进路施加了源自概率论的融贯性约束。对于命题 pp、其否定 ¬p\neg p 以及置信度函数 PP,一项标准要求是

P(¬p)=1−P(p).P(\neg p)=1-P(p).

更一般地,赋予互斥选项的概率必须满足相应的加法规则。支持这些要求的论证有多种,包括诉诸下注倾向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度量的论证。荷兰赌论证表明,某些不融贯的下注承诺结合起来,会使下注者必然蒙受损失。这一论证的意义取决于有关偏好、赌注,以及确信程度与下注行为之间联系的假设。

贝叶斯认识论将概率融贯性与学习规则结合起来。当证据 EE 的概率大于零时,贝叶斯定理给出

P(H∣E)=P(E∣H)P(H)P(E),P(H\mid E)=\frac{P(E\mid H)P(H)}{P(E)},

其中,HH 是一个假说。后验概率既取决于假说为真时该证据出现的可能性,也取决于先验概率。某项证据即便与假说相容,如果无论该假说是否为真,这项证据都很常见,那么它对假说的支持也可能很有限。这说明了替代解释和基础率的重要性。

不能简单地将全然相信等同于确信程度超过某个固定阈值。与亨利·凯伯格 1961 年的研究相关的彩票悖论说明了这一难题。在一场规模庞大、恰好只有一张中奖彩票的公平抽奖中,每张彩票都极有可能不中奖。如果高概率足以构成信念,那么主体可能对每张彩票都相信它不会中奖,同时又相信会有某张彩票中奖。将这些单独看来合理的信念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不一致。对此的回应包括修正阈值理论、限制信念的合取,或更严格地区分非此即彼的信念与概率性的确信程度。

逻辑进路则对不同的特征进行建模。认知逻辑及相关的信念逻辑使用 BapB_a p 这样的算子,读作“主体 aa 相信 pp”。标准的理想化系统通常会让主体相信其信念的每一个逻辑推论。这便产生了逻辑全知问题:现实中的人并不知道哪怕是初等算术假设的全部推论。有限推理模型、觉察模型,以及区分显性信念与隐性信念的模型,试图在不放弃形式分析的前提下表征这些局限。

形成、修正与抗拒改变

信念通过多种途径形成。知觉提供有关当下环境的信息;记忆保存并重构先前的信息;他人的证言使人得以了解直接经验之外的事物;推理则将已有的认定结合起来,得出新的结论。这些来源相互作用。例如,识别一只鸟既依赖当前的视觉信息,也依赖习得的类别和背景预期。因此,信念的形成通常并非先收集未经解释的感觉材料,再赋予其意义的线性过程。

理性的改变可以是增添一个新信念、撤回一个旧信念,也可以是重组更大范围的信念网络。信念修正理论对这些操作进行了形式化。卡洛斯·阿尔丘龙、彼得·盖登福斯和戴维·梅金森于1985年提出的AGM框架区分了扩张、收缩和修正。扩张是加入信息,而不处理不一致问题;收缩是撤回某项认定;修正则是在纳入新信息的同时,必要时恢复一致性。该框架的公设描述的是理想约束,而非对人们实际如何思考的完整心理学解释。

核心困难在于,与既有信念冲突的证据很少能唯一确定应当如何调整信念。如果某项预测未能实现,研究者可以否定主要假说、某项辅助假设、某项测量断言,或同时否定其中几项。确证整体论强调,各项断言通常是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接受证据检验的。因此,理性的修正取决于解释范围、独立支持,以及放弃其他认定所需付出的代价等考量。仅仅保留尽可能多的语句,并不总是衡量最小改变的最佳标准。

心理学研究发现了妨碍修正的系统性因素。确认偏误包括以有利于既有预期的方式搜寻、解释或记忆信息的倾向。在彼得·沃森1960年的规则发现实验中,参与者往往检验与自己当前假说相符的例子,而不是能够将该假说与其他可能假说区分开来的例子。当某个结论最初的证据基础已被推翻,却仍继续影响判断时,就可能出现信念固着。这些效应会随任务、激励、背景知识和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而变化。

利昂·费斯廷格于1957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考察了认知不相容所带来的不适,以及人们减轻这种不适的过程。修正信念是一种可能的应对方式,但重新解释、选择性注意,以及改变对冲突重要性的看法,也都是可能的应对方式。动机性推理同样关注期望得到的结论对信息加工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坚定持有的信念都是非理性的,也不意味着每一次分歧都源于动机的影响。

抗拒改变有时是合理的。单次反常观测未必足以推翻一个得到充分支持的理论,尤其是在仪器可能出错的情况下。从认识论上说,问题在于,这种抗拒是否仍会随着证据相对质量的变化而调整。因此,坚定持守与乐于接受纠正并非简单的对立面:只要二者与现有支持的强度和独立性保持恰当关系,都能促进探究。

心理发展与信念归因

理解信念,也包括理解他人对世界的表征可能有误。心理理论研究探讨的正是这种将信念、欲望、意图及相关状态归于他人的能力。错误信念任务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将观察者所知道的情况与另一行动者有理由认为的情况区分开来。如果儿童仅根据物体的实际位置来预测他人的行为,就尚未表现出作出这种区分所需的能力。

海因茨·维默与约瑟夫·佩纳于1983年开展的研究推动了意外转移范式的确立。在这类任务中,一个人物把物体留在某处;在其离开期间,另一个人移动了物体;随后,研究者询问参与者,这个人物会去哪里寻找物体。西蒙·巴伦-科恩、艾伦·莱斯利和乌塔·弗里思于1985年开展的研究采用了广为人知的“萨莉—安妮”版本。在许多要求明确口头作答的任务中,儿童的表现会在学龄前阶段发生显著变化,到四至五岁左右,正确作答已较为常见。具体表现取决于语言、记忆、执行功能方面的要求以及任务设计。

一些采用注视时间、预期性注视或助人行为的研究,被解读为儿童更早便能察觉他人错误信念的证据。这些解读仍存在争议。任务表现可能反映的是真正的信念追踪能力、习得的行为规律、对他人能否感知相关信息的敏感性,或这些能力的组合。由于研究结果难以重复,且内隐与外显测量之间存在差异,不能简单断言所有此类任务都以相同方式测量同一种潜在能力。

成年人的信念归因也并非总是准确。在判断他人知道什么时,人们可能难以撇开自己掌握的信息。事后回顾会让已经发生的结果显得比事前更容易预测。对话语境使情况更加复杂:一句断言可能表达的是信念、猜测、反讽、礼貌,或出于策略的表态。因此,可靠的信念归因不能仅靠孤立地解读一句话。

信念通常无法通过单一的直接测量工具来衡量。研究者会使用口头报告、选择、信心评分、反应时间、信息搜寻及其他行为指标。每种测量方式都有局限。报告可能受到记忆和社会期望的影响;选择也取决于偏好和约束条件。自动联想测量可能揭示出与明确认同不一致的模式,但这种差异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具有某种确定的、隐藏的命题信念。

神经科学研究考察参与心智化、证据评估、记忆和决策的系统。这些活动涉及分布式的加工过程,而不是由某个已知的单一区域专门负责信念本身。信念这一哲学范畴涵盖多种内容与功能,从即时的知觉判断到抽象的确信,不一而足。神经科学发现可以为相关过程的理论提供约束,但无法独立判定信念应当依据表征、倾向还是功能来定义。

证言、制度与宗教承诺

关于历史、科学和遥远事件的大多数信念都依赖他人。社会认识论研究这种依赖在什么条件下有助于知识的形成,又会在什么条件下损害知识。证言包括日常交谈、教学、记录、新闻报道和专家交流。一个核心问题是:接受证言,是否需要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掌握独立证据,证明说话者可靠;还是说,证言本身就能赋予人初步相信它的资格,只是在出现怀疑理由时,这种资格可以被推翻。

专业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来认知劳动的分工。非专业人士或许无法重现专家结论背后的推理过程,却仍有充分理由信赖该结论。相关考量包括专家的能力、获取证据的条件、在特定领域的既往表现,以及与其他合格研究者的关系。制度程序也很重要。在科学中,同行批评、透明的方法以及可复现性,都有助于使主张不再仅凭某个人的权威得到认可,而是能够接受更广泛的评估。但这些程序都无法彻底杜绝错误。

表面上的一致必须与独立验证区分开来。十份重复同一个原始主张的报告,所提供的支持并不等同于十项独立调查。传播网络可能放大这一问题,使单一来源看起来得到了多个不同来源的认可。反过来,专家之间真正趋于一致,也可能是广泛核查的结果,而非从众。因此,评估一个共同体的信念,需要关注信息如何流传,而不能仅仅计算有多少人在重复某个结论。

集体信念引出了另一组问题。委员会、公司或法院可能正式认可某个命题,即使并非每位成员都在个人层面上相信它。汇总个人判断的程序也可能产生不一致的结果。在一个简单的例子中,两个前提可能分别获得多数支持,但它们的逻辑推论却被另一多数否决,因为支持各个前提的成员并不相同。哲学家会区分集体接受、经制度授权作出的承诺,以及更强的主张——群体本身具有心理状态。

宗教信念与这些社会过程有所重叠,但不能完全用这些过程来解释。宗教传统通过文本、仪式、证言和制度传承教义,个人也会援引经验、论证和个人承诺作为依据。宗教哲学考察这些依据的认识论地位,以及信念与信仰的关系。在某些传统中,对正统的强调使赞同教义占据突出地位;在另一些传统中,实践、经过训练的专注,或对共同体的归属,可能对宗教身份更为关键。每种传统内部也存在差异。

不同宗教之间的分歧引出了有关证据、解释,以及意识到他人真诚且知情地持有异议有何意义的问题。政治和道德分歧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仅仅存在分歧,并不能证明所有立场都得到同等充分的支持;但当认知主体评估自身的方法、获取信息的条件和犯错的可能性时,分歧的存在可能成为相关证据。

能动性、责任与信念伦理

信念伦理探问信念是否受到义务、许可或某种责任的约束。这一问题不同于依据某种信念采取的行动是否正当。一个人即使持有缺乏正当依据的信念,也可能谨慎行事;也可能依据通过合理探究形成的信念,做出有害的行为。因此,哲学家区分了认识论评价与道德和实践评价:前者关注真理与依据,后者关注利益、义务和后果。

威廉·金 Clifford(William Kingdon Clifford)与威廉·詹姆斯之间曾就此展开一场经典争论。克利福德在1877年的《信念的伦理》中主张,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相信某事是错误的,并强调了轻率盲信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詹姆斯则在1896年的《信仰的意志》中主张,当理智上的理由无法决定如何选择时,面对某些切实可行、不得不选且意义重大的选项,作出信念上的承诺是可以允许的。他的论证并非普遍准许人们接受任何令人宽慰的命题,而是针对这样一些情况:暂不作出承诺本身就可能使人错失某种潜在的益处。

直接凭意志控制信念似乎存在限度,这使责任问题变得复杂。一个人看着一只空杯子时,通常无法仅凭意志就决定相信杯子是满的。这对强版本的信念意志论构成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信念受意志控制。不过,人们可以通过选择探究什么、向谁请教,以及多么仔细地审视反对意见,间接影响自己的信念。因此,关于责任的理论区分了对最终形成的态度的控制与对探究行为的控制。

自我欺骗是一个尤其棘手的案例。一个人可能通过回避不愿接受的证据,或选择性地解读含糊的信息,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确信。有一种简单模型认为,当事人一方面知道某个命题是假的,另一方面又故意让自己相信它,但这种模型会引发有关意识分裂和意图的难题。其他解释则将自我欺骗归因于受动机驱动而产生偏差的过程;这些过程未必涉及有意识地谋划如何获得错误信念。

一些哲学家认为,实践或道德上的利害关系会影响信念或知识的认识论标准。按照这些观点,如果错误会造成严重后果,就可能需要更充分的依据。另一些哲学家则坚持认为,利害关系改变的是采取何种行动才算合理,而不会改变证据所支持的内容。这场争论部分取决于:确定地相信某事是否本就具有指导行动的作用,还是说,实践决策应当转而取决于程度不一的确信、可能的结果以及犯错的代价。

乔治·爱德华·摩尔指出了一个与第一人称信念承诺有关的难题:说话者声称正在下雨,却又表示自己并不相信正在下雨,这样的话可以描述一种逻辑上可能的情形,但以现在时态真诚地作出这种断言时,却显得不妥。摩尔悖论表明,作出断言与将自己呈现为相信所断言的内容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如何解释这种联系,仍与自我知识、理性融贯性以及规范公开表达的理论密切相关。